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碑文化》（三）

19、《岣嶁碑》：也叫《祝融峰碑》。最初發現於湖南衡山祝融峰，因衡山古稱「岣嶁山」而得名。此石來歷不明，民間傳說是一次打雷時，從天上掉下來，也叫霹靂石。石頭上刻有77個蒼古奇異的神秘文字，如虯似螭，詭怪難辯，與商代的甲骨文、金文毫無相似之處，也不同於蝌蚪文，沒有人認識，眾說紛紜。有傳說是大禹治水時過岣嶁山而留下的紀事碑，故稱「禹碑」，但多數人否定此說法。關於《岣嶁碑》最早出於唐代，著名文學家韓愈有《岣嶁山》一文，說字是青色的，石頭是赤色的。但韓本人並未見過此碑。另外，劉禹錫、崔融等也有文字談岣嶁碑，但均為傳說做詩，並未見過實物。南宋時1212年，四川人何致旅遊衡山時，無意在荒草中看到此碑，於是他「手摹其字以傳」，將臨摹下來的碑文拓刻於嶽麓書院。後廣為傳播，拓本傳到長沙、昆明、西安、成都、紹興、南京、開封等地，此碑再次蜚聲海內，引起人們重視。明世宗嘉靖年間1532年時，著名學者，時任湯陰知縣的楊慎得到了《岣嶁碑》的拓本，興奮不已，經研究宣布自己破譯了內容，還寫了《禹碑歌》。但是許多有識之士並不認可楊慎的觀點。顧炎武認為此碑是後人所造。葉昌熾認為是「實道家之秘文。」魯迅也認為是道士們的創造。總之，此碑真假以及內容，仍為一個謎。

20、《紅岩碑》：貴州安順關嶺市南10公里處，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斷橋鄉龍棗村曬甲嶺，有一個赤褐色石壁，上下高30米，左右寬約100米。有數十個奇異的文字元號，小的如升、大的如斗，字跡詭譎陸離，神秘玄奧，自古無人能辯。被稱為「黔中第一奇蹟」。因無人能識，故稱《紅岩天書》，也叫《紅岩古刻》。最早出現於徐霞客的記載「紅岩白水」。有四種拓本。

究竟是個什麼人所刻，什麼內容？新化鄒氏認為是商代殷高宗伐鬼方時留下紀功刻石。也有人說是諸葛亮教夷人作圖譜。郭沫若也研究過。都無所結果。甘肅人董洪研究後，認為此碑是7000-5000年前古代夜郎人占卜記錄。還有人研究說是明初建文帝後裔或者隨員所書。總之，紅岩碑還沒有真正的定論，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21、《仙字潭摩崖石刻》：福建漳州華安縣沙建鄉苦田村，有一個兩山夾峙有一石崖，在潭水面1米以上、東西20米左右的石壁上分布著10處摩崖石刻，約50多個神秘的字元。由於這些字元似畫非畫、似字非字，無人能識，當地訛傳為神仙寫的字，故稱為「仙字潭」。這個石刻也稱「仙字潭石刻」。據史料記載，這石刻最早是唐初發現的，唐人張讀《宣室志》里有仙字潭石刻的記載，韓愈還譯出了18個字，但是後人無法辯識出韓釋讀出的那些字。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不是文字，是圖畫，有「圖畫說」，也有圖騰說。《仙字潭摩崖石刻》吸引著許多學者進行研究。1915年嶺南大學黃仲琴研究認為是「盤瓠之後畲族祖先的文字」，引起轟動，後來郭沫若等人也研究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絕大多數學者認為此刻年代為商末周初，大約距今3000年左右。因為這裡岩石的硬度約在5-6度之間，非堅硬的金屬工具不能刻之，應是青銅器時代。由此可以推斷這有可能是商代周初少數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

22、《仙居蝌蚪文摩崖石刻》：浙江台州仙居縣有一天姥山，山頂有一陡壁，叫蝌蚪崖，民間傳說上有文字。明萬曆年間《仙居縣誌》記載，東晉時（405-418年）有一位姓周的郡長曾攀上絕壁，拓過蝌蚪文。可惜拓本未曾傳世。後曾有多次探尋，均因危崖無法攀至，而「敗興而歸」。1985年台州文化局曾組織人考察，因無法攀援，只能在200米外拍了些照片。這些照片，證實了民間的文字傳說。仙居電視台青年記者王銀華自費二千元，請採藥、捕蛇人等幫助，經過攀登，終於在韋羌山的一處懸崖絕壁上發現了蝌蚪文並拍下來。刻字處距地面128米高。有可能當年是水鄉澤國。

23、《廣昌古源石刻「天書」》：江西省廣昌縣博物館，繼1986年發現中國最古老的恐龍化石—廣昌恐龍化石之後，1993年又在赤水鎮古源村發現了一處面積的摩崖石刻，面積約400平方米，人工鑿刻痕迹明顯。經江西省博物館館長彭適凡教授實地勘察鑒定，認為此古文字元號面積之廣、符號之古樸，中國之最，世界之「奇」。目前正在組織專家進行考證。

24、據考證，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從公元前219-210期間，共刻石9塊，分別是：公元前219年的《嶧山刻石》、《泰山刻石》、《芝罘刻石》、《琅邪台刻石》，公元前218年的《芝罘刻石》、《芝罘東觀刻石》、公元前215年的《碣石門刻石》、公元前212年的《東海上朐界刻石》，公元前210年的《會稽山刻石》。其中：前218的所立的《芝罘刻石》、《芝罘東觀刻石》和前212年所立的《東海上朐界刻石》沒有介紹。其餘六塊有記錄。

25、《嶧山刻石》：秦始皇28年，即公元前219年東巡時在鄒縣嶧山時，由李斯做小篆。是始皇立刻石的開始，在司馬遷的史記里有記載，他記載了《芝罘刻石》等四塊刻石的全文，但唯獨無此碑具體內容的記載。推測，可能是當時史馬遷未能訪到碑原物，而當時紙張未發明，也無拓本可言，所以，只能以空下內容。《嶧山刻石》最早的碑文出現於南唐徐鉉的摹本，但其摹本不作分段，將始皇帝刻石與秦二世的詔文並在一文中。後來神太宗淳化四年（993年）鄭文寶以徐摹本重刻，牽連衍誤成整碑裝，致使後人不審其情，或以為全石碑文均為始皇所啟發，或以為此石碑文是二世頌始皇語，殊為可笑。現所存世的鄭文寶依徐鉉摹本摹刻的《嶧山刻石》前144字為始皇詔，為四言韻文；而碑末自「皇帝曰」以下79字，為二世詔，字略小。

《嶧山刻石》自刻立後，一直豎於嶧山。歷代摹刻，以為楷則。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推倒之。但是歷史上有兩個魏太武帝：一是三國曹魏太武帝；一是北魏太武帝。究竟是誰推倒的？眾說不一。金其楨先生分析認為，曹操推倒的可能性大一些。原因是：曹曾下令立法禁碑，推倒此碑完全可能。而北魏拓跋燾從未禁過立碑，本人也曾立過《太武帝東巡碑》，使人推倒《嶧山刻石》，邏輯上難以成立。《嶧山刻石》原石在唐以前或者在西晉時，已經損毀或亡佚，後來的石碑及拓本，都是根據拓本摹刻的。唐的拓本已經不見傳世。目前流傳的就是宋993年鄭文寶根本南唐徐鉉摹本重刻於長安，世稱之《長安本》。徐本南唐官吏，入宋後官至散騎常侍。根據《長安本》，歷代翻刻眾多。主要有7種：《長安本》、《紹興本》、《浦江鄭氏本》、《應元府學本》、《蜀中本》、《鄒縣本》。鄭文寶按《長安本》摹刻的《嶧山刻石》現珍藏於西安碑林。另在山東鄒縣孟廟也有一塊元代的按《長安本》摹刻的《嶧山刻石》。

26、《泰山刻石》：秦始皇於公元前219年東巡到泰山時，令李斯刻立。四面有字，自西-北-東-南，書小篆。西北東三面為始皇詔。南面為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詔及從臣姓名。西面有5行，北面文3行，東面文6行，南面二世詔7行，滿行12字。《史記》記載了全文內容。

原石立於泰岳頂玉女池上，高「四尺九寸」四面廣狹不等。宋朝1108年時陳思親訪此石，見石上只有233字。可見當時宋時，此刻石保存較好。到元代時，拓本只存50字，明末時北平許氏只得斷石29字。乾隆五年（1740年）火災，石被燒。嘉慶時（1815）年蔣因培在玉女池訪得2塊殘石，這時只有10字。宣統二年（1910年），羅正鈞等作亭護之時，只剩9字。現珍藏於山東泰安岱廟。

傳世的拓本以明代安國藏的北宋拓本為最，存165字，現在日本（可惜！），藝苑真賞社等地皆有影印本。29字本、10字本也有翻刻本。《泰山刻石》的小篆，又稱「玉箸篆」。是後世練習小篆的圭臬。

27、《琅邪台刻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至山東膠南縣琅邪台時令李斯刻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有記載。原石四面刻字，其中東南北為始皇詔，西面是二世詔，均為李斯所書。由於時代久遠，原石剝蝕嚴重。宋時蘇東坡任高密太寧，曾派廬江文勛前去摹拓，始皇詔已無所存，只剩二世詔文。據《山東金石志》記載，後西面裂開寸許，熔鐵束之。清光緒年間，鐵箍蝕斷，《琅邪台刻石》就碎裂而沉于海中。民國13年（1924年）諸城王景祥覓得碎石，重新粘合後置於縣署，後移到民眾教育館。新中國成立後，移置山東博物館，1959年後移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專家認為，《琅邪台刻石》是現存秦刻石中最為可信的一種，與《泰山刻石》相比，不字較多，而且字形完美，儘管剝蝕嚴重，字跡漫漶，但能看出用筆勁秀圓健。現存的拓本是宋刻《澄清堂貼》中存有廬江文勛臨摹的86字，《史記》中記載了全文。

28、《芝罘刻石》：始皇29年（前218年）巡至芝罘，令李斯書，刻石立於秦二世元年。原石已亡佚，宋歐陽修在《集古錄》中說「僅見二十一字」。今僅宋代《汝貼》鄭有摹刻的部分殘字，但以《泰山刻石》和《琅邪台刻石》二秦刻真跡繩之，形神皆非。

29、《碣石門刻石》：也稱《碣石頌》。秦始皇32年（前215年）東巡碣石山（今河北昌黎縣西北）刻石。原刻早佚。相傳刻有始皇詔12行，每行11字，二世詔7行，每行12字。此刻石究竟是刻石還是摩崖，專家們意見不統一。梁披雲主編的《中國書法大辭典》認為是「立」石；而馬衡在《凡將齋》中認為「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門，不雲立石，疑即摩崖。」由於原石早佚，已無從查考。但從《史記》里考證，似馬衡「摩崖」說更為恰當。清嘉慶（公元1816年）福建巡撫王紹蘭囑金匱錢泳以南唐徐鉉奉敕臨撫雙鉤本，將《碣石刻石》全文重刻於鎮江焦山，其筆意全仿《嶧山刻石》，凡《嶧山刻石》所無之字，神趣索然，轉折板滯，氣度低劣，恐非出自摹寫《嶧山刻石》這樣「下真跡一等」的高手徐鉉之手，而是錢泳之輩所寫。而其文也與《史記》所載多有不合。

30、《會稽刻石》：前210年始皇東巡會稽山（今浙江紹興東南）而立。東漢袁康《越絕書》里對《會稽刻石》有一個描述：「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石長丈4尺，南北面廣6尺，西面廣尺6寸，刻文立於越東山上。」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記載：「其碑見在會稽山上……其字4寸，畫如小指，圓鐫。」這一記載說明唐初刻石還在，其佚失是唐開元以後的事。至於何時亡佚，已經無從考證。有一點可以肯定，北宋時已經沒有了。因為北宋歐陽修《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里均未錄入。

元惠宗（1341年）推官申屠取家藏的《會稽刻石》舊拓本重刻，並題記於後，與按徐鉉摹本所刻的《嶧山刻石》互為表裡，置於紹興學宮。明都穆對申屠的重刻大加讚賞。清康熙時，申屠的重刻石被人磨去，乾隆55年（1790年），紹興知府李亨以舊拓申屠摹本，令金匱錢泳重刻，後有李亨、翁方綱、阮元諸家的題跋。申摹的《會稽刻石》雖然沒有秦人的恢宏氣度，已大失秦刻之原貌，但清勁圓潤，字口清晰，法度謹嚴，仍不失為「鐵線篆」之上品。

31、蒙受劫難的西漢碑文化。西漢統治中國230年，是秦朝的15倍。可是留存後世的碑刻數量與秦相差無幾，少的讓人不可思議，而且極少有豐碑巨制。這與長達230年的歷史和空前繁榮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極不相稱。為什麼是這樣呢？考其原因，梁披雲在《中國書法大辭典》說：「新莽惡漢德，凡所在有石刻者，皆令仆而磨之，不容略留，故西漢石碑鮮有存在。」據考查，現在所知的，從全國各地發掘出來的真正的西漢石碑僅有十餘塊：《群臣上壽刻石》、《魯北陛石刻字》、《霍去病墓室刻題字》、《楊童買山地記》、《五鳳刻石》、《孝禹碑》、《東安漢里刻石》、《萊子侯刻石》、《五攝兩墳壇刻石》、《王陵塞石》、《甘泉山刻石殘字》、《通湖山摩崖石刻》、《漢武帝泰山玉皇頂無字碑》等。還有一些相傳為西漢刻石的，如《廣川令高峻殘碑》、《君諱達殘碑》、《水衡都尉邊達碑》、《治三郡等字殘石》、《曹白茅等字殘石》、《朱博殘碑》、《造署舍題記》、《殷微子墓四字題刻》等，經專家鑒定均為不可信的仿刻。

西漢碑刻傳世者少，故凡所存真正的西漢碑刻，皆成珍貴的國寶，成為反映西漢碑文化發展狀況的代表作。值得好好研究。

32、《群臣上壽刻石》：也叫《婁山石刻》。據清趙之謙考證，系漢文帝後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八月所立，為現存西漢刻石最古者。道光年間，廣平知府楊兆璜在河北永平縣（今河北盧龍縣）西30公里的婁山發現的。高1.72米，廣0.2米。上刻篆字「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壽此石北」一行計15字。左右兩有北魏與唐人題字。此刻石雖為篆體，但其書法已經由秦篆向隸書轉變，筆畫改圓折向方折轉。通篇氣脈貫通，率真古樸而生趣，但書寫草率，遠不若《泰山刻石》工整，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對其評價頗高。

33、《魯北陛石刻字》：也叫《北陛刻石》或《北陛石題字》。1942年山東曲阜城北靈光殿舊址出土，其文有「魯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六五乙」12字。此石原存於北京大學，1980年移至山東曲阜孔廟東廡。該石是用魯靈光殿建築用石，石長95厘米，寬42厘米，高19.5厘米。經考證，是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魯恭王劉余好治宮室，曾於曲阜建造了著名的靈光殿，此殿與西京未央宮、建章殿同屬當時國內著名建築。西漢末年，未央宮和建章殿均被毀，唯靈光殿保存。後來，靈光殿也雜草叢生，不存在了。這塊陛石即是當時靈光殿的階石。此刻石的書法已經由秦篆的長表演變為方形，為典型的早期漢篆。其中兩個「六」字，一作隸書，一作篆書。說明景帝是篆隸雜用，由篆向隸過渡的階段。

34、《漢武帝泰山玉皇頂無字碑》：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塊無字碑。位於泰山玉皇頂，碑高6米，寬1.2米，厚0.9米。頂上有石帽覆蓋，形制古樸，面平滑，呈黃白色。上既無雕刻也無刻字。所在歷代稱之為「無字碑」。有傳說是秦始皇所立，也有人說是漢武帝所立。後經顧炎武、郭沫若等人認真研究了《史記封禪書》和《孝武本紀》：「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未提「頌」、「封」之類內容。時間應該是公元前110年，距今2100多年了。目前在此碑左右兩側，各樹代表不同見解的張銓和郭沫若的兩塊詩碑。張銓是明萬曆年間進士，認為是秦始皇所立。

35、《霍去病墓石刻題字》：陝西省文管會於1957年在興平縣漢武帝茂陵西南竇馬鄉霍去病墓前發現的。同時出土的刻石共有2塊：一塊上刻篆字「左司空」3字；一塊上刻有隸書「平原樂陵宿伯牙霍巨孟」10字。兩石均無刻石年月。據《漢書》里《霍去病傳》記載，霍去病生於公元前140年，死於前117年，享年僅23歲。此石刻應立於漢武帝元狩六年。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一塊隸書刻石。大體上標誌完成了篆字向隸書的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