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林韜：西方經濟學對亞當·斯密的兩個長期誤讀

西方經濟學對亞當·斯密的兩個長期誤讀

馬林韜

一切科學的體系，實際上都構成了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的統一論體系；每一科學體系之下的具體應用理論，又是在基礎理論的場態或價值體系之下而表現的一個現實應用理論的平衡體系；科學的經濟學體系同樣應是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的統一論體系。

但問題正是，古典經濟學之後的近現代經濟學，卻出現了經濟學、理二元分流的片面論發展。

被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既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奠定了現代自由市場經濟學說而具有分水嶺式重要影響的偉大經濟學家。

在整個西方的文化發展史上，所謂「古典主義」，我們大致可以把它詮釋為就是要從世界和事物的本身，來探求世界和事物本質的那樣一種對真理追求的文化精神。

在西方，這種探究事物根本的文化精神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甚至更早的時代。但自古羅馬後期的中世紀以來，這種對事物本質探求的真理精神就開始被宗教思想專制統治的神學教條主義所鉗制和取代了。一直到後來的文藝復興時，人們才以「托古」的方式，重新開始了要以理性和思想解放的古希臘精神來探求世界和事物本質（即真理）的自由主義新文化運動。所以，文藝復興以來的早期自由主義精神就被認為是新古典主義的思想解放精神。相應地，在哲學上就有了後來以康德和黑格爾等為主要思想代表的古典主義哲學革命，在經濟學上則有了以亞當·斯密等為主要思想代表的古典主義政治經濟學革命。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是從對封建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開始的。這個批判包括理論批判和現實批判兩個方面的內容。

在理論批判方面，古典經濟學家們否定了重商主義學派關於價值或財富的增長是來自於在商業活動中通過賤買貴賣而獲得盈餘的學說，而繼承和發展了重農主義思想，先後提出是勞動創造了價值（財富）的思想。但最終，他們卻沒能在理論上說清楚勞動是怎樣創造了價值和財富的問題，而留下了一些理論的模糊之處，如認為在農業生產中，似乎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的自然作用）本身也可以創造財富和價值（比如地里長出了野果子）。

在現實批判方面，主要是對重商主義影響下的封建主義經濟社會關係（即生產關係）的批判，實際上也就是對限制和束縛了資本主義市民經濟發展的封建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這裡最重要的批判就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封建主義經濟關係集中表現形式的經濟統制制度、特權專營和專賣制度，以及行會准入制度等進行的系統批判，並由此而提出了以建立人們市場關係平等為主旨的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

在西方經濟學發展的古典經濟學革命的時期，亞當·斯密等正是要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精神來為新經濟制度的建立開闢道路。而他們政治經濟學批判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關於財富生產的勞動價值理論（而不是「賤買貴賣」），所以，要解放生產力，就必須破除各種封建約束和管制，實行人們市場關係平等的自由經濟制度。

亞當·斯密之所以被認為是一位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具有分水嶺式重要影響的偉大經濟學家，是因為他無論在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還是應用理論方面，都是一位重要的奠基性人物。對於前者，他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們初步建立了關於勞動價值理論和價值法則對經濟生活具有決定和調節作用的思想，並為後來馬克思對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釋和揭示奠定了基礎；對於後者，他關於在「看不見的手」（價值法則）的市場作用下，個人努力和自由支配下的資本就能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並能夠最有效地促進整個社會利益關係的發展和自行地實現市場供求關係平衡的經典表述，也正是現代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應用理論思想。

也正是因為古典經濟學在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勞動價值理論研究的不徹底和在理論闡釋上始終存在的一些模糊，所以在對勞動價值和價值法則對市場具有支配、調節和決定作用的認識和理論表述上，最後就形成了亞當·斯密那個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一種自然神論或模糊論的「上帝論」思想。也正是受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於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勞動價值理論的理論表現不足的影響，就形成了近現代以來，經濟學、理「二元分流」的片面發展並影響至今的矛盾情形。

後來西方經濟學無論微觀論或宏觀論的市場應用經濟學說，以及也可謂是中觀論而其實是折中論的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發展，就完全「虛置」了本應是一切應用經濟學基礎理論的那個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學原理，並形成為一種經驗論、現象論、形式論或技術實用論，以市場邊際效用論為理論表現，甚至是片面地鼓吹經濟自由化和把自由市場絕對化的那樣一種市場應用經濟學說，而且還成為了今天的所謂主流經濟學。

馬克思的經濟學則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學體系中基礎理論的真理研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勞動價值理論正是對古典經濟學價值理論繼承、發展的理論完成形式；現代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價值真理，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這部偉大著作中科學、系統地闡述的勞動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前者就是一般商品關係中基本經濟規律的價值規律，亞當·斯密沒有解釋清楚，最後以「看不見的手」而一言以蔽之，馬克思卻給它了一個科學的表述，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量，商品的市場價格是圍繞商品的價值在供求關係的作用下而上下波動並得以調節的；後者則是馬克思把一般經濟規律的價值規律運用於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關係的分析批判，最終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也包括一切形式的社會化大生產）秘密的剩餘價值規律，從而在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意義上，科學地論證了共產主義（一種關於人們自由權利普遍化發展的科學文化體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歷史必然性的重要理論；問題正是，現代經濟科學的完整體系，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完整體系本應是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的統一論（即「統觀論」的）。但這後一部分的內容卻是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中雖有所交待卻沒有完成（有關內容的具體交代，此略），還需要後來的人們加以補充和完善的部分。

我們現在要專題說明的是，在古典經濟學之後而迄今的整個西方市場經濟學說的發展，卻一再地發生了價值錯位或價值偏離的片面論發展的情形，它所主導的實踐發展也一再地陷入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市場關係矛盾之中。

迄今的整個西方市場經濟學說之所以發生了價值錯位或價值偏離的片面論發展，實際上又正是，這些理論都實用主義地建立在了對亞當·斯密自由經濟思想的兩個嚴重誤讀的基礎之上了。

這第一個誤讀就是：把本是亞當·斯密自由經濟思想最重要基礎理論的勞動價值理論（也即市場法則的基本經濟規律理論），卻實用主義地演繹成了完全是市場現象論的所謂交換價值理論（實為市場交換的價格理論）。

正確的價值理論乃是人們建立平等市場關係和進行公平市場交換的基礎。古典經濟學家們雖然最早地提出了正是人類社會勞動創造了財富的勞動價值理論，但在理論闡述上卻始終存在著理論表現不足的某種模糊，並最終形成了亞當·斯密那個著名的「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表述。也正是在古典經濟學仍存在理論模糊的影響下，後來整個西方應用經濟學便實用主義地形成了價值偏離的進一步發展，並往往是從更直觀現象論的立場出發，片面地把市場經濟的理論確立為了各種市場要素分析的所謂交換價值理論，而實際上這只是一種反映市場供求直觀的交換價格理論。但這種實用主義的價值偏離，卻被一些人自以為是地認為，乃是彌補了古典經濟學理論缺陷的一個重要發展呢。

然而，這卻實在是對亞當·斯密關於自由經濟理論的一個嚴重誤讀，並直接造成了後來整個西方市場應用經濟學說發生了價值錯位或價值偏離的實用主義發展，並相繼地陷入了各自的深刻矛盾之中。

第二個誤讀則是：把亞當·斯密原本是自由勞動的市場關係理論，卻在勞動異化和價值錯位的僱傭勞動形式下，實用主義地演繹成了所謂自由資本的市場經濟理論，並最終成為了一種市場經濟中的資本決定論。正是這樣的一套實用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一方面真正是在維護著私有權利（資本）神聖的資本主義體系，但另一方面則是，它根本就無法科學地面對和有效地解決它自身不斷發生的各種市場經濟關係不平衡的危機和矛盾。而一切市場不平衡矛盾的最基本方面，其實仍然是馬克思指出的人類勞動異化表現的弱勢勞動和強勢資本之間市場關係不對稱和社會關係不平衡的矛盾

對此，大家必須明了的正是，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思想所代表的乃是工場手工業時代的一種勞動自由的理想。亞當·斯密那部被譽為自由經濟宣言的《國富論》發表於1776年，他逝於1790年。馬克思稱之為「工場手工業時期集大成的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生活的時代還沒有發生過周期性的經濟過剩危機，那時人們還須要努力面對的也仍然是歷史上始終存在著的經濟供應不足的問題。所以，亞當·斯密自由經濟思想的要旨就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必須首先破除各種市場勞動（生產）關係和市場交換方面的人為管制和特許可權制，建立起一種自由勞動和自由交換的市場平等關係，並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夠最有效地發展經濟，增加供給，實現市場的供需平衡。亞當·斯密也正是由此而形成了一套無需要政府來干預市場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所謂「自平衡理論」。所以，亞當·斯密也不可能對後來按資本主義邏輯的未來發展所形成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最突出的已然是經濟過剩危機（而不是經濟供給不足）的問題——進行明確的研究和說明。

關於自由勞動的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曾歷史和辯證地指出，真正的自由勞動乃是生產勞動者同時又是生產資料所有者的直接私有制形式下的勞動，這種「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才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但這種自由勞動迄今為止的存在形式，又只是小生產的社會存在形式，由於「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除斥作、分工」，因此也「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所以，隨著生產力的進步和發展，它的解體和被另一種資本主義私有制所代替也表現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必然性。馬克思說的「另一種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形式，也就是18世紀末到19世紀以來，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而日益成為資本主義主體經濟方式的僱傭勞動生產。

亞當·斯密是「工場手工業時期集大成的政治經濟學家」。工場手工業是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發展的生產形式，是仍帶有「生產勞動者同時又是生產資料所有者」特徵的社會經濟形式，也是從農業社會的私人小生產到工業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一種過渡形式。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思想所代表的正是從小生產者到中等資產者們的一種關於確立自由勞動（生產）關係的社會經濟理想。但這種理想還沒有真正地實現就走向完結了。這是由於，「它自身蘊含的經濟活力正是造成了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馬克思語）——亞當·斯密看到和揭示的正是自由勞動（生產）的市場經濟關係可以激發巨大經濟活力的方面。但正是工業革命和社會化大生產所帶來的更為巨大的經濟活力，卻使歷史很快就進入到本是資本主義正宗，並是以僱傭勞動為主要經濟特徵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了。

總而言之，亞當·斯密自由經濟思想的主旨是建立人們市場關係平等、穩定的自由勞動形式，以便最有效地解決他那個時代仍為歷史主題的經濟供應不足問題，並實現供需的平衡。但工業革命之後的歷史主題卻全然改變了，有些模糊的自由勞動的歷史發展邏輯也變成了所謂自由資本的歷史發展邏輯。但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卻並不是什麼供需的「自平衡」，而是必然地形成了經濟過剩的危機——一種有效需求不足的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邏輯也不是什麼人們自由權利的普遍化發展，而是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資本集中和生產兼之下的進一步的兩極分化。這一切的原因正是，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的邏輯並非是任何形式的或是結果的平衡化，而是在市場競爭中形成資本集中和生產兼并的兩極分化。

然而，後來的各種自由市場經濟的堅守者們，在面對著資本主義的各種市場矛盾時，卻全然不顧地迴避了、甚至是刻意地掩蓋了，他們的理論學說實際上已完全脫離了亞當·斯密的理論基礎，也脫離了或是刻意地改換了亞當·斯密最重要的自由勞動的理論前提，卻只是在形式上以不變應萬變地高喊著要「回歸斯密」，而時時地祭起了所謂「不需干預市場」和市場可以實現「自平衡」的所謂經濟自由主義的大旗，並意圖以此來面對和解決現代市場經濟所面臨的一切矛盾和問題，卻又刻意地迴避了一切市場不平衡矛盾的最基本方面，其實仍然是馬克思指出的那個人類勞動異化表現的弱勢勞動和強勢資本之間市場關係不對稱和社會關係不平衡的矛盾。這樣的做法在現實中自然是於事無補，並總是不斷地陷入了各種深刻的矛盾和危機之中。

我們在此，首先應對整個西方以往的各種市場應用經濟學實際上存在著對亞當·斯密理論的兩個嚴重誤讀作一個思想理論上的澄清，並將以一個建立統觀論（統一論）的市場經濟（學）革命，來推動和完成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的偉大新經濟變革，並真正地實現人類文明和世界未來的科學平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