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只有論敵，沒有敵人
這個周末對梁文道來說是奢侈的：沒有講座，不錄節目，在落著細雨的廣州街頭閑散地吃著大排檔，和朋友們聊天；在陳家祠、愛群大廈的斑駁舊影里，陪伴母親尋找記憶中的老廣州。
不過依然有粉絲相隨，免不了拍照、簽名這些俗套。簽名拍照之後他欠著身子向粉絲們一一說「謝謝」。吃飯時，他習慣於停下講話，向倒茶的服務員說「謝謝」。
「溫良謙恭」、「犀利尖銳」在梁文道的身上恰到好處地並存著。那個曾經讓學校頭疼的反叛少年，如今銳氣不減，但多了一份從生命內在延宕開來的寬容，「我的心底里沒有怨恨」，他皈依佛教，與時間和解，對可以寬恕的寬恕，對不可寬恕的重新審視，留存記憶。但他始終沒有「恨」，而是用近乎殘酷的冷靜做一個「介入的旁觀者」。
梁文道1970年生於香港，四個月大被父母送往台灣，跟著外公外婆生活。外公早早地教他看《水滸傳》、《三國演義》以及《四書》等，「是他令我學會很多學校里學不到的基礎教育及價值觀。」愛看書的梁文道並不是一個好學生，中學三年級因破壞學校建築，並有「黑社會少年接班人」的嫌疑而被趕出校門。父母將他接回香港。在台灣教會學校與神父討論哲學問題的梁文道，此後選擇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1988年，17歲，還在讀中學的他已是左派先鋒青年，開始給報紙寫文章，首篇劇評見於《信報》文化版。有個趣談是，編輯打電話來，母親告知梁文道去學校了，編輯以為教書去了，母親答「上學去了」。從此，這位早慧青年開始走上專欄作家之路，一寫就是20年。
梁文道為人所熟知的，是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開卷八分鐘》等節目里那個睿智能言的嘉賓或主持人，這個與明星最靠近的身份讓他擁有更大知名度、更多「粉絲」，也常常遮蔽了他的本來面目：那個以讀書為生活方式的知識人，那個極具號召力和執行力的社會活動家。
他是廣東「2009書香嶺南全民讀書活動」的閱讀指導委員會專家成員；他在香港參與多個公民組織的活動，致力於公民自治與維權行動；此外，由梁文道創辦於2007年的免費讀書雜誌《讀書好》發行份數達到7萬份。
讀書是我們對自己的啟蒙
形容自己的生活經常在酒店度過的梁文道，會在每次預定酒店時，通過網路仔細查看房間的照片，他特別在意有沒有一張可供閱讀的書桌，無論活動、應酬有多晚，回到賓館的梁文道會關了手機，在檯燈下讀他隨身帶來的書。
時代周報：大陸觀眾知道你，是《鏘鏘三人行》里那個侃侃而談、有點隨意的梁文道，是《開卷八分鐘》里那個自問自答、乾淨利落的書評人。我更感興趣你的《讀書好》雜誌，從電子版來看，很漂亮，內容也紮實。這麼好的雜誌，為什麼「免費」？
梁文道：的確，我從很早就有這樣的想法，向更多人普及閱讀的知識，共享閱讀的樂趣。為什麼「免費」？原因很簡單，我過去在香港做了十幾二十年的文化活動，編過很多雜誌刊物，但多是曲高和寡，很難在香港這樣一個商業社會生存下來。那麼現在我們換一個思路，我不要你給錢，我送給你，而且雜誌的內容是非常淺顯的，這等於不斷降低了要求。過去我介紹的很多書，實際上在香港社會，看的也許只有兩千人，那麼現在，用免費的方式推介，送出7萬份，讓局外人看到，或許有一天，就有更多人達到這「兩千人」的境地，變成「一萬人」甚至更多。
時代周報：7萬份是一個很可觀的印數。
梁文道：是的，我也很感意外。現在有企業的捐助，解決了免費的成本問題。我們在香港各大書店免費派送，也在小區發送給居民，這樣受眾面比較寬，可以影響到更多的人。
時代周報：之前你是主編，現在你每期回答讀者來信，為讀者量身訂做讀書計劃，每期還有一個你做的人物專訪，像你在《讀書好》創刊詞里說的，目的就是希望讀者「從今天開始，有空的話，多讀一點書；沒空的話，就把那點空閑找出來」，不遺餘力地推崇「讀書好」，讀書好在哪裡？
梁文道：從十多年前寫書評，在香港三家電台主持讀書節目，到現在鳳凰衛視每天介紹一本書的《開卷八分鐘》，我已經變成一個職業說書人了，生活里除了書還是書。我們出這份刊物的目的，和我用盡各種辦法叫人讀書的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讀書令人愉快。這種愉快的體驗未必是來自知識的增長和感性的擴充，我覺得最妙的在於讀書能幫助我們減去一些東西，透過讀書，知識的增長和感性的擴充減去了我們的無知與偏見，同時也讓我們了解到自己的無知，讀書是我們對自己的啟蒙，是一段陰影漸去的奇妙旅程。
時代周報：你一直很在意「去執去魅」，很在乎對自己的自省，所以有讀者覺得你對自己很苛刻。
梁文道：可能是一直以來受到的訓練把我「逼」成這樣的人。知識分子本來就是應該使用知識作為反省工具的人。批判不僅僅是批評別人，更是批判自己。所以，批評別人的時候，我常常逼自己試著或者盡量做到代入他的位置、立場來看，去體諒他的身份和處境。我說我要介入，所以我參與各種社會運動，那種時候是熱血沸騰的，會容易很興奮，但我會很快抽離，讓自己重新成為旁觀者，去看那個過程中的自己，去重新審視那個過程。
我也常常說，我只有論敵，我沒有敵人。我的內心沒有怨恨，我不去怨恨誰，相反，我有時候會很同情他們。其實，敵人是什麼呢？敵人常常是我們自己的一個反映，一個觀照，你恐懼，所以你會有敵人，你懦弱，所以你會有敵人，你貪心，所以你會有敵人。我們說「仁者無敵」，當一個人的內心有仁愛，他試著去觀察別人和自己，試著去理解和體恤每一個人的苦痛的時候，他怎麼會有敵人呢？
旁觀者的「原罪」
寫了20年各式評論文章的梁文道，今年1月在中國大陸出版了第一本書—《常識》，收錄他近年來在報刊發表的時評文章。梁文道在序言認真檢討時評文章結集出版的必要，這大概不是過度自謙，而是他內心真這麼想。在報刊發表的時評，他從來不收集，《常識》靠友人幫助才把文章收集起來，而過去15年的文章，早已散落在發黃的過刊上。
時代周報：你的忙碌和焦慮，算是香港社會的一種特徵嗎？比如說歐洲的知識分子可能不是這樣的生活方式，他們可能有時間在咖啡館裡，緩慢一點地思考。
梁文道：我覺得是。比如我睡得很少，偶爾十天或兩個禮拜左右有一天會忽然睡多了，睡多就是睡了七到八個小時，沒那麼多事要趕的時候，大概可以睡7個小時。平常都是5個鐘頭或者更少。我以前還會游泳、騎腳踏車，現在沒空了，總覺得事情多得做不完。
像這樣很悠閑地坐著聊天，喝喝咖啡，對我來說很少，我根本沒有什麼生活。
時代周報：雖然你一直說你盡量不用網路通訊工具，在逃離現代社會的這種過度聯繫，但是你的忙碌狀況證明你在某種程度上還是適應了香港社會的快節奏，作為文化人，你覺得你跟香港有隔離的感覺嗎？
梁文道：很矛盾，我其實並不認為香港必然應該是這樣，很多人都覺得香港節奏很快，壓力很大，工作很多。我一直在反對的就是這種必然的邏輯，只是由於很多歷史的原因，香港才被選擇成這個樣子。理由是什麼是有待分析的，不能當成是必然的。
可是很無奈很矛盾的是，我的生活也變成這個樣子。但是你問我這樣是不是壓力很大，其實也不是，我做那麼多事情很多時候是不賺錢的。我發現很多香港的文化人也都是這樣，後來我發現整個城市的生活風格在那個邏輯之下形成了。
另外的問題是，香港的文化人似乎有一種難民的性格，就是好像浮在海面上，船難之後，海上有什麼東西漂過來都趕緊撈著，深怕自己撈不到一個很好的木板就會沉下去、被淹沒。於是有很多事情要接連不斷地去做。我做戲劇的時候，曾比較過日本、歐洲的同行，他們做小劇場一年就做一兩個演出，但我們做小劇場一年就可以做四五個演出，跟歌星出唱片一樣多。
時代周報：按照人口比例、人口基數來說大陸不應該把你逼得這麼忙，但是很多期待、責任就落到了你的頭上。你在《常識》一書的序言中也提到，由於環境、身份以及接觸的信息源的不同，你說到愧疚和「原罪」感。
梁文道：但很奇怪，我們有很多人都在海外留學工作，可能是沒有被充分開發。
時代周報：或許不少海外華人，很多時候已經形成了一種旁觀者的心態了。所以他不會那麼動情。為什麼你不是完全旁觀者的心態？
梁文道：我會形容自己是「介入的旁觀者」。什麼意思呢？我還沒有辦法做到完全的世界公民，我會覺得全球暖化、很多國際議題是我的問題，但比較遠比較淡。而中國的事情，華人的事情我會有特彆強烈的感覺，這也許是文化親緣的關係。
香港這20年下來，有的人走了，有的又回來了。留下來的香港人我覺得他們很特別，有一種很素樸的、天真的、可愛的正義感，雖然不願意付出了不起的代價，但是有一種是非感，良知沒有全然淹沒。
當「精英」成為貶義詞
當空氣瀰漫著煙草香味時，即可判斷此刻的梁文道是相對放鬆的。隔著酒店厚重的玻璃，他注意到樓下那些鐵皮屋子，建築工地的工人們就在那裡忍受著酷熱，因此梁文道從不否認自己就是「精英」。
時代周報：你從來不否認自己是精英，有時候甚至為自己獲得一些優越的條件而自責，但現在中國社會各階層越來越分裂，「精英」有時候在變成一個貶義詞。
梁文道：的確是有這樣的傾向。2008年有一個字眼迅速成為負面詞語，就是「精英」。作為負面詞語它指什麼呢？最早它指的是財富階層，資本家、企業家，然後包括經濟學家，特別是為自由主義說話的經濟學家，以前是張維迎，後來是茅於軾，再擴展成所有的知識分子，不
本來我們是批評貪官、資本家的人，但是在這個語境下，卻變成了同黨。為什麼會有這個簡單的等值出現呢？這正是民粹主義講的等價邏輯。等價關係怎麼形成呢？英國學者拉克勞在《論民粹理性》中曾經分析，民粹主義的粗糙的等價邏輯都是建立在一個前提上：你永遠不要去問這些民粹主義者的敵人、他們痛恨的對象，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他們彼此之間根本沒有關係，唯一共通的地方就是因為他們都是敵人。
大部分的民粹主義都是在一個社會面對極大的動蕩、危機的時候產生的。因為這個時候民眾感覺自己是被拋離出去的，在這個時候他們需要找到答案。是誰使我們變成這樣？我們為什麼會陷入這樣的境地？你給他作理性的分析不如直接告訴他那是因為有人是我們的敵人，有人在欺負我們，有人在壓制我們。這比給他作任何分析都有用。
時代周報：媒體人也好，知識分子也好，怎麼正視這種民粹情緒的蔓延？
梁文道：民粹主義就是搶奪葛蘭西所說的霸權，把一堆不同的、大家都仇恨的東西硬生生說成是同一個東西。有些人討厭開發商，有些人討厭媒體，有些人討厭知識分子，有些人討厭反華勢力，然後有一些人提出來：他們都是精英啊，都是同一夥的。這就是霸權。
而包含媒體在內的知識分子，對著這一群人該做什麼呢？拉克勞認為就應該搶奪霸權。什麼是搶奪霸權？搶奪霸權不是一個書齋里的知識分子要做的事，而是運動中的知識分子要做的。戰勝的方法是什麼？前提是不要輕易去否定任何人的任何訴求主張，而是要正視他們的訴求和主張。
在過去兩年來，我目睹了一個輿論上很可悲、可笑但是又可怪的對立，就是出現了關於愛國和民主對立的輿論上的攻防戰。攻防戰一方說他們主張的是普世價值，另一方說自己是愛國的。這場攻防戰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主張普世價值的人主動放棄對「愛國」這個訴求的搶佔，自動把「愛國」訴求送給了對手。我看到去年很多知識分子分析的是愛國主義如何盲目、民族主義多麼可笑。按照拉克勞的講法，一個運動型知識分子要做的不是批判愛國主義多麼盲目，而是自己最重要的主張得以達成。什麼主張呢？比如說讓自己的國家更法制，更民主，這就是主要目標。為了達成它，必須把它跟愛國「串」在一起。就是說我們今天主張愛國、民主自由不是為了鼓吹普世價值，而是透過這些價值使國家更可愛，我們應該做到的是我們愛國，我們比誰都愛國。反過來，反對民主的人就是賣國賊，他們才是最不愛國的人。因為他們不想我們中國民主，不想中國強大。他們知道中國民主了中國就強大了。這是運動知識分子的做法。
時代周報：你說的，就是正視大多數人現實存在的訴求的策略。現在公眾、網民的力量不可小覷，前段時間有個官方媒體將網上的輿論描述為「網上群體性事件」，這個思維方式是不是仍然沒有正視網路生態？
梁文道：我覺得這裡面有兩方面的東西需要考慮。一方面，把網路孤立地看成是互聯網，我們還不了解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
第二個需要面對的問題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與管理媒體的需要，兩者已經發生了很大的矛盾了。矛盾在哪裡？我們都說接下來的發展要靠知識經濟、創意經濟，知識經濟跟創意經濟比的是什麼？要依靠相對開放自由的環境，流通創意經濟的土壤。比如說限制了知識的來源，那就限制了創造的來源。
每一個人都是知識的創造者。每一個人都在主動地參與。我們不能把每一個人硬生生地從全球化里剝離開來，不能讓中國互聯網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聯網。否則，將來即使製造一些商品，也是不合世人口味的。比如陳凱歌的《無極》看似費了很大勁，有豪華陣容，但是拿到國際上仍然不對胃口，為什麼呢？因為你被隔開了。日本的漫畫是很本土的，但是它能打進世界市場。我們講文化經濟、創意經濟，就必須跟世界對接。
時代周報：當年有人十分欣喜地提出中國的中產階級在壯大，最近幾年，隨著房價的居高不下等等各種因素，沒人再這樣樂觀了，反而是社會階層的分裂、中產的萎縮、權貴資本的集中引起注意。
梁文道：對。所以現在的一個憂慮就是中國社會的「拉美化」。我想這是最值得警惕和擔憂的，也是最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所以這次金融危機，有人提出所謂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勝利」，認為我們能夠在金融危機里獨善其身，實際上是沒有正視中國兩極分化的現實，沒有意識到或者是故意掩蓋中國存在「拉美化」的這種危險。
記者手記
那個心懷悲憫的梁文道
對於忙碌而又不忍心拒絕媒體人邀約的梁文道來說，將活動盡量安排得緊湊是最好的辦法。訪談是見縫插針地分布在幾個與他見面的時段。
梁文道口才的確是好。談話與演講幾乎從來不語滯、不帶拖沓的口語。錄《開卷八分鐘》節目，他可以一口氣錄製十幾集而不被「NG」。鏡頭之外的梁文道心懷悲憫與敬畏：他敬畏「粉絲」，疲憊的活動之後，有網友請求見面，他輕聲細語地商量著時間；他敬畏「前輩」，與大陸學者袁偉時見面，他幾乎是小跑著過去，彎著腰上前雙手握住老人家的手致意；他悲憫「女性」，承認自己骨子裡是個女性主義者，因為不忍心看見那些參加選美的女孩子台下的艱難和哭泣，他拒絕再做任何選美活動的評委。
這樣一個敏感細密的梁文道，寫出《我執》那樣憂鬱纏綿的文字，其實並不奇怪。只不過那感性的文字里，依然有讀書人梁文道的知識癖在，愛情被論證成為「至為複雜的知識活動」，同居是一種儀式性的自我觀照，暗戀則讓他想起蘇格拉底的教誨，「求愛的人比被愛的人更加神聖。」《我執》虛虛實實、真真假假，不免引發粉絲們窺私的好奇。我卻難以完成狗仔隊的任務，始終不忍打破他那「偷偷舔舐的酒瓶」，那瓶里的美味或苦澀，都是屬於那個猶如冒險把玩一個新奇玩具的孩子般的作者自己的。況且，梁文道的確不是明星，我也沒有做狗仔隊的義務了。
梁文道說他說不定有一天會寫小說，我說那值得期待，因為我也喜歡那種有思想密度的小說，早已厭倦了炫技和情節的堆砌。
我們談起國內的小說家，他也覺得好的小說家太少了，我們缺乏一種能思考的小說家類型，那種能夠愛小說的同時，也將閱讀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哲學視為必然修養的小說家太少了。他寫「我的病歷」時，想起的是蘇珊?桑塔格。
說起酒店大堂的服務員竟然不認識他，他有點頑皮有點得意地笑了：「看來我並不是那麼有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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