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 真正的巨龍騰飛

美國為什麼熱衷挑撥中國國內矛盾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矛盾?因為中國崛起,威脅到其全球霸權地位了。  中國崛起 真正的巨龍騰飛-01  中國的崛起要在國際比較中才能看得更清楚。我們可以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發展中國家,第二類是轉型經濟國家,第三類是發達國家,把過去幾十年的中國和這些國家進行比較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出一些結論。  首先,與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取得的成績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總和。發展中國家最大的挑戰是消除貧困。過去幾十年,按照聯合國的統計,世界上貧困的80%左右是在中國消除的。印度、埃及、巴西、南非這些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成績加在一起,也沒有中國的成績大。而取得這些成績的中國,沒有實行西方所謂的選舉,也沒有實行多黨制。  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僅僅幾十年間,中國就從貧困的農業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6.5億人脫貧。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經歷過土地改革的國家,我們的農民有地,有房子,如果我們把這些都算進去的話,我們貧困地區的很多農民,如果到印度或者埃及去的話,怎麼都屬於中產階級。  第二,與轉型經濟國家,特別是前蘇聯、東歐、中亞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比較。基本結論也是一樣的,就是說,我們整體取得的成績超過這些國家成績的總和。一個簡單的數據就是,我們的經濟從1978年到2009年,增加了18倍。相同時期內,俄羅斯、東歐、中亞基本上是1倍。改革開放前,蘇聯經濟規模比我們大,現在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只有我們的四分之一,而且俄羅斯的產業結構主要還是靠能源和軍工,而中國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形成了大量的新興產業。  

  第三,與發達國家比較。國內很多人會說,哎呀,中國和發達國家差距還很大。實際上有很多地方我們走在他們的前面了。就拿上海和紐約作比較。上海的硬體已經全面超越紐約了,無論是機場、港口、碼頭、高鐵、地鐵,完全是不同時代的作品了。軟體方面也可以比。比方說人均壽命,上海要比紐約高4歲,上海是82歲;城市的治安,比紐約好很多倍;嬰兒死亡率也比紐約低。實際上,我們整個發達板塊,人口已經與美國相當,完全可以和發達國家比一比。不是說我們各個方面都很好。我們還有很多問題,但是今天的中國確實已經沒有必要仰視西方了,我們應該平視西方,當然也沒有必要俯視人家。我們一些地方不如人家,但確實在很多地方做得比人家好了,甚至好很多。這給了我們帶來了自信。  對比中美一些數據:  根據美國知名調查公司蓋洛普在137個國家進行做了一個跟飢餓有關的調查,2014年中國有8%的人挨餓,美國有14.5%的人挨餓。  2013年美國有4900萬人生活在飢餓中,按照中美人口比例,如果在中國,會有大約2億人生活在飢餓中(別忘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美國是最強大的發達國家)。  美國是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天堂,但美國政府可以利用苛捐雜稅自由民主地把屁民趕出家門,讓屁民流落街頭。  美國2014年有175萬無家可歸者(按中美人口比例,2014年中國有大概700萬無家可歸者)。此數據不包括兒童,因為美國家庭無家可歸者全國中心2014年發布的報告顯示,2013年的某一時間點,美國有近250萬名兒童無家可歸。  18、19世紀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國家,如英國、法國等,其人口都是千萬級的;20世紀崛起的第二批國家,如美國、日本等,其人口是上億級的;而今天21世紀中國的崛起,其人口是十億級的,超過前兩批國家的人口總和!  中國興起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於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歷史巨變。過去三百年的人類歷史裡面,只有三個歷史事件所帶來的對於人類歷史進一步發展的巨大衝擊或引導作用可以和它相提並論。一個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再一個是十月俄國共產革命,還有一個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美國的崛起。可以說,過去全球秩序的大變化在引導中國發展模式演進,但中國興起會帶動全球秩序的重組。  中國崛起 真正的巨龍騰飛-02  對於中國經濟實力,建議用如下的辦法來解讀中國實力。  一個是把中國分成兩大塊,一個叫「發達板塊」,或者叫「准發達國家板塊」,一塊叫「新興經濟體板塊」,這兩個板塊之間形成了高度良性的互補和互動。這是中國迅速崛起的一個關鍵。  二是用購買力平價(PPP)的方法。很多學者都引用了安格斯 - 麥迪森的統計。我們官方正式的匯率的統計是,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了日本。但是照麥迪森的演算法,用購買力平價來統計,實際上在1992年中國經濟規模就趕上了日本。所以他當時預測,到2015年,中國經濟規模應該超過美國。現在主要的國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幾乎都持類似的觀點,就是按照購買力平價來算,奧巴馬的任期內,五年之內,中國經濟規模應該超過美國。如果不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而是按照官方匯率的方法,包括每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3%-5%,那麼十年之內,中國經濟規模應該超過美國。  第三,要看中國人的住房。這個太重要了。儘管今天中國國內的老百姓對房價有很多抱怨,但事實上,多數中國人已經經歷了一場財富革命,因為他們大都有自己的房子。中國住房自有率至少85%。現在很多年輕人買不起房子,但他們的父母幾乎都有房子,意味著這些房子以後也要傳給他們,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也不是窮人了。和其他問題一樣,在住房問題上,舉個例子,如果你在上海常坐計程車,跟出租司機聊天,40歲以上的幾乎都有房子,他們的凈資產至少在200萬人民幣,甚至300萬,他們當然比50%的美國人富有,也比50%的歐洲人富有,但他們還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總之,如果你把中國人的房產算進去的話,許多關於中國的排名都要發生巨大的變化。  (美國人是沒有自己真正意義上的房產的,雖然買地的錢是自己出的,建房子的錢也是自己出的,但每年都被逼交房產稅(交了幾十年的房產稅等於重新買一套房,呵呵;所以美國屁民被美國政府奴役只能住連豆腐渣都不如的膠合板房子),就是變相的房租啦,而且這個房租是永久性的。所以與其說美國人擁有房產,還不如說所有的美國人都是租房的。呵呵,中國人房子自有率絕對是世界前列的。在中國,城市本地人一般都有房子,至少我沒見過本地人沒有房子的;到城市打工的農名工雖然部分在城市沒有房子,但在農村老家都有房子,我沒見過農民在村裡沒有房子的)  (美國租房家庭的比例為35%,2013年初,大概有4300萬美國家庭沒有房產。按人口比例計算,如果在中國,全國1.9億個家庭沒有房產,依靠租房)  第四是家庭凈資產。老百姓究竟多少家底,我覺得這個特別重要。美國是債務型國家,政府靠借錢消費,而且恐怕永遠也還不清這些債了,美國家庭也是債務消費,所以中美文化完全不一樣。如果把借貸全部去掉,計算家庭的凈資產,也就是把債券、股票、儲蓄、住房等加在一起,美國家庭的凈資產並不是很高(美國版失去的十年:2003年時,美國家庭平均凈財富為87992美元,而到了2013年僅剩56335美元,大概34萬人民幣)。那麼中國呢,歷時三年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問世。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8月,中國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均值是51569元,城市70876元,農村22278元。中國家庭資產平均為121.69萬元,城市家庭平均為247.60萬元,農村家庭平均為37.70萬元。平均住房面積為116.4方米,人均住房面積為36.0平方米。農村家庭低很多,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村家庭的土地現在無法定價,不知道值多少錢。不管我們存有多少問題,中國人財富增長的速度人類歷史上罕見,中國的整體面貌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還有一個是人均預期壽命。中國人均壽命是75歲,美國是78歲,只比中國高3歲,但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中國發達板塊的人口壽命是78-82歲,比美國的人均壽命平均要高,北京和上海都是82歲,而紐約是79歲,這還是美國最高的。這些說明,中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有了這樣的成績,我們完全可以平視西方的。  為什麼從人均GDP來看,美國還是比中國高很多,但雙方的家庭凈資產和人均壽命差別並不是很大?這恐怕有幾個原因,一是我們GDP計算方法有問題,低估了自己。我們有很多東西不計入GDP,我們農村大量經濟活動從不進入統計。美國不一樣,美國人說,兩個東西是美國人一生所逃避不了的,一個是死亡、一個是稅(美國人均納稅是中國人的15倍)。  (美國房子及其國家GDP的虛假性:中國的房子是鋼筋水泥建的,美國屁民住的是膠合板組裝成的連豆腐渣都不如的房子,中國建的房子的數量比美國多很多,可是中國房地產的GDP卻比美國少很多,這是為什麼呢?難道一根鋼筋在美國,就不是一根鋼筋,裡面暗藏金條?而中國的鋼筋,都是用泥巴捏的?美國房地產GDP如此,其他產業呢?一個在紐約撿破爛的理髮都要大概250元,大家知道美國GDP有多高大上吧)  用一個美國人也可以接受經濟標準來界定中產階級,因為世界上關於中產階級沒有統一的指標,經濟標準就是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加一套產權房,包括所有的「房奴」,因為美國、歐洲的房奴比例比中國還要高。  中國有自己獨特的經濟:一個戰略性的中央政府,一個競爭性的地方政府,加上競爭性的企業,這三者合在一起,形成了三維經濟,或者叫混合經濟。還有一點特別要強調的是,政府能夠進行中長期的規劃。關心中國經濟的人,都會關心五年計劃的制定,關心中央每年的經濟工作會議。這是體制化、新型的民主決策機制,經過成千上萬次的上上下下的磋商,這種民主決策的質量西方遠遠比不上,這一點我們可以非常自信。  中國崛起 真正的巨龍騰飛-03  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政治。西方現在對中國的批評,主要就是民主與專制,它用這個範式,就是說你不是民主就是專制。但這遇到很大的困境。它的預設就是,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民主是什麼,只能由西方來界定。但是世界上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而搞得一團糟的比比皆是(請看看同樣有龐大的人口負擔與我們類似的「民主」的印度吧:大約4億的印度人掙扎在飢餓生死線上:每天生活費低於3-4元;印度有6億人沒有廁所)。所以說,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兩類,那麼只有兩種,不是民主與專制,而是良政與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為數不多的國家治理還是可以的,而相當多的也沒有治理好,否則不會陷入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我們中國大陸雖然有很多問題,但是整體的治理水平遠遠超過可以比的國家。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這一點非常重要。從最爛的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現在破產的希臘,冰島等,都沒有治理好。  因為中國的經濟崛起已經證明中國經濟模式的成功,無人能夠辯駁。  西方在攻擊中國的言論中,矛頭主要是針對中國的政治體制。  為此,西方發起了一個又一個針對中國政治體制的進攻:「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的模式嗎?」「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中國的致命點嗎?」「面對多樣化的經濟與日趨壯大的社會,中國的一黨執政能夠應對嗎?」  這些都是西方人經常提到的問題,但這些問題背後的基本假設可能是錯誤的。如果換一個角度,即從中國人自己的角度來看事情,則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中國政治制度是一個關鍵原因。這個制度一直在不斷地進行微調,以適應各種新的挑戰。中國政治制度優勢主要是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一黨執政。  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選賢任能的幹部制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絕大多數常委至少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也就是說在擔任中央要職之前,他們大都有管理至少1億人口的經驗。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致力於中國發展,致力於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表明了代表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今天還肩負著讓中國重返世界頭等強國的歷史使命。過去十年中,許多獨立可信的民調,包括美國皮尤中心的民調和「亞洲動態」的民調,均顯示中國中央政府在民眾中享有極高威望,支持率超過75%。西方媒體總是宣稱中國政治體制處於崩潰的邊緣,這是嚴重脫離中國國情的誤判。  西方語境中的「政黨」概念,用在中國共產黨身上是不準確的,畢竟中國共產黨這個「黨」和美國民主黨、共和黨的「黨」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西方的政黨公開代表社會中部分群體的利益,為了當權,政黨之間互相競爭。中國共產黨遵循著中國自己的政治傳統,力求代表整個國家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多數老百姓也接受這個事實。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應該被看作是一個「國家型政黨」,也就是代表一個國家整體利益的政黨。如果我們換一個虛擬的美國政治語境,那麼中國共產黨至少等於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之和再加上其它政治力量,而中國共產黨內部在執政理念和工作能力方面都鼓勵良性競爭,同時又高度重視實幹精神和共識精神。  很多政治學家斷言,一黨制天生缺乏自我糾錯能力,因此很難持久。但歷史實踐卻證明這一斷言過於荒謬無比。中共已經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連續執政幾十年,其政策調整的幅度超過近代任何國家。從土改到「大躍進」;從「文化大革命」到市場化改革。第三代領導人更進一步,主動吸納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新社會階層人士入黨。事實證明,中共具有超凡的與時俱進和自我糾錯能力。  過去實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斷得到糾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領導人的任期制,中共逐步實施了領導人的任期制,並將任職的年齡上限確定為68到70歲。  很多人聲稱,相比於經濟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因此當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這一論斷實際上是隱藏著政治偏見的話語陷阱,這個話語陷阱預設了哪些變革才算所謂的政治改革,只有實行這些特定的變革才行。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未停滯。與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國從基層到高層,從社會各領域到國家治理方式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沒有適合社會發展的政治改革,這一切變化都是不可能的。  說起來可能令人難以置信,中共內部選賢任能競爭之激烈程度,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組織。  中共如何在一黨制的基礎上保證選賢任能呢?關鍵之一是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即組織部。對此西方鮮有人知。這套機制選賢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業公司都會自嘆弗如。它像一個旋轉的金字塔,有三個部位組合而成。  中國的公務人員分為三類:即政府職能部門、國有企業,以及政府管轄的事業單位,如大學、社區組織等。政府以及相關機構一年一度地從大學畢業生中招錄人員,大部分新人會從最低一級的科員干起。組織部門會根據其表現,決定是否將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職位上,比如副科、科、副處、處。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中共的幹部可以在政府職能部門、企業,以及社會事業單位等三大領域內輪轉任職。在基層表現優秀的佼佼者可以晉陞為副局和正局級幹部,進入高級幹部行列。這一級別的幹部,有可能領導數百萬人口的城區,也有可能管理年營業收入數億美元的企業。  從統計數據就可以看出選拔局級幹部的競爭有多激烈,2012年,中國科級與副科級幹部約為90萬人,處級與副處級幹部約為60萬人,而局級與副局級幹部僅為4萬人。  在局級幹部中,只有出眾的極少數人才有機會繼續晉陞,最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就職業生涯來看,一位幹部要晉陞到高層,期間一般要經過二三十年的工作歷練。這過程中有任人唯親的問題嗎,當然有。但從根本上,幹部是否德才兼備才是提拔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都知道歷史,1949年中共執政時,由於戰火肆虐,外敵橫行,中國的國土四分五裂,滿目瘡痍;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僅為41歲。但在今天,中國已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在全球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壽命排名奇蹟般地列中等發達國家前茅。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選舉民主制國家都處於慘淡經營的境況。除了極少數例外,大部分採用選舉的發展中國家,迄今為止還在遭受貧困和戰火的折磨。政府通過選舉上台後,其支持率在幾個月內就會跌到50%以下,從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續走低,直到下一次選舉。可以說,民主已經陷入「一次選舉,長期後悔」的周期性怪圈。  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結合;它是一個由成百上千的國家在自己的歷史長河中不斷融合而形成的超大型國家。  這樣的國家,如果採用西方對抗性的政治制度,可能變得無法治理甚至走向分裂。蘇聯解體的悲劇對中國領導人可謂前車之鑒。今天的中國繼承了古代賢能政治的傳統,結合當代實際,廣泛採用了「選拔加選舉」的政治模式。這個制度雖然還可以進一步完善,但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和世界其他政治模式進行競爭。  中國崛起 真正的巨龍騰飛-03  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政治。西方現在對中國的批評,主要就是民主與專制,它用這個範式,就是說你不是民主就是專制。但這遇到很大的困境。它的預設就是,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民主是什麼,只能由西方來界定。但是世界上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而搞得一團糟的比比皆是(請看看同樣有龐大的人口負擔與我們類似的「民主」的印度吧:大約4億的印度人掙扎在飢餓生死線上:每天生活費低於3-4元;印度有6億人沒有廁所)。所以說,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兩類,那麼只有兩種,不是民主與專制,而是良政與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為數不多的國家治理還是可以的,而相當多的也沒有治理好,否則不會陷入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我們中國大陸雖然有很多問題,但是整體的治理水平遠遠超過可以比的國家。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這一點非常重要。從最爛的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現在破產的希臘,冰島等,都沒有治理好。  因為中國的經濟崛起已經證明中國經濟模式的成功,無人能夠辯駁。  西方在攻擊中國的言論中,矛頭主要是針對中國的政治體制。  為此,西方發起了一個又一個針對中國政治體制的進攻:「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的模式嗎?」「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中國的致命點嗎?」「面對多樣化的經濟與日趨壯大的社會,中國的一黨執政能夠應對嗎?」  這些都是西方人經常提到的問題,但這些問題背後的基本假設可能是錯誤的。如果換一個角度,即從中國人自己的角度來看事情,則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中國政治制度是一個關鍵原因。這個制度一直在不斷地進行微調,以適應各種新的挑戰。中國政治制度優勢主要是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一黨執政。  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選賢任能的幹部制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絕大多數常委至少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也就是說在擔任中央要職之前,他們大都有管理至少1億人口的經驗。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致力於中國發展,致力於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表明了代表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今天還肩負著讓中國重返世界頭等強國的歷史使命。過去十年中,許多獨立可信的民調,包括美國皮尤中心的民調和「亞洲動態」的民調,均顯示中國中央政府在民眾中享有極高威望,支持率超過75%。西方媒體總是宣稱中國政治體制處於崩潰的邊緣,這是嚴重脫離中國國情的誤判。  西方語境中的「政黨」概念,用在中國共產黨身上是不準確的,畢竟中國共產黨這個「黨」和美國民主黨、共和黨的「黨」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西方的政黨公開代表社會中部分群體的利益,為了當權,政黨之間互相競爭。中國共產黨遵循著中國自己的政治傳統,力求代表整個國家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多數老百姓也接受這個事實。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應該被看作是一個「國家型政黨」,也就是代表一個國家整體利益的政黨。如果我們換一個虛擬的美國政治語境,那麼中國共產黨至少等於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之和再加上其它政治力量,而中國共產黨內部在執政理念和工作能力方面都鼓勵良性競爭,同時又高度重視實幹精神和共識精神。  很多政治學家斷言,一黨制天生缺乏自我糾錯能力,因此很難持久。但歷史實踐卻證明這一斷言過於荒謬無比。中共已經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連續執政幾十年,其政策調整的幅度超過近代任何國家。從土改到「大躍進」;從「文化大革命」到市場化改革。第三代領導人更進一步,主動吸納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新社會階層人士入黨。事實證明,中共具有超凡的與時俱進和自我糾錯能力。  過去實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斷得到糾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領導人的任期制,中共逐步實施了領導人的任期制,並將任職的年齡上限確定為68到70歲。  很多人聲稱,相比於經濟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因此當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這一論斷實際上是隱藏著政治偏見的話語陷阱,這個話語陷阱預設了哪些變革才算所謂的政治改革,只有實行這些特定的變革才行。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未停滯。與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國從基層到高層,從社會各領域到國家治理方式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沒有適合社會發展的政治改革,這一切變化都是不可能的。  說起來可能令人難以置信,中共內部選賢任能競爭之激烈程度,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組織。  中共如何在一黨制的基礎上保證選賢任能呢?關鍵之一是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即組織部。對此西方鮮有人知。這套機制選賢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業公司都會自嘆弗如。它像一個旋轉的金字塔,有三個部位組合而成。  中國的公務人員分為三類:即政府職能部門、國有企業,以及政府管轄的事業單位,如大學、社區組織等。政府以及相關機構一年一度地從大學畢業生中招錄人員,大部分新人會從最低一級的科員干起。組織部門會根據其表現,決定是否將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職位上,比如副科、科、副處、處。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中共的幹部可以在政府職能部門、企業,以及社會事業單位等三大領域內輪轉任職。在基層表現優秀的佼佼者可以晉陞為副局和正局級幹部,進入高級幹部行列。這一級別的幹部,有可能領導數百萬人口的城區,也有可能管理年營業收入數億美元的企業。  從統計數據就可以看出選拔局級幹部的競爭有多激烈,2012年,中國科級與副科級幹部約為90萬人,處級與副處級幹部約為60萬人,而局級與副局級幹部僅為4萬人。  在局級幹部中,只有出眾的極少數人才有機會繼續晉陞,最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就職業生涯來看,一位幹部要晉陞到高層,期間一般要經過二三十年的工作歷練。這過程中有任人唯親的問題嗎,當然有。但從根本上,幹部是否德才兼備才是提拔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都知道歷史,1949年中共執政時,由於戰火肆虐,外敵橫行,中國的國土四分五裂,滿目瘡痍;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僅為41歲。但在今天,中國已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在全球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壽命排名奇蹟般地列中等發達國家前茅。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選舉民主制國家都處於慘淡經營的境況。除了極少數例外,大部分採用選舉的發展中國家,迄今為止還在遭受貧困和戰火的折磨。政府通過選舉上台後,其支持率在幾個月內就會跌到50%以下,從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續走低,直到下一次選舉。可以說,民主已經陷入「一次選舉,長期後悔」的周期性怪圈。  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結合;它是一個由成百上千的國家在自己的歷史長河中不斷融合而形成的超大型國家。  這樣的國家,如果採用西方對抗性的政治制度,可能變得無法治理甚至走向分裂。蘇聯解體的悲劇對中國領導人可謂前車之鑒。今天的中國繼承了古代賢能政治的傳統,結合當代實際,廣泛採用了「選拔加選舉」的政治模式。這個制度雖然還可以進一步完善,但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和世界其他政治模式進行競爭。  中國崛起 真正的巨龍騰飛-04  第二,新型民主集中制。  我們一個省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你要治理好之後才有可能拿到「入場券」,還不一定真能進。看一下中國的政治局常委的履歷,看一下習近平,在三個省做過最高負責人。算過他管過的人口,大約1億2千萬;他管過的經濟規模大約等於印度。在這樣的經歷之後,他才進入政治局常委,然後又給他五年的時間熟悉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事務,然後再成為一把手。這是世界上最具有競爭性的政治模式,一種選賢任能的模式。這樣一種制度,儘管還能改進,但已經可以保證不會選出像美國小布希這樣低能的總統。所以說,我們現在這個制度水平,都不害怕和美國競爭,一點都不害怕。就像現在的上海,一點都不怕和紐約競爭。  如果要論政府管理經驗,小布希在任德州州長前和奧巴馬第一次問鼎美國總統時,他們得資歷還比不上中國一個縣長。  中國的成功離不開國家決策過程的大幅改進,這個制度安排可被稱為「新型民主集中制」。老式的蘇聯式的民主集中制內,「集中」過多,「民主」過少,結果帶來很大的問題。中國今天實行的已經是一種全面改良過的民主集中制。這個過程已經將決策的程序和責任制度化了。中國的重大決策,如五年計劃制定,基本上需要一年多的時間,在社會各個層面進行成千上萬次的磋商和諮詢,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几上幾下,最後才形成共識,作出決定。  在中央政府做出重大決策的過程中,往往會向數以千計的智庫、政府機構、高校、學者、專業人員徵詢意見,甚至會從微博等社交媒體的激烈討論中吸取有用的建議。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深化改革的決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在半年時間內,向全國上下一百多個機構徵集了超過2500條建議,最終採納了近一半的意見。在決策過程中,七名常委分別前往中國各地進行調查研究、聽取各方意見,再經過慎重的討論,最後才出台了這個決定。所以這種決定往往能夠反映中國社會業已存在的廣泛共識,這種共識涵蓋了醫療改革、計劃生育政策、推遲退休年齡、銀行系統改革、教育改革和廢止勞教制度等許多領域,而且許多政策已經在小範圍內進行過試驗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與美國不同,中國很少需要像美國那樣,先由財團博弈在小圈子裡做出決定,然後再依靠公關公司向公眾「出售」政府的決定。只要中國中央政府遵循這樣的過程做出的決定,接下來基本上就是「學習」和「落實」或者是進一步的試點。  第三,預期創造和需求創造。  從廣泛的諮詢和磋商,到媒體和網路上對許多公眾關注議題的討論,到重大決策的制定和最後公布,這個過程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定期化和制度化了,這個定期化和制度化的決策過程往往能使公眾產生對於發展的新預期,新預期又創造新的需求,而且往往是中、長期的需求。從普通股民到民營公司到國有企業,中國社會上上下下對五年計劃等決策都高度關注。在過去30多年裡,中國國民生產總值能維持9%以上的高速年增長率,離不開這種經常性的預期創造和需求創造。  第四,發展管理。  中國確實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其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發展管理」,這也許可以與西方發明的「公共管理」相對應。中國的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和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乃至地方政府出台的許多發展規劃,都是中國「發展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中國的大學或許能夠開發出一整套「發展管理」的課程,就像今天大學開設的「公共管理」課程那樣。但中國的情況有其特殊性:中國今天的宏觀調控早已超出了凱恩斯經濟學的範疇,因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下,中國政府可以採用的手段遠遠超出了凱恩斯所講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中國還擁有其他許多國家不具備的一些「工具」,如國家掌握的土地資源和戰略資源、一大批表現不俗的大型國企等。它們給中國政府更大的宏觀調控能力。  第五,民心治國  上述四點的背後,蘊含著中國人自己的政治哲學理念,尤其是兩個有一定差異的觀念:「民意」和「民心」。「民意」一般指公眾輿論;「民心」則是指宏觀意義上的「人心向背」。中國哲學家孟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這個概念。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民心大如天」,也就是說「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更重要。「民意」有時候可以反映「民心」,有時候不能反映「民心」。在微博時代,「民意」甚至可能在一個小時內就發生變化,但「民心」一定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東西,用現代政治學的話語,「民心」反映的應該是一個民族整體和長遠的利益。  所以一流的治國應該是「民心治國」,而非簡單的「民意治國」。在過去三十多年裡,即使經常受到民粹主義的壓力,但中國執政者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可以實行「民心治國」。這使中國得以進行中、長期的規劃,甚至為下一代的發展進行規劃,從而避免像許多西方國家那樣,最多只能規劃一百天或者只能規划到下一次選戰。  中國崛起 真正的巨龍騰飛-05  中國還面臨著許多嚴峻的挑戰,如腐敗問題、地區差異、環境惡化等。但中國目前還是處在自己近代史上最好的時期。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試驗室。中國有一個適應性很強的政治體制。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已不容置疑,這將對中國和整個世界都產生全面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是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橫向縱向的比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這個概念。我們春運基本上穩定在每年30億左右人次,這是什麼概念?這大概意味著在一個月裡面,你要把整個南北美洲、歐盟、日本、俄羅斯和非洲的人口,從一個地方挪到另外一個地方,中國面臨的就是這樣這麼一種規模的挑戰。2015年春運相當於把地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搬一次家。中國做到了。   最讓世界驚嘆的仍然是中國春節的「大」。  美國《福布斯》中文版刊文「中國春節PK美國感恩節」:美國彭博社的數據顯示,中國春節期間各種出行達28億人次,美國感恩節為4600萬人次;中國人春節期間消費1000億美元,美國感恩節為509億美元;感恩節期間,約有3200萬名美國人觀看全美規模最大的橄欖球賽事,中國央視春晚收視觀眾約在7億至8億人之間!  治小國跟治大國不一樣,超大型的國家更不一樣。歷史比較也是這樣。美國獨立的時候人口兩三百萬,當時主要在東部13個州,達到美國現在這個版圖的時候大約是1848年,當時美國打敗了墨西哥,吞併了加州,美國當時的人口是兩千多萬,就是北京今天的人口規模。那個年代都是農業經濟,最大的資源是土地,所以可以說當時美國的白人,按照中國標準,都是超級地主了。一個國家資源多,權利也講得多,自由也講得多。中國人均資源少,一個村莊裡面甚至為了井水的分配都會打起來,所以我們的文化比較重視能夠主持公道、解決問題的第三方,這個責任往往由政府來承擔。  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一個沒有中斷的五千年古老文明和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結合在一起,這在世界上獨一無二。我們知道,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由於種種原因都中斷了,只有中國文明沒有中斷,延續至今,我們中國人都是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原住民,這個非常重要。   為什麼提這個概念?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五千年不斷的傳統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很多東西是自己傳統和文化基因決定的,它意味著我們做的事情不需要西方人認可,就像中國人講漢語,不需要英語來認可;我們的宏觀調控不需要美聯儲來認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不需要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來認可。我們知識界不少人最大問題是不自信,總覺得要西方認可才行。  實際上,我們很多東西都不需要別人的認可,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將會出現我們認可不認可別人的問題,所以中國人一定要自信!  中國今天的崛起,還是處於崛起的進行式階段,更精彩的故事還在後面。  中國的蓬勃發展,現在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要做好思想上的準備,避免被西方話語忽悠,同時必須採取鐵腕手段加大力度打擊那些吃裡扒外,數典忘祖的走狗!  在BBC一個節目中,叫「自由2014」,一位美國宇航員拿著當年冷戰時期從外空拍攝的柏林夜景照片說:「你們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暗淡的部分是東柏林,這就是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的差別」。已經21世紀了,西方看待世界還是高度的意識形態化,很多西方人還是把中國當作一個「放大的東德」,簡直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其實,與上海相比,柏林要「暗淡」很多,其機場可以用「簡陋」兩個字來形容,其城市可以用「空空蕩蕩」四個字來形容,其夜景可以用「比上海差太多」六個字來形容,所以這種「民主與專制」話語的荒謬性不攻自破。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中,被西方話語徹底忽悠的最著名人物當屬前蘇聯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結果導致了「顛覆性錯誤」:經濟崩潰,國家解體,俄羅斯人稱之為第三次浩劫(第一次浩劫指的是14世紀蒙古人入侵,第二次浩劫指的是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法西斯的入侵)。戈爾巴喬夫本人曾參加1996年俄羅斯的總統競選,但他的得票率未超過1%,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把他否定了。  蘇聯的解體過程大致可以這樣概括:  第一步是知識精英被西方話語忽悠;  第二步是政治精英,特別是他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被西方話語忽悠,結果一失足成千古恨,整個經濟走向崩潰,整個國家走向解體。  為了更為有效地防止西方的話語忽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必須加強中國話語建設,構建全面的、透徹的、強勢的話語體系。所謂「全面的」就是指我們的話語要能夠全面地解釋中國的成績、問題和未來,所謂「透徹的」就是要把大家關心的各種問題講清楚、講明白,使我們的普通百姓和一般老外也能聽懂。所謂「強勢的」就是要強勢回應西方話語的挑戰,西方指責中國的話語屬於強勢話語,國內親西方勢力謾罵自己的國家和制度也採用西方的強勢而又淺薄的話語,我們有必要強勢地予以回擊。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國家,她是延續五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的重疊。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在大部分時間內都領先西方,中國落後於西方是近代發生的事情。今天中國崛起只是重回自己在世界上曾經享有過的崇高地位。中國是帶著孔子、孟子、老子、莊子、荀子、墨子、孫子等偉大先哲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是帶著5000年偉大文明並汲取了其他文明的各種長處而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這樣的國家當然要產生與其偉大傳統和實踐相適應的話語體系,給整個世界帶來中華民族的貢獻,並最終終結西方話語一統天下的這種極不正常的局面。  中國,世界第一大國,1/5人類的家園,多民族和諧共榮,反華就是反人類,毫不誇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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