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抱團「混圈子」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有一個著名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比喻，用在今天，也是十分適合的。根據媒體公開的信息，目前中國的經濟學家，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與資本的關係可謂是越來越「緊密」，甚至被輿論罵為「資本的走狗」。

　　根據公開信息，中國7500多個獨董職位中，4500多個職位由專家、教授包攬了，凡是有點名聲的經濟學家，基本都擔當著上市公司的獨董，甚至有的還在多家公司任職。而更多的還在未上市的公司當著獨董——更為嚴重的是，經濟學家與資本的關係，不僅僅限於當企業獨董，二者之間還有更多的利益糾葛。而且，經濟學家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也是分圈子的——有的專愛依附國企，有的則與民企眉來眼去，還有的為外國資本服務，屬於典型的買辦。

　　股市之爭與「利益」

　　在清楚知道經濟學家們的「利益」立場後，再來觀察他們對公眾經濟事務發表意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2001年年初，有經濟學家「良心」之稱的吳敬璉教授發表了一系列關於股市黑幕、基金操縱和中國股市甚至不如賭場等嚴厲批評，被輿論稱之為「切中時弊」。然而，2001年2月11日，經濟學家蕭灼基會同厲以寧、董輔、吳曉求、韓志國4位經濟學家舉行「懇談會」，認為「股市已經到了很危急的關頭」，「如果這場論戰的贏家最後是吳敬璉，那將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場災難」，全面反擊吳敬璉關於資本市場的言論。

　　蕭灼基說，「股市不是賭場，不是零和遊戲，是創造財富的重要途徑。如果股市就是賭市，那5800萬股民就是賭徒，政府就是賭場老闆，1200多家上市公司發行的股票就是籌碼，這怎麼也說不過去」，「有的同志說，揭露股市的弊端是要保護廣大股民，尤其是要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如果把股市當成賭場，而賭場是非法的，應該關閉，如果關閉股市取締股市，受到最大損害的是誰，還是廣大股民。如果廣大股民有意見，誰來賠償？我要是股民就會提出，股市是政府開的，上市公司是政府推薦的，股票發行價格是政府決定的，監管是由政府負責的，你現在說要關掉，我的損失找誰賠？應該找政府賠。政府賠得起嗎？」

　　作為回應，吳敬璉於2001年3月在《財經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中國改革要警惕落入「權貴資本主義」泥坑。

　　然而問題沒有這麼簡單。結合後來吳敬璉和時任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總經理許小年關於股市的一系列言論，經濟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認為，當年，吳敬璉作為有摩根斯坦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許小年作為中金公司的高管，背後是買辦資本，他們之所以不斷發表對股市不利的言論，目的是打壓股市以便讓跨國資本低價吃進。

　　那麼，唱高股市的蕭灼基呢？仔細觀察和思考著的股民，如果把蕭教授一貫的言論和股市的現實情況結合起來，肯定會納悶：為什麼不管股市風起雲落，蕭教授的預測總是利好呢？當然，有可能這只是一個學術問題——蕭灼基教授信仰的理論模型就是這樣的。然而，楊帆卻說，蕭灼基的家屬炒股票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他一個女婿就曾供職於某證券公司北京分公司。人們也注意到，當時，蕭灼基身後還有清華紫光、中集集團、大唐電信等三個上市公司，嘉實、華安兩個基金公司，現代資產投資、中國資產管理等兩個投資諮詢公司。

　　博覽財經公司研究部李主任透露，現在一些研究人員或者公眾學者的子女、學生，通過關聯交易、建立諮詢投資企業等相融合的現象普遍存在，個別人不顧中國股市的現實，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專業觀點」，實際上與他們的關聯公司及其控制大量法人股有關。

　　「心照不宣」

　　那麼，經濟學家與資本的關係到底如何？媒體記者聯繫到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福前教授希望進行更深入的採訪，方教授了解到採訪意圖後，猶豫了一下讓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再聯繫。當媒體記者第二次與方教授聯繫上後，方教授最終拒絕了採訪。在短暫的交流中，方教授奉勸記者放棄這個選題。他表示，經濟學家或者學者，拿某些企業或者基金的資金，作可能有利於出資者的研究，這在經濟學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

　　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程恩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對圈內拿企業課題經費而影響研究公正性的事情進行了批評。比如，一向主要對宏觀經濟問題發表意見的林毅夫，關於可口可樂這一企業的「實證」研究就很有意思了：《可口可樂罐裝系統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文章在結論部分說，「本文研究結果表明，可口可樂系統的直接經濟影響約為94億元人民幣」，「為中國創造了總價值為214億元的中間需求」，「此外，我們對可口可樂系統的注入給資本形成、利潤、稅收，尤其是就業所造成影響的研究結果表明，由於高度的就業關聯，上述注入對中國就業狀況的貢獻是巨大的。我們估計，可口可樂罐裝生產所單獨創造的就業機會約為466078個」，「另外，罐裝系統的注入所間接導致的政府稅收增加值在1998年約為12億元人民幣，這相當於罐裝系統向政府直接交納的稅收的3倍」。

　　程恩富指出，任何有健全智力的學者在考慮外資飲料產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時，不可能不考慮它對中國民族產業的「擠出」效應。可口可樂的進入，使中國本土民族飲料企業紛紛倒閉，在這之中損失了多少的產值和利稅，使多少中國工人下崗，在研究時必須考慮，不能簡單得出增加就業和產值的結論。「問題是，促使那麼多聰明的學者這麼做的原因又是什麼？」程教授反問。

　　「複雜」的經濟學圈子

　　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學家都有屬於自己的利益圈子，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是外人難以想像的。

　　在原國家計委工作數年、現任加拿大安大略大學休倫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的徐滇慶，曾組織長城金融研究所進行民營銀行案例研究。據稱，2000年7月徐滇慶組織成立長城金融研究所後，私下聲稱是國務院委託他們做民營銀行試點的課題的。媒體記者為此專門採訪求證於徐教授，他是這樣回答的：「至於說民營銀行研究項目是誰委託的，這個問題還是留給歷史來回答吧。反正到時候會有很多著名人士出來說話的。」他還說，「要澄清一個誤解，不是說長城金融研究所在和金融監管層博弈。其實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一起商量的」，「國務院不少領導都很關心金融創新的研究」。

　　不過，通過浙江的泰隆案，可以看到經濟學家與資本、權力交錯的一角。據報道，在加拿大，徐滇慶與台州銀座商業銀行董事長相識，後經銀座董事長介紹，與浙江泰隆信用社董事長王鈞相識。在徐滇慶的背景和「國務院委託」的吸引下，泰隆加入長城金融研究所的研究計劃。有消息說，泰隆的王鈞經過當時的台州市委宣傳部長蘇建國之手，為研究方轉交研究經費數萬美元。之後不久，蘇建國即因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中新社報道稱蘇「出差走到哪，嫖到哪」，「收紅包48萬，養情婦14個」。

　　蘇建國事件將泰隆牽涉其中，進而，謠言四起，浙江台州發生擠兌事件，人民銀行調集大量資金平息事態。就此事，徐滇慶說了下面一段話：「依長城金融研究所或者我個人現在的名聲地位，倘若給某個企業作諮詢，收個10萬20萬美金，司空見慣。你到畢馬威、摩根斯坦利去打聽一下，諮詢費用大概是個什麼檔次？他們派出的人是什麼檔次？不過，倘若我收了某個企業的諮詢費用，一定會按章繳稅。不是吹牛，如果我開口的話，別說是8萬美金，再多一些也要得到。」

　　雖然以上的情況很難說它非法，但在「良心」與「利益」之間，另外一些情況就比較令人深思了。比如，中農信總經理翟新華出書後，花錢請經濟學家論證，北京某著名學府的一位經濟學家就露骨吹捧翟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天才，卻不料，翟新華不久後就因為腐敗落馬。之後，該經濟學家依舊「昂首挺胸」地做著學問，只是閉口不再提及他眼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天才」。

　　而當媒體記者提到不少主流經濟學家擔任企業的獨立董事時，楊帆不假思索地回答：「獨立董事沒有實際作用，只是為了加強企業家和經濟學家聯盟！」

　　據報道，目前中國的經濟學家基本隸屬四個集團，一是權貴投機集團，二是民營企業集團，三是買辦資本集團，還有就是國資集團。楊帆說：「任何社會理論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會集團。按馬克思說的，利益集團必然要爭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為政策，還要尋找理論和理論家，要掌握自己的宣傳工具。」

　　不過，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鍾朋榮認為，中國的經濟學家之所以吃香，主要與民營企業家的地位較低有關。目前，民營企業的財產、商業秘密、知識產權及人身等方面的安全，都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護，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民營企業家最擔心什麼？最擔心財產的安全性！」他認為，這都需要經濟學家和社會各界大力呼籲。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知名經濟學家一夜間成為了各大高校推銷的「賣點」——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動輒數十萬學費的「總裁班」把知名經濟學家作為「生源大戰」的「法寶」；許多為求生存安全的民營企業家紛紛醞釀「一石雙鳥」──知識「充電」和編織高端人脈網，甚至在經濟學界挑選利益代言人──民營企業「拜師、求知、交友」，通過獨立董事、顧問、課題研究等有償職務或者課題資助等形式，利用經濟學家達到影響政府政策的目的——在民營企業的咄咄攻勢下，其他利益集團也開始重視經濟學家的「價值」，紛紛籠絡之。

　　對此，鍾朋榮說，這實是市場經濟邁向成熟過程中的一種無奈。換句話說，即便經濟學家為誰代了言，也不能就此否定其理論的價值。當前要做的只是規範代言的程序，並且使其更加透明，消除個別「害群之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