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書樓經學大要 （錢穆）第一講 第二講 第三講 第四講 第五講

素書樓經學大要第一講我今年所開課程，是「經學大要」，主要在講儒家與經學的關係。現在的大學裡，一般比較少開這方面的課。大體只有史學，少有經學。諸位聽我此下所講，或覺新鮮，或會奇怪我為何開此經學的課。其次，諸位或許認為這門課所講都是些古老東西，與現代社會似乎無關係。諸位來聽我這門課，大概都會有這幾種想法；實際上並不如此。我舉一淺例。《國歌》中有「以進大同」一句，「大同」二字，出典在西漢時代《小戴禮記禮運篇》，便是在經學中。與「大同」兩字對稱者為「小康」。現在我們省政府有一個「小康計劃」，便是用這兩個字。諸位如果想知道這「大同」、「小康」兩名稱，就得翻查《小戴禮記》，這是一種必須有的常識。由此可知，經學中的東西，有些和我們當前社會並未隔得太遠。同時我們要問：「國歌」中為何加有這「以進大同」四字呢？在遞歌譜成時，孫中山先生已過世，但歌詞都是採用先生平日所講的話。在大陸上我們平常又常見「天下為公」四字的橫匾。這四字亦出《禮運篇》，亦為中山先生所提倡。我且問諸位，是不是真懂得這四字怎麼講？這四字是不是說，天下不是一姓一家所有，而應是公有的？或是說我們出身做事為天下，並不為著一姓一家？又這四字是不是說的當前的民主政治？諸位倘要講究這四字，懂得的涵義，應讀《禮記禮運篇》開始一段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今大道統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是謂小康。這段文字隨處易見。「天下為公」四字應與上面「大道之行也」連著講，意思才完整。不能只講下面「天下為公」四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說，在大道「行」的時候，天下都是「為公」的。「也」字實指時間。「行」字可有三種意義，一是「行前」，一是「行後」，一是「正在行」。「也」字好比英語文法里的正在進行式，不指未行，亦不指已行，而是「正在行」。諸位要知，把文言翻譯成白話，並不容易。「天下為公」的「為」字亦有兩種講法：一讀平聲，如白話文「是」字的意義，說天下「是」公的。一讀仄聲，這句話是說，在大道行的時候，天下的人每做事都是「為」著公，就是口語里「為甚麼」的「為」。「天下為公」四字，應照後一講法。為甚麼？因下面的一大段話，便在解說天下一切人都為著公，不是為著私，這才是大道之行。以上這些話，或許現在社會一般人懂得的不多，因他們對許多古書或竟是沒有知識，這個國家也便會沒有前途，只有退步，不得有進步。我們上面已說了，天下人大家都為著「公」，這就叫「大同」了。倘使我們再進一步問：孫先生怎麼來講「天下為公」四字的呢？我們要談到每一個人的思想，不能不先知道這個人。我們要問孫中山先生怎麼會在中國古典《十三經》中找出這一篇文章裡面這四個字來呢？先生是與我們同時代的人，這些事大家不可不知。人人今天講創造，但是孫先生用這四字不是創造，而是沿襲承用中國古代自己先民的成語，乃是一種「保守」，非現代人所謂的「進步」。照中國人的意見，人生不可能由一無所有中專門來創造。必當有淵源、有拫本，逐步沿襲來才行。諸位今天都講人生要創造，學術思想更然。我想諸位若盡如此想，一輩子都不會有大思想、大創造。一個人如何憑空能有創造呢？專講科學，亦須步步沿襲，跟著前人研究成績再向前，如何能隔絕世故，一人獨自創造？那麼，又是誰由《小戴禮記》里提出這一篇來的呢？諸位問到這個問題便麻煩了。這是一個有關經學上的問題，比較剛才的問題不同。剛才說「大同」二字，是人人應有的常識。現在是問甚麼人才是第一個來提倡這「大同」二字的？這問題無法細講，姑舉一例。如《老子》書言：「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可說是中國人講大同一義的最先根源了。《小戴禮記》中的《大同篇》，當然起在《老子》書後，而決不起在《老子》書前，這是無疑問的。但至少在我們現時代，「大同」二字則可說是由康有為先講。康有為寫《大同書》把「大同」與「小康」分說對講。他說孟子思想是大同，荀子思想是小康。他的說法，亦自有他的來歷，此不細講。但經這一講，引起後來的花樣就大了。他的說法轟動一時。來台灣後，有一美國青年來看我。是研究康有為的。他給我看的參考書目，我一看就說，你研究康有為，所用的都是間接資料，都由別人寫的，你應先讀康有為自己的書才行。其實今天一般作學問的，都犯了這種毛病。對於學者本身的書不看，盡看別人講的。甚至像上講「大同」二字，本是中國人的特有創見，而反認為乃是世界潮流，若與中國無關。這在學問研究上，實在太粗莽，太疏忽，太不負責任了。這樣如何會知道那問題的根本所在？孫中山先生在當時，自然亦知道康有為。或許覺得康有為講有關大同這番話有意義，有價值，所以也講《禮運」》，講「大同」。這正是孫中山先生思想範圍之寬闊廣大。我們並不因是康有為先講了，便減低了敬重孫中山先生思想的價值。我們《國歌》「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兩語，這是說我們建立民國，便走進了世界大同的路上去。其實在一國政治上，廢止了一個皇帝，並非即就走上了世界大同的路。像歐洲的大英帝國，不是還保留一個皇室嗎？即就當前歐洲一洲言，到今尚有三十餘國，那裡說得是大同呢？「大同」二字，是創建於中國古經典中的，西方人從來沒有這些想法，這是中國古代人的理想。所以就現代世界論，只有中國古經典才講到「大同」二字。康有為、孫中山所講大同，是把中國古經典來轉講西方歐洲情況。我們中國人在當時誤認為康、孫兩人是開了一番新思想、一條新道路。其實他們的新思想、新道路，還是承襲著中國古代人的理想來，而並不就是歐洲的實況。這一層，直到如今，還是由我們少數人重新提出來講。大家或還懷疑，認為我如此講法，反像是一番新理論、新思想了；卻又說我頑固守舊，那真無話可辯了。我們再進一步問：大同、小康的理論，在近代是不是只康有為一人最先提起的呢？考之史實，在洪、楊太平天國時，亦曾早有人論及此。這且不詳講，我這裡還是來講康有為。康有為主張幫助當時清廷維新變法，就不必要革命。孫中山先生則提倡革命。這是兩條政治路向的不同。而「推翻滿清」，則是孫先生早年就如此說的；「三民主義」則是後期提出的。康有為則只主張變法，並未別有所主張。我幼年讀書時，社會上都要講日本和德國，因為他們同有皇帝，與中國情勢相近。當時這兩國在歐、亞，亦同是不得了。而講中國近代史，一定得講「戊戌政變」。康有為如何講變法呢？那時的中國，和今天不相似。康有為根據中國傳統來講變法。根據孔子《春秋》的《公羊傳》一書。這是所謂《春秋》中的「微言大義」。康有為講大同，是根據《春秋公羊傳》，以及西漢的董仲舒。如此一講，牽涉更廣，追溯更遠了，便要講到中國整部經學思想史。那個美國青年要研究康有為，連這些都不知，如何能了解康有為呢？現在人研究中國近代史，都會講到康有為。但不讀康有為自己所寫的書，這就無法來真研究他。諸位研究近代史，而不懂康有為，這又怎麼行呢？依照今天我的講法，如果教育部要開「中國近代史」，就得從講康有為如何講《公羊傳》開始才行。而今天只用幾句話，就一筆把古代中國從頭抹搽，下邊就講不下去了。而我們不知中國的經學，又如何來知康有為呢？諸位不能只批評康有為，而不懂得康有為所講究竟是怎麼回事。康有為講對講錯且不論，但他所講，根據孔子《春秋》。那麼，中國人向來講《春秋》是不是都照公羊家講法呢？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由此我們便要講到一部中國經學史。普通中國人講孔子《春秋》，由兩漢以下，並不全都依照《公羊傳》一家講法來講，而多根據《左氏傳》。中國人向來極少專讀《舂秋》經文，都讀的是傳。一般社會只讀《左氏傳》，少讀《公羊傳》。可是到今天，《左傳》大家也不讀了，這且不論。現在我們又進入了經學上另一個今古文的問題上去。我們讀《春秋》，而據《左傳》，這叫做「古文經學」。倘使根據的是《公羊》，則稱「今文經學」。這是經學中的兩大派。康有為提倡的是今文經學，所以看重的是《公羊》，而不是《左傳》。講經學，不能專講孔子《春秋》。講《春秋》，亦不能專講《左氏傳》與《公羊》，又不能只講《公羊》與《左傳》上的今古文問題。這問題極複雜，我這一年來講經學，亦只能講個大概。諸位現在都有個誤解，認為只把文言翻譯成白話，便可叫大家讀通一切古書。不知學術問題，並不是文言、白話的問題。倘若把文言翻成白話，便能讓大家讀通一切書，那就不須再有小學、中學、大學，乃至研究所許多階層的分別了。今天大家崇拜西方，認為西方人文字和語言隔得近，但他們還是有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種種階層。可見學術分別，並不在文言和白話上。諸位或要說，你今所講是思想，我們學史學，講的是事情。這又大不然。難道事情背後沒有思想嗎？諸位不懂思想，如何懂事情、懂歷史呢？諸位倘使這樣一想，便知經學並不古老，也是現代思想中的一個大問題。康有為所以在當時風靡一時，成為一個思想運動、政治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因為講的是中國的一套，由孔子《春秋》下來，直到當時，都是有關經學的。我幼小時聽大家講「康、梁」、「孫、黃」，康有為、梁啟超連著講。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要研究現代史，能不懂得梁啟超嗎？孫中山、黃興也連著講，當時在一般人心中，或許康、梁地位還在孫、黃之上。因為孫中山先生僅從事革命，他講三民主義已在民國成立以後。民國未成立前，大家看重康、梁，因為康、梁有學術著作，而且們所講道理是有關傳統經學的。「維新」和「革命」四個字，都出典在經學中。諸位如此一想，便知經學並不古老，它的血液還流注在現代社會人們的心頭。諸位要做一中國現代人，也該對中國古代經學有所知。其實中國現代人所說的「革命」，這是西方思想。而中國「革命」二字，則是中國自古到今，歷史上天翻地覆的大事。毛澤東當年在北大為「旁聽生」，今天他們所奉行的，依然是當年新文化運動的餘緒。最近我聽說，有一日本人去大陸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吿訴他，我們中國害了日本幾千年。第一，因中國出了孔子，使你們至今不信共產主義。第二，是中國文字的影響害了日本。今天毛澤東已老，否則批孔揚秦下，還會有其他運動的。因他一腦子都是當時在北大旁聽所得有關新文化運動的觀念和主張。所以要懂得毛澤東的思想，先應了解中國現代史。共產黨大部分信徒，則都是當時中國的無產階級到法國去「勤工儉學」的。周恩來也是其中之一。美國人費正清，在對日抗戰時來中國，寫了一書講孔子與毛澤東，這就成了美國的「中國通」。今天的美國人，仍然看重講他講的中國。而中國今天又誰人真懂得美國？每年台灣去的留學生之多，可見中國人對美國的重視。美國之富強，有他的道理。台灣到今天，仍崇拜美國，恨不得全家都移民去。但除非像當時毛澤東一派到法國去勤工儉學，否則又如何都到美國去呢？可見毛澤東一派共產思想的成功，雖非在理論上有成功的依據，但事實上，則也自有他們成功的一套。此層亦不得不知。今天我們輕視中國古代經學，或多加以反對，亦一如其輕視或反對毛澤東的共產思想般。但至少亦當問中國在古代何以有此一套經學？豈不亦該有一套歷史上的因緣或理由嗎？我們整理中國史學的，又焉得只把當前「反對」一觀念來忽略他呢？康有為在滿清政府推翻以後，組織保皇黨，由變法維新而變為保皇，這和從前主張又不同。當時梁啟超勸他，康有為罵了梁啟超一頓。梁的個性沒有康之頑強，梁在日本曾遇孫中山先生，談話很投契，只是康有為加以禁止，所以不再與孫來往。不過在梁的著作中，很推重孫先生。後來康有為與張勳一文一武同主復辟運動失敗。今傳的《清史稿》，乃將張、康合傳。張乃是一粗人，陳乃一學者，只因復辟關係，兩人合傳，大非所宜。而康之為後人鄙視，亦由此可知。康復辟失敗，政治生命已吿結束，逃進北京東交民巷美國公使館避難。但他的學術生命，卻如日中天，聲望影響較前更高了。因在那時，所提倡的「今文經學」卻大為風行，成為一代之顯學。諸位知道，民國初年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其中附帶有一「疑古辨偽」運動。此四字，影響直到今天，風氣未變，實由辨論經學上孔子春秋的「今古文」問題而來。當時人講，《公羊》今文經學才是真的孔子經學，而《左傳》古文經學則是假的，乃由新莽時代劉歆所偽造。劉歆為甚麼要假造這套古文經學呢？因為要幫王莽篡位。這是康有為的說法。也曾寫了《新學偽經考》一部書，經前清下令焚禁。但在民初時，大家更看重這部書。其實這套說法，亦不全是他的發明與創造，在前已有人講過。說到此，我順便說件小故事給諸位聽。當時北京大學有位講今文經學的先生崔適。他寫了一部書，名《史記探源》。從經學講到史學，把《史記》詳細舉出這一條、那一條，辨別其中何者是史公原本，何者是劉歆偽羼，因為這中間講的是經學裡的古文學。他極推崇康有為。在《史記探源》之外，還有幾部書，都用康有為說法。當時錢玄同在北京大學和他同事。錢玄同本是章太炎的學生，章太炎在經學上正和康有為對立，是主張古文經學的。康、章是兩派，講近代史也不能不講章太炎。諸位或許不知道崔適，錢玄同應大家知道，在當時是鼎鼎大名的。有一天，錢玄同寫了門生帖子，親自跑到崔適家裡，三跪九叩，拜崔適為師。錢玄同還是北大教授的前輩。我到北大學時，與錢玄同同事，而崔適則已經死了，但大家還講這事，傳為嘉話美談。錢玄同佩服崔適，提倡疑古辨偽更徹底了，把自己的姓都廢了，改稱「疑古玄同」。當時我很不客氣在講堂上批評這班過份講疑古辨偽的人，而也批評到他。我的朋友來吿訴我說你如何如此大膽，敢批評疑古玄同？他的兒子在你班上呀！你要小心。」不久有人請客。錢玄同和我同為陪客，坐一起，他對我說「我有一兒子在你班上，你的話他都筆記下來，我都看了。」他又說「我佩服你。」下邊就不再說了。那時的讀書人，這種胸懷氣度，今天人還有些比不上。再回頭說康有為，跑進美國公使館，政治生命完了，學術地位卻越來越高。清代人自稱們的經學為「漢學」，說他們所講是漢代人的經學。康有為則認為其中不全是漢學，有一大部份應稱「新學」，乃指新莽之新。他的《新學偽經考》，認為經學有兩種：一是真經學，就是今文經學。一是假經學，就是古文經學。他又有《孔子改制考》一書，認為孔子講的古代一切並無這回事，所根據的堯、舜、文王、周公這一套歷史，都是孔子假造的。孔子為要在當時改制變法，所以假造古代歷史，用作宣傳，這稱為「托古改制」。這兩本書，成在清朝末年。他這番話，驚天動地，說得太大膽。清政府下令銷毀，但社會上反而更轟動、更想看。我在民初，游杭州西湖，在書攤上買到《新學偽經考》這部書。當時我還在小學教書，我看了不大信，覺得講得有些太牽強附會了，擱在一旁。而在社會上，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兩書地位高了，卻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鋒，「疑古辨偽」響徹天空。康有為逃到美國公使館之後，就把這兩書重印。我當時已在中學教書，就寫了一篇《劉向劉歆父子年譜》來證明劉歆並未作偽。我在這篇文章的《序》上說，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共有二十八點講不通。那是民國十八年，我那篇文章，刊登在《燕京學報》。第二年，我便到燕京大學去教書。又一年，才又轉到北京大學去。那時北大、清華、燕大、輔仁、師大等各大學，都有經學課程，都照康有為的講法，說今文經是真的，古文經是假的。待我這篇《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刊出，從此北京各大學的經學課程一律停開了。民國初年，雖有新文化運動，各大學沒有不開經學課程的，而這些課程便和新文化運動相呼應，儘是疑古辨偽，一筆抹殺。但從民國十九年以後，經學不能再照康有為那麼講，從此沒人開這些課。直到今天，也就很少人學經學了。有人稱讚我這書，我說康有為說錯了，我來駁他。待大家不再講康有為了，從此經學上今文學、古文學這問題也沒有了，這筆帳也取消了，我這本書便只成為學術史上一本死的書，不再有人理會了。其實我這書也是一種辨偽，辨的是一時辨偽者之所謂「偽」。清初閻百詩著《尚書古文疏證》，辨《古文尚書》之偽。諸位要注意，這是專指的《尚書》，其他各經並無像尚書這樣的今古文問題，這以後我們還會說到。在當時，這真是震動一世，近兩千年來大家讀的《尚書》，其中有今文、古文之別，而古文則是假的。這書一出來，大家不再信《古文尚書》了。但從此人人都知道了這件事，沒人來作翻案文章，已成定論，閻百詩這書現在大家也不讀了。現在我們倘使再講經學，問題就更麻煩了。我今天這番話，至少吿訴諸位一點，我今天從頭到尾所講都是現代史，這個問題是個現代的問題，是民國以來的新問題，並不是一個古老問題。諸位要研究現代史，能不知道這問題嗎？諸位若是研究兩漢史的人，又能不注意這問題嗎？諸位若讀清代人的書，又能不關切這問題嗎？諸位讀我的《近三百年學術史》，在這三百年中，我就講到閻百詩，講到康有為。諸位倘使不通經學大要，便無法來讀我這本書。諸位或可讀了我的書，再去讀經學；或讀了經學，再讀我這書。這是講的近三百年的歷史。我今天所講則是近七十年、近八十年的現代史。諸位知道了這一點，才懂得我今年開這門課的意義。我今天這番開場白，並非講我一人的理論思想，所講都是近代的大事情。諸位講史學，究也不能不通經學。此下我陸續要講的，有些是經學上極困難、極複雜的問題，我將儘力講得極簡單、極平易，諸位且耐心聽。第二講（一）我今天先講孔子與《六經》的關係。換句話說，也可謂即是「儒學」與「經學」的關係。我記得七、八年前，在孫中山先生紀念日，蔣總統提出「復興文化」的號召。當時有位老先生寫篇文章，他極力贊成復興文化，但主張應恢復從前學校的讀經課程。我當時在香港，讀到這篇文章，便也寫一篇文章送登此地的報紙，說明「尊孔」與尊經」兩事不同。復興文化當然要尊孔，但要尊孔而連帶來尊經，這中間便有許多較複雜瑣碎的問題，該加討論。我主張經學應放在大學文學院及研究所來研究。我的文章中有一句，說：「復興文化非復古。」這句話七、八年來講的人不少了，但孔子與經學的關係究如何？卻不見有人來討論。孔子是古代一聖人，經學是幾部古代的典籍，多半是孔子曾經讀過的，這該與孔學有關係。最近台灣大學一位退休教授方東美先生，在輔仁大學講演，其筆記登在《中央日報副刊》上。他主張要研究孔子思想，該讀《易傳》，不該讀《論語》，認為《論語》不過記載孔子的言行。他的文章一出，另有一位教授，便寫一篇文章駁他。但此後也未見大家繼續討論這問題。我以為研究孔子思想，首先便該注重《論語》，這是無可懷疑爭辯的。至於《易傳》呢？最近暑假中，方先生又在教育部、孔孟學會與救國團合辦的暑期講習會中，重申他的意見，研究孔子應重在研究《易傳》。伹這次講演，又另添一層，主張《易傳》之外還應該讀《尚書》的《洪範篇》。他這番話，雖未經有人詳細筆錄，但也摘要地載在《中央日報》，直到今天也無人起來討論。《易傳》與《尚書洪範》皆屬經學範圍，但兩書行世，都該在孔子身後。這方面從來經學家已有不少說到過。諸位聽我這門課，不要認為經學僅是些古老的問題。不論七、八十年的近代史，即在諸位今天眼前仍會碰到許多經學上問題，不該不知道。只要是一個中國的大學生，不論念那一學院，不能說不需要知道孔子，並孔子前後的幾部古經籍。若干年來孔孟學會提倡孔子，該據什麼材料呢？我們講孔子應怎麼講法？這應有交代才行。可是今天台灣只有外國人說話才有用，國人說是沒有用的。今天我提出這「孔子與六經」的問題，本來是一老問題，今天卻又成為一新問題了。今天以後，我們應如何來講孔子，這須好好來研究、來討論。所以我這門課，好像是舊題目，卻是今天的新問題。諸位先莫把「古」「今」、「新」「舊」的觀念橫梗心頭，自封自限，自知我下面所講，會與諸位今天切身有關。（二）上一堂我說，我們不能不研究經學；今天又提，大家就當深切注意。我在民國十五年到十七年間，寫了一本《國學概論》，這書是我在無錫師範學校的國文講義。今年民國六十三年，相隔快近五十年。我當時在教中學，學校規定每位國文先生須教四門課第一年「文字學」，第二年「論語」，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國學概論」。我在任課中，寫成了四本講義。第一本《文字學大義》，因想日後補充，寫的較簡，而以後興趣與注意力轉向別的方面，一直沒有能補充出版。自謂此講義頗曾用力，有新得，至今此講義已無法覓得，引以為憾。第二本《論語要略》，第三本《孟子要略》，後來都已出版。第四本《國學概論》，經三年才寫成，亦交商務印書館付梓。書中第一章，便是《孔子與六經》，正是我今天要講的題目。照我講法，《六經》與孔子，至多也僅有一部分關係。故講孔子，並不必講《六經》。可是到今天，並不見人批評討論。現在我們如何上這堂課呢？我今天只有把四十八年前所講的重講一遍。這些教材拿到今天來講，其中問題，仍不會有結論，也不能把來詳細講。即此可見，今天我們的學術界，對許多問題沒有更深一層的進展。學術上須得有結論，才能有進步。大家分別走路，沒有一個共同問題來研究，這又會有什麼成績呢？我最近應孔孟學會之請，寫了一部《孔子傳》。這書我本不打算寫，因為我在寫《國學概論》之前，先曾寫了一部《論語要略》，其中便有一篇《孔子傳》。在《國學概論》出版後，我又寫了《先秦諸子系年》，此書也在民國二十四年出版，距今已達四十年。書中第一卷三十篇文章中，考訂孔子一生的，便佔二十七篇。第一篇是《孔子生年考》，最後一篇是《孔門傳經辨》。十幾年前，我在美國，又寫了一部《論語新解》。所有我對孔子的行事和思想的一切意見，都在這三書中。所以我不願再寫，該讓別人來寫。可是孔孟學會堅持要我寫。我寫了後，卻又覺很高興，自己覺得總算自己還是有長進。這本比我前三書，還發現有新見解。可是這本書寫成，遭到孔孟學會退稿。這還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人請了寫書，而又遭退稿的。我本想擱下再說吧，結果有位女記者在一會上，聽到一位孔孟學會委員，公開批評這份稿子，而來訪問。余意孔孟學會退稿，非比書鋪退稿。「學會」非比尋常，並且又是國立的。這樣的退稿，誠是一大問題。所以我甚願另交一雜誌社出版，歡迎社會大家的批評。可是到今天，未經一人批評。這是大家贊同呢？還是大家根本不理睬？若是不理睬，國人關心的是什麼？中國文化已淪落到什麼程度？要知一個國家民族不能沒有歷史文化，而一國家民族對自身的歷史文化不關心到此地步，絕對不會有前途。另說我在四十八年後，仍可以再講這些老話和書，可見這書的價值。如果再過四百八十年，這書仍值討論，則更見價值了。今天台灣最嚴重的，是大家對歷史文化的重大問題都不理睬，而這也是對歷史文化傷害最可怕的一種風俗，比之大陸上的對本國文化提倡破壞，其實有過之無不及。我寫《國學概論》時，正是新文化運動「打倒機家店」時。當時我的《國學概論》寫成，有人批評「國學」二字不對，因學術是無國界的。其實世界各國都有其特有的學問，這問題並不奇特。孔孟學會退稿，據說是因我在這書里沒有講《六經》，《史記》上說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春秋》」。我的說法，只是「作春秋」有其事。「訂禮樂」也有之，但並不如我們所想像，那真實情形也無法再講了。此外「刪《詩》《書》」、「贊《周易》」，實在並無這回事。這些話我早說過，其實也並非我一人創見，只是薈萃前人成說，而成此結論。諸位對此問題，除讀我的《國學概論》第一章外，也可看我《先秦諸子系年》第一卷的最後一篇《孔門傳經辨》。　（三）此刻我仍得簡單講一些關於孔子與《六經》。第一點，我們先講此「經」字。諸位翻查《論語》，惟《憲問篇》一見：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經」為動詞，非指書本。《孟子》書里，則有：經正則庶民興。此「經」字亦非書籍。即此可說，孔、孟並未傳經。《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詩》、《書》下並不加一「經」字。孔子又常講「禮、樂」，禮、樂亦並非兩部經。戰國時人只稱孔子教弟子以「四術」，即指詩、書、禮、樂。我們現在且問，古人一本書而稱之為「經」的，始於何時？「好古敏求」，孔子以前非無書，但不稱經。書稱「經」，大概始見於《墨子》。《墨子》書中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諸篇。墨子主張，乃另一套學問。儒家用「經」字，始於荀子。《荀子勸學篇》：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諸位讀到這幾句，或許「數」字不會解。學問總有不知處，不必急。不要盡在不會解、難解處求解，先從能解、易解處去用心。不懂的且存在心裡，日後或許有一天能懂。《荀子》書上有「經」字，其實已後於墨子。那麼《墨子》的書，是什麼人寫的？《墨經》又是什麼時代人寫的呢？現在人反對考據，其實學問沒有不要考據的。《墨經》的「經」與《荀子》的「經」，何者在先？何者在後？這個考據容易。但考據之事，有的考得出，有的考不出。如《論語》只一處用到「經」字，《論語》、《孟子》上用的「經」字，不指經學言，這明白考得出。這時的儒家，還沒有傳經這回事。至於儒家是否因墨家有經，因此也把幾部他們看重的書也稱之為經呢？這就無法確考。但我們只就《荀子》這兩句話看，「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所謂的「誦經」實非指《六經》。因「經」與「禮」對稱，則知禮非經。後人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稱《六經》，已決非荀子時語。唐代人楊倞《注》：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這《注》非常好。我們現在人常看不起從前人的注，而看重清朝人解經。如《荀子》有王先謙《集解》。可是從前人像這種注非常好。楊倞是唐朝人，漢人已有《六經》，他不知嗎？而他這樣注，實在好，注得非常貼切。只提《詩》、《書》，未提五經、六經。要到後人才再出來大加提倡《五經》、《六經》。而且清代人也沒有來駁楊驚這句注。《勸學篇》下面明明說：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狄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荀子自己講「經」和「禮」，也沒有指到《易經》。是荀子也未知孔門有傳《六經》事。所以楊倞此注最切當。（四）我講這門課，不僅要講經學大要，更重要的要吿訴諸位，讀書應如何讀法。譬如我剛才吿訴諸位，讀到「其數則」三字不會講不要緊，且先跳過，不要遇到不懂便不高興讀下去，天下沒有人能拿出書一讀都懂的。若有一讀便懂的書，這便是無價值的書。讀書有不懂，但不會全不懂，儘先讀懂的，不懂的慢慢再讀，自會懂。若不高興再讀，亦不妨先讀別的書，隔一陣回頭再讀。如此由不懂而懂，才是長進。同時大家讀書得有幾個朋友、幾個先生才行。而這些也可以在古書里去找。諸位讀書應分別每一書的意義與價值，不能盡想讀沒讀過的書。我一生中，不知讀過多少遍《論語》，但遇能懂的，卻不該疏忽。如荀子說：「始乎誦經」該能懂，但楊倞卻註：「經謂《詩》、《書》」，並不說《五經》、《六經》，此處就大有問題，該得注意，自運思考。讀書如交友，朋友愈熟愈可來往，不能一味喜新。（五）我們現在再進一步講，孔子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教弟子。但到了漢代，如《漢書藝文志》中的「六藝略」，這「六藝」便改指了《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其實漢代也只有《五經》，從來沒有獨立的《樂經》。但照漢人如此一說，孔子和《五經》便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孔子作《春秋》，見於《孟子》。孟子師子思之門人，他的話絕不錯。《史記》也有詳細的記錄。而《春秋》由曾子、子思後不知名的學者，再傳至孟子為五代。至於《詩》、《書》、禮、樂，在《論語》中不知提到多少次。不過照楊倞注《荀子》,《詩》、《書》、禮、樂也有分別，不都是指的書。這非常重要。 至於《易》，《論語》中提及「易」字的僅兩處。一見於《述而篇》：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此章，引起中國古今不斷的問題。孔子是大聖人，為什麼《易經》定要待五十歲才學？而且何以要到五十學《易》才能無大過？古人讀書不像今天，他們認為其中必有一番道理才對。於是人各一說，對論語此章，有了許多說法，但都不能說得恰好。只有一說，根據《論語》異本，謂「易」字當作「亦」，連下讀： 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孔子自知五十定將出仕，把學的生活打斷了，所以有此說法，算把這一句讀通了。孔子說此話時，大概在四十八、九，照當時情勢，孔子非出仕不可，所以孔子說：「若能讓我學到五十歲，再出來做事，庶可以無大過失。」用一「亦」字，可使這一句話上下連貫講得通。此外又有一條，在《子路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八字，乃《易恆卦》九三爻辭，可證孔子確曾提到過《易》。但《易》只是卜筮之書，所以孔子說若其人能懂占卜吉凶，一翻《周易》，見了此句，也便知人不可無恆了。由此章正可見孔子並不重視《易》。 若孔子自己要「五十學易」，為什麼全部《論語》沒有記載教弟子學《易》的事？《論語季氏篇》載：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退而學禮。聞斯二者。」孔子私下教兒子只有這兩次，但也並沒有教兒子讀《易》。這是一小故事；不過從這小故事可以講出一文化問題。文化是不能空講的。在中國的家庭中，自古父不教子，而要易子而教，這也就是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特質。漢代人說傳孔子《易經》的是商瞿，但《論語》里並不見此人。我的《先秦諸子系年》,在《孔門傳經辨》曾詳細討論到這事。七十子中，四科十哲，諸賢皆不傳易。孟子不傳易，荀子不傳易。商瞿傳《易》，只漢代人說。直到秦始皇焚書，《詩》、《書》皆不免，但《易》為卜筮書，不焚。明白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其語始見於《莊子外篇天運》,但從來人皆知此是偽書，當出秦、漢之間，斷非戰國時人語。（六）再進一步說，《莊子天下篇》所謂「易以道陰陽」，只是《繫辭傳》如是說，《周易》上、下經並不道陰陽。《論語》、《孟子》均不言陰陽。再如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論語》中孔子只言「天命」，不言「天道」。又曰：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性」只此一見。孟子「道性善」，《中庸》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但《繫辭傳》卻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照此四部書之先後，應是先《論》、《孟》，次《中庸》、《易傳》。若說《易繫辭傳》是孔子所作，則先秦儒家思想先後轉進之次序大亂，無可闡說。而且孔子為何把說「道」說「性」的一些精義密旨，秘不吿人，連子貢也聽不到，但私下只傳之商瞿？此下孟子、荀子諸人也都不知，所以孟子道性善、荀子道性惡？若如們兩人都曾見到了孔子《易傳》，我想孟子「道性善」，也不這樣的道法，荀子也更不致出來主張「性惡」。因荀子只起來反對孟子，並連帶反對到子思。但《荀子》全部書中，絕沒有一句話反對到孔子。若荀子已見到了孔子的《易系傳》，至少決不會明目張胆來提倡性惡。而且在荀子同時，也決沒有人見過孔子的《易系傳》。否則荀子縱使提倡性惡，也應對孔子《易系傳》所言，有一交代。而且荀子也沒有見過所謂子思的《中庸》。《中庸》書里曾說：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他處又明白提到《華山》，卻不提《泰山》。此書顯然出在秦代統一以後，但還在焚書以前，所以荀子見不到此書。 再如《易說卦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論語》只言「剛」不言「柔」。《孟子》亦然。《論語》中亦多言及「義」，但「義」與「仁」不連稱對立。墨子講「兼愛」，始把「義」字價值提高，來反對孔子講「仁」。故莊子說：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這是說，儒家講「仁」，墨家講「義」，是非難於判定。後來孟子出來，始把「義」與「仁」二字連稱對立一同講，自成一番道理。所以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他把墨子說法包涵消融於孔子道理之中。所以後來大家不必再辨仁義的問題，而墨家亦就失去了立場。即如《禮運篇》說「天下為公」，這裡面也已包含有墨家思想。而《易傳》中更包涵有道家、陰陽家思想。又如《易傳》以「天」「地」連稱對立，孔子、墨子皆不然，孟子、荀子也不然。直從孔子到《中庸》與《易傳》，盡可說都是儒家思想一貫相承。但其間已有三百年時間，儒家思想也遞有轉變衍進。即拈儒家言「性」一義來說，孔子只說： 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下愚不移。顯是專論人性。雖其間有「智、愚」，但未牽涉及「善、惡」。孟子「道性善」，也只說人之性善，並未說犬牛之性亦皆是善，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他只是根據人文歷史來說。荀子主張性惡，也只根據歷史討論人性。但《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又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種講法，兼天地萬物，一併同視，顯已是受了庄、老道家影響。《易傳》更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把陰陽家言羼進。這些話，我並不有意貶損《中庸》與《易傳》兩書之價值，只是講古代儒家思想之發展，隨時演進有如此。到後來，魏、晉提倡道家，但極看重《易經》，《易》在「三玄」之列。到了佛教大行於中國，糧武帝信佛，曾為《中庸講疏》。《中庸》與《易經》這兩部書，仍受大家看重。到了唐朝，《易經》更受道家看重，一翻《道藏》便知。李習之寫《復性書》，也根據《中庸》來。但李習之顯亦濡染佛學，可見《中庸》、《易傳》兩書，顯與《孟》、《荀》有別，更不必提及《論語》了。我此所講，已大部牽涉到「思想史」，但我現在是講「經學」，固然經學史與思想史不能嚴格分別，但亦各有偏重，我之所講，且到此為止，不再深入。（七）再講到「禮」。孔子以《詩》與禮教其子伯魚，但禮與《詩》不同。「禮」是禮儀行為制度。下到戰國孟子時，古人行為制度已不得其詳。故北宮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祿」，孟子說：其詳不可得聞也。諸候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當時因為諸侯僭禮，所以各自把古禮都燒了，因他們都討厭古禮。如魏文侯，只是一卿，而作了國君，雖拜子夏為師，但也討厭禮。齊威王也不喜歡禮。所以到孟子也不會講了。而這禮是孔子詳細教學生的，孟子已不能說，那裡有孔子所傳的「禮經」？漢代《禮經》是指的儀禮，但此只是孔子以後的書，前人也早有定論，茲不詳及。我這一堂所講，只是說孔子時還沒有《六經》。宋末理學家黃東發說：《六經》之名始於漢。 此一語可謂顛撲不破。現在再略講今文《尚書》中的《洪範》。《洪範》一篇，傳說為周克殷之後，武王訪箕子，箕子所陳。「洪」，大也。「范」，法也。「洪範」猶今言大憲章、大法則。篇中明白講到金、木、水、火、土五行，亦為孔子、孟子所不講的，乃是此下鄒衍的一套。可見此篇亦是戰國末年人偽造。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中國人從孟子到太史公，何事不經考據？考據就要講「辨偽」。因而若說「禮運」是孔子對子游所說，但根據歷史，知孔子在魯國作官時，子游還是小孩。待孔子周遊列國回來，子游才參加弟子行列的。可見這不是孔子對子游所說，此即是考據之辨偽。我們做學問，不能沒有考據工夫。不過考據當在大題目、大義理上用，不應盡向小題目、小枝葉上去考據。要講經學，這是一種自漢以下千古聚訟之學。不通考據，斷不能來講經學。要通經學，又必注重「經學史」。不懂先秦，如何能懂兩漢？不懂兩漢，又如何能懂魏、晉、南北朝、隋、唐以下？今天且講到此。第三講（一）上次講孔子與《六經》有沒有關係，又是什麼樣一種關係？我們想略知經學，這是第一個大問題，先該知道。今天講第二個大題目：漢武帝表章《五經》。我們學一種學問，最好能博學，則種種複雜問題可以相互貫通。支離破碎，一知半解，便不能通。我們現在做學問都要講「專門」，其實從古以來的學問，凡有成就，都是專門的。但在相互間必求「通」。難得有幾個人能多方面通。可是做學問的基礎須是一個廣博的、多方面的；而專家之學，乃是較上一層次了。學問基礎究該何處求呢？人類知識在每一方面都有幾個大題目。在這幾個大題目下，都能懂了就是「博」。也就是把握到每門知識中最重要的幾個大問題。這幾個大問題懂了，其他便都易懂，不懂也不要緊。中國向來講學問都說「經、史、子、集」，經學便是第一項。中國讀書人沒有不通經學的。實際上經學只有幾個大題目，弄懂了就可以，不是非要把每一小題自都專精才行。諸位學史學，也只有幾個大題目，不是要把《二十五史》精讀。能知漢朝、魏晉南北朝等，每一時代有那幾件大事就行了。這是你不論研究那一朝專史都該知的。（二）在漢代，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這是講經學、講史學都要講到的大題目。特別民國以來新文化運動的時期，大家喜歡講這題目。但在下面另添了「而後思想定於一尊」這一句，好像儒家從此才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把後來中國人看重儒家思想，完全歸因於漢武帝的這項措施。這三句話，前兩句見於《漢書武帝紀》，漢代實只有《五經》，故後人或稱武帝表章《五經》，是一樣的；末一句「思想定於一尊」，謂其獨尊儒術，中國《二十五史》中沒有，亦從未見於其歷史記載，自為我們民國以來學者所說。這新添的一句話，簡單講，有兩點不通。第一點，中國的儒家思想，在漢代「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時，當然特別受人看重。但到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儒家思想雖未全部推翻，在儒、釋、道三教中，儒家只居末座。從政治制度上講，魏、晉下到隋、唐，都沿襲兩漢無大改革。而兩漢的政治制度，便多是儒家思想的表現。但講人生宇宙，大家看重的是佛教與庄、老，其勢力更在孔子儒家之上。如何說儒家「定於一尊」呢？至少可講，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影響，到東漢亡便完了，下面魏晉南北朝早不如此。倘使我們要罵孔子貽禍中國，亦不能專怪漢武帝一人。隋、唐以下，儒學復興，尚待許多人努力。說到此，我附帶提一事。我這次到韓國講演，有一位教授特來問我，說「從前我們韓國人認為韓國幾千年是受了孔子思想之害，現在我們知道這話錯了。最多只能說，講孔子思想的人講錯了，孔子思想本身並沒錯。依先生之見，孔子思想本身究竟有沒有什麼缺點？」他這問題其實是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姑不論後來人是不是講孔子講錯了，幾十年來，大家罵孔子，究竟孔子思想本身有沒有什麼毛病？我當時答覆他說：我們今天講西方文化，重要的一是宗教，一是科學。孔子思想在中國可以代替宗教。西方受宗教的影響，如其紀年都以耶穌誕生為紀元。今天我們中國人稱之為「公元」，這是我們的自卑心理。中國歷史早於耶穌紀元，而不敢以中國人紀元，不敢說孔子誕後多少年。對於科學，孔子講天文曆法，豈不遠超過西方？中國這幾千年來，亦不是沒有科學。孔子雖未加提倡，亦未加反對。只是在近兩、三百年來，中國不像西方般，在科學方面有長足的進步。我們今天要來提倡科學，似乎也與孔子思想並無衝突。現在再回到剛才的問題。民國初年人說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然後儒家定於一尊」。這句話第一點不通，我剛才已經說過。第二點不通，我要說的，漢武帝表彰的是戰國以前的《五經》而非表彰戰國以後的儒家。漢武帝「表彰《五經》」的另一句，是「罷黜百家」。儒家只能算百家中第一家，則也在漢武帝罷黜之列。我們讀《漢書藝文志》，這是漢代皇家圖書館藏書的目錄分類，把一切書籍編目，分歸七類。第一類為《六藝》，便是「經」。第二類為「諸子」，便是「百家」。百家中第一家，便是「儒家」。可見罷黜百家，儒家亦在內。「六藝」與「諸子」，這是當時學術上一個大分野。講漢代史，這點不能不知。漢代政府設「博士官」，其制始於秦。漢武帝以前，文帝時《孟子》、《老子》皆曾立博士。到了武帝，只許《五經》立博士，其百家博士都一起罷免。《孟子》、《老子》博士也罷黜了，這便是罷黜百家的事實證明。可見當時漢武帝表章《五經》，並非表章「儒家」。從前人對這問題大家懂，不用多說。但今天大家提倡新文化運動，要討論儒家思想，來加以罷黜，這才變成了新問題，而不幸把《漢書》這兩句話的內容也講錯了。講學問不能憑空講，若如民初人說「漢武帝表彰《五經》，罷黜百家，而後儒家定於一尊」，這便是無根據的空論。（三）《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中有《曾子》、《子思》、《孟子》，再有其人。這裡便發生一問題，儒家出於孔子，漢代人為何不把孔子歸在儒家呢？孔子作《春秋》便是漢代人《五經》中的一經。而另一部書，孔子門人記載孔子一生言行的《論語》，亦不歸在《諸子略》中，而把來與《爾雅》、《孝經》三書同附在《六藝》之後，為當時小學必讀書。漢代人未入太學，先讀這三本書；入太學後，再讀《五經》。《論語》記孔子的言行。當時人亦認為《孝經》是孔子所作，這當然不對。至於《爾雅》，則如一本字典。這三本書當時規定人人必讀，此後再讀《五經》。可見漢代人認為孔子是傳《五經》的，所以不歸在《諸子略》。至於《孟子》，則並未為漢人所重，直到唐代韓愈闢佛，始自比於孟子之辟楊、墨。下及宋代，歐陽修告王安石，學古文應宗韓愈。王安石說，他喜歡學孟子。蘇東坡詩亦言「仕道固應慚孔孟」，亦以孔、孟並稱。故王、蘇尊孟，實可說皆從昌黎來。照漢代人講法，《詩》、《書》、《禮》、《樂》加《易》、《春秋》即為《六經》。漢代並無樂書，故只有《五經》。《詩》、《書》、《禮》、《樂》皆由周公始，《易》則經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聖。《易》卦起於《伏羲》，卦爻辭起於文王、周公，孔子為之作傳。《史記》說「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孔子之前，已有《春秋》。孔子作《春秋》，即本魯國《春秋》。墨子時還見過「百國《春秋》」。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可見孔子前各國都有史書。當時各國的史書，從何時開始的呢？大概不從周公始。周公時只有《尚書》。孟子說：《詩》亡然後《春秋》作。這裡的「春秋」是指的百國《春秋》，並不指孔子《春秋》。關於這點，我已在《中國史學名著》一書中說到。現在不再詳講。漢朝人表章《五經》，是看重從周公到孔子，後起孟子、荀子並不在內。我們今天「孔、孟」連稱，則要到宋代才如此。此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大轉變。這可說漢代人看重周公、孔子，並不只看重孔子一人，而《論語》亦並不能與《舂秋》並尊。（四）我們再進一層問：「《五經》」與「百家」的分別在那裡？此層仍須看《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以《六藝》為「王官學」，諸子為「百家言」。「王官」指國之共尊，「百家」乃指民間私家。現代人說，西方學重專家，如文學家、史學家，指學問上之專門家。中國古代儒家、道家的「家」字，則不如此講。「家」字應帶著「官」字同時講，如漢代蓋寬饒引《韓氏易傳》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字、「官」字皆從「宀」，「宀」是象形，代表建築，為人所居。建築有兩種一種是公的，稱「官」，如後人稱衙門；掌管這衙門事務的人也稱官。「官」是一名詞，「管」是一動詞，一平聲，一仄聲，稍加區別即是。一種是私的，稱「家」。家字下從「豕」，屋子裡養頭豬，這是普通人的家。衙門裡人很多，所以官字下從「??」，「師」亦從「??」，有「眾」意。故公的建築稱「官」，私的建築稱「家」。換言之，官指「公」，家指「私」。因此古人又稱傳賢、傳子兩大傳天下的方式為「官天下」、「家天下」。中國文字學是很有趣的。中國古代本已是大一統了，各衙門之上有一個總衙門，夏、商、周三代皆稱「王」。百官分職，成一大組織，一切官都為著國家辦事，皆隸屬於一王之下。因此當時政府所掌各種學問，皆稱為「王官學」。後起乃有「百家言」，這是一種私家之言，如孔子、墨子、老子,一時蜂起，不止一家，這就稱為「百家言」。這便是漢代人所稱「王官學」與「百家言」的分別。照《漢書藝文志》所講，百家言都由王官學來。關於此一層，清代學人章實齋所著《文史通義》，他根據《漢書藝文志》對此有發明。若再補充章實齋說法，亦可謂，王官學在政府，就是古代先起的「貴族學」；百家言在社會，乃是古代後起的「平民學」。以前，學問只在貴族手中，只有貴族學。孔子始把學術由貴族流傳到民間，才開始了平民學。上闡王官學，下開百家言，是中間一樞紐。漢武帝是要提倡「王官學」來罷黜「百家言」。《五經》就是王官學，「罷黜百家，表章《五經》」，其議由董仲舒提出。董仲舒的文章屢言「更化」。「更化」二字，拿今天話說，就是「新文化運動」。罷黜百家，表章《五經》，便是當時一種新文化運動。今天我們盡要說中國人守舊，其實孔子以下百家興起，便是不守舊。漢武帝表章《五經》又是不守舊，至少把祖父時的博士制度改了。《孟子》博士、《老子》博士一起都罷黜了。我們若把整部中國史來看，中國人天天在那裡「更化」。惟其如此，所以不像西洋史積著一時來一個大變，希臘變成了羅馬，又變成了中古時期，又變成了現代。兩次大戰後，歐洲又將大變，只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而中國還是一中國，所以不知者要說他守舊不會變。今且說，董仲舒主張「更化」-要以「復古」來「更化」。其實只是要恢復以前周公到孔子之古，來更先秦自孔子以下至秦始皇一段之化。在學術上罷黜百家，來恢復從前的《五經》王官學。此層且待慢慢講。（五）諸位聽我這樣講，或許會疑心，我此下會領導諸位走入一條專門經學上古老沉悶的路，其實也不然。我要吿訴諸位，我們做學問，不能只讀書，卻忘了我們自身的時代。做這一時代的人，主要應講這一時代的問題與需要。要懂得這一時代的意義與價值，這樣才不是讀死書。我是民國時代的人，在我年輕時，大家正提倡新文化運動。大家都講這問題，我才也來研究這問題。待我仔細讀了一些書，才發覺全不是這回事，全不如他們之所說。我此下討論的問題，其實亦是些現代問題，但不免必要牽涉到古代。現在應再講一點，中國人為什麼要提倡孔子？近代崇拜西化的人說，中國人提倡孔子，是專制皇帝為要便利專制，是罪魁禍首。今天要推翻兩千五百年的專制政治，孔子當然該打倒。我聽大家這樣講，來做研究，先把全部《論語》仔細讀，再把《孟子》、《荀子》其他儒家書一起讀，看們是不是都在獎勵專制？再尋「漢武帝提倡孔子是為要便利專制」這話是何人所說？見於何書？但再也尋不到，我才知這句話是我們現代人的新說法、新發明，從前人並無這句話。諸位當知，科學可以有新發明，從前沒有電燈，現在有了。哲學也可以有新發明，從前人這樣講，我不這樣講，我有我的一套邏輯方法，可以和你辯論。但說中國因為專制皇帝認為孔子思想便利於專制，所以來提倡孔子，兩千五百年直到今天，這是說的歷史。若從歷史實情看，很難找出證據。若要進一步，再講思想內容方面，這較難。漢武帝為何要來表章《五經》，罷黜百家？剛才已講過，這是由於董仲舒一番話。但細看歷史，漢武帝在董仲舒說這話以前，自己已有一套道理，一套想法。譬如漢代詔舉「賢良」到中央來「對策」，這不是漢武帝時開始。賢良來到朝廷，朝廷的策問，都是問的當時政治上的問題。董仲舒賢良對策，其中特別提到的是「天人」的問題，就是宇宙與人生的問題。董仲舒說得極好，武帝看了，大為欣賞。因此根據他的對策，再發問，他再答。一共問了三次。他這三篇對策，即是所謂《天人三策》，原文都見在《漢書》。這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大題目。可是我們在注意他這三篇文章如何回答之前，該先注意武帝的策問內容，如何問的？似乎大家都懂得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卻都不注意武帝的策問。其實在武帝的策問里，已經明明推尊儒家了。董仲舒只是回答得使漢武帝滿意，所以漢武帝一而再、再而三的繼續問，便知漢武帝在問之前，已經自己也尊重儒家了。我們讀《史記》和《漢書》，才知漢武帝當皇帝，其時只十七歲。他在即位之前做太子時，已有一位先生王臧教他。王臧的先生是申公，王臧另有一同學是趙綰。武帝一當了皇帝，王臧便推薦趙綰，做到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官位。照此看來，武帝顯是幼年早受了他先生影響而知推崇儒家的。諸位想，武帝當皇帝時只有十七歲，尚無政治經驗，如何便懂得孔子思想可以方便專制？就像今人也受自己先生的影響，先生說新文化運動，大家也說新文化運動，社會風氣的影響也因此而成。若講中國史上的專制皇帝，大家都推秦始皇。秦始皇由秦王慢慢統一天下，做中國史上惟一未之先有的大皇帝，故自稱「始皇帝」。他對政治有經驗。秦始皇為何要焚燒《六經》？難道他不懂專制，不懂思想可以便利專制，而漢武帝卻懂了嗎？諸位讀書要懂得活讀，要通人事，才會自用思想。人不可以只死讀而不知人事。今天的大學生，即不通人事，在此等處，才會聽旁人言，多生問題。我們再看秦始皇，他也是個讀書人，他讀到韓非的書，不禁說：可惜我不能和同時，和做朋友。諸位聽這故事，當知中國古人亦多可欣賞處。即如秦始皇，當時已做了皇帝，還能自己讀書，還能有這番欣賞心情。李斯吿訴秦始皇，韓非這人還活著，他們並且是同學，以前兩人曾一起跟著荀子讀書。韓非是韓國一公子，這話傳到韓國，韓國與秦國辦外交，便派韓非使秦。韓非到秦後，秦始皇雖然佩服，因是韓國的公子，不敢用他。李斯是楚國一平民，所以秦始皇敢用。既不敢用韓非，又不敢放回去，於是把他下獄，竟死獄中。諸位試取《論語》與《韓非子》對讀，看那一部書是在提倡專制？可是今天我們也仍要欣賞韓非。提倡民主，要講法治，認為韓非是法家，因此也推尊他。其實韓非所說，與今日西方人之所謂「法」，兩者並不相同。我們若講民主法治，何竟推尊到韓非，真是「牛頭不對馬嘴」。至於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卻並非認為《五經》與孔子可以便利專制。上面已說過，中只有《春秋》一經出於孔子，此外都是周公傳下。漢武帝要提倡周公到孔子，這正是董仲舒之所謂「復古」。而孔子以下的百家言，在當時則視為「今」而非「古」。秦始皇焚書，主要是焚古書，並下令：以古非今者族。敢偶語《詩》、《書》，棄市。《詩》、《書》便是說的「古」。若照今天人想法，秦始皇可算是「現代化」，諸位豈不都該佩服？然而秦始皇才得算是中國古代一專制皇帝。先秦百家言中，最主張專制者，應算是韓非，所以秦始欣賞。今天毛澤東提倡秦始皇，也就是不準「以古非今」，也就是提倡專制。諸位應一讀《韓非》書。漢武帝也能讀書，儻求專制，便該效法秦始皇提倡韓非，不應來表章《五經》。何以民國初年人全不知？他們一意主張效法西方，也無不可，卻不該不讀中國書，來妄談中國歷史。我這些話都有根據。（六）我剛才說：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是受了他幼年教育的影響。漢代每個皇帝在登基前，做太子時，都從師受教育，這是中國文化。皇位世襲，為何皇太子定要讀書受教育？這番理論，在漢文帝時，賈誼上《陳政事疏》，有一條曾討論過。賈誼這番話，便由儒家來。諸位由這一層，再回頭來看先秦諸子，除儒家外，還有那幾家特別主張教育的？墨子講兼愛，要教人「視人之父若其父」。這番道理，諸位長大成人，要講哲學，或可贊成，但不能來教每一家庭中的小孩。庄、老道家不講教育，其各家也都不講。講教育，須從小孩幼童開始。看重教育的，只有儒家，只有孔子。所以說：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正是講教育，孔子所以稱為「至聖先師」。我們今天與其稱孔子為一哲學家，為一大教主，不如稱為一教育家。漢文帝因賈誼這番話，派去做長沙王太傅。當時朝中都是跟從高祖打天下的功臣，而賈誼年只二十幾歲，不能讓馬上在朝中當一官職，因派他做自己兒子長沙王的先生。這是看重賈誼，而且也是採納了他的意見，讓他去他實踐的理想。賈誼到底年輕，不知漢文帝這番心意，對此有點不高興，及渡湘水，為賦吊屈原。到了長沙，自傷南方卑濕，恐不壽，又作了一篇《服鳥賦》。過了數年，賈誼被召回。文帝說：「好久不見，自覺已進步。今再見，才知還是不如你。」兩人對席長談，文帝說得興緻來了，便把坐席移近。興緻又來，又移近。兩人無所不談，乃至談及到鬼神。論兩人之年齡，文帝遠大過賈誼。論兩人之地位，更不相稱。但文帝對賈誼，乃是一種最純潔的學者心情。那是何等地可愛！今天我們一講到中國古人，便覺一無足取。一講到中國歷史上的皇帝，更感討厭，其實並不然。賈誼《陳政事疏》中所言，文帝幾乎都採納了。其後文帝又派做梁懷王太傅。梁懷王乃是文帝的小兒子，很為文帝所寵愛。賈誼去後，有一次梁懷王出外打獵，由馬上摔下跌死。賈誼心裡不安。自己主張青少年應受教育，皇帝看重他的意見，派去他教最受寵愛的一個皇子，而結果此皇子死於意外。他自認有愧為師，從此鬱鬱不樂，不久也死了。後來人批評賈誼，一是宋人蘇東坡，以為賈誼固然了不起，但應知此時不能立刻跑上政治舞台，須忍耐，不應如此鬱郁而死。同時王荊公，卻能說出賈誼心事，說心懷內疚才如此。王荊公在此事上，識見遠超過蘇東坡。諸位應知，批評古人事亦不易。死者固不能在地下起來申辯，但在我後還有人，我之是非禁不住後人批評。蘇東坡論賈誼的文章，人人讀到。但王荊公評賈誼，只一絕句詩，四七二十八字，後人讀了，才知蘇東坡之淺見。西方有宗教，而中國人則重教育，宗教也可以說是一種教育。而今天講教育，則只是一種知識，不重做人。難道做人不要學嗎？我小時讀書，有一門課叫「倫理學」，後改為「公民」。做一人的意義比做一公民更廣大、更悠久。西方教做人在宗教，在教堂中，出門即為一民。我們國情不同，怎可如此便算做人呢？這是題外話。我們現在只要說一點，何以儒家思想比各家在後來更能占重要地位？正因儒家提倡教育，這是中國文化中一要點。西方把宗教來盡他們教育的責任。至於今天的學校，只重知識，不教做人。中國人從前教育，從幼小時開始便教做人道理，因此也不感得要宗教。而儒家思想所以能在中國兩千多年來一直占重要地位，因儒家教人做人，此亦是一大原因。後來佛教進中國，一時做人的道理一半要聽和尚的一套。此外還有庄、老思想，這便是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一段。但幼小教育，仍還得重孔子。下到宋代，又是一番復古更化，再回上去，做人道理自幼至老，全部還應照孔子，不能再聽佛、老。我們今天提倡西方文化，再不提倡做人。耶教已衰，做人道理，一切已罷。我以前曾寫過一篇文章，說我們中國人今天要反對孔子也可以，但應該大家信耶穌。講多講少，至少做人的道理總要有人講。但民初新文化運動不信孔子，又不信耶穌乃至釋迦牟尼，於是馬克思的一套便乘虛而入。馬克思也有一套做人道理，便是「階級鬥爭」。那時我在大陸親見一輩青年信仰馬克思，真覺無話可說。（七）我們此刻講到賈誼，又該從賈誼再講上去。中國古代規矩，皇帝死了都要加一「謚」。把一生行事，選一字來作謚，或褒或貶。秦始皇不許再有謚，從以下，一世、二世以至萬世，無窮不絕，只稱「始皇帝」、「二世皇帝」便可。但秦始皇萬世之夢，只二世便醒了。漢代的皇帝，高祖以下，每個謚號都要加一個「孝」字，譬如孝惠帝、孝文帝，此一「孝」字便是儒家義。儒家教人從小就要孝悌。所以漢代小學，《論語》外又有一部《孝經》。其實秦始皇已先講孝，所謂「以孝治天下」。一世、二世以至萬世，傳宗接代，這不是至孝嗎？講到此，問題更複雜了，這要牽涉到整個民族文化思想問題。秦始皇在政治立場上，固然一心要專制。但又想由他起，一世、二世以至萬世，乃不免又走上家庭觀念上來。儒家的孝道，終亦不能放棄。即魏、晉、南北朝、隋、唐時，釋、老雖盛行，但因求門第延續，仍不能放棄儒家孝道。民初西化打倒孔家店，便連帶要「非孝」。大陸共產黨提倡子女清算父母，反對溫情主義，這豈不就是批孔？所以要討論孔子思想盛行中國，只一「孝」字就夠了。其他觀點，亦可說只由一「孝」字輾轉引伸而來。但儒家論「仁」，則更重於孝。此義又當另加引論。（八）現在我們再放開一層講。諸位都知，中國古代是封建社會，然而在孔子之前已開始隳落崩潰。到了戰國，古代的封建完全崩潰了。再經歷了兩百多年，乃醞釀出一個新社會。貴族崩潰，封建不存在，天下歸於一，於是乃有惟一的統一政府的皇帝出現。但天下亦不是皇帝一人得管，皇帝亦須用人。在封建時代，有封建禮法規定，所用都是貴族。現在貴族沒有了，才起用讀書人，即秦國當時所謂的「游士」。游士不抱狹義的「國家觀」，多抱廣義的「天下觀」，此下天下一統，即由此勢力促成。而當時游士，也不專務政治活動，其間專務學術活動的也不少。各國尊賢養士，也不專用在政治活動上，也多盡讓他從事學術活動而加以奉養的。在秦始皇前，秦國有呂不韋。是韓國鉅賈，嘗經商到趙，後再跑來秦國，做到宰相。他得勢後，大召賓客，合著一部《呂氏春秋》。這書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的一部必讀書。他們把當時儒、道、墨、法、名、陰陽等各家思想，融會合一，創造新說。思想上的統一運動，已和政治上的統一運動相呼應。呂不韋抱有政治野心，他的書取名「春秋」，也大可注意。孔子便是要把學術來領導政治，此下儒、墨、道、法、名、陰陽各家接踵而起，都抱此旨。但到呂不韋時，列國政治一統，已有此趨向。呂不韋卻先來做學術一統的準備工作。可見當時人已與孔子以前人想法全不同，認為治國可不由封建貴族，當由學術、由士。此下中國的「士社會」、「士政府」，即由此一共通信念中展出。就純學術觀點言，也可說們已想把「百家言」重回到「王官學」，此已是董仲舒復古更化之先聲。呂不韋此書編成，懸掛在咸陽城門口，要大家來批評。能改動一字者，賞千金。這是一大宣傳。學術掌於一手了，他將來便可做皇帝。秦始皇和呂不韋起了一番政治鬥爭，把呂不韋驅逐了。但秦國政治，依然用游士李斯為秦相。秦朝又有「博士官制」。一個專家學者，通古今皆得為之。但並不擔任現實政治，僅備顧問，參加意見。又得厚俸，足夠養其隨從弟子們。當時每一博士，幾乎都有一兩百個弟子。如叔孫通，也是一博士。秦亡，跟的弟子還有百餘人，還成一學術集團。秦博士官額，共七十人，便從孔子弟子七十人來。其實秦代的博士官制，從「稷下先生」制來。稷下先生亦同樣受政府奉養，同時養及其弟子，也有七十人。可想孔子身後之影響，遠在戰國及秦代已十分彰著，不待漢武帝來表章。（九）秦亡漢興，又出了一個淮南王劉安。招攬大批賓客，也來寫一部《淮南王書》，後稱《淮南子》。他這書雖是以道家思想為主，但也會合各家。也像《呂氏春秋》般，要來做學術統一運動，也同時抱有政治野心。當時漢廷還不懂此意，但諸侯王中盡有人懂。南方有淮南王，北方有河間獻王。河間獻王是重儒術的，雖不如淮南王之懷抱政治野心，但他的名望亦已超出中央天子之上了。漢武帝出來，要把學術掌握到政府手裡，重加整理一番，再在朝廷設立「五經博士」。當知在中國歷史上，政治勢力外，另有一學術勢力，其事上始周公，下啟孔子。所以在王官學之外，又起了百家言。如今要把社會新起的百家言，再歸到政府去，卻並不能全憑政府的意思，政府仍得尊重容納民間的學術。秦始皇不許人以古非今，要把政治來統治學術，但只十餘年而亡。漢高祖初起，一切只是承襲秦舊，只是農民政府樸素謙恭，不如秦朝的可怕罷了。直要到漢武帝起來才要「復古更化」，所「更」是指秦，所「復」是指周公、孔子。周公制禮作樂，傳國八百年，自然遠勝於秦。漢武帝的博士制度，依舊沿襲秦朝。只是秦初的博士，主通古今。焚書後的博士，則禁止以古非今，把掌講自周公以至孔子一段古代書籍的廢了。秦始皇認為此下歷史由他開始，始皇帝、二世、三世以迄萬世，不容許人講古代來反現代，他失敗了。漢武帝則要一反過來，再講究以前歷史，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路下來，直到孔子。從歷史中得經驗，受教訓，由復古來更化。先秦各家各派，除了孔子儒家，只有最前的墨家還講一些歷史。但墨家既與現實政治不相和洽，其他各家又都只如西方哲學思想，自己說一套道理，卻不根據歷史。所以漢代人要根據歷史來一反秦舊，則必看重到《五經》。因《五經》便是歷史，舍卻《五經》，便無從講戰國及秦以前事。此刻漢武帝要罷黜百家言來重興王官學，則只有《五經》可當此選了。以上這些話，在我所寫的《秦漢史》中，已較詳講過，此處只是約略一提。諸位欲知其詳，可細看我的《秦漢史》。但我的《秦漢史》為何比《史記》更值得向諸位提起，要諸位去參考呢？只因此刻我們腦中，全受著民初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我只為新文化運動時許多議論，而去細讀，乃知民初新文化運動時種種議論，講到「尊孔尊經」，全是無的放矢。我乃根據《史記》，針對民初新文化運動時代之議論，來寫我的《秦漢史》。根據的是舊史，針對的是我們的新時代，所以值得諸位去一讀。（十）新文化運動有兩大缺點：一、是不講做人，只說「打倒家孔家店」、「非孝」、「禮教吃人」等等。二、是不講歷史。西方人本來亦不講歷史，後來英國出個大史學家吉朋，來寫部《羅馬帝國衰亡史》。他花著大工夫，零零碎碎找材料拼起來成部書，西方人才開始講歷史。今天我們中國人倒過來，反而去學西方人一套史學，也放著現成的史書不讀，要零零碎碎去找材料。不好好讀《史記》、《漢書》，只找材料，怎麼能懂史學？這不是糟糕了嗎！我今天所講，雖是針對我們現代新問題的新講法，但乃是從《史記》、《漢書》讀來的。漢武帝乃是一學術性的帝王，秦始皇也是。直到清康熙皇帝，還同樣是一學術性的皇帝，他們也都一生讀書。而西方又有多少學術性皇帝呢？今天大家只說「民主」，而中國人講政治，則說皇帝必須聽讀書人的話。讀書人不能專講老子、墨子，因他們只是哲學家。必須要講孔子，因孔子乃是一教育家。西方學術與政治是分開的。基督教《聖經》就說：凱撒的事凱撒管，上帝的事上帝管。宗教、政治分離。宗教不管政治，科學也不講治國、平天下，學術看重分科，大學教授看重專家。政治用投票的多少數來決定，但真理真可用投票表決嗎？ 中國《左傳》里說：善鈞從眾。可見從眾必主「尚賢」，不可在不賢不孝中來從眾。孫中山先生知此理，故其在「民權主義」中講考試製度。即就西方學者論，也不去競選，只安頓在學校里研究教書；而競選的人，多不是學者。再說選舉一定要經費，經費支持則賴黨派。這是西方政黨重要的來源。英國比較常是兩黨對立，但似乎沒有一黨是絕對的多數。兩黨不斷的替換，使得社會不安。而法國一向是多黨，反有戴高樂這樣的強人出來一統。他死了，政局又將會有變動。美國也有這些問題。以前英國選舉人資格，是以納稅額來決定。孫中山先生說，西方選舉有毛病，故在「三民主義」里特別設立了「考試院」，考試及格始得來當選舉責任，則考試豈不已遠在選舉之上？中國歷代作官的人，都是經由考試而來。近代西方如英國，也學中國考試製度，事務官一定經過考試。此乃常務官，必須是專家。而一般政務官，才是專由政黨中出身。中國傳統乃以學術領導政治，孫中山先生亦以考試來定從政資格。可是今天考試院只考小官，大官則得待留學生來擔任。今天中國政府乃一「留學生政府」。社會風氣，亦只有西方人才對，中國傳統便不對。今天既是一自由世界，何以我們中華民族在政治、教育、思想、言論上，乃獨不許有一套「民族自由」呢？所以今天講歷史，現代史最難講，古代史反而容易講。因現代史雖只有六十多年，但不知學術思想史，就無法知道現代史。當時社會人們重視康有為、梁啟超，而不重視孫中山先生，就因孫先生不算是一位學者。只有我一個人在我的《國學概論》里講到他，當時多人反對，再也沒有人把孫先生列入學術界。此與中國傳統政治人物尊重經學的大義，可稱是極端違反了。這是我們今天西化的成績。第四講一上兩次，一次講孔子與《六經》。孔、孟兩家當時都不稱「經」，更不用說「六經」了。到秦始焚書時，所焚的只是當時博士們用來「以古非今」的幾部古書，亦沒有所謂「六經」。一次講漢武帝表彰「五經「，罷黜百家是甚麼一回事。接下去講之前，我要先提醒諸位，該知道應怎樣讀書。我們讀書，最重要的一個方法，須把自己放進書中。我們要能自己運用自己的聰明和思想。如何運用？第一點，須照書本上的話自己實地下工夫。讀書該與你的日常生活打成一片，不該把自己生活與讀書分成兩回事。讀書與生活互不相干，這是絕不應該的。第二點，讀書不能「死讀書」，亦不能「讀死書」。譬如上一堂我們講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諸位便當把自己的聰明放進。由秦始皇燒《詩》、《書》，到漢武帝出來表章《五經》，中間隔了大概不到八十年，秦始皇時代尚沒有所謂《五經》，怎麼到漢武帝時候會跑出《五經》呢？如此一來，中間便有了間題。有了問題，可以向師友請益。但是倘使諸位既無先生，又無朋友，便當自己用聰明去想，來求解答。我們讀書能讀到隨處發生問題，則自然會欲罷不能。若因此找出答案，心中便會非常高興。若自已找不到答案，心中自會「發憤」。會問怎麼一回事呀！自己心中生氣了。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諸位讀書要心中覺得快活，先要經過一個境界，心中覺得「生氣」。孔子又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一個人讀書，心裡不「生氣」，孔子便不再同他講了。我們現在講新教育，都講「啟發」，孔子早講在前。不是隨便啟發，要你生氣了，這就是「憤」、「悱」，孔子才來「啟」你、「發」你。倘使你心裡從來沒有「憤」、「悱」，就算拿《十三經》一起讀完，一點用都沒有。憤、悱之情是你的生命，有了憤、悱之情，自己才能走上學術的路。諸位不能讀了許多書，而毫無反應，只記得許多事情。二我今天要拿上一次的問題回過頭來重講一點，這講法比較深一層，為書上所沒有。讀書要如此，才算有「心得」。倘使自己讀出的心得，發現前人已先我而有，心中必然極開心。倘使前人書上都沒有，自然更開心。我今天要講，秦始皇以後到漢武帝，這中間如何發展出一套所謂古代的『經學」呢？在此以前，至少孟子、荀子時，都沒有「經學」。何以會有如此大的變化？這一番歷史過程是該讀史者來細細思考的。諸位要拿我的《國學概論》、《先秦諸子系年》各書細讀，才知在秦始皇以前，中國明明白白沒有所謂「經學」。經學怎麼來的？學問要由淺入深，我不能開始便與諸位講這問題，諸位聽不進。我說孔子時沒有《五經》，後來有了，這樣講諸位或不生興趣。我先說漢武帝表章《五經》，再回頭講，這其中便有了問題。古代史書上像是沒有說到經學如何來，而實際上經學則已在那裡漸漸地滋長了。我曾經提醒你們要如此般來讀中國史，才會知道中國人也會有變、有進步，並不像今天中國人的想法，只有西方人才懂得變、才有進步。譬如今天我們講秦始皇、漢武帝中間一段變化，便知中國史並不像諸位今天所想的那般簡單，老是守舊不進步。倘使你們聽了我這課，還要認為漢武帝表章《五經》只是守舊，只是不進步，那就譬如說五千來年中國人只是一個「要不得」，這樣也就沒有理由再來講中國史、讀中國史了。我下面要講的是個大問題，中間有番大理論，可是我們的課程是講經學，不是講思想。講經學史反而要講到這些問題，講思想史或不會講到這些。關於思想方面，我不能詳細講。今天只能略講個大概，其餘留待下堂續作補充。三諸位當知，我們開始做學問，便有兩種不同的「個性」。一種是「吸收性」的做學問，一種是「排拒性」的做學問。吸收性的做學問，如我們飲食，吸收各種養分；排拒性的做學問，則如我們飲食後的排泄。諸位須知，飲食而不排泄，便會生病痛，但滋養我們人身的，則為飲食吸收。排泄是易見的，而吸收消化則不易見，這是每個人應該自己去體會的。今天我們有一班青年做學間，只知批評，只講懷疑，這是一種排拒性的態度。但們對西方外來文化，則只務吸收，不求消化，又如何能獲得營養呢！今天我們這時代，我們中國近百年，或說民國以來六十年的做學問，可以說是走上了第二條路，不是走第一條路。對自己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方面，多走排拒性的路，不吸收、不消化，如何叫當前的國家民族有營養、有健康呢？孔子儒家做學問，是一種吸收性的。所以能開出以下的儒家，孔子是所謂「集大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都是現代青年所看不起的。諸位看一部《論語》，從堯、舜、禹、湯、周公直講到春秋時代的賢卿大夫，他們都是拿進別人的長處。諸位拿我這觀點再去讀,便知儒家做學問是吸收性的。們前有繼承，但亦未嘗無轉變；外有模仿，但亦未嘗無傳統。孔子以後，來墨子。諸位只知墨子思想與孔子不同，不知在思想之前，做學問的路徑已經大不同。我們粗看，墨子亦講《詩》、《書》，亦講古代聖人，好像與孔子差不多。實際墨子思想最主要的一點，便是在排斥孔子。墨子書中的《非儒篇》、《非命篇》、《非樂篇》，用意就在排斥孔子。所以墨子書雖然引到許多古書，講古人則只講大禹。覺得孔子講許許多多古人都不對，而在這許多古人中只挑一個來作標準，這就與孔子廣大包容的意態有不同。我們今天講學問也有道種派頭，並不講中國，只在中國思想中挑一個來講。譬如近代的章太炎先生。諸位是不讀書而來批評，章太炎先生則可說是讀完了中國書，但也在那裡批評，做學問也是一種排拒性的。他說中國出一王充可以使中國人在世界上還有點面子。當時我讀了這話，便去讀王充的書，王充寫一部書，叫《論衡》，章太炎先生寫一本書叫《國故論衡》。「論」就是批評，「衡」就是拿在秤上衡量衡量。章先生這書所以稱《國故論衡》，就是佩服王充的《論衡》，而來寫的「論衡」。為什麼這部「論衡」叫《國故論衡》呢？當時有一份極流行的刊物，名《國粹學報》，章先生也在裡面寫文章。「國粹」者，是說這些都是中國學問之精粹。可是章先生覺得這不能稱它是中國的精粹，只能稱它是中國的「老東西」——國故，這許多老東西都要拿來批評一下，放在秤上稱一下。章太炎先生寫《國故論衡》時，其實學問已成。在此以前，先寫過一書，名《訄書》。這本書後來未收入的《章氏叢書》中。這本書是批評孔子，排斥中國思想的。他後來學問進步，寫《國故論衡》，這時已回過頭來，講得和平了。他這書是講近代學術思想的人應注意讀的。恐怕諸位讀起來不容易，他的文字難讀。諸位會讀的是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胡適之先生在中國是個中學畢業生，到美國留學。他在美國讀些什麼書？有部筆記，名《藏暉室札記》，有記載。現在人研究胡適之，不懂讀他這部書。讀他這書，可以知他學問的來源。可是一讀這本書，不免發生一問題，他在美國這樣讀書，怎麼回來便會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呢？普通如孔子、孟子、老子、荀子之類，大家會講；講得好不好是另一件事。但有的普通人不會講，如《墨子》的《墨經》，一般人不會講。胡適之在美國讀書，他的博士論文便是研究中國的名家。他怎麼研究？我吿訴諸位，拿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和胡先生的書對讀一下。他是看了章太炎的書。又譬如荀子，大家只講荀子的性惡論，胡先生這書主要是講荀子的心理學。他到了外國，回來以後怎能在《荀子》書里去找出一套荀子的心理學呢？諸位只要看章太炎的《國故論衡》。不過章先生的《國故論衡》，有的是大字，有的是小字，諸位學問沒有基礎，或許不能如胡先生一般讀懂。諸位研究一個人，當知他的學問由何而來？諸位聽我幾年課，知道不知道我的學問由那裡來的呢？諸位或許跟我一輩子都不知道。這樣如何能跟先生做學問呢？如此一講，諸位便知做學問要找一個「入門」不容易。後來胡先生講歷史，講崔述了。當時《崔東壁遺書》變成人人必讀的書。胡先生寫了篇文章，特別介紹崔東壁，這篇文章當時轟動全中國。大家拫本連崔述名字都不知道，書也沒見過，胡先生怎麼知道這個人，找出這部書呢？《國粹學報》已早有一篇介紹崔東壁的文章，胡先生是看了而注意到崔東壁這個人，去找他的書。《國粹學報》怎麼會提倡崔東壁的呢？《國粹學報》都有來源的。這問題要諸位自己去找解答。由此我們亦可再問，章太炎先生怎麼會找到一個王充的呢？我於章先生雖屬後輩，也算同時，又與先生同時的幾位老先生做了忘年之交，我與太炎先生也談過。我曾與一位先生詳細談，他的年齡比太炎先生還略為大點，我問他們從前怎麼做學問的？他說他們當時經學已經不大看得起，史學也不太注意，文學也不講，他們要講「子學」，要成一個思想家。諸位要知道，清朝末年人已要做一「子學家」，成一家之言了。不過他們當時與我們現在想法不同，不是要講孔孟、儒家、墨家、道家。他們特別欣賞要講的是「晚漢三君」。「三君」第一個便是王充。他們要學這樣子來寫書，成一家之言。這是當時的風氣。章先生亦脫不掉當時的風氣，是因此而來講王充，並且有一篇文章，就是講的晚漢三君。我年輕時寫的《國學概論》，在東漢一章也特別提到王充。我當時也佩服得了不得。我那時寫《論語要略》，也特別提到崔述，我也覺得了不得。慢慢我讀書多了，才知他們在中國學術史上並非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書愈讀得多，我才感覺對於中國學術史上誰高誰低，前人早都有定論，要翻案並不容易。你要推翻古人的定論，重新下一定論，那是需要大聰明、大本領，要下大功夫的。諸位不能跟著一時的風氣，來肆意批評。時代很快便會過去，然而有從古傳到今而不過去的。譬如孔子，孔子兩千五百年到今天。戰國初年大家講孔子、墨子，《莊子齊物論》里便講儒、墨之「是非」，可見當時儒、墨並稱。直到戰國末韓非箸《顯學》，仍以儒、墨為當時的「顯學」。然而到了漢代，墨子大家不講了，只講孔子。而與孔子相提並論的，不再是墨子，而是老子了。直到今天，中國的思想界，只有儒家與道家，墨家沒有了。那麼墨家那裡去了呢？這我們還得研究。關於這一點，章太炎先生有一個說法。這我們現在不論。我們要問為什麼清末忽然大家又講墨子了呢？因為後來人又重講墨子，所以章太炎先生要問漢代以來的墨子到那裡去了？這我現在都不講。諸位不讀書，不知從前人怎麼講，可是當時是一個問題。我現在要說的是為什麼墨子到了清末又盛行起來了呢？當時有一年齡比太炎先生大，是他佩服的人，名孫詒讓。孫詒讓寫了一部《墨子閒詁》，這是一部了不得的大書，第一個講墨子。四我現講講我年輕時的故事給諸位聽。當時我在鄉村做小學教師。因為大家講《墨子》，所以我也去讀《墨子》。我教小學生讀《論語》，因看了《馬氏文通》心裡不滿足，覺得他只講單字的文法，不講「句法」。我以《論語》作例，教他們句法。後來這部稿子送交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我第一本著作，名為《論語文解》。這本書出版後，我得了一百圓書券。我拿了這一百圓書券到無錫城裡換了許多書。我開始有自己的書，是由這樣來的。這些書中便有一部《墨子》。我讀《墨子》，覺得中間有倒文、脫漏、訛誤的地方，愈讀花樣愈多，我就寫了一個筆記，名《墨子闇解》。我這書名「闇解」，因為我經沒有先生、沒有朋友，一個人兩眼漆黑來作解注。我寫寫，心中覺得不對，為什麼我這樣聰明，古人這麼蠢呢？我看看這書的解注，是畢秋帆注的，是清代一個有名的人。看看出版的書局，是浙江官書局，是《二十二子》本。這不應該錯呀！我是一位小學先生，二十歲剛過，怎麼我都解對，他都解錯呢？我一時突發奇想，拿商務印書館的《辭源》翻出，查「墨」字，查到一條《墨子閒詁》。上面說明此書是何人所注，這本書拿許多《墨子》書中的問題都解決了。我這才知道講《墨子》有這部書。我立刻托城裡書鋪幫我找這本書。明天船到，我就看到這部《墨子閒詁》。我當時真是少見多怪，不知這部書是清末一部最出名的書，讀《墨子》一定要讀這部書。所以諸位不要自己害怕，沒有先生怕什麼？難道每個人一定有先生？先生到那裡去找呢？我是因此而讀到這部書。一讀，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所講的，他早講了。我拿我的筆記和他的對讀，有的有有，我也有；有的他比我講得好；有的我不知道。我才知道自己學問淺得很。可是我也得意，覺得自己也還不錯。後來我讀到《墨經》，覺得他還有講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我以後專講《墨經》了。這我們不談。五孫詒讓為什麼講墨子呢？一輩子只注了兩部書，另一部是《周禮》。他注《墨子》，因為外國有耶穌，中國沒有，而《墨子》書里有《天志篇》，近於西方耶穌，所以下了一輩子工夫來注《墨子》。《墨子》在當時盛行一時。後來我到北京大學去教書，學生只讀《墨子》，不讀《論語》。他們說：兩千年來沒有人講，今天成了新學問，《論語》從來大家讀，過時了，我們不要再讀。我當時說今天大家只讀《墨子》，不讀《論語》，不要隔多少年，《墨子》又要過時，《論語》又成時髦了。他們當時那裡肯信我的話！到今天不過四十幾年，《墨子》大家早不讀了，《論語》還是有人讀。所以諸位要懂得，千萬不要「追風氣」。風氣是要變的，你只知追隨一時的風氣，待風氣一變，你就完全落空了。我最欣賞章實齋的《文史通義》便勸人不要「趨風氣」。當時大家都講經學，而他要講史學。他死後，人家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有人拿他的「立早章」寫成了「弓長張」。而到了清朝末年，大家已知推重他。今天諸位進的是史學系，經學反沒有了。他當時教人不要專講經學，要注意史學，講這話的時代，正是乾、嘉經學考據最盛的時期。這種地方我極佩服章實齋。六上面我們說，《論語》中有史學，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貫而下。孔子之後來墨子，而墨子思想以後不再盛行，兩千多年後到今天，還是不盛行。孔子、墨子之後有道家，道家又如何呢？道家更不比墨子。墨子反對孔子，非禮、非樂。禮樂由周公來至少五、六百年，他都要反對，他只講夏禹，但至少還在古人中挑一個來作依據。諸位讀莊子、老子的書，其中有沒有那一句講到歷史呢？其中有沒有提到一部古書呢？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亦不行，「名」亦不行。「名」便是墨家所說，而他一筆勾消了。儒家講堯、舜，墨家講夏禹，而莊子講許由、講卞隨、瞀光。他自己說講的話是「寓言」，講的古人都是假造來的。太史公照了莊子的話，想來找個許由，找不到；伯夷倒找得到。所以太史公說，還是孔子的話靠得住。太史公早已是第一個講先秦學術思想的人。太史公的父親看重道家，而太史公看重孔子。道家講皇帝，黃帝更在堯、舜之前，這樣豈不是道家更勝於儒家？到了太史公作《史記》，第一篇便是《五帝本紀》，五帝中第一個便是黃帝。黃帝是當時一個極流行的人物，大家都講黃帝。而史公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者，便是「古書」，所謂古書，指的便是儒家的經書，這是我們上一堂講的「王官學」，至於道家之類則為後起的「百家言」，非所謂「古文」。「不離古文者」，不即是「是」，然而「近」於「是」。道家思想不僅排斥儒家，抑且排斥墨家，然而它是「憑空」來反對，並無它的根據。我上面所說學問的兩大類，吸收性與排拒性，若用佛家的字眼，可說一是「立」，一是「破」。儒家思想重要的在「建立」，墨家、道家則重在「破棄」。破棄中亦未嘗無建立，然而建立的很少；建立的中間亦未嘗沒有破棄，然而重要的精神則在建立。諸位看墨子書，書中除反對儒家外，亦有認為對的。但後來所認為對的，有建設性的，為孟子吸收了。譬如孔子講「仁」，墨子講「義」，到孟子便「仁」與「義」一起講。大家聽了孟子的話，墨子的意思已包含在內，不必再講墨子了。凡是建設性的，人家可以吸收去，而排拒性破壞性的，人家吸收去，一無用處。我們飲食，吃了這種，還可吃別種；至於排泄出來，便無可用。所以學問只有「建設性」的，可以長久；「破壞性」的，不能長久。諸位今天不要認為自己能批評、能破壞便了不得，過一天便都沒有了。縱算諸位所批評的確是不對，諸位有沒有一個「對的」拿出來呢？諸位做學問不應跟著「破壞性」的來做。諸位不能盡說中國的文化都不對，要試問問中間有沒有對的呢？一切都認為不對、不該要，則一句話罵倒，下面接不下去了。若能找出對的，則下面可以發揚光大。這一點「立」了起來，有了根，有了生命，下面可以繁榮茂盛。破壞性的學問沒有生命，只有反面消極性的，不是正面積極性的。這是我今天所要說的第一點。七第二點我所要講的，在我年輕像諸位般年紀時，當時全中國的學術界只講先秦諸子，而代表這風氣的，便是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認為先秦不得了，代表中國文化，而以下沒有了，大家不講了。為什麼當時大家只看重先秦呢？這其中有個道理。因為中國人佩服西方，西方人講自由，而認為中國自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儒學定於一尊，從此中國學術不自由了，只有先秦思想群言紛亂，差近於西方古代的希臘，所以大家佩服先秦。中國人錯在那裡？錯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天下統一了，百家爭鳴也跟著結束。殊不知中國如果真像希臘，今天還有個中國嗎？諸位可拿地圖看，希臘只有多少大？但它有兩百以上的「市」。希臘人沒有國家。後來跑出一個馬其頓，希臘便一起亡了。中國只一個山東省便要如希臘全半島一般大。山東省內一個齊國，便有七十一二城，然而它成一個國家。倘使也如希臘，齊國能存在嗎？山東不止齊國，還有魯國。中國亦不只山東一省，還有別的省。倘使中國真像希臘，各講各的一套，便要回復到春秋。傳說春秋時中國有二百多國，以前周初有八百諸侯，商代有三千諸侯，夏代有一萬諸侯，何來今天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呢？諸位當知，希臘不多久便亡了，下面再來的羅馬人，早不是這套。中國人只因西方人崇拜希臘，所以也來崇拜先秦。先秦時代，孔子不論，到了孟子便要以齊王天下，要拿中國統一，說「以齊王，猶反手也」。孟子學孔子，但孔子並未要「王天下」，孟子則不但要「王天下」，而且要以齊王天下。於此可見中國人之偉大。這是當時大勢所趨，大家情願天下統一，不願列國紛爭，所以跑出秦，統一了天下。既然國家是一個，政府是一個，思想如何能不要求統一呢？於是便有《呂氏春秋》。此意我在上一堂已講過。呂不韋並非讀書人，是一個政治上的陰謀家，然而懂得社會的風氣和要求，所以來編一部《呂氏春秋》，拿群言會通成一套。然而呂不韋並未成功，後來換了秦始皇。秦始皇不多久，他建的政權便垮了台。下面來漢朝人，於是有淮南王劉安，招攬賓客來寫《淮南子》。淮南王亦要拿各家會通，不過以道家為中心。可見要拿各家思想會通合一，這是時代要求。倘使我們有了兩種思想，便不能只是一個政府。或者兩者之中挑一個，或者兩種都不要，重來一個。我們民國初年大家喜歡各講一套，認為不這樣，便不成其為思想，殊不知之所以紛亂不安定，便以此。諸位或要說，如英、美亦有兩黨兩派，卻可以合組一個國家。但諸位要知，他們的兩黨只是兩種「政見」，並非兩種「思想」。政見只有幾年，到了下次選舉，便要再有新的政見，並不是思想問題。英國的兩黨比較夾進了思想問題，所以比較美國的兩黨複雜。所以一個國家到了某一個時候，思想一定要走上會通合一的路。將來如果世界真要「大同」，世界思想一定先要走上會通合一的路。現在世界思想上不統一，絕無真和平可言。我們上面說，呂不韋要拿各家思想都吸收，會合成一個。此在儒家亦然。我們若幫他們造一名稱，可稱之曰「先秦新儒家」。儒家在孔子之後有孟子、荀子。孟子說：「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荀子則不但「言距楊、墨」，他著《非十二子》，子思、孟子亦在反對之列。在我年輕時，大家對孟子、荀子這種話生反感，認為他們為什麼只講孔子對，別人都不對？諸位當知，這是在「百家爭鳴」的時代，他們亦要「鳴」一家之言，所以排斥這家，排斥那家，只尊孔子；荀子甚至連子思、孟子都反對。戰國時代幸而出一個孟子、出一個荀子，孔子的地位因此站了起來。其各家辯不過孟子、荀子，因為孟、荀講孔子，而孔子是一種吸收性的學問，有「內容」。墨家、道家都是一種排拒性的，它沒有一個內容。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將儒家、墨家一起反對，但終是破壞重過了建設，無法如儒家般能發揚光大。發揚光大之前，先要自己能站得起來。孟子、荀子就尊一個孔子，到了孟、荀以後，孔子之尊已經定了，儒家便來吸收墨家、道家各家，只教不違背儒家思想，它都吸收進來。這才叫「新儒家」。諸位當知，我們今天，千萬不能盡想吸收美國思想、英國思想，以至其各種思想，我們先要自己能站得起來，能存在下去，才談得到其他。我們不能連自己是什麼都不知道。今天我們尚不是「求同」的時代，今天我們的時代，是要「辨異」。中國文化究竟是個什麼？中國人和別的人不同的在那裡？中國人站起來了，才能拿別人長處吸收。這是我自認為是自己一套大的、新的意見。這套意見，我在抗戰勝利，大陸淪陷前，在昆明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講到。這篇文章題名《中國近代儒學趨勢》，我最近出版的《孔子與論語》，最後便收錄了這篇文章。八現在我們講，儒家思想要拿各家思想會通歸之於一，證據何在？可見之於那些書？呂不韋的許多賓客，要拿各家思想融合為一，但它沒有一個中心。《淮南子》,則其中心為道家。要拿各家會通，這是當時的風氣，所以另有一派儒家，他們亦想會通各家，歸之於儒。這派「新儒家」以什麼書作代表？我想有兩部書可作代表，一部是《易傳》，《易經》的《十傳》，它拿各家會通之於孔子。我上一堂已說，因秦始皇焚書，《易》不在內，所以有人拿儒家思想裝入《易傳》。另外一書，便是《禮記》。《禮記》有兩部，一是戴德所編，名《大戴禮記》，一為戴聖所編，名《小戴禮記》。他們倆是漢朝人，為叔侄，他們拿從前論「禮」的文章，總合成書，曰「記」。漢朝人「經」之下，有「傳」，有「記」，有「說」，都是發揮經義的。孔子不論，孔子以後特別講禮的，有荀子。上幾堂課我們已說過，荀子有一句話：「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荀子時已有「經」，不過不是《五經》。荀子教人為學，要先讀經。諸位當知，先秦中只有儒家教人讀書，庄、老道家則並不教人讀書。老子主張「絕聖棄智」、「絕學無憂」，並不獎勵人讀書。《莊子》中這些話更多。他們是一種排斥性的，連讀書做學問亦排斥。所以道家無法來吸收各家思想。墨家亦不能，這我們已講過。只有儒家重學，能吸收。《禮記》中講禮的人，都在荀子以後。譬如我前面講到的《禮運篇》，「禮運」者，禮不是一定不變，不是死的，而是要隨著時代「轉動」的。運，便是「轉」的意思。所以五帝有五帝之禮，三王有三王之禮，所以當時也該有當時的禮。諸位只說中國人頑固守舊，只講孔子，不知講孔子有種種花樣。為什麼禮要「轉」呢？我們看天，天不是也在那裡轉動嗎？晝過了，有夜；夜過了，復有晝。由此我們可講到「易」就是「變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由此我們可再說到「五行」，金、木、水、火、土；說到「四時」，春、夏、秋、冬。世界上沒有不變的，只有「天」不變。春、夏、秋、冬，還是此「天」。然而「不變」的中間有個「變」。這種孔子不講，孟子不講，孔子、孟子只講個仁、義、禮、智的大道理。現在拿別家的思想會歸到儒家。《禮運》我以前講過，其中就有墨家思想，有道家思想。諸位當去讀這篇文章。倘使不能全篇通讀，也可先讀前一段。九今天大家都講《禮運篇》，都講世界大同。其實當初孫中山先生便說，世界大同只是個遠大的理想，我們暫放在那裡，今天我們先要講的是「民族主義」。諸位應把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再拿來細讀。中山先生是根據康有為來講「天下為公」，康有為講「大同」，如何講法的呢？諸位也當拿的看一下。《禮運篇》上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大道「行」的時候，天下人都為著「公」；大道「隱」的時候，則天下人各為其「私」。諸位只教拿上下文一讀，便知「為」字當依我的講法。「天下為家」，是人人都為自己一家，那豈不是一家一家有飯吃，大家都能過日子？然而並非了不得，只是「小康」。康有為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都當為「公」，所以不當有「家」，所以主張男女同棲當立期限，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這是康有為講法。當時國民政府的一批政要們，相信了康有為的說法，在南京開會，就討論夫婦關係，主張訂約。這些人大多是領導革命的人物。革命完成了，以後國家應該怎樣？他們腦子裡沒有一套的。可以說民國以來，政治雖屬國民政府，而當時的學術思想，是另有一批人在領導，如章太炎、康有為等。我們要講現代史，若不通學術思想，怎麼講呢？講現代史不能只講浮面，還該注意到浮面之下的。當時的社會，講思想慢慢講成凡是中國的都不好、都不對，外國人的都好、都對。於是章太炎也不對了，康有為也不對了。孫中山先生是個中國人，自然不及外國人，於是馬克思的道理跑進了。我當年在大學裡教書，看到當時的大學生都信了共產主義，中國人自己打倒了中國自己的思想，有甚麼辦法呢？諸位要知道，不是毛澤東一個人能得天下的，共產主義也有一套學術思想的。這個問題我們且不講。十《禮運篇》不論是非，至少它是融會了各家的思想。諸位倘使拿這個觀點再去讀《小戴禮記》，便見有許多文章都是會通了各家思想的。譬如《中庸》。《中庸》上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這是說天下統一、文字統一、風俗倫理統一，這難道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時候的話嗎？孟子的先生是子思的學生，那時並無這回事。可見這話明明是秦朝時候人的話。這裡面已有道家思想。後來與《中庸》同為人看重的，就是《易經》。《易經》里便有道家和其他思想在內。我們剛才說過，孔子講堯、舜，墨子講夏禹，老、庄講黃帝，可是《易傳》里講伏羲，愈講愈往上了。我並非說中國沒有伏羲，可是孔子連黃帝都沒有講，老、庄也沒講伏羲。到後來伏羲、神農、黃帝，一路講下來了。有巢、燧人、伏羲、神農，也可以說是有的，這是代表中國文化演進的幾個階段，而到了黃帝，中國開始有一個國家的形態。中國第一部正史，太史公《史記》，便由黃帝講起，所以我們今天稱為「黃帝子孫」。我們今天提倡《易經》，認為《易傳》是孔子作，商瞿傳。諸位可以去看《史記》，孔門傳經，一代傳一代，清清楚楚直到漢代的，只有《易經》，而商瞿此人不見於《論語》；孔子論《易》亦不見於《論語》；始皇焚書亦不及《易》；於此可見《易經》絕不是孔子所傳。正因為《易傳》不是孔子作，所以後人特意編造傳經的系統，以取信於人。《詩》、《書》，孔子屢加稱引，而其傳授，反不如《易經》清楚。諸位讀書，第一：要能自用思想，發生問題。第二：見到零零碎碎的材料，亦要能自加判斷。這種本領如何鍛煉呢？要多讀書，多讀從來出名的、了不得的書，看他人如何來發生問題，如何來判斷？這樣可以開眼界、長見識。這需要學的。我今天所講，未完全講完，留待下次再續。第五講一上一堂我們提到《中庸》與《易經》。這兩書在魏、晉、南北朝時已經為一般講道家思想與佛家思想的人所看重，而且又常把這兩書一起講。今天我們要接講《大學》。《大學》與《中庸》原為《小戴禮記》中的兩篇，後經宋代程子、朱子特別提出，而與《論語》、《孟子》合稱書。直到今天，社會上《四書》這個名稱成立了有七、八百年。一般中國人從小讀書，開始先讀《四書》，而中第一部便是《大學》。據說清代戴東原十歲時，從先生讀《大學》。當時凡讀《四書》，無不讀朱夫子的《注》。讀到朱《注》上說「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便問先生「朱子什麼時候人？」先生答：「南宋人。」又問：「孔子、曾子什麼時候人？」先生答：「東周人。」再問：「由孔子、曾子到朱子中間隔了多少年？」先生答：「一千四、五百年。」再問：「一千四、五百年後的朱子如何知道一千四、五百年前孔子、曾子所說的話呢？」先生不知如何答。戴東原後來成為乾、嘉時代一經學大師，這件故事傳到今天，大家都知道。但戴東原雖是一位有名的經學大師，他問這問題，究竟還是小孩子時候的話；不過是一個聰明小孩的話。他的先生不會回答這問題，我今天來代作回答。諸位讀書至此，應拿《大學》原書翻查一下，看究竟這是怎麼回事？書中有一條引到「曾子曰」，而全篇只有此一處「曾子曰」，並無引到其他孔子學生的話。因此見得《大學》一篇是曾子的話，而為曾子的學生所記下，這原本沒有問題。而後來程子、朱子拿《大學》分成了「經」和「傳」，既然後面十章傳是「曾子之意，門人記之」，因此推想前面一章應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可見朱子是根據《大學》的本文來講，《大學》本文即是證據。這樣就可以回答了戴東原的問題。二諸位讀書千萬不能自己偏執一端。讀到戴東原這件故事覺得了不得，崇拜「漢學家」能懷疑，覺得程、朱荒唐。其實程、朱是依據了《大學》本文，並非憑空講。但我今天要進一層講，其實程、朱也並未講對，我們還應該來辨偽。諸位不要認為「偽」就是不好。「人為」曰「偽」。我說《老子》一書不是老子寫的，《易十翼》並非孔子傳下，這對《老子》、《易傳》本身的價值並無關係；而孔子本身的講學價值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只講一個事實的真相，古人所說未必皆符實情、皆為事實的真相，因此我們要來「疑古辨偽」。民國以來疑古辨偽的風氣很盛，其實並不是民國提倡新文化運動這些先生開始的，疑古辨偽自古即有。譬如《論語子張篇》：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夭下之惡皆歸焉？。」紂確實不好，但並未如人所說那樣的壞，是後來人拿種種罪名都加在他身上。子貢這話也便是疑古。又譬如《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亦是要辨偽。太史公的一部《史記》何嘗不疑古辨偽？從來做學問都如此。不過民國以來大家講疑古辨偽，講過了份，便生出種種毛病。今天也有一班人，反對做學問要有「疑辨」的工夫，過猶不及，一樣不行。我寫《孔子傳》，有許多問題不再詳細寫，而註明「疑辨一」、「疑辨二」，共二十幾條，我亦是疑古辨偽。疑古辨偽過了份，如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或如顧頡剛《古史辨》說大禹是條蟲之類，這是過了份，過猶不及，可見疑古辨偽不容易，要先有學問，不能瞎疑瞎辨。我們怎麼知道《大學》這篇文章不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的呢？我所謂《大學》不可靠，並非說《大學》中的理論思想不可靠，而是說《大學》並不是孔子、曾子說的話。換句話說，這篇文章決不出在孔子學生曾子或曾子學生子思的時代；也決不出在孟子之前。那麼這篇文章應該成於何時呢？我想這要到上一堂我所說，荀子以後的「新儒家」時代，才有這套理論、這套思想。證據何在？我今天要舉一條證據，拿歷史來證明。這條證據比較上一堂我講《中庸》「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複雜一點。《大學》中引《秦誓》云：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秦誓》一篇見於《今文尚書》，為《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中之最後一篇。由這段文章看，中間便產生了問題。這段文章是說：「我們的國君，有一個臣，他的心胸寬大，什麼事都能容納。自已沒有什麼本領，但人家有本領都好像自己的本領。人家的好處，都能欣賞。」諸位看這段文章，中間有什麼問題呢？諸位要研究經學，不能不通史學。講思想、講文學也一樣，都該通史學。如果說《大學》出於曾子，這段文章與它的時代背景不配合。諸位當知，在孔子、曾子時代，在他們之前，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封建祉會中，一個國君之下只有幾個卿。譬如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魯國雖以季孫氏之權為重，但也不能一家來管一國之政。其他各國一樣。並且每一家都世襲。而這段文章所說「一個臣」，乃是指國君之下的一個宰相。宰相不需有什麼本領，只要有一個本領，看人家的本領都是他的本領，他「知人善任」。宰相可以用人，可以提拔這人，罷黜那人。封建社會豈會有這回事？這段文章與孔子、曾子的時代背景不合，所說的這種情形，要到戰國時代才有。諸位應當拿歷史去查考，宰相起於何時？起於那一國？如說起於秦孝公、秦昭王，像范睢入秦，秦昭王用他，他便是所謂「一個臣」，秦廷的權都在一人手裡。這時代隔得遠了。我再舉一淺例，《老子》書有云： 功遂身退，天之道。這句話七個字，傳到今天我們社會上人人都知。一個人為國建功立業，到功成了，應該趕快自動引退。功成身退，是天道。譬如春天功成了，變夏天；夏天功成了，變秋天。不能春天、夏天功成了而不返。天如此，人亦然。譬如孔子是大聖人，然而功成了，亦要死、要退，下面可以再來別人。但是這句話，不會是春秋時代的老子所說。我並不是不佩服書中這句話，而是說封建社會並不是有了功才進。責族父子相傳，何來的「功」？既然進不要功，功成了，亦不能退。我試在《左傳》中舉一例來講。晉六卿中有范氏，晉君州蒲無道，當時範文子為六卿之首，因見到將有大禍，便到廟中去禱吿，希望自己得早死。他若死，爵位由兒子繼承，則因年輕，在六卿中不再居第一位，將來可避禍保存家。此事見在成公十七年，在孔子之前。可見當時封建制度，貴族皆由世襲，無身退自由。老子在春秋時代，決說不出這番話。《老子》書中「功遂身退，天之道」七字是戰國時代人的話。譬如在商鞅在秦，功成不退，後來不能保身。吳起功成不退，亦遭禍。他們都是建功立業跑上政治，並非世襲的貴族。范睢功成，開始也不願引退，蔡澤便勸趕快退，范雎因此引退，推薦蔡澤自代。這篇文章見於《戰國策》和《史記》。《老子》書作成，正應在這個時代。三諸位都懂講思想要講時代背景，倘使不學歷史，如何能懂時代背景？諸位學歷史的，應懂歷史；諸位不學歷史的，也應懂歷史。諸位學哲學的，應懂思想；諸位不學哲學的，也應懂思想。做學問先要認識一個大體，才能在細的枝節上研究。譬如一手五指，一看便知。讀史或研究哲學，都得先明大義才行。若一開始便專在小節上去研究，就不能有大成就。歷史、哲學、文學各如我們之一指，我們先須知個大概，這樣才能成個「通人」。今天作博士論文，喜鑽牛角尖，反其道而行，不問大義，只找小題目，這樣怎麼行？學歷史的不通哲學、文學、政治、經濟、社會，只想寫一篇論文，這有什麼用？西方人的學術，以前也不是這樣。只是大家認為今天的一定對，從前的一定不對。但是明天馬上就要來了，今天又怎麼辦？我拿「功遂身退，天之道」七字，可以證明《老子》書是偽作。同樣，《秦誓》這篇文章，亦講要進用賢才，可證兩者成書時代差不多。可見《大學》決非曾子學生時候的作品。這是到了封建社會過去，新的社會形態來了才有的話。《秦誓》篇，照舊的說法，是秦穆公稱霸西戎時所作，尚在春秋時代的早年，晉文公之前。其實這說法根本靠不住，它不合秦穆公的時代。況且《尚書》二十八篇為什麼最後一篇是秦的「誓」呢？難道當時人已經知道將來天下要由秦來統一嗎？再進一步說，秦在穆公時尚無文化，豈會寫這樣一篇文聿，而為孔子拿來放在尚書里？倘使不然，更說不通，又是什麼人放在這裡的呢？我吿訴諸位，這是到戰國晚年，恐怕要到秦有天下之後，一般講孔子、講《尚書》的人，才放進這篇文章。這有如今天中國大陸一般著作，到最後總要引幾句毛澤東的話。照我這樣說法，豈不連《今文尚書》亦多不可信？關於這點，我前幾年講「中國史學名著」一課時，已經講到，諸位可以再去看。《今文尚書》除《西周書》比較可信外，《堯典》、《禹貢》都不可信。如上一堂，我便說《洪範》一篇亦不可信，此外不可信的尚多。我們由《大學》之不可信，而牽連講到《今文尚書》之不可信。諸位由我這一說，便知疑古辨偽一事真不簡單。四我們現在還要進一步講。在戰國末年、秦朝初年的中國學術思想，變成一種融通各家，調和各派的情形。因為當時便是這樣一個時代。一如今天中、西方交流，是時代的趨勢。所以今後的世界，並非只是歐洲、美國人的世界，世界要轉的，東方人也應參與其中，尤其是中國人。我可以斷言，這是未來的趨勢。孔子的弟子當年說：「夫子賢於堯、舜。」今天我們也盡可說：「西方比東方好，比中國好。」不過當時的弟子，只說孔子賢於堯、舜，並未說堯、舜不好。我們也不該說中國的都要不得，要知中、西文化各有其長。孟子時代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要斥楊、墨，講孔子。荀子時代，百家爭鳴，荀子非十二子，要尊孔子。所以孟、荀時代要求其「別」，此乃求有所「立」。但是到了孟、荀以後，孔子的地位已定，則來要求融和會通百家，有所立才能求「通」。今天我們這個時代，中國人作學問，也應求中國思想先有所立，待西思想到了對等的地位，那麼可以再來求通。有所立才能求通。我們作學問先要「學而時習之」。在「時習」中才有自己，否則連自己都沒有，又如何「有朋自遠方來」而「不亦樂乎」呢！所以中國當先有所立，先認識自己的一套才行。「求別」只為「立己」，而不是否定自己。己有所立，而後才能求通。講到這裡，於是就有了一新題目要研究，就是「戰國末年至秦初新思想的發展」。我們說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的時代，要辨其「異」到了戰國末到秦初的時代，則要求其「同」。諸位當懂其大義，眼光要放得大，講的道理要經得起長久的考驗。須知中間是有變化的。先有孔子，墨子出來反對孔子。再有莊子、老子出來反對孔、墨。再出孟子、荀子獨尊孔子。到了荀子以後，各家思想要求有個會通合一。我們今天要講這時期的新儒家，就不容易。首先，要懂得辨偽，要鑒定出這許多書的年代都出在戰國末、秦初。譬如我們一開始講《禮運篇》，絕非子游作；這個問題容易講。諸位只要查孔子「與於蠟賓」之祭的年代，這時子游尚是小孩，根本不合。《禮運》比《中庸》省力講，《中庸》比《大學》省力講，能辨偽，懂得這些書是戰國末年人作品，才能再來講如何融合各家各派。其次，要在這些書的內容方面，能各別分辨其出於那家那派，則諸位先要懂得各家各派思想的本身。再讀這些書，便知如《禮運篇》，固然中間有儒家思想，但同時也有墨家、道家思想。《禮運》的「禮」字，固然是儒家思想，然而它講禮之「運」，就是說禮要「變」，其中便夾進了道家、墨家思想在內。又譬如篇《中庸》一篇中，什麼地方是儒家思想？什麼地方是道家思想？這更不易辨別。諸位須自有本領。我今天不是講思想史，這其中詳細深進一層的問題，無法在此細講。五《小戴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是宋朝程子、朱子所特別提出來講的，而《禮運篇》則是近代康有為提出。但也有人在康有為之前洪、楊時已先講了。太平天國一批人中，亦有讀書人。他們以耶穌為「天兄」，洪秀全為「天弟」，稱「天國」，這不是在把西思想會通嗎？此亦可算一種世界思想，所以他們來講世界大同、天下為公這番道理。後來康有為與孫中山先生亦都講《大同篇》。可是孫中山先生另有一句話，說我們今天應講的是「民族主義」，而不是世界主義，世界大同的日子尚遠，所以來講「三民主義」。我現在再進一步講。我前面已說過，拿各家思想會合一處，求一共通點，成一新系統的，先有《呂氏春秋》，再有《淮南子》，我由此再往上講到秦、漢之際的新儒家。實際上，在此之前還先有其他的。《漢書藝文志》拿先秦諸子分為「九流十家」，可是太史公的父親在《論六家要旨》一文中，只分六家——儒、墨、道、法、名、陰陽。在此六家中，我們今天能仔細講的只有儒、墨、道、法四家，另外兩家名家與陰陽家不容易講，現在的人也不注意講。儒、墨、道、法四家都有書可研究，而名家今天也有《公孫龍子》一書，另外還有一段文章見於《莊子》書《天下篇》，可以考見當時名家辯論的許多題目，還可研究。我以前寫過一部《惠施公孫龍》便是研究名家。名家從惠施、公孫龍以後，便失傳了。我們今天中國人是因看了西方人思想有所謂「邏輯」，再回頭來重新研究名家。至於陰陽家鄒衍講的一套，他見於《漢書藝文志》的兩部書都丟了，一字不傳，我們只能從《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知道有關思想的一點梗概。太史公這篇《孟子荀卿列傳》，理應講孟、荀兩人。可是諸位倘使拿這篇傳翻出，拿字數算一下，這篇傳中講得最多的是鄒衍。這豈不奇怪了嗎？難道太史公連作文章的道理都不知道，怎麼在孟、荀之外另找一個不相干的鄒衍放在傳中，而且篇幅佔得最多，其次才是孟子，再其次才是荀子。但是太史公在說了一大套鄒衍的話之後，在下面加進一段自己的斷語。說鄒衍究竟不能和孟子相比，孟子的話還像孔子，而鄒衍則不像了，相隔得遠了。太史公的眼光真令人佩服。諸位說太史公是一史學家，其實諸位不懂學術思想，如何能懂太史公的史學呢？太史公拿孔子的傳作成《世家》，拿的學生寫成《仲尼弟子列傳》，再寫一篇《孟子荀卿列傳》，而中間夾進一個鄒衍。此外墨子也附記在這篇傳中，一共只有二十幾個字：還有其他的人。再寫《老莊申韓列傳》，拿老子、莊子與申不害、韓非合傳，說老子、莊子的思想後來便變而為法家思想。這真是一篇了不得的大文章，一番了不得的大理論。把絕不相同的道、法兩家，歸在一處，然而這道理顛撲不破。我們幾千年來，不講從前，即就清末民初近百年來講先秦諸子，太史公巳得其大。孔子第一，孟子、荀子接下。老、庄、申、韓並在一起。此外存而不論。然而存而不論中，為甚麼要講個鄒衍呢？諸位要知，在漢代鄒衍的思想大盛行，太史公不得不講，而他把來加在荀卿的傳中講，因為漢朝人認為最能講孔子的人是鄒衍，鄒衍一套偉大，又能講天文，又能講地理，而太史公則說：要其歸，必止乎仁義。最後鄒衍也講「仁義」。可見拿各家思想會通成一套，鄒衍是第一個，拿儒家思想擴大了來講。不過太史公看不起鄒衍，這是太史公的偉大。到後來鄒衍的書一個字都未傳下，後來人便也看不起了。至於孔子則到今天還存在。打也要打倒孔子，崇拜也要崇拜孔子，仍是思想上一個大題目，而太史公早知道了。諸位不要盡想求新，認為從前的人都過去了，一無價值。諸位講歷史，如何能跳得出太史公呢？鄒衍的思想是甚麼？他講「陰陽五行」。《論語》中不講陰陽，孟子、荀子亦不講陰陽，只有《易傳》中講陰陽。今天大家說孔子思想都在《易傳》，而不去研究《論語》，我不知如何能講孔子思想？我並非說《易傳》無思想，亦不是認為不應研究《易傳》，我是說《易傳》的思想與孔子的思想隔一層。孔子思想是在《論語》,。鄒衍的思想，由戰國時開始，到漢代大為盛行。所謂「漢學」，其實中間有一大部份是陰陽家的思想。再往下，陰陽家的思想有的也直傳到今天。諸位今天都喜歡講大眾化、通俗化，戰國時代最大眾化、通俗化的，就是陰陽家的思想，直傳到今天。我曾想寫篇文章來講陰陽家的思想，但當時想拿後來兩千年一切陰陽家言來研究，這一來可麻煩了。算命、相面、占卜、起課，一切的迷信都是陰陽家言，無法一下子都研究。這些東西流傳社會，不易拔除，將來恐怕還要傳下去。在先秦思想中，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的思想，都帶排斥性，只有儒家為吸收性。而儒家下面跑出陰陽家，拿各家會通變成它這一套。我上面說到呂不韋的《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十二篇文章，一篇文章講一個月份，孟春應如何，季春應如何，仲夏應如何，共十二月。《淮南子》便有《時則訓》,《禮記》便有《月令》。可見凡是講思想，要會通各家，逃不出陰陽家，都要講到陰陽。《易傳》亦是其中之一。其各家各派亦然。這個問題，我們不好在此細講。我現在講一比較大、比較扼要，而有關我下面講法的問題。我們現在講先秦思想的人，只懂得先秦思想百家爭鳴，分成各家各派。其實這只是先秦思想的開始，不懂得先秦思想有一種會通合一的運動。譬如陰陽家，譬如荀子以後的新儒家，譬如《呂氏春秋》、《淮南子》這些都是同一系統下來。關於這點，從前人都沒有這樣講過，我以前也沒有在這一點上有大的發揮。現在我只能講到此為止。六我今天要舉出一書來講，道是一本古代講經學的書，而後代失傳了。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只是保存下來很少的一點。這書或許是秦朝末年的書，總之也是新儒家中一書。此書即是伏生的《尚書大傳》,《尚書》傳於伏生，伏生嘗為秦博士，始皇焚書，他拿《尚書》藏入屋壁中，直要到漢孝文帝時求《尚書》，才派晁錯到山東從伏生學《尚書》。這是武帝之前的事。當時《尚書》失傳，不像易經大家有書可讀。因為《易經》不燒，而《尚書》燒了。《尚書》是經，而伏生自己作過一部傳，便是這部《尚書大傳》。我今天想在這部殘缺的書中挑幾句來講。諸位聽了，可以懂得當時新儒家思想的情形。伏生的《尚書大傳》上說：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諸位當知，所謂「古者」，是指貴族封建政治，其實那時並無「三年一貢士」這回事。他這番說法，才真是康有為之所謂「托古改制」。他所說「通賢共治」云云，孔子並不懂這樣講，因為孔子時代是封建社會，《尚書》里也並無這番話。伏生這話已是戰國末年到秦朝一批新儒家的一番新思想、新理論。但是諸位當知，這番新思想已經在當時社會成了一個大力量。我們由何知道呢？諸位都知漢高祖是個最討厭書生的人，看見人家戴儒冠，要拿來撒尿。可是到後來得了天下，要做一國之主，慢慢懂得要推尊孔子。譬如今天，毛澤東再專制，他亦要推尊一個馬克思，不能就是講自己。漢高祖一得天下，便下一詔書，要「求賢」，希望得賢人，與共治天下。諸位現在讀古代的詔書，第一篇就是高祖這篇。一路下來，漢朝人都要求賢。這件事尚在漢武帝表章《五經》之前。到了漢武帝，他也求賢，結果求得了一個董仲舒。便勸武帝表章《五經》，罷曲百家。為甚麼？「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現在人閉了眼睛，說漢武帝為甚麼挑一儒家？因為儒家便利專制。這都是未曾拿書細讀。漢武帝幼年的先生王臧、趙綰便是儒生。儒家講《尚書》，伏生的話便是當時儒家講《尚書》的話。我不止引這一段，我下面還要引另一段。《尚書大傳》又說：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古代歷史有這回事嗎？當然沒有。但是諸位要知道，伏生所謂「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漢朝人就是這一個思想。天下不是一家所有，唯有道者宜處之。這道理誰講過呢？周公就先講過，孔子也講過。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可見天下不是一家所有。周下面還會有別一朝代來。來一新朝代，便要變一套花樣；可是變來變去，總有一個不變的道理。董仲舒對漢武帝的策問曾說：「天不變，道亦不變。」今天中國人便批評儒家，認為不懂得變。其實中國人豈真不懂得變！諸位當注意，這些道理都是至少兩千年以前人所講。伏生又說：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這是所謂「通三統」。譬如周得天下，立殷之後為宋，立夏之後的杞。其實周朝立的國家還多，堯、舜之後亦皆立國。但到了後來的儒家，就講「三統」，三個大傳統。此見天下非周朝人一家所有，周前還有商、有夏。「通三統」這句話，將來成為講孔子《春秋》最重要的一句話。但孔子《春秋》從魯隱公元年講到魯哀公，並未講「通三統」，這是此後講孔子《春秋》的人這樣講。如此類推，倘使秦朝人出來，照例亦當存商、周之統，與秦為三。而夏則往上推，與顓頊、帝嚳、堯、舜四代合為「五帝」。倘使漢朝人替代秦朝，則存周、秦二王。而商再上推，為五帝之末。顓頊又退出，不與五帝之列。古人講「三王五帝」，是這樣講法。我們今天以夏、商、周為「三王」，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並非古人所謂「三王五帝」的說法。孔子時尚無「三王」之說，「三王五帝」之說屬後起。因講「通三統」，便要講到「五德終始」。氣分陰陽，陰陽變合，為木、火、土、金、水五行。在人世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五人帝，在天亦有青、赤、黃、白、黑五天帝。青、赤、黃、白、黑五色配合木、火、土、金、水五行，再配上東、南、西、北、中五方位，再配上五個時節，春、夏、秋、冬，夏秋之間，即所謂「季夏」，再添一時節。如此春色青為青帝，夏色赤為赤帝，秋天高氣爽為白帝，冬色黑為黑帝，而在夏秋間加一個黃帝。青乃木，赤乃火，黃是土，白是金，黑是水。一切萬物都有「五德」，「五行」就是「五德」。天下有這五個天帝，這五個上帝輪流當令，那個天帝當令，就有特定的意義，此所謂「五德終始」。我上面所提《小戴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訓》，都有這一套。這套理論都是陰陽家言。諸位莫說這套思想無科學根據，當知這套思想亦有它極偉大、極開通處。上天不只一個上帝，青帝雖好，不能永遠當令。它功成了，下面當換赤帝出來。赤帝功成，亦當讓黃帝、白帝出來。春天過了，須來夏天，不能儘是春天。夏天過了，亦須來秋天、冬天。天要變，人世亦然。夏朝過了，來商朝。商朝過了，來周朝。周朝下還有繼周而來的新朝代。就如青帝出來是春，這是「生」，一做三個月，赤帝出來為「長」，秋來是「收」，再下來冬為「藏」。如此不斷循環，就是「終始」。《老子》書上說「功遂身退」，亦是這個道理。七我記得小時聽人批評中國人這種觀念，認為只講「循環」，不懂「進步」。像英國、法國盛了便不會再衰，永遠可以往前。可是不要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法國終不能再往前，而另跑出美國人來了。照中國人的觀念，有一天美國人功成亦得要退，再讓別人出來。中國人果真明白這道理，也就不會固守一個美國。總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而這一個道理，用於人生也是可通的。人由「生」，到「長」；到中年的事業有成，這是「收」；然後是死，這是「藏」。但是人仍源源不斷出生，這不同於佛教的「輪迴」。西方的基督教則只講己之一生，只管己之一代。中國陰陽家的說法，超出這些，而講這一綿長的人類生命。天上有五帝，人間也有皇帝，這是「天人相應」。漢人問漢高祖何以來做皇帝呢？這就講到「命」了。人之所以講命，也就是一種天人相應。這樣一講會講到迷信了。但中國人從人出生的時辰，所謂生辰八字上看人，是木德還是火德，或是水德。有的人兼而有之。而所謂「八字」，即從所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稱為「天干」，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相配。譬如甲乙、寅卯屬木，丙丁、巳午屬火，戊已、辰戌丑未屬土，庚辛、申酉屬金，壬癸、亥子屬水。這樣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而後配上數學的運算，五年一運。一個人沒有一輩子的好運；但運衰了，又會轉運。中國人的道理不論在那裡，都給人無窮的希望。我沒有工夫研究陰陽五行家言，只是略知一個大概。中國人的命相是用《易經》講，《易經》中就有陰陽五行。歷史中算得最好的是宋代邵雍。今天一般算命的，大多是拫據他的演算法。其實這也是中國人好言「變」之一例。中國人陰陽家這套思想，影響社會極大，直到今天，占卜、算命、相面、風水都是陰陽家言。在當時，做皇帝亦要人幫「推德」。「推德」拿白話說，便是算命。「德」便是上帝所命，而人之所「得」，推德也就是幫皇帝算算命。諸位看，夏有多少年，商有多少年，周有多少年，而秦只有幾年？秦下面來摸朝，漢朝人如何肯學秦朝人！漢朝人做皇帝，他們要問問自己的來歷，自己是根據甚麼「德」來做皇帝？上面是接甚麼傳統？所以漢朝人當時一個大問題，他們要直接周，而拿秦去掉。固然這是迷信，但漢朝人因講「五德終始」而講到歷史，要從五帝、三王下面直接到他們的漢，希望漢朝能傳得長久一些。這也便是我前面所說，他們之所以要「復古更化」，恢復古代，拿秦朝人這一套變掉。秦始皇便不懂這個道理，自稱「始皇帝」，以下二世皇帝、三世皇帝，要傳萬世。他不懂，天下不可能永遠只是一家所有，結果下面傳不下去。漢高祖出來，不能再學秦朝。不學秦，學甚麼呢？他還是講戰國末年陰陽家、新儒家講的這一套。「禮」講這一套，即我前面所說《小戴禮記》中的一批新儒家。《易》也講這一套，《尚書》也講這一套，此外，《春秋》講「通三統」也是這一套。這也就是漢朝人經學裡所講的。漢朝人要自己說他們的來歷，他們怎麼跑出來，做了皇帝總要有一個說法。這些新儒家、陰陽家說「運」，這就成了漢皇帝的信仰來源。而認識到天道是要轉的，所謂「天道好還」，這是源於《老子》的話，也是《易傳》的道理。而《易傳》的話也是陰陽家的道理。只不過鄒衍也講仁義，歸到儒家。明白這條思想路線如此，再講漢代思想就容易明白了。不能說只是憑藉了武力財富便能有天下。因為倘若如此，天下終究不能長久維持。八諸位聽我這樣一講，便知陰陽家言在漢代有它極特殊的地位。因為它融會了各家的思想，而漢朝人要應用這套說法來替自己說一個來歷。儒家便在這種情形下隨之而起，而儒家思想中都羼進了陰陽家言。《易》、《書》、《春秋》、《小戴禮記》等固然如此，即如《詩經》，諸位讀漢人的注，它雖與陰陽家隔得較遠，亦得要添進去講。漢朝人學問都不脫陰陽家言。譬如董仲舒是漢代第一大儒，便有陰陽家言。一切經學也都有陰陽家言。那麼要到甚麼時候講經學才不講陰陽家這一套？諸位須聽我一路講下。我並不看重漢代陰陽家的一套學問，但我要講出漢朝人學問的實際內容。我今天是補講上一堂漢武帝表章《五經》之前的一段，下一次當再接講武帝表章五經以後的一段。我所講的經學大要，牽涉思想和歷史兩方面，諸位不容易在普通的參考書上見到這樣的說法，而我的話都有根據。我今天說漢朝人的話都有陰陽家言，諸位可以拿漢朝人的書一一去查考。我想只有一個人反對陰陽家，便是太史公。他真是有一番了不得的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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