二戰反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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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二戰反思錄（深度好文，強烈推薦）aabbuut1968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糟糕透頂的戰爭，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三個野心勃勃的國家遭到了徹底的破產，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蘇聯與民主國家的典範——美國——之間的冷戰。這場較量長達半個世紀之久，最終以民主國家的勝利而告終。可以說，冷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延續，但二戰徹底消滅了大國們進行新的世界大戰的信心與決心，確保了世界迄今為止的相對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次現代化的傳統戰爭。以德國為首的法西斯國家企圖用現代化的手段獲得傳統的資源（石油），以便在世界格局中佔據有利的地位。但其期望值明顯超出了自身的實力，以至於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失敗之後，德國的戰術勝利再也無法上升為戰略上的主動，不得不一直被動到柏林戰役，並隨之徹底毀滅。納粹德國是怎樣滅亡的？這是個問題。1941年德國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也是繼美國之後第二強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綜合軍事實力超過美國（美國在二戰前的軍備薄弱到開玩笑的地步——連他們的鋼盔都是從英國進口的），其文明程度超過俄國。納粹何以在4年之內沒有內亂的情況下迅速崩潰？傳統的說法認為：希特勒發動對俄國的戰爭導致德國的失敗。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一、入侵蘇聯的抉擇1941年的蘇聯擁有名義上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更重要的是，蘇聯是一個富有侵略性的國家。在斯大林統治下，這個國家與世界文明的潮流格格不入，導致「俄羅斯無法以常理揣度」。1936年，蘇聯的大清洗以「圖哈切夫斯基叛國案」而升溫，斯大林藉機牢牢地控制了蘇聯軍隊。1940年，斯大林發動了臭名昭著的入侵芬蘭的戰爭，其同樣臭名昭著的軍隊在弱小的芬蘭面前打了一場極不光彩的、損失慘重的戰爭，使蘇聯紅軍成為全世界的笑柄。但在這場戰爭中，蘇聯充分體現了它的個性：慘無人道、粗暴無理、不計代價和貪得無厭。在這場戰爭的同時，蘇聯入侵了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以及羅馬尼亞的德涅斯特河地區。侵略的利齒並沒有因為碰到了芬蘭這樣一塊硬骨頭而有所收斂。這樣的一個國家，其存在便是任何人無法忽略的危險。作為同道中人，德國非常明白這一點。實際上，早在1940年朱可夫便提出了入侵德國的設想，而入侵德國無疑是斯大林戰略設想的基礎和頂峰。與蘇聯相比，德國在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間恰恰是最危險的時刻。雖然德國在歐洲大陸上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但是這些勝利因為英國的頑抗而大打折扣。德國仍然是一個四面受敵的國家，其重要的戰略資源——石油——得不到相應的保障。德國在歐洲的勢力也遠遠沒有想像的那麼大：在西北方向，德國的出海口被英國牢牢封鎖住。在南端，西班牙因為忌憚英國而舉棋不定（佛朗哥在二戰中的外交政策被公認為是最為得當的。正因為如此，其政權延續到二戰以後並得到善終）；義大利的無能導致麻煩不斷。義大利政權在名譽掃地之前與其說是德國的盟國，倒不如說是一個搗蛋鬼，除了闖禍以外沒有別的作為（德國某位將軍的名言是：如果義大利是你的敵人，你可以派5個師去擊敗它；如果義大利保持中立，你得派10個師去監視它；如果義大利是你的盟友，那麼你需要派20個師去幫助它）。在東南方向，羅馬尼亞與德國脆弱的關係由於後者沒能有效抑制蘇聯的侵略而進一步惡化。而橫亘其中的匈牙利則與羅馬尼亞久有世仇，兩個小兄弟面前，德國難以做主任何一方。在南斯拉夫，反德情緒導致其政權不穩；在希臘，由於義大利的愚蠢入侵和無能表現，它已經徹底與法西斯國家決裂；在東方，蘇聯是一個跌跌撞撞的巨人，隨時可能闖進歐洲，把一切砸爛；在東北方向，芬蘭對德國在蘇芬戰爭中無所作為感到寒心，其領袖曼納海姆倡導的是民主體制，認為德國與蘇聯是一丘之貉，因此心存戒備。可以說，德國1940年6月在歐洲的勝利是基於與蘇聯1939年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而取得的。這個條約並非是免費的，德國為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也付出了重大的代價：除了贏得蘇聯的友誼以外，幾乎失去了所有國家的信任。而「蘇聯的友誼」除了字面上的宣傳意義以外，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因為這個國家即便知道「背信棄義」的害處，那麼這個時期也早就過去了。事實證明，蘇聯與德國一樣是一個露骨的侵略國家。如果德國不在1941年發動侵蘇戰爭，那麼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將如同蘇聯、日本一樣徹底破產，其經濟命脈——羅馬尼亞的石油——也將最終失去：不是被蘇聯奪走，就是被羅馬尼亞的反蘇勢力所要挾，而德國作為現代化國家，失去石油將意味著毀滅。從軍事角度來講，德國在西線已經毫無作為，其薄弱的海軍力量不是英國的對手，尤其是德國空軍被證明難以戰勝英國皇家空軍以後。希特勒明白，即便佔領英國，其政府也會逃到加拿大繼續作戰。海路仍然會被英國封鎖，德國佔領英國就如同得到法國、比利時、丹麥、荷蘭一樣，得到的都是對德國來說毫無互補性的國家，其戰略意義甚至不如一個貧困落後但石油充沛的羅馬尼亞。因此，德國軍隊在1941年沖向東方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二、入侵蘇聯以後的抉擇德國入侵蘇聯後，希特勒其實在進行兩場戰爭，一場是對俄國人的，一場是對德國的將軍們的。從1941年6月到10月，後一場戰爭甚至更激烈。德國的將帥都是軍事上的出類拔萃之輩，但除了軍事以外幾乎一竅不通。也許正因為如此，這些將軍頑固不化，死硬到底，與希特勒矛盾百出。例如，他們不明白為什麼希特勒要在蘇聯中部取得重大勝利後不繼續向莫斯科前進，卻反而南下攻克基輔。希特勒早已經意識到德國與蘇聯的戰爭將演化為總體戰，即國家整體實力間的較量，因此對烏克蘭垂涎三尺。但德國的將軍們對攻克敵人的首都更感興趣，其思維還停留在拿破崙時期。實際上，拿破崙雖攻克了莫斯科，但仍然遭到了失敗。而希特勒發動的基輔戰役則成就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合圍殲滅戰（消滅一個方面軍，俘虜66萬人），從而使德國在整個二戰中第一次（也是短暫的、僅有的一次）在戰略方向上取得了微弱的數量優勢，但這一優勢卻在莫斯科的漫漫長路上、在俄羅斯泥濘的緩慢爬行中逐步喪失。在隨後對莫斯科的戰鬥中，希特勒與其說打輸了一次戰鬥，不如說輸掉了一次賭博。可以說德軍在莫斯科城下的表現，除了運氣稍差以外，基本上是可圈可點的。從莫斯科戰役後半程（1941年12月7日以後）來看，德國在給紅軍造成了巨大的傷亡後，仍然在惡劣的環境下、在遭到意料之外的打擊後，能夠成建制地保存了下來，使紅軍的第一次戰略反擊遭到了徹底的失敗，為1942年的成功反擊打下了基礎。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激烈的一年。德國在這一年裡最接近成功，但在成功的一剎那卻耗盡了體力。在這一年裡，德國不斷打勝仗，但卻再也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德軍擊敗了紅軍所有對其的挑戰，導致紅軍在1942年下半年德軍到達斯大林格勒以前放棄了所有向德國人的挑戰，使德軍再也沒有殲滅其有生力量的機會，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局部勝利。在這些勝利中，德軍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戰果（雖佔領大片領土，但同時也拉長了補給線），耗費了大量精力，最重要的是，德軍失去了對紅軍主力的判斷，進而產生了錯覺，將蘇聯視為一個即將崩潰的國家。這一判斷可以說是有道理的，但遠遠沒有那麼樂觀。紅軍素質低劣的部隊不足以對德國主力形成壓力，但仍然可以挑戰其主力的一部分（比如斯大林格勒城下的第六集團軍，俄國人後來真的做到了這一點）。1942年7月以後，德國在斯大林格勒地區與蘇聯的博弈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關鍵的時刻。兩種勢力在這一瞬間都達到了臨界點，德國人此時並非沒有獲勝的資本，勝利的天平即將向德國傾斜——德國人只要能佔領斯大林格勒，就可以贏得東線戰場，從而徹底顛覆蘇聯的數量優勢，反法西斯戰爭中最重的籌碼僅在於此。但是在這種關鍵時刻，德國人卻沒有意識到其重要性，他們本以為這樣的時刻早在1941年和1942年上半年就達到了，現在僅僅是收尾罷了。於是他們將兵力一分為二，保盧斯的第六集團軍攻打斯大林格勒，克萊斯特的坦克集團軍長驅直入高加索，急迫地想取得蘇聯油田，彌補自身日益告窘的油庫。在這一時刻，德國的「先天不足」——貧油——終於導致了最大的戰略敗筆——分散兵力。其惡果就是斯大林格勒的德軍在距離勝利僅僅幾百米的地方停了下來，而高加索的德軍一路如入無人之境，但除了佔領荒郊野嶺之外，強大的火力卻無處可施，最終由於缺油困在了蘇聯的油田之外。在1943年，德軍已經毫無勝利的希望。蘇聯曾經大肆吹噓的，完全不依靠天氣取勝的庫爾斯克坦克戰（1943年7月）的勝利，現在已經被證明是一場蘇軍以6倍於德軍的巨大損失贏得的殘酷的消耗戰。而從1941年底開始，美國用租借法案援助給蘇聯的物資可以使紅軍毫不在乎自身的損失，其任何消耗都可以實報實銷。三、德國失敗的根源由此可以看出，德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始就在進行一場與其自身實力毫不相稱的戰爭。為了應付這種差距，德國人決心依靠科技與組織的優勢，同樣進行一場不對稱的戰爭，即：閃電戰，並幾乎取得成功。在蘇聯戰場出現以後（包括美國參戰），德國的不對稱劣勢更為明顯，但德國依靠不對稱戰爭所取得的勝利則同樣耀眼，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種不對稱。但在1942年，斯大林開始放棄與德軍的正面交鋒，使德國沒有消除不對稱的機會。加之斯大林格勒殘酷的消耗戰與包圍戰，德國的一個精銳集團軍被毫不留情的成建制消滅。德國從此再也不具備拉回比分的資本，只能以兩敗俱傷的形式苦苦支撐。而這「兩敗」對德國的害處無疑更大，更糟糕的是，蘇聯紅軍在殘酷戰爭中的不斷失敗，反而鍛造了一支經驗豐富的作戰隊伍，以至於在二戰結束時，蘇聯紅軍已經在質量上全面超越德軍。最明顯的例子是在1944年羅馬尼亞戰場，德蘇傷亡比創紀錄地達到了10：1（當然，這裡有一些另外的因素。在那場戰爭中，羅馬尼亞人突然背叛了德國人）。而在匈牙利，德國響噹噹的精銳部隊，駕駛著世界上最先進的坦克，卻沒有在蘇聯二流部隊上討得半點便宜。雖然此後在波蘭，德國精銳部隊仍然依靠過人的素質頑強地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它們對大局再也不能發揮作用了。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這麼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打輸了一場本應該輸掉但卻差點取勝的戰爭。究其根源，在於德國沒有能夠自始至終通過不對稱的戰爭彌補其不對稱的劣勢。德國的失敗，在於沒有迅速擊敗蘇聯。而蘇聯之所以沒有被擊敗，在於它能夠在1941年和1942年堅持下來，歸根結底，在於1941年蘇聯沒有在莫斯科崩潰。應該考慮一下這一種有趣的思路，即：蘇聯能夠堅守莫斯科，零下52度的低溫是不應該被忽略的。德國如果能在5月份入侵蘇聯，這一災難完全是可以抵禦的。為什麼德國在5月沒有發動進攻呢？1941年5月，德國侵蘇的主力還遠遠沒有到位，因為在那一時刻，德國發動了對南斯拉夫和希臘的戰爭。在這段寶貴的時間內，德軍迅速征服了這兩個山國，卻沒有因此得到任何實質性的實惠。德國對南斯拉夫和希臘的入侵，其根源在於義大利莽撞地入侵希臘。而在希臘，一個法西斯國家（義大利）竟然被這個小國輕易擊敗，在國際上使法西斯國家名譽掃地，英國抓住機會，對希臘進行了軍事支援。希特勒不能允許英國再次踏上歐洲的領土，盛怒之下意欲援助盟友。此時南斯拉夫又發生反德政變，親英國王攝政，導致德國推遲侵蘇戰爭的時間表，以消滅這兩個不老實的山國。由此可以推斷：正是1940年義大利對希臘的入侵，導致了德國的最終失敗。這樣的結論雖然有些聳人聽聞，但是除去邏輯上的因果關係外，從整個戰爭形勢來看，義大利的行為，正是德國喪失繼續不對稱戰爭特性的肇始。入侵巴爾幹的戰鬥，一方面間接致使德軍的不對稱戰爭不得不在俄羅斯的冰天雪地中難以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德國的不對稱形勢因此變得更加明顯：西班牙由於義大利的失敗更加堅定地奉行中立路線，不願意協助德意攻打直布羅陀，令英國在地中海和北非生存了下來，進而繼續在北非耗費德國人有限的兵力（隆美爾大名鼎鼎的「非洲軍團」——其實只有3個德國主力師，尚不及一個德國東線集團軍群的零頭），並最終消滅了他們。德國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領域可以說獨具慧眼，險些成為最大的贏家。但是對於這個國家而言，它的每次賭博都必須要贏，輸掉一次便足以致命。它的對手則要寬鬆得多，德國好比拿破崙，打贏了50場戰役，卻輸掉了最後一場。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損失了33萬德軍（其中9萬被俘）便由勝轉衰。但在明斯克，斯大林損失了30萬，在基輔損失了66萬，在布良斯克損失了60萬，在哈爾科夫和塞瓦斯托波爾損失了50萬，但這些失敗對於斯大林則無關痛癢，因為在損失這些部隊的同時，蘇聯贏得了時間。在這些時間裡，天氣可以變冷、美援在源源送到（美援之多甚至到了這樣一個地步：二戰中後期大部分蘇聯卡車都是美國製造的）、工廠在搬遷、西伯利亞的工業基地在興建、國內大量男性青年正在轉化為戰鬥力，而德國的戰略石油儲備則在一天天的減少（到44、45年，德國的飛行員由於沒有汽油而得不到訓練，大量坦克由於缺油在撤退時不得不白白丟掉——這些德國坦克是當時世界上最恐怖的地面兵器）。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最關鍵的時間——1941年5月，斯大林完全可以為這一個月多付出100萬人的代價，希特勒卻不得不搭在南斯拉夫和希臘身上（這還不包括在希臘的克里特島賠掉了一個精銳傘兵師。斯大林格勒的殘垣斷壁間，一個以近戰見長的傘兵師能夠發揮多麼大的作用！在1944年的義大利，德國傘兵在類似於斯大林格勒的環境下狠狠的教訓了英美聯軍），而原因僅僅是為義大利撐腰，這筆帳無疑是德國一系列失算的開始。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科技含量從軸心國的角度來說，日本與義大利在戰爭科技方面幾乎毫無建樹。而對於德國而言，它幾乎壟斷了二戰中所有科技創新的層面。由於德國發達的工業體系與科學發展程度，在二戰中，德國人在各個科技領域成功的取得了飛躍性的突破，主要體現在：光學技術、導航技術、火炮技術、火箭技術、飛行動力學、化學等。在盟國方面，美國憑藉著強大的國力奮起直追，在各個科技領域取得了同樣突出的成績，尤其是在原子物理方面，以較大的優勢超越了德國，並最終以原子武器結束了太平洋戰爭。與傳統的認識不同，德國在二戰前期及中期猖狂無忌的時候，其科技優勢卻並不明顯。以1941年來說，德國最先進的4號坦克僅僅是裝備76mm榴彈炮的中型坦克。而蘇聯在當時已經列裝了配備76mm反坦克炮的T-34/76型中型坦克與KV1型重型坦克，在坦克戰中完全有可能取得優勢。在空軍方面，德國BF109戰鬥機與英國「噴火」戰鬥機不相上下，儘管在一些性能方面仍佔劣勢，而英國在四引擎戰略轟炸機領域則全面超越德國。直到1943-1944年，德國武裝力量在各個方面均取得了空前的進展：MG-42通用機槍、MPG44突擊步槍、「鐵拳」反坦克火箭、「虎」、「豹」式坦克、FW190戰鬥機、ME262噴氣式戰鬥機、ME163火箭動力戰鬥機、V1巡航導彈、V2彈道導彈、紅外線夜視儀、XXI型潛艇...這些革命性的武器紛紛粉墨登場，給德國的敵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但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德國的技術優勢卻並沒有化為戰爭優勢，雖然德國軍工人員在戰爭科技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革命性的成功。但設計出來的武器要麼沒有轉化為戰鬥力——它們還在圖紙上，要麼就是被淹沒在敵人數量的海洋中。有人預測過，如果戰爭延續到1946年，那時的戰爭將會是另外一個樣子：蘇聯的坦克群將在德國的反坦克導彈前變成廢鐵。盟軍牢牢控制的制空權將會被如ME262戰鬥機這樣的噴氣時代的革命性戰鬥機奪回。在那個時刻，德國人早已經掌握了地空導彈技術，美國的轟炸機群將成為靶子。而在海洋深處，XXI型潛艇將大行其道，把盟軍的艦船送入海底。在這一切都變得對德國越來越有利的時候，德國的V1、V2導彈將頻繁襲擊敵人的港口、城市，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這種場景無疑非常可怕，而且並非聳人聽聞：1945年5月4日，德國XXI型潛艇U2511潛入了英國艦隊隊列，英國巡洋艦「諾福克」號已經被套入了德國艇長的瞄準鏡。最終拯救「諾福克」號巡洋艦的並不是英國的反潛技術——對於XXI型潛艇來說，這種技術並不足懼——而是幾個小時之前的停火協議，這次行動是XXI型潛艇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出航，假如戰爭再延續幾個小時，德國的新式武器就將發揮作用。不過，即便有這樣的例子，這種假設也很難真的變為現實。事實是無法改變的，德國五花八門、變幻莫測的新式武器註定不可能在其灰飛煙滅前大量投入使用並扭轉乾坤，因為：（一）這些武器無法改變一個現狀——德國是貧油國家，失去了石油便失去了一切，德軍在二戰末期是各主要交戰國軍隊中機械化程度最低的，因為德國的油路已經被切斷，德軍已經成為無足之師，不可能再進行戰略反擊。（二）新式武器同樣無法改變的是，德國已經耗盡了戰爭的血液——士兵。1945年，德國老兵已經不復存在。在美國，一個王牌飛行員在擊落了一定數量的敵機後便會成為飛行教官，不在一線拚命。而德國恰恰相反，這些王牌飛行員不得不一天到晚的飛行，在取得了天文數字般的戰績同時，他們也相繼成為獵物。而那些菜鳥飛行員卻再也得不到空戰英雄們的言傳身教。在地面上同樣如此，大量新兵被活生生推上戰場，在敵人第一輪炮火後不是被嚇癱就是變得瘋狂，進而被敵人屠殺掉。德國在戰爭中損失了900萬人，這已經是這個國家的極限數字。遭受這樣的損失後，不可能再有任何翻盤的機會了。（三）原子武器的出現使常規兵器的進步大打折扣。美國在戰爭科技中雖然大都落後於德國，但是在原子武器的競爭中卻取得了冠軍。作為唯一一個掌握核技術的國家，美國可以肆無忌憚的用其攻擊任何一個敵人，而不是像今天這樣小心翼翼。因此綜合來講，德國沒有機會依靠科技的進步挽回戰爭，因為戰爭是政治的一部分，戰爭科技同樣如此。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說，德國沒有稱霸的基礎（四面受敵、貧油）。從社會體制的角度來說，獨裁政府無法有效激發人民的戰爭熱情，最終被自己的人民所唾棄。對於這一點，二戰末期的德國似乎並不明顯（因為他們分明是在視死如歸地戰鬥），但是我們不能忽略的是，支持德國人頑抗到底死不投降的動力並非是納粹制度的「優越性」，而是大多數德國人恐懼一個更加獨裁的國家——蘇聯。早在1943年，德國人就曾自發地組織對抗納粹的力量——德國的「白玫瑰」事件便是如此。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貝格刺殺希特勒的案件更是一個鮮活的例子。有趣的是，參與暗殺的德國軍官們沒有一個想向蘇聯紅軍投降，他們只是想向西方投降，以便把有限的力量調到東方與蘇聯決一死戰。由此可見，德國落後的社會制度決定了它比美國略遜一籌，而蘇聯的專制則決定了它比德國略遜一籌。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大量德國科學家不為自己的祖國效力而是「用腳投票」選擇了美國的曼哈頓工程——幫助敵人製造可能用來對付「祖國」的原子彈，也不難解釋蘇聯大量的優秀軍官為什麼被斯大林自己消滅掉了。蘇聯的科學家（圖波列夫、雅克夫列夫）甚至不得不在自己的監獄裡為自己的祖國設計兵器，成為了戰爭史上的荒誕劇。在二戰結束後，大量德國科學家將美國作為自己投靠的首選，使美國在戰爭科技方面全面超越蘇聯。一些科學家甚至選擇阿根廷這樣的國家（如德國福克·沃爾夫公司的著名飛機設計師譚克教授），儘管這樣的國家沒有實力，不可能像蘇聯那樣提供強大的研究資金（有趣的是，德國的秘密警察卻寧可選擇蘇聯，其蓋世太保頭子——繆勒——據傳投靠了莫斯科，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專長無疑能夠在克格勃派上用場）。當然，這個問題不僅僅局限於科技角度，而廣泛存在於戰爭的方方面面。只不過由於在戰爭的形式越來越依賴科技的時候，政治與科學的相互作用，便將對戰爭的發展起到更為明顯的作用。五、傳統道德與二戰的衝突納粹制度極富顛覆性，因為這是一個崇尚科學而不是道德的制度。它憑空捏造了猶太人妄圖控制世界的陰謀，並想通過技術手段消滅整個民族。德國秘密警察的實際操縱者——海德里希——甚至認為天主教會也是德國的敵人（毫無宗教信仰的人總是能夠創造並發現很多駭人聽聞的陰謀，蘇聯也曾炮製出「猶太醫生陰謀」），有證據表明，他計劃培養特務長期潛伏於教會內部，以便於有朝一日能夠顛覆這個組織。對於德國和蘇聯這樣的國家，沒有什麼事不可以去做，也沒有什麼道德標準可以去約束，這些國家打破了傳統的思維模式，將很多事情發揮到了極致。在二戰以前，沒有任何文明國家曾經做過「毀滅民族」這樣的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土耳其凱末爾政權曾經屠殺了數百萬亞美尼亞人，但土耳其通常被認為是一個「野蠻的」國家，出現這種事情也並不難以想像。但是德國作為一個「文明的」國家，竟然利用「文明」的工具發明了殺人工廠，為科學寫下了恥辱的一頁。無獨有偶，蘇聯在這方面也毫不遜色，這個國家把哥薩克民族、卡爾梅克民族、車臣民族流放到中亞沙漠或西伯利亞的雪原，創造了流放民族的新紀錄，也讓「愛國主義」在那一瞬成為了貶義詞。在二戰以前，文明的國家之前從來都遵守戰爭準則，從國際法到《日內瓦條約》。但二戰撕下了這個面具。在東方戰場，蘇德兩大國的戰爭從一開始彷彿就在進行一次宗教式的、毫不留情的廝殺，1941年，德國出台了《政委法令》，告之德軍：蘇聯軍隊中的政委俘虜可以直接處死。當戰爭越來越殘酷時，不僅僅是政委，普通紅軍士兵也完全可以因為蘇聯不是《日內瓦條約》的簽字國而被輕易處死。而在蘇聯一方，不僅僅是德國戰俘，包括被解放的己方戰俘也被殘酷的虐待（因為這些人竟然沒有「理所當然」地英勇犧牲）。德國和蘇聯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即任何規則通通無效，勝利才是硬道理，只要目標高尚，手段可以卑劣，戰爭成了一場赤裸裸的屠殺過程。在西線，傳統的道德觀也在經受挑戰。1940年，德國空軍毀滅了英國的考文垂，從此，戰略轟炸再也不用區分「民用目標」和「軍用目標」了。根據「總體戰」的原則，國家機器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作為戰爭用途——從嬰兒到大炮——人民——本身就是戰爭工具，因此消滅敵方人民也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手段。在1944-1945年，德國人自己也嘗到了「總體戰」的苦果，越來越多的居民區被大轟炸消滅了。任何一個德國人，無論婦女、兒童、老人，都是盟軍轟炸理所應當的目標，盟軍飛行員甚至得到了隨軍牧師的教導——消滅這些人無須受到良心的譴責——上帝會原諒這些屠殺。把戰爭進行到這一地步的結果是任何行為都不受控制。盟國飛行員被擊落後越來越多地被德國平民用私刑處死（相對而言，被德軍俘虜更安全一些）。而黨衛軍在開啟毒氣室的時候，也在認為是為自己的人民報仇。1944年7月，德國的「希特勒青年師」在法國的卡昂打了一場出乎意料的戰鬥。20出頭的德國青年們竟然用血肉之軀生生擋住盟軍半個月之久，其「英勇」程度完全不亞於困守斯大林格勒的蘇聯同行們。而另外一支「英勇」的隊伍——黨衛軍「帝國」師，因為遭受了法國游擊隊的襲擊，竟然把一整村的法國平民全部屠殺，所有參加屠殺的當事人也都在隨後的戰鬥中「英勇地」「為國捐軀」了。當戰爭越來越殘酷的時候，昔日那些英雄的光榮傳說徹底破產了。納爾遜、拿破崙時期的紳士風度開始與現代戰爭格格不入。「對敵人的寬厚就是戰友的殘酷」成了二戰戰士的座右銘。屠戮婦嬰的軍人不再被唾棄而是理所應當，「愛國主義」成了槍斃戰俘與姦淫婦女的借口，成了流氓行為的辯護詞。經過二戰的震撼，更多的人對戰爭與祖國、英雄與榮譽重新理解，反戰越來越成為時代的主流。這一思想浸透在了大量的文學著作中，如美國作家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其主角尤索林是美國轟炸機的機長，按說應該成為「反法西斯鬥士」一類的英雄，但是相反，尤索林的英勇與機智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集中在如何逃避執行戰鬥任務上。在這部小說里，那些熱衷於戰爭的人不是野心家就是白痴。如果退後3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種思想是任何人也無法容忍的。在蘇聯，殘酷的戰爭導致了一個奇怪的人的出現，他就是索爾任尼琴。作為一名紅軍戰士，他因為在戰爭書信中流露出對斯大林的不滿而被流放，進而使他成為了一個作家。他開始收集祖國的各類陰暗面，包括姦淫德國婦女、流放本國人民和其他紅軍的斑斑劣跡，成為了「地下作家」，並因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島》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尤索林與索爾任尼琴都是二戰的產物，都是「反英雄主義的英雄」，他們竭力貶低和諷刺祖國，但都各自成為了自己祖國文學的顯著標志。如果說二戰的暴行與二戰後的反戰文學有什麼聯繫的話，那麼可以這麼總結：在以前的戰爭中，人們認為戰爭是可以控制的，其行為是可以被約束的，進程可以是文明的。但總體戰的到來卻否認了這一點，人性的荒謬與殘暴被盡情地釋放，戰爭成了毫無規則與理性的屠戮。作為政治的延續，人們對戰爭的置疑延伸到了政治的主角——國家——人們開始考慮國家利益是否值得毀滅人性，暴行可否假國家之名施行。由此，人們不再關心「愛國主義」，不再要求自己「我為國家做了什麼」，而是思考「國家為我做了什麼」。既然愛國主義可以要求普通的人們參加軍隊，入侵波蘭、蘇聯，那麼也可以要求普通的人們去看守集中營、開啟毒氣室，這樣的「愛國主義」到底還有什麼價值？因此，二戰之後的戰爭一直被人民所置疑，最明顯的是越戰中美國的人民不去支持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軍隊，而是成了「垮掉的一代」，轉而在毒品與反戰中追求自己的價值。到了今天，反戰主義變得更為成熟，對「祖國」的置疑則更加強烈，並直接導致了「人權高於主權」的思想。有趣的是，這一思想再次成為新的戰爭的導火索（伊拉克反恐戰爭）——這一系列變化清楚地詮釋了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的定義，即：無論好戰還是反戰，只要政治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因為用戰爭消滅戰爭仍然被認為是可行的方案。可惜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流淌了太多的鮮血，但仍然沒有告訴我們一個最終的答案：用什麼去阻止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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