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德與講道理 丁 輝

　　然而，若不以講道理為前提，再「正經」的道德也會講歪了。

　　王小波上個世紀在雲南插隊。有一次發大水，洪水沖走了生產隊的一根電線杆，一個知青跳下去撈，結果被洪水捲走。包括王小波在內的知青們為此很困惑：我們的一條生命跟電線杆比起來，孰輕孰重？當地大隊書記卻說：保護國家財產是大義所在，不要說一根電線杆，就是一根稻草，也要毫不猶豫地跳下去。

　　大隊書記講的是道德，而王小波們則試圖講道理，或最起碼試圖弄清一個道理：知青的一條命即使不比電線杆金貴，也應比一根稻草金貴。

　　我也許還算個實誠人吧，所以才會把自己受過的教育身體力行。我很長時間在澡堂洗澡無法接受搓澡的服務，情願步行也不坐人力蹬的三輪車。我覺得這即使不能算「階級剝削」，也有違自己一直服膺的「平等」之教。後來讀了點經濟學，方知我的「講道德」講到天上去，於搓背工與三輪車夫的生活也無絲毫補益，我的行為實際上反使他們的利益受損。解放初，講平等，禁止幹部坐人力車，甚至提出口號「革命不坐車，坐車不革命」，廣大市民也視此為新風尚，爭相效法。誰知車夫們並不領情，因為他們要吃飯——「平等」顯然是不能當飯吃的。上海的人力車夫甚至吵到市政府，於是方有市長陳毅帶頭坐黃包車兜上海的不得已之舉。

　　我們講的是道德，而我們講的道德讓車夫們沒飯吃，於是車夫們才反過來給我們講道理。

　　還有比攻擊第三世界的所謂「血汗工廠」更能引致鋪天蓋地的「講道德」的嗎？然而事實卻是，因為有這些工廠，當地人的生活質量改善了，進這些工廠做工已經是可供他們選擇的「生路」中「最不壞」的了。譴責資本家的利欲熏心、刻薄殘忍是容易的，誰都可以晃進遊行隊伍喊一嗓子，誰都可以敲幾下鍵盤在網上開噴，只是，這樣做於當地人的生活毫無補益。設若沒有這些工廠，他們中的很多人將陷於更為不堪的境地——貧困、飢餓和死亡，而道德的同情對於貧困者、飢餓者和死亡者有多大的價值？

　　時下被講得最多的道德當推「愛國主義」。說到「愛國主義」似乎就不好再講什麼道理，因為「大義所在」。如果你要說「愛國主義」也須以講道理為前提，很多人便會不答應，因為在他們看來，「愛國主義」本身就是最大的「道理」。所以，中國女排1988年漢城奧運會衛冕失敗，收到義憤填膺的愛國者寄來的破鞋與上吊用的繩子，而日系車車主雙膝下跪也未能感動某些「愛國義士」放下憤怒的鐵鎚。資中筠先生慨嘆我們很多民眾的思想還停留在義和團階段，豈虛言哉！

　　相信很少有人微信上沒有收到過「抵制某國貨」的信息，並加威脅「不轉發不是中國人」，且下斷語「只需堅持一星期，某國就會玩兒完」。我既不相信我不轉發這個信息就不是中國人了，也不相信抵制某國貨一星期，某國就會完蛋。從粗淺的經濟學的角度講，交易能夠使雙方受益，而不是單方受益。我國民眾購買外國貨，絕不僅僅是外方受益，我們作為購買者也受益了，否則交易根本就不會發生。抵制外國貨，固然會傷害外方，也傷害了我們自己。可供選擇的範圍變窄，交易成本增加倒在其次，從長遠來看，本土企業的競爭力也會大受影響。即使外人抵制中國貨，我們也不必非得學樣，按照經濟學家薛兆豐先生的說法，「你毀你的獨木橋，我照修我的陽關道」。

　　我覺得，近幾年，胡適諸多名言中被引用最多的是下面這句：「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

　　說這番話的胡適離開這個世界也有五十五年了。從慣於講道德，到樂於並善於講規則、講道理，我們還有多少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