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隋煬帝的歷史地位

（隋煬帝劇照）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隋、唐、宋可稱中國的「第二帝國」，以與秦漢之「第一帝國」區別。漢雖稱中央集權，其郡縣組織，到底還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組而成。隋唐所承襲的原始機構，則由北齊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於游牧民族的漢化，通過「三長制」及「均田」，可謂整個社會，在國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農為主體，注重低層機構的水平。

秦漢的文書，還用竹木；隋唐之間不僅紙張已行使五百餘年，而且木板印刷，也於公元600年前後出現。這些因素，使教育較前普遍，也使整個文官集團能向這小自耕農的社會看齊，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準的淳樸。

《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提及「唐製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程序，則是「學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也就是不用薦舉，全面公開的考試製度業已發端，茲後歷經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紀的1950年才停止。

因為如此，隋朝的銓敘也開始由中樞總攬。煬帝時修律令的牛弘與劉炫對談，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這樣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國家的中層組織更為空洞。因為上下之間沒有權力與義務互為牽制，由皇帝直接統御全民的趨勢也愈為明顯。

隋朝創業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併北齊之後才席捲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簡單的地區拓展到人文繁複的地區。他滅陳之後制定五百家為鄉，百家為里，正在以他間架性的組織推行於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這叛亂既被削平，他的統治癒要加緊，此後他的處心設計，無一不以保持統一的帝國為前提。於是又十五年。

而在此原始的農業的社會裡，達到其目的捷徑不是在中層增加其結構的繁複，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楊堅於594年令各府州縣各給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與人爭利。595年收天下兵器，以後敢有私造者坐之。596年制工商者不得進仕。598年詔禁民間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從保持農村社會的單純劃一著眼。

他的提倡佛教，也並不是出於信仰上的虔誠，而是以統一思想為宗旨。其大量裁減國子學，廢州縣學，也是因為儒學之道，不外「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高級人員則需要「德為代范，才任國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儲備。他自己布衣粗食，也無非向低級標準看齊。

這以上種種設施，也與當時稅收政策吻合。隋唐繼承前朝的「租庸調」制，其重點在國家財政遷就於簡單的農村經濟，與均田並行，原則上避免納稅人貧富的差別，以極低的稅率全面徵收，才發生廣泛的效果。雖如此，仍有技術上的困難。

《隋書》食貨志提及北齊定一夫一婦納稅額為一「床」，獨身者繳「半床」，如是「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只因為皇權凝聚於上，納稅的義務則遍及於匹夫匹婦，當中缺乏各種有權力能裁判折衷調整或甚至帶服務性質的機構，於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壓力。文帝楊堅的晚年，就盡瘁於此事。

他又嫉視屬下官吏貪贓，以現今美國所謂ABSCAM的辦法，密派人向官僚納賄。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訊問臣下，召對不如意，立時誅殺之。所以《隋書》說他「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

可是經過他的高壓政策，隋朝的府庫各物山積，甚至窖藏還不能容納。所以錢穆曾說西漢要經過四帝七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這也表示中國傳統重農政策下的一種特殊現象。

因為全面生產，完全不講究交換分配及使國家經濟多元化，又不作質量上的改進，短時間的全國動員，即可以使農業的財富（因其無組織結構與商業的財富不同）豐溢超過預期。

煬帝於公元604年即位，也算是繼承著第二帝國創國以來的經濟基礎，只是這樣的富裕倒也成為國家的贅累，當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并」，那麼已經在農村動員的勞動力作何區處，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

這樣看來隋煬帝之耗用中國人力物力，有其歷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鷹師於長安，聚樂工於洛陽，也還是受客觀環境的誘導。至於開掘運河，則北魏孝文帝元宏時引洛入谷作漕運已有之。建造宮殿則已在隋文帝築仁壽宮時開始，據說「死者以萬數」。甚至伐高麗，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動員三十萬眾，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師則船多漂沒，傳統作史者稱其「死者十八九」。

所以煬帝的種種作為也還是隨著文帝的步驟，是當日全面運員的一種產物，初時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則隋煬帝楊廣縱是獨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強奪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們今日檢討煬帝的成敗，不能專以他楊廣一人功罪作最後的解答。即在楊隋之前，各北朝已經相次行均田制。這樣以理想上數學的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調的稅收作實際考核的標準，這方案一經發動為一種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適時收束。於是矯枉必過正。

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數字，沒有下層著實的統計，以致男丁抽罄，力役及於女人，並且「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不到征高麗失敗，全國反叛，不知已極。

隋煬帝雖有想像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們能看到古今中外的歷史縱深。他最後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種主意，也可見得他始終沒有透徹地了解他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傳說他曾顧鏡自照對蕭後說：「好頭頸誰當斫之？」是否真實可靠，殊成疑問。但是其無可奈何的語氣，已與他悲劇性的結局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