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33 作者/黃崇凱

1932年晚秋，上海的《東方雜誌》發出一則徵文啟事，大意是邀集讀者來「做夢」，請大家投稿談理想的中國、理想的個人生活，搜羅的這些夢將刊登於1933年的新年特輯。文末附上希望讀者回答的問題有二： 1.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敘述未來中國的一方面。） 2.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回答的夢有哪些，先賣個關子不說。 至於海峽另一邊的台灣，1933年是日本殖民台灣第38年，當年有兩支高中球隊到日本甲子園出賽，都在第一戰就落敗淘汰；若把範圍擴及歐洲，德國希特勒在當年上台，納粹黨成為執政黨，反猶情緒逐漸高漲；而其實整個世界當時都灰頭土臉地籠罩在經濟大蕭條里……歷史總是這樣，充滿著成功或失敗，正與反在過程里反覆角力遊戲，任誰要從中找出點什麼故事碎屑，拼湊一些圖像，都很方便。這些過往舊事彷彿一間巨大的公寓，房間與房間之間隔著一道牆，事件、人物在同一時間下，共時性地發生許多事，再衍生許多後續，不在這裡和那裡就在隔壁的房間。其中有很多人在笑，理所當然有很多人會哭，而彼此的理由都不會一樣，這在哪一年都是如此。 於是我試著想，距離西元2011年足足有78年的1933年，從來不是一種理想吉祥數字的存在，民國那些事兒與西元這些代志總是犬牙互咬地隔著1911年。但人們總會為了整數的到來而心神激越，這些不過說明了人們對於「0」的執著和喜愛。當黎明抵達清晨，人們過日子的感覺其實每天都差不多，每一年也都沒什麼意義，許多事、許多人從那個長長的隧道走進走出，過起來就像個「0」。從遠方圓圓的洞里望出去，就只能看到圓圓的線條和切割過的世界。 於是這不過再次認證了從那個洞看出來，看不見人們的記憶。記憶往往是靠苦難建立起來的，所以德國小說家君特·格拉斯要在《我的世紀》里的《1933》寫下「任命的消息」傳來，畫廊主人在局勢丕變的德國將面臨可能炸開的狂熱，那些踏步、遊行、驅逐和元首萬歲。這只是個開端而已，就在1933年的第一個月底，跟我生日同一天。 我覺得不可思議，無法接受我出生這天的48年前，竟然是萬惡希特勒上台高舉雙手、群眾高喊萬歲的一日。以前得知這個「歷史上的今天」，久久不能自已，甚至害怕那被滅絕的六百萬猶太人是否我也該負上比如百萬分之一的歷史責任？我極不死心，努力尋找自己生日這天到底有什麼名人出生——結果非常遺憾，我生日的前一天是偉大的舊俄小說家契訶夫，後一天則是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我就尷尬地被夾在中間這一天，與印度聖雄甘地被刺殺同一天。當然我又不死心查了甘地遇刺的年份，1948年，扣除我的出生年依然不是什麼有「0」的那種漂亮整數。這些巧合讓我總是羨慕著那些與什麼名人同天生日的朋友們。例如我認識一個跟《麥田捕手》作者沙林傑同生日的朋友，而沙林傑剛好大上他60歲。這是我極愛的小說，扣除出生年又有完美的「0」穿越其中，好像冥冥中貫串起一條命運的絲線——唯一可惜的是，我這朋友從來沒讀過《麥田捕手》。 翻譯日文版《麥田捕手》的村上春樹則編過一本短篇小說集，收集了十數篇與生日相關的英美當代短篇小說。他在那書的前言提到某天清晨他一如往常地起床，給自己準備簡單的早餐，一邊開著廣播，無意間卻聽見節目主持人說今天是小說家村上春樹的生日，我們在這裡也一起祝福他生日快樂。正在準備早餐的村上聽到自己的名字從收音機傳出當下被嚇了一跳，還不小心打翻熱水壺，接著開始思考起究竟自己的生日對於聽眾來說有什麼意義可言。他很快地推翻了自己的生日對他人有任何意義的可能性。他上網查詢，意外發現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生日跟自己同一天。長期閱讀傑克·倫敦作品的村上對他倍感親切起來，便在美國講學的空檔，特地旅遊到傑克·倫敦生前購置的牧場，買下一批傑克·倫敦紀念紅酒，留著往後每年生日那天開一瓶喝掉。我忍不住想像村上春樹在自己生日那天，取出一瓶跟自己同生日的作家的紀念紅酒喝掉，他會透過酒瓶的瓶口看見怎樣的世界呢？這當然得去問村上本人才知道。但也許他根本不會把空酒瓶拿起來，透過瓶口穿過瓶底，作為他看世界的濾光鏡。 我告訴自己這些都只是巧合而已。就像村上春樹與傑克·倫敦同天生日的巧合。不管是希特勒上台或甘地身亡，我應該都不需要負任何責任。在那些歷史的瞬間發生之時，沒人知道往後會怎樣，能知道往後會怎樣的人都住在更久的以後。所以知道這些故事後續的我，不該倒果為因，把這些攬在身上，就像在我出生後恰巧跟我同一天生日的人們、同一天發生的世界大事，完全不需要對我負責。因此我是真的可以徹底放下了——因為傳奇樂團披頭四最後一次公開演出是在蘋果唱片大樓屋頂，就在1969年我生日當天。 再回到我的1933年。人們的記憶雖然常以苦難為標誌，卻還可以選擇性地記得另外一些事。就像1933年那些遠赴日本參加甲子園的台灣高中生們，雖然首戰過後即鎩羽而歸，他們還可以想起兩年前在甲子園取得亞軍的閃亮銀盾牌，然後想像明年再次踏上甲子園球場的觸感。他們不會有太多時間處在輸球的哀傷，因為那一年流行起來的《望春風》將很快勾引起他們愛戀的年少心思；而在1933年許久以後才出現的《跳舞時代》紀錄片將會告訴彼時台灣的年輕人，他們的爺爺奶奶當年多麼新潮前衛，踩著純純的悠揚歌聲，搖擺身軀一如所有年份的年輕人要去追求新生活。 跨入海峽那邊的上海，《東方雜誌》的發夢徵文里說：「但是我們真的就沒有出路了嗎？我們絕不做如是想。固然，我們對現局不愉快，我們卻還有將來。我們咒詛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所以當年雜誌徵文總共收集到244個大大小小的夢，他們不斷將目光投射到遙遠的以後，更多是想像中的未來。他們多半夢想中國強大興盛，世界大同烏托邦，有人希求社會主義式的豐衣足食，也有人追尋整齊畫一的制服世界，總之是希望人們和樂安居，所有爭端都已平息，歷史在此終結。如今回顧這些夢想，都實在太美好以至於很難全部成真，就連某大學教授的夢想至今看來仍崇高無比：「我夢想中的未來中國首要之事便是：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過了78年的現在，很多住在中國西部內陸的居民們，依然沒有抽水馬桶可坐。民國那些事兒和西元這些代志，還是犬牙交錯地隔著陸地與海洋。 就像我所知道的1933年和格拉斯看見的1933年不太一樣，1933年坦白說與我無甚關係。我並非1933年前出生，無法發思古幽情、緬懷故人；這年距離今年或我的出生年也不是什麼50或80之類吉祥數字；也很不周杰倫的剛好不是《上海1943》。所謂我的1933，不過是在看起來於我沒什麼意義的一年，扯點什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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