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汲取黨執政以來的歷史教訓

對於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嚴重失誤，中國共產黨並不諱言，而是公開鄭重地承認並反思錯誤、改正錯誤，以為借鑒，體現出一個成熟大黨應有的風範「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也發生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失誤。為什麼犯了嚴重錯誤，中國共產黨還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繼續執政？」——在中央黨校黨史部副主任謝春濤教授主編的《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一書中，以這樣銳利的提問直面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的經驗教訓。「建黨90周年正是全面更新群眾對黨的歷史認知的最佳時機，這有助於讓世人了解真實的中國共產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專訪時，謝春濤認為，中國共產黨不迴避、不掩飾在歷史上犯過的錯誤，是實事求是的表現，是對歷史、對人民真正負責的態度。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內容十分豐富。既有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偉大成就的經驗，也曾犯過嚴重錯誤，給黨、國家和民族帶來嚴重損失的教訓。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未因之而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謝春濤指出，對於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嚴重失誤，中國共產黨並不諱言，而是公開鄭重地承認並反思錯誤、改正錯誤，以資為鑒，體現出一個成熟大黨應有的風範。正因中國共產黨真正與群眾同甘共苦、風雨同舟的擔當意識和做法，不斷勇於正視錯誤、修正錯誤的負責態度和言行，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與支持。不迴避、不掩飾歷史上的錯誤謝春濤介紹道，執政歷史上中國共產黨犯過嚴重的錯誤，主要是指1957年以後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這段時期，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搞了20年「左」，「整整二十年里，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中共中央批准編寫和出版的正式史書——《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在充分展示黨領導人民取得的各方面成就的同時，也以較大篇幅記述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犯過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錯誤及其後果。謝春濤說，新中國成立前七年，中國共產黨緊緊地抓住了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一中心環節，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1957年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建設的各項指標也大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特別是，l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還明確把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當作國內的主要矛盾，提出黨和全國人民今後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但是，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這些正確思想沒有能夠堅持下去。從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黨的指導方針產生了失誤。先是八屆三中全會改變了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使階級鬥爭成了與經濟建設並列的又一個工作中心。接著，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於1958年輕率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對經濟管理體制進行了違反客觀規律的大規模變動。在工業方面，過多過濫地向地方下放經濟管理權力；在農村，則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急於實現所有制由小集體到大集體和由集體向全民的轉變。結果，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謝春濤分析，黨史二卷講清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來龍去脈，也講清了廬山會議轉向和「反右傾」鬥爭的情況，並用具體數字反映了主要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撕毀合同，所導致的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包括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係嚴重失調，農業和輕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糧、油和蔬菜、副食品極度缺乏等。書中說，「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在《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一書中這樣描述：對於這段歷史，鄧小平指出，政治上的「左」導致1958年經濟上搞「大躍進」，使生產遭到很大破壞，人民生活很困難。1959、1960、1961年3年非常困難，人民連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說別的了。1962年，國民經濟開始逐步恢復，但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經過1959年廬山會議的發展，l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系統地提出了「左」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此後，「左」傾階級鬥爭理論與實踐惡性發展，直接導致了1966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正如鄧小平所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災難』。」謝春濤說，其惡果已為實踐所證明：在政治上，混淆敵我，製造大量冤假錯案；在經濟上，大批「唯生產力論」，高度集中、僵化的經濟體制更是發展到了極端，嚴重窒息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活力，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僅是國民收入就損失了5000億元」；在文化上，百花凋零，教育、科技遭受重創；在黨的建設上，黨組織的建設遭到了極為嚴重的破壞和損失。10年浩劫拉大了中國經濟、科學、文化、教育同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黨史二卷中，不僅較為詳細地敘述了「文革」錯誤發生髮展的過程，還專門用較大篇幅講其嚴重危害，並得出結論：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這場內亂極大地損害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崇高聲譽，玷污了人民民主專政，嚴重地影響了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必須予以徹底否定。此外，謝春濤告訴本刊記者，關於中蘇論戰，黨史二卷也在講清歷史過程和蘇聯老子黨、大國沙文主義的問題後，指出了論戰的嚴重後果和中國方面的問題。認為，論戰不僅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也使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陷於分裂。同時，這場大論戰也嚴重影響著中國共產黨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進而又影響到對國內形勢的判斷，成為後來逐漸走向「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書中還引用鄧小平的話說，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也並不都是對的，對別國黨發表過一些不正確的意見。「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則。」而新中國成立初期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不足，審查幹部和內部肅反中的問題，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八屆十中全會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的升級，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左」的錯誤，意識形態領域的過火批判，等等，也都在黨史二卷作了敘述和評論。負責任地反思原因「直面歷史上的錯誤，不是去渲染錯誤，更不是去追究犯錯誤的領導人的個人責任。客觀分析錯誤發生的原因，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曲折性、複雜性。」研究和反思「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錯誤的發生，謝春濤認為，從中國共產黨獨立探索尋找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視角來分析，兩者有共同點，都反映出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動機與效果的嚴重背離。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設速度儘快改變貧窮落後面貌，使中國能夠儘快成為一個大國、強國，趕超發達國家。這種願望，與廣大幹部群眾的普遍願望是一致的。頭腦發熱的現象，不僅毛澤東有，其他中央領導人有，而且在當時的黨員幹部中較為普遍地存在，是當時那個發展階段由急於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面貌的心情而萌發出的一種歷史現象。另一方面，在接連不斷的勝利面前，毛澤東的威望越來越高，聽到的讚揚的話越來越多，他逐漸驕傲起來，進而開始背離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正因如此，毛澤東輕率地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並使之能夠一哄而起，遍及全國，從而導致即便發現了問題也難以及時糾正。謝春濤指出，為儘快改變國家的落後面貌而發動「大躍進」，這一動機和目的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與方式出了問題，「大躍進」效果大打折扣。「大躍進」失誤的出現，既有毛澤東個人的問題，也有其社會根源。同樣，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觀願望是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新社會。其時，面對「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教訓，黨中央曾進行了初步總結，恢復了八大前後一些正確的方針政策和認識。但是，毛澤東沒有放棄他在「大躍進」期間形成的以蘇聯模式為基礎並帶有一些空想成分的社會主義觀念，很快就從過去對蘇聯模式一些具體弊端的批評轉向了對蘇聯模式總體上的維護。他不但把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視為「資本主義復辟」，而且也把蘇聯所進行的一些改革斥之為「變修」。更為嚴重的是，他還把判定南斯拉夫「復辟」和蘇聯「變修」的標準用來衡量國內工作，把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為恢復和發展生產而採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看成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把主張和支持這些政策的領導人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為捍衛傳統的社會主義原則、實現他的美好理想而發動的，也是在他的脫離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觀的指導下進行的。謝春濤分析，為保持革命的純潔、建立理想的社會主義，這樣的動機是無可挑剔的，但問題在於，目標過於脫離實際且達到這一目標的方式和手段出了問題。1967年毛澤東本人在談到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強調那是因為過去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不能解決問題」。所以，要實行「文化大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樣的思維方式和以此制定的方針路線，只能造成黨內外嚴重的思想和行動上的混亂，造成社會嚴重的破壞和倒退。而黨史二卷中，關於「文革」前十年發生嚴重失誤的主客觀原因的分析，更有助於理解這段歷史。一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執政時間不長，對於如何治國理政和開展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缺乏足夠的思想認識和經驗。這就使得一些正確認識不夠穩定、不夠成熟，導致在實踐中不易堅持下去，甚至出現反覆；這就使得常常只從馬克思主義已有論述中去理解社會主義，甚至照搬某些具體結論，以馬克思主義對未來社會的某些具體設想來衡量現實生活；這就使得容易用革命戰爭時期依靠群眾大搞突擊運動的方式方法發展經濟，容易用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方式方法處理階級鬥爭。二是來自外部的巨大壓力，不可避免地會對黨中央、毛澤東確定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以及各項方針政策產生重大影響。這包括不得不採取「一邊倒」的對外政策，不得不長期處於備戰狀態，希望以儘可能的超高速度發展壯大起來，容易接受階級鬥爭日趨尖銳的觀點，等等。三是體制方面的原因。十年探索發生失誤，黨的主要領導人和中央領導集體固然有責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存在著弊端。中央和不少地方、單位的一些領導人的權力過分集中，在缺乏有效監督制約機制的情況下，當領導人的認識和決策出現重大失誤時，黨卻不能及時防止和發現這樣的重大失誤，即使發現了也難以及時糾正。以史為鑒儘管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發生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嚴重錯誤，但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工業建設、科學研究、國防尖端技術的發展以及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發展的許多工作，都開始布局，並取得了不容忽視的成就。謝春濤認為，這為中國共產黨能夠在經受失誤和挫折後仍可以重新凝聚民心、獲得人民群眾支持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同時，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與群眾同甘共苦、共克時艱的擔當意識和做法，則是取信於民、獲得群眾支持的重要舉措。更重要的是，對於這些歷史錯誤，中國共產黨人並不諱言，而是能夠主動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引以為戒。談及此，謝春濤告訴本刊記者，2001年，為紀念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20周年，他曾專程訪問過參加過決議起草工作的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長龔育之。據龔育之回憶，1981年，黨中央之所以要作《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正是撥亂反正的需要。而所謂撥亂反正，主要的就是指撥「文化大革命」之亂。「文化大革命」持續十年之久，而且它的發生還有更遠的由來，所以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澄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這決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因此，敢不敢於正視毛澤東同志領導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敢不敢於追溯「文化大革命」以前黨在指導思想上的錯誤，敢不敢正視和批評這些錯誤，這是對我們黨的政治勇氣和領導能力的一個考驗。同時，我們還面臨著另一個考驗，這就是善不善於科學地、歷史地、實事求是地來分析這些錯誤，用科學態度對待錯誤？能不能夠恰如其分地估量這些錯誤在黨和毛澤東同志的整個革命活動中的位置？敢不敢於在揭露錯誤以後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所取得的偉大歷史成就？敢不敢於理直氣壯地肯定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貢獻？敢不敢於理直氣壯地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重大意義？這些也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龔育之當時指出，對歷史決議已經明確作出結論的那些實踐和理論上的錯誤，不能採取迴避開、淡化掉的態度；而是應該如實地、恰如其分地正視它，記取它。不這樣就對不起我們為這些錯誤付出的沉重代價，就有可能以某種方式重犯這些錯誤。謝春濤說，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之所以能夠領導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科學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犯錯誤的負面經驗。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後得到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黨史二卷總結了五條：必須科學對待馬列主義，準確把握中國基本國情，從實際出發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必須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和黨的主要任務，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而不能「以階級鬥爭為綱」；必須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而不能實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必須制定正確的黨的建設的方針和政策，不斷加強執政黨的建設，而不能把階級鬥爭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主要內容和主要方法。謝春濤認為，「這幾條，若僅僅從文字表述看，似乎並沒有多少新鮮的內容。但如果結合對於『文革』等錯誤的敘述和評論，我們自然會感受到其深度和分量。」他認為，以史為鑒，有助於我們透徹地理解黨的歷史經驗的實質，可使執政黨在90年的新起點上更好地前進，「前瞻未來，在實踐中，當需真正堅持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不拘泥於前人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切實從中國國情出發，從時代的實際出發，從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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