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的中國方略研究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自從兩大倡議提出後，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相關討論如火如荼。2015年2月1日，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和有關部門單位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在會議上，要求全國34個省區市儘快編製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方案，要求全國最晚不遲於10月前制定完成對接「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的編製與公布①。其中，廣東省第一個發布了《廣東省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並配套出台工作重點和近期優先的項目清單，通過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等方面，聯手港澳台和周邊省區，推進與沿線國家合作②。隨後，江西省、陝西省、福建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四川省等多地的對接方案和行動計劃也上報國務院。在已經公布的對接方案中，西部省份多強調加快加強航空、鐵路、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而東部省份強調注重利用臨海優勢，推進與東南亞地區在海上互聯互通，優化通關環境，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同時，通過大力推進「三個一批」重點項目，即大力推進一批在建重點項目，力爭新開工一批重點項目，主動推進并力爭簽署一批新的項目合作協議，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為突破口，以產業合作、產能合作為重點，充分發揮企業作為建設主體的作用，務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進程。「一帶一路」正在從中國倡議的願景轉變為共商、共建、共享的積極行動，它必將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和秩序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一帶一路」戰略的醞釀歷程

進入21世紀以來，外交部歐亞司在探索上海合作組織平台的基礎上，一直打算將沿線相關國家提出的一系列合作倡議整合起來，逐漸形成了建設新絲綢之路的想法，這一想法在中共十八大後受到中央領導特別是習近平主席本人的高度重視。在出訪哈薩剋期間，習近平主席正式向國際社會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同時，外交部亞洲司在推進中國-東盟合作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以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想法，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在外交部建議基礎上，以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經過慎重考慮，正式確立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偉大構想，並在多個國際場合向國際社會正式提出了「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和宏偉願景。

在中國領導人提出這一倡議後，引起了國際和國內社會的熱烈反響，「一帶一路」逐漸從對外政策倡議轉變為涵蓋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綜合性倡議。

從對內而言，「一帶一路」在多個中央工作會議上被確定為國內發展的重大戰略。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抓緊制定戰略規劃，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強海上通道互聯互通建設，拉緊相互利益紐帶③。2014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介紹2014年重點工作時提出，抓緊規劃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推進孟中印緬、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推出一批重大支撐項目，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拓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新空間④。到2014年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將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作為新時期中國統率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並將正式進入「十三五規劃」，成為中國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規劃⑤。對外而言，「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受到沿線60多個國家領導人積極響應，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起步超出預期，絲路基金也成功設立，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撐。2014年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就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以及俄羅斯跨歐亞鐵路與「一帶一路」的對接達成了共識⑥。2014年5月19日，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首個實體平台，中國－哈薩克（連雲港）物流合作基地啟用⑦。特別是在2014年11月8日，中國領導人利用召開APEC北京峰會的時機，會同孟加拉國、柬埔寨、寮國、蒙古國、緬甸、巴基斯坦、塔吉克等國家領導人舉行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對話會，並發表了聯合新聞公報，決心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深化務實合作，謀求共同發展⑧。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專門提及「一帶一路」，他認為，要切實加強務實合作，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努力尋求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通過務實合作促進合作共贏⑨。截至2014年年底，中國有關「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已經完成戰略規劃，在國內步入戰略實施階段，在國外也得到沿線60多個國家的積極響應參與，一條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的歐亞非經濟大通道藍圖正式形成，成為統籌國內發展、對外開放和區域合作的綜合性倡議。

「一帶一路」的提出經歷了一個水漲船高的過程，從最初作為外交部歐亞司和亞洲司兩個司局級部門關於具體對外政策的想法，經過跨部門的溝通和協調，特別是經過最高領導人直接的戰略決斷，最終上升為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大戰略，並以區域合作倡議的形式推廣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標意在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發展成為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顯然，這一倡議已經超出了外交部兩個司局部門的設想，甚至也超出了外交部一家的設想，而是涵蓋外交、發展、改革、商務、外宣、文教、安全、地方等各個領域的綜合性構想。可以說，「一帶一路」是當前中國的一號工程，所有部委、省市和黨政軍各部門都要對接「一帶一路」，實現了國家戰略重心的轉變，「一帶一路」已經上升為當前和今後事關中國發展戰略全局的總抓手。

在「一帶一路」水漲船高的發展過程中，「一帶一路」的內容也有了一些調整，涵蓋的範圍更廣，內容更全，影響力更大。最初，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所提出的五通包括「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到國務院授權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發布的《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願景和行動》（以下簡稱《願景和行動》）的文件中，做出了兩點重要修改：一是將道路聯通改為設施聯通，涵蓋範圍更廣，不僅包括道路和交通設施，更包括通信基礎設施和能源基礎設施，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上更加明確。二是將貨幣流通改為資金融通，涵蓋內容更全，不僅強調貨幣流通，而且還涵蓋貸款、投資、融資、債券、信用等多方面的內容，在共同體的內涵上更加豐富⑩。此外，從三部委公布的文件來看，「五通」也實現了具體化，「一帶一路」的輪廓更清晰，要點更突出，方向和任務也更明確了。隨著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省區市以及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接方案相繼出台，「一帶一路」就不僅僅是口頭倡議，更是實實在在的行動和成果了。

二、文獻回顧：「一帶一路」戰略思維的若干視角

作為新時期中國一項重大發展戰略構想，「一帶一路」究竟基於一種什麼樣的戰略考慮。自從這一倡議提出後，引發了各方面的熱議，在這一問題上，看法也各不相同。總體來看，絕大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的倡議表現出十分積極的態度，特別是希望抓住中國發展的機遇，推動本國經濟發展。不過，圍繞中國倡議的意圖、影響乃至前景等問題，也有很深的疑慮和猜忌。比如不少國家將「一帶一路」視作中國新時期實施對外擴張的地緣戰略工具，對其他國家的一系列地區合作倡議比如美國「新絲綢之路」計劃、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多邊經濟合作、亞洲銀行牽頭的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計劃、歐洲—中亞交通與能源倡議等可能會形成排斥和替代效應，甚至可能會激化中國和區域內大國、區域外大國戰略競爭的態勢?。還有的輿論認為，中國之所以倡議「一帶一路」，與中國向外轉移落後產能的國內發展需要直接相關，甚至是一種「新殖民主義」「新霸權主義」「新門羅主義」等擴張政策的工具?。迄今為止，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了解還很不夠，許多反應也更多是一些政治精英和媒體的報道，相關研究也不深入，還停留在眾說紛紜的識別期。相比之下，在中國社會內部，儘管對中國倡導「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也存在分歧，但共識正在擴大。歸結起來，目前在國內學界主要有以下三種看法：

（一）「一帶一路」是外交問題和戰略問題

第一種看法以北京大學的王緝思教授和清華大學的閻學通教授為代表，認為「一帶一路」就是一個外交問題和戰略問題。在這些學者看來，「一帶一路」倡議主要源自國際戰略原因，意在迴避與美國爭奪霸權的壓力，在「一帶一路」區域贏得穩固的區域戰略支點，逐步擴大中國的國際戰略影響力。

王緝思在2012年10月17日在《環球時報》發表的一篇論文《「西進」，中國地緣戰略的再平衡》認為，當美國戰略重點「東移」，歐印俄等「東望」之際，地處亞太中心位置的中國，不應將眼光局限於沿海疆域、傳統競爭對象與合作夥伴，而應有「西進」的戰略謀劃，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陸權與海權並行不悖的地緣戰略「再平衡」思考?。在王緝思看來，「西進」是一個很長遠的戰略設想，是地緣經濟的設想。由於中國在地理上是西高東低，從經濟上是西低東高，強調西進首先是要尋求中國內部的再平衡，中國應當考慮自己的新絲綢之路，或者與幾個國家合作，建立新的若干方向的歐亞大陸橋，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中介和橋樑」?。因此，中國沒有必要對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反應過度，中國也不應該一直在東亞地區盤桓，倘若如此，中國在戰略上就被套住了。不難看出，王緝思的「西進」戰略構想與後來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基本精神上高度類似。

與王緝思看法類似，閻學通更是強調，「一帶一路」的核心是戰略關係而非交通設施，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經濟合作取代不了戰略關係。在閻學通看來，「一帶一路」首先應該是戰略關係先行，「一帶一路」的戰略目標是與周邊國家建立起可靠的戰略夥伴關係，然而建設交通設施網是否能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研究，要使「一帶一路」得到參與國的長期支持且不受政權變更影響，必要前提是我國與它們在安全戰略上有深厚的合作?。與王緝思和閻學通的看法一致，更多的國際關係研究學者特別是現實主義學者更傾向於把「一帶一路」視作中國的一項地緣戰略，王緝思等更多看作是一種地緣經濟戰略，閻學通更多將其看作是地緣政治戰略，其共同點是將「一帶一路」作為中國戰略再平衡的產物，核心是避免進一步激化在東亞與美國的競爭和對抗，逆轉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造成的戰略被動態勢，提升中國的戰略影響力。不過，此種觀點顯然更多關注了國際戰略層面的根源，對於國內發展戰略層面沒有太多涉及，沒有看到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內根源。

（二）「一帶一路」是國內發展戰略問題

第二種看法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蘊嶺教授、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和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等為代表，在這些學者看來，「一帶一路」主要源自國內發展原因，是中國向國外轉移國內落後產能，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本質上是一個國內發展戰略問題。

2012年9月，林毅夫教授在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時提出，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需要投資來拉動，但是新一輪投資要更多依靠財政支出，而非信貸。為此，他建議中國可以吸取美國「馬歇爾計劃」搞資本輸出和購買資源的經驗，以自己雄厚的外匯儲備，收購國外資源，投資國外基礎設施，出口國內過剩的產能?。林毅夫認為，「發展中國家仍存在很多基礎設施瓶頸，如果我們形成一個全球整體計劃，有助於幫助出口和就業恢復。」?與林毅夫看法類似，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也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在於靠投資拉動國內增長几乎沒有出路，只有通過向國外投資，才能避免產能過剩、資源浪費、房價高企、地方債等困擾當前中國經濟的問題，還能增加外匯儲備?。張蘊嶺認為，在全球化時代，留給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無外乎有兩條：一條是跟著美國走，全面開放，服從西方規則，但我們與西方的目標不完全一樣，美國也會努力拖延我們的崛起，這未必是最理想的路。另一條就是創一條新路，和周邊國家建立命運共同體?。在張蘊嶺看來，建立周邊命運共同體絕不是古代中央王國模式的復活，也不是要刻意改革現有的國際體系，不是要改變西方的遊戲規則，不搶存量做增量。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一帶一路」是中國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構建開放發展新格局，踐行合作共贏理念的大戰略，其根本目標是實現中國的持續發展，和平崛起，解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因此，「絲綢之路經濟帶」找到了西部往外走的大通道，有助於幫助沿海企業實現產業轉移和升級，為中國製造業打通海陸經濟大通道。

胡鞍鋼認為，「一帶一路」的戰略目標是通過中國國內的經濟一體化，以及周邊區域的一體化，進而經濟全球一體化?。在胡鞍鋼看來，通過「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就會達到三個重塑，即進一步重塑中國經濟地理，實現全國經濟一體化和發展大趨同；進一步推動和重塑「一帶一路」的經濟地理，互聯互通，實現歐亞大陸一體化和共同發展；進一步重塑世界經濟地理，推動全球基礎設施現代化，提高全球經濟增長，實現全球一體化，促進南北國家發展大趨同。

不難看出，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更多從國內發展角度觀察和思考「一帶一路」，將「一帶一路」視作中國國內發展戰略的一種新思考，著力發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瓶頸性問題及其解決辦法，強調中國經濟要走出去，不要局限於在國內搞投資建設，要強調創造新市場，尋找新動力，維護和鞏固中國和平發展的勢頭，推進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誠然，經濟原因是「一帶一路」之所以確立必然要考慮的重要原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決定性原因，但經濟原因並不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部原因，至少從三部委發布的文件及其所涉及的問題來看，「一帶一路」不是國內經濟發展戰略所能涵蓋的，必然會涉及發展戰略、安全戰略和改革戰略等眾多考慮。

（三）「一帶一路」是一項國家大戰略

第三種看法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張宇燕研究員、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李向陽研究員、國務院參事湯敏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等為代表，在他們看來，「一帶一路」既是一項國內發展戰略，又是一項對外開放戰略，是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和推動建立區域合作框架的戰略構想，本質上是一項國家大戰略。

與很多經濟學家的看法類似，張宇燕研究員也認為「一帶一路」最基本的經濟學含義就在於拓展市場規模，並以此提升分工和專業化水平，促進合作與競爭。所以，「一帶一路」首先是解決「新時期」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瓶頸的一個重要途徑21。但是，張宇燕認為，不能僅僅把「一帶一路」看作是某一個層面的問題，應該看到它是涵蓋器物、制度、貨幣金融和理念四個層面的戰略構想。從器物層面來看，涵蓋了互聯網和基礎設施建設，資源能源和技術合作等內容。從制度層面來看，包括在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協調各國法律法規，談判建立不同領域不同水平的國際貿易投資協定，以求降低交易成本。在貨幣金融層面，特別是通過各國經濟合作的加深來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在理念層面，比如增進國際理解與信任，讓自由貿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22。因此，在張宇燕看來，「一帶一路」是中國對新形勢進行思考後提出的戰略構想，也涉及責任問題，大家共同承擔責任，共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構建區域經濟合作架構。

李向陽質疑了將「一帶一路」視作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看法，認為這是對「一帶一路」的誤讀，因為「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對其西歐盟國的經濟對外援助，而「一帶一路」不是那樣。他認為，「一帶一路」是一個新型的區域合作機制，是中國新時期對外開放的新舉措，是要打造成一個經濟外交的新平台。是通過區域經濟合作參與經濟全球化、擴大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也是以打造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新型區域合作機制23。李向陽認為，互聯互通將成為聯結「一帶一路」的紐帶。沿途國家地緣上的相近、經濟上合作空間與對基礎設施投資的強大需求決定了互聯互通有條件充當「一帶一路」的聯繫紐帶。物質層面的互聯互通包括鐵路、公路、港口、油氣管道等基礎設施，而制度層面的互聯互通則以降低貿易投資壁壘為核心。在李向陽主持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亞太藍皮書：亞太地區發展報告（2015）》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將為亞洲提供一種新型的區域經濟合作選擇24。

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研討會上，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湯敏提出，「一帶一路」是在國際國內形勢發生複雜變化下提出的戰略構想。從國際而言，金融危機使得國際分工重組，需要開拓新市場；從國內而言，我國過去30多年主要實行「引進來」戰略，隨著形勢變化，在「引進來」的同時，也要「走出去」，「一帶一路」戰略應運而生。湯敏認為，「一帶一路」是新常態下我國對外開放的新戰略，是打造中國與相關各國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繁榮大構想25。同時，它也是帶動中國西部開放，解決中國的區域間發展差距問題的大戰略。因此，在湯敏看來，「一帶一路」，實際上是統籌改革、開放的全新戰略，是我國新時期對外開放的「龍頭」。與湯敏看法類似，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則直接將「一帶一路」看作是中國的「第三次對外開放」。他說，中國的第一次對外開放是鄧小平建立特區，第二次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而此次「對外開放」是建立在前兩次基礎上，層次、水平、質量、規模更高的一次大開放26。與之前的對外開放相比，筆者認為，「一帶一路」更側重東北、西北和西南內陸地區和沿邊地區的對外開放，特別是側重與周邊發展中國家的互聯互通。「習近平總書記講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最後做到民心相通。一定要強調『國之交、民相親、利相融、心相通』。」27

相比國際戰略論和國內發展論，大戰略論或區域合作框架論兼顧了國際原因和國內原因，強調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提供一個包容性發展平台，串聯起亞太、歐洲等經濟圈，其整合不僅將維護和鞏固中國和平發展的勢頭，而且其輻射作用將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故而可以將其看作是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推動的大戰略，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安全和對外等各領域，是一項長期堅持的戰略構想。然而，這一解釋的缺點是過於宏觀，並沒有明確不同領域在整個戰略構想中的先後次序，容易造成四面出擊、統籌不力乃至一哄而上的混亂局面。要想真正積極穩妥地把握「一帶一路」，統籌好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對「一帶一路」尚需進行紮實的科學研究，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靠得住、求實效的戰略諮詢和對策建議，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

然而，要想準確把握「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並不容易，需要從方法論上確立可靠的路徑和科學的方法。在學界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是，「一帶一路」究竟是一項外交戰略，還是國內發展戰略？事實上，一帶一路既是外交戰略，又是發展戰略，外交和發展都是具體內容，並不是戰略意圖本身。很多研究過多關注在具體問題上，缺乏頂層思維。迄今為止，「一帶一路」仍處於方案規劃、論證和商討的階段，各方面還沒有完全形成共識。儘管國務院授權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但各部委和各省區市的對接方案仍然沒有完全到位，還不能說已經完全明確了最終的路線圖和實施方案。由於「一帶一路」是一個自上而下倡議的議題，在判斷其戰略意圖時，需要考察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級的最高領導人群體在「一帶一路」問題上的論述。同時，「一帶一路」需要相關部委和各省市區共同努力。一些部委負責人和省區市主要負責人（包括省委書記和省長）也參與了「一帶一路」的規劃論證，且他們代表各自的部門和地區，這一群體在「一帶一路」問題上的表態和發言也體現著中國的戰略意圖，並可能是「一帶一路」戰略框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將最高領導人、部委負責人和各省區市主要負責人對「一帶一路」的論述結合起來，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的戰略意圖就可以得到較為清晰的理解。因此，要想把握「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需要分析中國最高領導人、各部委和各省區市主要負責人在談及「一帶一路」時關注什麼問題，強調哪些領域，以及在什麼場合中提及等，這些都是判斷戰略意圖的重要指標。從戰略內涵來看，需要從環境、目標、資源和方法四個指標來衡量。

三、「一帶一路」的環境分析

環境分析是戰略分析的前提，任何戰略都是在特定環境下所作出的戰略規劃，是著眼於解決某一戰略問題的行動路線。儘管此前可能經過較長一段實踐的調研論證，但作為一個重大倡議，「一帶一路」是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下半年先後出訪哈薩克和印度尼西亞時在國際場合正式提出來的，是新一屆中國政府領導人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構想，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一道被稱為新常態下中國三大發展戰略。要想把握「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需要首先考察2013年國際國內環境的性質和特點。

（一）國際環境

從國際環境來看，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複雜調整，世界各國相互聯繫日益緊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整個世界越來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同時，天下仍很不太平，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既有復甦跡象，也面臨基礎不穩、動力不足、速度不均的問題。對此，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國際國內場合追問，下一輪增長的動力從哪裡來？早在2012年7月，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世界和平論壇」上，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強調指出，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要謀求自身發展，必須也讓別人發展；要謀求自身安全，必須也讓別人安全；要謀求自己過得好，必須也讓別人過得好28。在當選國家主席後，習近平在2013年3月出訪俄羅斯期間，強調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應該拿出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推動建立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開放型經濟發展方式29。顯然，在習近平看來，「一帶一路」就是探索建立開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嘗試，通過改革、調整和創新來釋放下一輪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帶一路」倡議是由中國提出的世界和平發展方案，意在尋求構建一種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啟動新一輪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二）國內環境

從國內環境來看，受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三十多年來高速發展的非常態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著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進入消化期的「三期疊加」壓力。對此，中國領導人強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在發展速度上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在經濟結構上不斷優化升級，在發展動力上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30。為此，在經濟政策上確立了宏觀政策要穩住、微觀政策要放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新政策方針，避免了經濟稍有動靜就動輒大手刺激的做法31。因此，適應新常態，中國越來越強調在尊重規律中順勢而為，順勢規劃「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它們都是新常態下發展戰略的構想，以解決經濟大起大落的問題，尋求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平穩發展。

在2014年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對國際形勢作出了「五個充分估計，五個不會改變」的判斷，強調我國發展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觀察和規劃改革發展，必須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32不難看出，「一帶一路」就是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產物，這一點也在李克強、張高麗等其他高層領導人和眾多部委與省市區領導人談話中多次得到印證。比如張高麗主持召開建設「一帶一路」工作座談會和第一次工作會議就反覆強調，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黨中央、國務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決策，對開創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促進地區及世界和平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因此，「一帶一路」是一種新的發展戰略，更是一種著眼於中國與地區乃至整個世界共同發展的重大構想。

四、「一帶一路」的戰略目標分析

任何戰略都有明確目標，「一帶一路」也不例外。在習近平看來，建設「一帶一路」的戰略目標是變化的。2013年9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時提出，要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33。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在國際場合公開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大戰略構想。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時提出，中國致力於加強同東盟國家互聯互通建設，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願同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34。顯然，習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初，更多從對外政策角度考量，強調要建立區域合作框架，發展海洋合作夥伴關係。

後來，隨著國內外反響日益熱烈，「一帶一路」開始成為中國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13年12月，習近平主席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抓緊制定戰略規劃，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強海上通道互聯互通建設，拉緊相互利益紐帶35。不難看出，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已經要求將「一帶一路」建設上升為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要求制定戰略規劃，但在戰略目標和戰略框架上還沒有完全清晰。隨後，2014年5月21日在上海舉辦的亞信峰會上，習近平強調用新絲路連接「中國夢」與「世界夢」，表示中國將同各國一道，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儘早啟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更加深入參與區域合作進程，推動亞洲發展和安全相互促進、相得益彰36。在2014年6月5日出席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時，習近平將「一帶一路」與建設「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結合起來，其戰略目標和願景越來越清晰37。

真正確立「一帶一路」的明確戰略目標還是在2015年博鰲論壇前後，標誌是習近平主席2015年3月18日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開幕式發表的主旨演講和國務院授權三部委發布的《願景和行動》文件。主旨演講中，習近平強調，「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一帶一路」建設不是要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制和倡議，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38。在《願景和行動》文件中，更是明確提出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在習近平主席論述指導下，李克強總理和張高麗副總理及其他中國政府官員也在不同場合對「一帶一路」的目標做了更為具體的解釋。2015年3月5日，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把「一帶一路」建設與區域開發開放結合起來，加強新亞歐大陸橋、陸海口岸支點建設，「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加快互聯互通、打通國際物流大通道建設」，「構建中巴、孟中印緬等經濟走廊」等39。2015年2月1日，張高麗副總理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上強調，「一帶一路」建設要把握重點方向，陸上依託國際大通道，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若干國際經濟合作走廊；海上依託重點港口城市，共同打造通暢安全高效運輸通道40。2015年5月28日，張高麗副總理出席亞歐互聯互通產業對話會開幕式，提出中國正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一道，積極規劃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六大經濟走廊建設41。

2015年3月5日，外交部黨委書記、常務副部長張業遂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發表演講，對中國為什麼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提出了三個解釋，他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需要，著眼於打造「中國改革開放的升級版」，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實現對外開放和改革發展的良性互動。同時，「一帶一路」也是推進亞洲區域合作的需要，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體制機制創新，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此外，「一帶一路」還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需要，可以為古絲綢之路精神注入時代內涵，實現共同商量、共同建設、共同受益42。從中國角度來說，張業遂認為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在尋求共同發展的基礎上，為周邊國家和區域合作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張業遂還特別指出，「一帶一路」是合作倡議，中國沒有特別的地緣戰略意圖，無意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不經營勢力範圍，不會幹涉別國內政43。顯然，張業遂對「一帶一路」戰略目標的解釋是非常明確的，它首先是國內發展的戰略構想，更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倡議，意在提供更多區域公共產品，為世界和平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總之，從戰略目標上來看，「一帶一路」是「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台」，是新形勢下中國推進對外開放和統籌國內發展的總體構想，它著眼弘揚古絲綢之路互學互鑒、和睦共處的精神，拓展我國同歐亞大陸方向國家各領域互利合作，是新形勢下中國推進對外合作的總體構想，其出發點是希望實現沿線各國的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秉持的是構建命運共同體的精神理念，強調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致力於打造區域經濟合作架構。至此為止，「一帶一路」的戰略目標已經明確，戰略輪廓已經成型。

五、「一帶一路」的戰略資源分析

201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上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加強組織指導，統籌協調配合，充分發揮地方、部門和市場主體的主動性，充分發揮沿線國家政府和人民的積極性，形成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強大合力44。很明顯，當「一帶一路」上升為國家大戰略之後，就不再是最初僅僅作為對外政策所能容納的了，它涵蓋了外交、國防、發展、改革、社會、文化、環境、能源等各個領域，要求社會各界和各條戰線都要與之對接，將相關資源整合起來，服從和服務於「一帶一路」的戰略目標。同時，不僅國內資源需要整合，而且國內資源與國際資源也要互聯互通，共同匯聚成為「一帶一路」的建設力量。

「一帶一路」是發展資源的優化配置，一切發展資源都應該是「一帶一路」所著力調集的資源。中國政府專門成立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領導小組，由張高麗擔任領導小組組長，這意味著他所分管的部門和領域都應在資源統籌的範圍之內。除了張高麗之外，領導小組還有四位副組長：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王滬寧，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分管商務、金融、市場經濟、旅遊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汪洋，作為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的楊晶以及作為國務委員、分管外事、僑務工作的中央外辦主任楊潔篪。顯然，這是一個高規格的豪華團隊，能夠統籌調動發展、改革、政策、商務、金融、外事等眾多領域的資源。在這一領導小組之下，依託國家發展改革委設立了領導小組辦公室，具體承擔領導小組日常工作。作為國家最重要宏觀調控部門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是綜合研究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進行總量平衡，指導總體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調控部門，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發改委，有助於統籌國際與國內資源，共同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進程。

在「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領導下，中央要求各部委、各省市區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部署，抓住機遇，搞好規劃，紮實推進。從中央部委來看，都要求科學確定本地在全局中的「角色」和「職責」，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切實制定相應的具體實施方案。據明確分管「一帶一路」發展規劃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何立峰於2015年2月12日在福建泉州參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高峰論壇時介紹，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今後一個時期中國將重點加強與沿線各國八大方面的合作，不斷豐富「一帶一路」內涵，將其打造成為沿線國家和諧共處的和平之路、穩定暢通的安全之路、情感相依的友誼之路、互利共贏的合作之路、持續繁榮的發展之路45。何立峰認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應該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作為優先的領域，要在尊重相關國家主權和安全關切的基礎上，加強各國之間基礎設施建設的規劃，技術標準體系的對接，逐步形成連接亞洲各區域以及亞非歐之間的基礎設施網路。同時，在此基礎上不斷豐富與沿線各國的合作內容，具體體現在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升經貿合作水平、拓展產業投資合作、深化能源資源合作、拓寬金融合作領域、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加強生態環境合作以及積極推進海上合作等八個方面46。何立峰的這一介紹與國務院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相關負責人歐曉理的介紹完全一致，只不過歐曉理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於2015年4月10日舉行的「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研討會上的發言更為詳細而已。可以看出，發改委已經突破了單獨考慮國內發展規劃的傳統模式，將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作為制定發展規劃的重要依據，「一帶一路」已成為「十三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發改委的發展資源類似，外交部更強調圍繞「一帶一路」配置外交外事資源，進一步加強與各國的政策溝通，不斷擴大彼此利益契合點。2014年12月14日，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外交部部長王毅共同主持召開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座談會，外交部部長王毅指出，推進建設過程中需要重點把握的一些問題，推動早期收穫，形成示範效應，實現滾動發展47。在2014年全國兩會記者招待會上，王毅更是明確指出2015年中國外交的關鍵詞是「一個重點、兩條主線」，把全面推進「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外交的重點，進一步加強與各國的政策溝通，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推進「一帶一路」，尊重各國的自主選擇，認為「一帶一路絕非中方一家的獨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參與的交響樂」，合作共贏才是「一帶一路」想要達到的目標48。2015年5月，張業遂在《求是》雜誌發表了《共建「一帶一路」，謀求合作共贏》一文，強調「一帶一路」正成為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共同事業，通過推動互聯互通，包括中國與沿線國家戰略和政策的對接，包括項目和企業的對接，也包括合作機制的對接，將會不斷豐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內涵49。從王毅外長的表態和張業遂副外長的文章來看，中國的外交外事資源已經確定對接「一帶一路」，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成為新時期中國外交的一個重點。

商務部在對接「一帶一路」上也形成了明確的認識，認為「一帶一路」是新一輪對外開放之路，有利於我國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認為，「一帶一路」的規劃基點是我國西部繼續開發開放、東部轉型走出去的現實需要，是我國沿邊、內陸持續開放的新戰略50。高虎城認為，縱觀歷史，強國盛世必走變革開放之路。近代以來，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相繼崛起，一個共同原因是善於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實現自身發展。在新時期，發達國家競相推動全球經貿規則重構，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場競爭的關鍵是規則之爭，話語權之爭，更是發展主動權之爭。因此，高虎城認為，經貿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基礎和先導，通過消除貿易和投資壁壘，擴大貿易投資規模，提高貿易投資水平，使沿線國家在貿易投資領域的合作潛力充分釋放51。在三部委發布的文件中，「貿易暢通」和「資金融通」也被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內容和重要支撐。

除了三部委外，包括外宣、文化、旅遊、民族、宗教等部門也都應該積極對接「一帶一路」，通過整合各領域的資源，塑造競爭優勢。同時，各省市區也要立足比較優勢，找准自身定位，把中央戰略規劃與各地實際結合起來，制定好實施方案和政策措施，決不能一哄而起低水平競爭。此外，各省區市也積極制定對接方案，發揮本地區優勢，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比如廣東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加速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把廣東打造成「一帶一路」戰略樞紐，在全國率先發布《實施方案》。上海強調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和科技創新先行者，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和服務好國家「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的實施。重慶強調全面融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和長江經濟帶建設，在服務國家大局中加快重慶發展。甘肅省委提出努力把甘肅省建設成絲綢之路的黃金通道、向西開放的戰略平台、經貿物流的區域中心、產業合作的示範基地、人文交流的橋樑紐帶。寧夏、陝西、雲南等省區強調通過和古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城市積極合作，利用區位優勢，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支點，成為西部改革開放的新高地。

最後，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進程中，在統籌協調各部委、各省區市以及各種合作機制和平台、調集各方面資源的同時，還要注意切實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正確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發揮企業主體作用，發揮好政府的示範、引導、服務作用，確保真正將好鋼用在刀刃上，積極穩妥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六、「一帶一路」的戰略路徑分析

關於「一帶一路」的路徑和方法，習近平主席從一開始就作了明確的界定，提出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重點是推進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的「五通」，是一個區域大合作的格局。在國務院授權三部委公布的《願景和行動》文件中，除了「五通」之外，還提出了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堅持開放合作、和諧包容、市場運作和互利共贏四項原則，倡導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和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以及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從上述提到的「一帶一路」推進路徑來看，「一帶一路」既沒有冷戰和集團對抗背景，也不是援助方和受援方的關係，更不是任何國家的地緣政治工具，完全是一種沿線各國開放合作的宏大願景和行動規劃，是一種強調開放、合作、包容的新戰略路徑，是對傳統霸權戰略和殖民戰略的超越和革新。

在具體途徑上，「一帶一路」倡議儘管致力於推動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但並不排斥任何一方，強調以目標協調、政策溝通為主，不可以追求一致性，可高度靈活，富有彈性，是多元開放的合作進程。在具體方式方法上，「一帶一路」倡議不僅與「馬歇爾計劃」完全不同，也與西方發達國家附加政治條件的對外援助不同，而是強調對接發展戰略，在發展規划上相向而行。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時，從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在開展產能合作和投資貿易時，也完全基於比較優勢和市場規律，尊重各國意願，強調政府推動、企業主導和商業運作的方針，鼓勵各國地方政府、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參與其中，不管國家大小、貧富、強弱，不區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均為合作夥伴而非競爭對手，共同向地區和國際社會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因此，中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絕不是搞霸權主義，也不是推行所謂的「新殖民主義」，而是一種尋求合作共贏的區域合作大戰略，其特點：政府是引導，企業是主體，市場需求是關鍵，共贏是目標。

此外，由於「一帶一路」是統籌國際大局和國內大局的產物，它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特別是模糊了內政和外交的界限，國內事務和外交事務已經模糊不清了。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眾多關鍵工程、關鍵節點和關鍵項目，都已經無法分清究竟是外交事務還是內政事務了。為了防止眾多社會行為體捲入對外事務後擾亂外交全局，張高麗副總理明確指出，實施「一帶一路」重大戰略，首先要統一思想認識，搞好頂層設計，科學制定規劃，明確重點方向，有力有序穩妥推進52。因此，各部委、各省市區和眾多企業和社會行為體，都必須堅持統籌協調的原則，既不要搶跑，也不要懈怠，堅持以利益為基礎，以法律為準繩，以協商為解決問題的主渠道，共同走出一條互尊互信之路，一條合作共贏之路，一條文明互鑒之路，這是「一帶一路」精神的核心所在。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