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柳傳志獨家推薦劉亞洲訪談：甲午之敗到底為什麼

推薦人：聯想控股董事長，正和島島鄰柳傳志

推薦語：讀了劉亞洲這篇文章很有感慨。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戰爭雖說是打敗了，還能和日本人抗一抗，又過了40年的二戰，和日本人的差距就大了，已經不是戰爭而是近乎被屠戮了（電視上的抗日不算）。如果不是因為蘇美的參戰，中國和日本的持久戰的結局真是很難說。

　　作為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都會問這到底是為什麼？弄不明白為什麼，經濟上就算是個大國了，在世界民族之林照樣戳不起來。我覺得劉亞洲將軍這篇文章分析得全面、深刻，告訴了我們甲午之敗到底為了什麼。中國90後的男孩子們如果有一半人喜歡讀這種類型的文章，年輕的中國人的夢就會不僅僅是掙錢、娶媳婦過日子，除了浪漫之外還會增加了陽剛之氣，中國就有希望！

來源：參考消息

口述：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委員，空軍上將劉亞洲

　　劉亞洲：對中國而言，甲午戰爭的歷史深刻性在於兩點：一、戰爭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至今仍在追問之中；二、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戰爭的傷口並未癒合，仍然橫亘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對這場戰爭疑問的解答，構成了我們民族進步的階梯。從這個意義上講，甲午戰爭已成為一種標誌，一個符號。

　　一、制度

　　劉亞洲：甲午之敗並非海軍之敗，也非陸軍之敗，而是國家之敗。日本的勝利是制度的勝利，大清帝國的失敗是制度的失敗。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喚醒了清朝的同時也喚醒了日本。但兩個國家學習西洋文明，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另一個則止於外形。福澤諭吉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的改變。這個順序絕不能顛倒。如果顛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徑，其實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澤諭吉這個順序走的，而清朝則反著走。結果一個成功了，一個失敗了。

　　問：當時清朝有句口號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劉亞洲：中國古代文明太燦爛了，反而成了我們的包袱。日本從來不是領導世界歷史文明潮流的強國，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時能夠輕裝上陣。況且日本是個愛學習的民族，誰強跟誰學，而且學得有模有樣。二戰結束後，東京的廢墟瓦礫還沒清除乾淨，裕仁天皇就簽發了向美國派出留學生的詔令。所以，明治維新短短30多年時間，便把日本變成了一個現代國家。日本與清朝的對決，是一個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的對決。清朝怎麼能贏？

　　問：您說當時日本已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有什麼標誌？

　　劉亞洲：最主要的標誌是人的覺醒。日本秉承中國文化上千年，其國家形態與它的母國是一樣的，人民只有宗族意識，沒有國家意識。那時候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和日本來，都一致承認中日兩國人民的忍耐與堅忍無與倫比，但另一個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對壓迫逆來順受，毫無主動性和創造性。但西風東漸之際，日本人斷然斬斷了上千年的文化臍帶，脫亞效歐，加入了西方的發展行列。人民變成了國民。

　　百姓是不是國民，有兩條重要標準，一是有沒有權利，二是有沒有財富。大久保利通說：「國家強大源於民眾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務運動相反的路，鼓勵民間資本。有了國民，就有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都認為，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國民國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國家模式。反觀大清帝國，當日本在不顧一切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的時候，清朝則不顧一切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於萌芽之中。

　　問：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劉亞洲：梁啟超說：「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日本自然資源實在匱乏，所以就最大限度開發人的資源。明治維新時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它首先抓的是對人的教育。這裡說的教育指的是「歐化」後的新式教育，它完全不同於日本「唐化」後的舊式教育。甲午戰爭10年後，日本又打贏了日俄戰爭。日本天皇說，贏了這場戰爭，他最應當感謝的是日本的小學教師，因為日本士兵絕大多數都受過小學教育，而沙俄士兵則大多數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帶來了思想的革命。軍隊是更需要思想的。對一支軍隊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殺手鐧。紅軍就是一支有思想的軍隊，所以它戰無不勝。

　　二、戰略

　　劉亞洲：甲午戰爭其實也是中日兩國發展戰略的對撞。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東方，亞洲各國相繼沉淪，只有中日兩國奮起自強。中國發起洋務運動，日本搞起了明治維新。問題是，東亞狹窄，容不下兩個國家同時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國這樣的大塊頭崛起，這就決定了中日間必有一戰。日本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則懵懵懂懂。中日雙方都在西方船堅炮利的逼迫下進行戰略轉移。日本實現了由傳統戰略向現代國家戰略上的徹底變革。相反，清朝在確立具有現代特徵的國家戰略上始終裹足不前。直到國家覆亡，都沒有制定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戰略。

　　問：這告訴我們，任何時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戰略。

　　劉亞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戰略意志。這一點，我們要向日本學習。日本是個島國，它始終認為自己的出路在大陸。為了踏上列島西邊這片大陸，它已經準備了上千年。歷史上的日本有兩個特點：一、一旦權力集中，就要征韓；二、每一次自然災難之後，就會出現要求對外動武的聲音。而大陸情結貫穿了日本歷史的始終。

　　中國歷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戰略家，但是難以有跨越數代人的長久性大戰略和實行這種戰略的意志。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時，叫囂的是「國運相賭」。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是想永久佔領中國的，所以它學習的是滿清滅亡明朝的經驗，以摧毀中國人的心理和意志為主。這就是為什麼日軍在戰爭中對中國人那麼兇殘和幾次大屠殺的原因。南京大屠殺就是「揚州十日」的翻版。南京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遠大於揚州。這是日本的既定戰略。

　　其次是戰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遠。甲午戰爭既是中日雙邊衝突，又是大國博弈的產物，對國際格局的影響至今未消。1853年，英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戰勝俄國，堵住了俄國南下的道路。不久後，左宗棠收復新疆，也讓俄國在中亞方向無所作為，所以它掉頭東進。甲午戰爭後，日俄衝突成為必然。10年後，雙方爆發了日俄戰爭，這場新列強戰勝老列強的戰爭，催生了日後的俄國「十月革命」，對世界大格局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

　　問：請您談談清朝的軍事戰略。

　　劉亞洲：軍事戰略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軍事戰略應當服從國家戰略。但是如果軍事戰略出了問題，仗打敗了，這個國家的國家戰略也就完了。退一萬步說，即使國家戰略出現失誤，如果軍事戰略恰當，還能為國家戰略重構創造機會。否則，即使國家戰略正確，如果沒有正確的軍事戰略配合，國家戰略照樣無法實現。清朝經過30年洋務運動，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將強未強。清朝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戰略機遇期不失去。日本則強調「強兵為富國之本，而不是富國為強兵之本」，8次擴充軍備，準備「舉國發動，國運相搏」。誰的國家戰略目標正確，一目了然。但戰爭結果是，正確者失敗，錯誤者勝利。差距就在軍事戰略上。

　　清朝經過了30年的軍事變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脫胎換骨的新式海軍和陸軍，但它的軍事變革是失敗的，主要是觀念落後。勝利的軍隊用未來的觀念打今天的戰爭；失敗的軍隊用昨天的觀念打今天的戰爭。清朝的軍事改革從根子上沒有能夠擺脫農耕文明的桎梏。農耕生產方式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飯吃就滿足。農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內而不是向外看的。北洋水師雖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鐵甲艦，奉行的卻是長期防禦性戰略。這是一支農民的海軍，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軍，而不是一支經略大洋的海軍。

　　問：清朝軍事變革還有什麼問題？

　　劉亞洲：還有兩點，第一是沒有現代軍事思想家。沒有軍事思想家就無法進行戰爭的頂層設計。而頂層設計的失敗是最大的失敗。中國自古很少有軍事理論家受到如此重視，與之相反，日本對華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設計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員，而是普通的學者和知識分子。

　　第二是難以衝破利益的藩籬。清朝的新軍本來就是在湘軍、淮軍基礎上組建的，門戶對立，內鬥激烈。朝廷上有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朝廷外有革命黨與保守黨的鬥爭。黃遵憲在甲午戰爭中悲憤地說：「噫吁哉！海陸軍！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鬥雞，不能群。」軍事工業分屬不同洋務集團，已然成了官員私產。

　　三、信仰

　　劉亞洲：甲午之敗還是文化之敗。了解一個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這是一個民族的基因。基因決定了一個民族的特徵、發展和變異。要知道一個國家未來向哪裡去，可以先通過基因分析看看它從哪裡來。甲午戰爭前，日本向中國派出了大批間諜，有一個間諜來到南方一處遊冶場所，傾聽緩慢、悠長、哀傷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說：「完了，這個大國完了。」他從音樂聲中看到了晚清中國人的精神狀態。

　　問：評價甲午戰爭，都覺得中日兩軍精神狀態差距太大。

　　劉亞洲：日本《日清戰爭實記》寫道：「支那大將身形高大，力氣超群，貌似可指揮三軍，然一旦開戰就變成弱蟲一條，尚未聽到槍聲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婦女衣裝，企圖矇混過關。」以至於戰後在日本兒童遊戲時，辱罵失敗者是「支那」。兩國老百姓的精神狀態對比也非常強烈。中國老百姓送親人上前線，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啟超寫過了：「親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營房當作莫大光榮。那光榮的程度，中國人中舉人進士不過如此。」他還說，日本人歡送親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戰死」三字相贈。就連在日本社會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錢捐物資助國家戰爭。

　　旅順大屠殺時，中國百姓幾乎未有任何抵抗，絕大多數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在中國，一共發生過兩次刺殺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陸軍大將白川義則。兩個義士都是朝鮮流亡者。朝鮮人在中國土地上有此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讓日本人膽寒。我常常想，如果他們是中國人該多好。如果一條魚病了，是魚的問題；如果一條河的魚全病了，那就是水的問題。

　　問：這個「水」指的是中國文化嗎？

　　劉亞洲：是的。中國的國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輝煌的。春秋時期，中國人性格陽剛勇武，思想燦爛絢麗，極富進取心、創造力，那時的中國人是有信仰的。他們信仰的是中國傳統中最健康的東西，如信、義、仁等等。秦始皇之後，專制皇權大行其道，對人民一代一代進行奴化教育。被統治階級閹割後的儒學道統使得中國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權力不允許民眾樹立信仰與道德，因此成了一盤散沙。200多年前，一個叫馬戛爾尼的英國人到中國走了一趟，回去後，一針見血地說了一句話：「中國人沒有宗教，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做官。」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國後得出一個結論：「人心腐敗已達極點。」他提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分子」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失誤還要可怕。

　　問：日本似乎也沒有宗教。

　　劉亞洲：對，日本對外出口一切，但獨不輸出或輸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來源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豪俠人格。石原莞爾認為，中國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這種「武士」在宋朝以後永遠消失了。中國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發揚光大。日本神道最強調「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種宗教，並成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武士道精神加上對天皇的忠誠，使日本出現了一種畸形的信仰，將死亡視為解脫，認為死者可以免於受到譴責。武士只要做了對不起領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殺以謝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認罪看得很重，正因為如此才不會輕易認罪。切腹自殺是最痛苦的一種自殺方式，卻最受日本推崇。這種信仰調教出來的人，在侵略戰爭和屠殺中是不會有任何道義和憐憫的。我看甲午戰爭時期中日兩軍的照片，總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清軍士兵無論拿什麼武器，看上去都像一個厚道的農民；而日本農民不管拿什麼武器，看上去都像一個武士。

　　問：聽上去像今天恐怖主義分子的調門。

　　劉亞洲：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國，從來就是以屠殺為手段。日軍攻擊旅順，遠沒有像10年後日俄戰爭時那麼吃力，但它還要在旅順進行大屠殺，殺得旅順只剩下36人。面對這樣兇殘的敵人，你想當時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下的中國人能夠抵擋嗎？

　　問：難以想像。

　　劉亞洲：可是，一個奇怪的情景發生了。就在甲午戰爭發生40年後，有一批中國人做出了這個民族近千年來不曾有過的壯舉—紅軍進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國工農紅軍一掃甲午年間中國人的那種懦弱、麻木、貪生怕死，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全新的精神面貌。長征，被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比作猶太人出埃及、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和美國人征服西部，他認為：「本世紀中沒有什麼比長征更令人神往和更為深遠影響世界前途的事件了。」這支衣衫襤褸、面帶飢色的軍隊從南中國出發時有8.6萬人，到陝北時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這支軍隊，後來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新生政權。僅僅40年，他們應該還算是甲午同代人。他們怎麼會這樣？是什麼使他們改變得如此面目全非？

　　四、國運

　　劉亞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認為，它同時還是民族之幸。因為在這場戰爭之後，一個奇妙的瞬間誕生了。在這個瞬間里，歷史向古老的中國打開了另外一扇門。

　　甲午戰爭的失敗導致了中國人群體意識的覺醒。從準確意義講，不是鴉片戰爭，而是甲午大敗才是中國人真正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開始。

　　毛澤東出生在甲午戰爭前一年。鄧小平出生在甲午戰爭10年後也就是日俄戰爭的當年。他們的青年時代，正是甲午風雲掀起的巨濤對中國近代史衝擊最猛烈的時代。啟蒙、自強與救亡，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他們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談到中印領土爭端時說過「不能做李鴻章」的話。1982年，面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不願把香港歸還中國，鄧小平說：「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從另一個意義上講，我們還應當感謝日本。毛澤東就講過類似的話。1956年，毛澤東在與訪華的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日本是一個有特點、有優點的對手。中國是日本最早的老師，日本是中國最新的老師。沒有甲午一役，中國還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馬基雅維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強大國家的首要條件不在於造槍炮，而在於能夠造就其國民的堅定信仰。」中國共產黨在當代最偉大的歷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這群有信仰的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走出了甲午戰爭失敗的陰影。抗日戰爭中，他們不僅徹底戰勝了日本侵略者，還在第二個甲午年到來之際，打勝了一場抗美援朝戰爭。這似乎是一個宿命。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人真正開始正視中國並試探與中國建立邦交，自朝鮮戰爭始。

　　問：請再談談日本甲午一役後的結局。

　　劉亞洲：日本的結局與中國正好相反。甲午戰爭中國敗了，卻是鳳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輝煌；日本勝了，卻在勝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戰爭不僅使日本淘到現代化的第一桶金，還嘗到了「國運相賭」，「以小博大」的甜頭，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已狂妄得沒有邊際了，竟然叫囂要「將旭日旗插上喜馬拉雅山山頂」。美國學者研究認為，日本患上了一種「勝利病」，什麼仗都敢打，什麼國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戰爭後的旅程，我認為就是一場奔喪的過程。直到犧牲了上千萬軍民，挨了兩顆原子彈，輸得一乾二淨：交出了朝鮮，交出了滿蒙，交出了台灣，除了一個沖繩之外，其他吃進去的東西都被迫吐了出來。種未滅，國已亡，至今還是個非正常國家。這一切，不能不說都與甲午戰爭有關。韓國學者李御寧指出：「襲擊珍珠港的念頭，來自剎那間一擊取勝的劍道和相撲，但那場地太大了。每當把盆景樹木要移植到廣闊的平原時，日本總是犯大錯誤。」

　　當下的日本又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