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和她的親人們

日期：2008-8-2 17:40:05 來源: 編輯：王安憶和她的親人們祖丁遠在當今中國的女作家群中，王安憶的名字讀者應該是非常熟悉的。她在文壇上也是最具有魅力、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王安憶的《長恨歌》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2000年11月11日，在浙江茅盾先生的故鄉，第五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大會之後，有記者問獲獎者王安憶：「面對如此複雜的生活，一個作家怎樣做才能更深刻呢？」王安憶忽閃著大眼睛，從容地說：「當代生活千變萬化；給作家提供了很多生活資料。在我看來，在五光十色的生活背後是單調、乏味；格式化。因為許多人沒有內心生活，在物質生活豐富的同時，精神世界被大大忽略了。大眾永遠是被現實生活所吸引的，問題在於，知識分子(包括作家)中不少人也忽略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會和別人不一樣。」王安憶在90年代里，先後推出的幾個中篇和長篇，幾乎無一不引起文壇的關注。她的《叔叔的故事》不但促人透視當代知識分子的魂魄，而且讓人領教了一種全新的敘事方式；她的《文工團》和《我愛比爾》，再次顯示了她對以往歷史和當下世事的思考；她的《長恨歌》則是她對上海近現代都市史的詮釋。世紀末時她出版了《妹頭》和《富萍》，把目光和筆鋒轉向了社會的地基和微粒，如她自己所言：「作品隨著自己的成長而日漸成熟。」她的創作不斷地激發出評論界的探究熱情，但其快速的變化革新卻總是讓習慣於尋求固定風格分門別類的人捉摸不透。王安憶毋庸置疑地是文壇上的一道言說不盡的風景。「時間將變得隆重」在進入新世紀的時候，王安憶說：「時間將變得隆重。」為什麼？她說，太陽走著永恆的軌道，無人知道什麼是始，什麼是末。因為有了人，有了歷史，才有了時間。於是，我們來到了這個時間的慶典上。這在我們的時間表上刻下了深刻的一道界線，使得之前和之後的事情變得值得紀念了。「在我的時間表上，這界線正劃在中年，這多少給人告一段落的悵然，但也給人重新開始的一些振奮。就如同少兒時候，每一個新學年的開端，都會立下無窮的誓言：決心寫端正每一個字，決心不做錯每一道題，決心每天做一件好事。可惜的是，每一樁表決心都是挫於中途，脫不了草草收尾的結局。而到了下一個學年，放棄的決心卻又抬頭了。」「現在又是下決心的當口了。今天許多人去迎接新世紀的曙光。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是人對永恆誠摯的禮儀。時間將變得隆重，卻並不因此襯出人的渺小，而是使人更為忠誠職守。」王安憶在迎接新世紀的一篇文章中最後寫道：「這一瞬也將以恆常的速度過去，餘下的還是我們的有終點的生命，因其有終，才須我們立下好好度過的決心。」如果要介紹王安憶的簡歷，的確很簡單：1954年出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親茹志鵑到上海。1970年赴安徽插隊落戶。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調回上海，在原先由宋慶齡先生主持的中國兒童福利會主辦的《兒童時代》雜誌任小說編輯。1987年進入上海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自1976年起開始文學創作，發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已創作、出版、發表有小說《雨，沙沙沙》、《小鮑庄》、《小劉庄》、《海上繁華夢》、《叔叔的故事》、《長恨歌》等短、中、長篇小說400多萬字，她的代表作有：《金燦燦的落葉》、《命運交響曲》、《流逝》等。1986年開始王安憶推出「三戀」，即《荒山之戀》、《小城之戀》和《錦銹谷之戀》，接著又寫出探討家庭倫理的《逐鹿中街》，以性愛為主題的《崗上的世紀》等，以及若干散文、文學理論。1989年35歲的她被選為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躋身於一級作家行列。《流逝》、《小鮑庄》、《本次列車終點》、《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等曾一度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二度獲全國中篇小說獎。作品被譯為英、法、荷、德、日、捷、韓等文本……王安憶的文學之路已故的著名女作家、王安憶的母親茹志鵑，曾向我談起過這個問題。茹志鵑生前接受我採訪時曾經坦誠地回答：「我沒有想要把安憶培養成作家。我倒曾希望安憶長大以後做個醫生，靠一技之長安分地治病救人。憑心而論，經歷了過去那麼多風風雨雨，真不願意讓孩子們再去涉足是是非非的文學藝術。」在王安憶上小學之後，茹志鵑特別關心她的算術，經常檢查她的數學作業本。有一次，安憶在做習題：「一米等於三尺。」媽媽突然提問：「一丈等於幾米？」安憶被一下子給問懵了，未反應過來。茹志鵑曾買過一架舊的手風琴，讓兩個女兒安諾、安憶安安穩穩地在家裡學拉手風琴，免得在外面惹出麻煩來，也請過家庭教師，教女兒學英語。可王安憶很不情願地應付著，沒學好，倒記住了這位老師外貌形象，後來也成了她創作小說中的人物，出現在中篇小說《歸去來兮》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王安憶小時候就喜歡寫作。小學二年級時第一次看圖作文，別的小朋友三言兩語就寫完了，可她一節課還寫不夠，小腦子裡展開了想像的翅膀，放學後她繼續留下來寫，一下子就用去了半本作文簿。從此，她用白紙訂了小本子，她把心裡想的，嘴裡要說的話都寫到小本子上，後來寫兒歌，寫日記……王安憶各門功課都不錯。「文革」動亂開始了，重點中學也不能上了。不久，媽媽茹志鵑小心翼翼地包藏了十多年的秘密，被無情的造反派貼的大字報揭開在孩子們面前，他們的父親王嘯平曾經戴過「右派」帽子。姐姐安諾為此大哭起來，安憶也哭紅了眼睛，感到了害怕。那時節，全家人惶惶不安。此情此景後來在安憶的小說《牆基》里作過生動的刻劃，超過了當時成年人的想像。後來，王安憶在《話說父親王嘯平》一文中寫道：「在我們長大以後，姐姐已嚮往做一個紅衛兵的時候，我們才明白了一個真相，父親曾經是一名右派。當時覺得真是經歷了極大的打擊，覺得我們真是太倒霉了，太不幸了。而以後我才明白，像他那樣的人，做一個右派是太應該不過的事情了。因此，如我，既然出生於世，有一個右派的父親，便是別無選擇了。他同樣的，以只須他自己證明的赤誠，去愛國，去愛黨……在一些最不合宜的時候，說一些最不合宜的話，又因他極易衝動的情緒，將那些話表達得十分極端。這是一個以中庸為美德的民族，實在是十分十分的不適宜了。」「他是一根肚腸通到底，既不給人轉彎，也不給自己留下轉彎的餘地，在一個障礙極多的世界上，他便很難順利了。幸而他是十分的逍遙，才沒有覺著太多的委屈，甚至還不如我們孩子所覺得的那麼多。我們常常為他切切的，大老遠的(他，王安憶的父親王嘯平從南洋來蘇北參加新四軍的青年華僑——作者注)趕回來革命而抱屈，而他卻很釋然。」正是求學時代的少女王安憶卻沒有學校可上了，這是多麼的苦痛。姐姐安諾找到了辦法，從同學處偷偷地借來了不少外國小說，有《牛虻》、《安娜·卡列尼娜》、《貴族之家》、《羅亭》等等，大家秘密地輪流著看，有時候一本書只能在安憶家停留一個夜晚，於是姐妹倆便躲在小屋裡通宵達旦地將一本書囫圇吞棗「吃」下去。是的，王安諾、王安憶姐妹在那個不讓人讀書的年代裡，讀了不少中外名著，這對沒有學歷的王安憶後來能成為作家，而且是創作豐盈的著名女作家，應該感謝那些文學名著的賜予。倔強的王安憶硬是通過拚命地閱讀，把這段空白的學歷給補上了。後來，王安憶的父母去了所謂的「五七幹校」，姐姐安諾去了安徽當了插隊知青。按當時的規定，王安憶本可以不下鄉插隊的，但她一個人留在家裡實在寂寞沒意思，一年以後的1970年她鐵定了心也去了安徽淮北農村……母親傷心地哭了，安憶心裡卻充滿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幻想。那年她還只16歲啊，想得太天真了，留在上海也的確太寂寞了。王安憶經過了艱難的跋涉，來到了宿縣。這是當年安徽省的「西伯利亞」，一個最窮困的地方，吃水要到遠處去馱，天黑沒油點燈的窮地方。那時，安憶住在一個農民家中，與主人家的五個兒女同住一屋。這對沉思默想慣了的王安憶來說，連一個清清靜靜想父母、想上海、想其他許多有趣事的角落都沒有了。加上白天繁重的體力勞動，對於這個上海小姑娘來講更是不堪負擔了。下農村後不久，就逢秋收秋種，在收割黃豆時，她拿著鐮刀去割豆楷，每一根並不粗壯的豆楷都要花大力氣才能砍下來。割了不多一回兒，手掌中起水泡了，接著再砍，手也腫起來了，再就是腰酸背痛，再後來就連滾帶爬把渾身力氣全撲上去也不管事了，抬頭看看，前面仍是那一大片站立著的黃豆楷在等著她呢！漫長的秋日，好不容易盼到太陽下了山，天黑了，收工回到老鄉家，躺在床上連動也不想動一動了。可是，第二天天剛亮，出工的哨音又在黎明時響起來，催人下地了。王安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早晨、對窗戶紙透進來的亮光，從內心裡產生一種恐懼感。16歲的小姑娘害怕天亮的晨熙，害怕陽光，這是一種被扭曲了的不正常心理。那時候，安憶的嚮往只要有那麼一天，不，就那麼兩小時，或一小時的休息就滿足了；只要有那麼一小碗白米飯給她吃，就是沒有下飯菜，也該是多麼的香啊！有一次，她看到小鎮上供銷社的營業員，悠閑自在地坐在櫃檯邊，她就獃獃地望著這些營業員好久好久，心裡產生了羨慕的心情，人家多有運氣啊，那是拿國家工資吃商品糧的啊！在這樣窮鄉僻壤的農村裡勞動，舉目無親，實在太無聊了。王安憶就給媽媽寫信，那時一天勞動下來的工分值，剛夠寄一封信，她平時在日記里寫自己。她在給母親的信里除寫自己的思想、勞動外，著重寫在農村的所見所聞。她在信中描寫所在的村莊，周圍的農民和男男女女農民的生活，寫得很認真，很細緻，她把日記和信當作小說來寫。她在描寫生活的同時認識了生活，也逐漸理解了生活。這時候，她腳踏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啃著玉米、高粱餅子，勞動時流不盡汗水的時候，使她真正感受到農民生活的艱辛。這就是農民的真實的生活。王安憶一星期給母親兩封信，茹志鵑也回她兩封長信。媽媽在女兒信里讀到了真切、活潑，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茹志鵑曾說：「在信里我不僅可以看到她的形態，而且還可以摸到她的脈搏的跳動。她不僅使我知道了她所住的環境，也使我認識了她的一個個小夥伴，她的生活、勞作、思想感情。信里寫的有些情景，長久地留在我的腦子裡，很難忘記。比如她寫到傍晚大家下工回來，照例是疲勞，沒精打采地做飯，但一旦聽見井邊有人吵架，於是大家都好像興奮起來，丟下菜刀，扁擔，一個個往外跑，跑到井邊時，人家又不吵了，於是大家就嘆了一口氣，不無遺憾地又走回屋裡燒飯。」有一年春天，王安憶寫信告訴母親：「……鄉親們家裡已有燕子去做窩了，而我住的屋樑上還是空空的。人家說，燕子不來住的人家是要倒霉的。所以我每天早上醒來，就要看看屋樑上。這一天早上，我一睜眼就看見樑上有一對燕子在做巢了。」於是她高興得立即給母親寫信報喜，說是燕子來到她的屋裡，她要交好運了。王安憶在寫給母親的一封信里說到她和一個北方的男知青合拉一掛獨輪車，上土崗的時候，她在前面拉，男青年在後面推，天快晚了，男青年一邊下大力氣推，一邊唱道：「小花牛哎，快快地拉呀！得兒腳！」把她當牛吆喝著……王安憶在農村寫的這麼多有聲有色的信，母親茹志鵑在多年後回憶起來，還是十分清晰和親熱的。她說：「讀了這封信，在我眼前便看到了一幅剪影，荒涼的土崗上，一部獨輪車，一個推，一個綳直了繩子拉。既有快活的戲謔，歌聲；也有蒼漠，黃土，汗水。此情此景，隨便你怎麼理解都可以。有人有物有景有形象。從這些信里，使我了解了她的生活，勞動情況，也發現了她的文字的魅力，表達力。」而王安憶呢，也是從寫信，寫給媽媽看的信里和日記里，無拘無束地、不知不覺地開始了她創作前的練筆階段。信，到底還不是作品。從信到作品，王安憶付出了相當的勞動。不過憑心而論，她付出的勞動，也不見得比別人多多少。但從她的信里可以看出一點，一個作者是否善於感受，是個至關重要的一環。生活對所有的人都是不分厚薄、平等對待的。生活一律都在給予，問題是我們是否接受？接受了多少，是深？是淺？是視而不見？是漠然對待？王安憶在《雨，沙沙沙》裡面寫到的街燈，那個橙色、藍色的路燈，就在上海的延安路上。凡晚上走過那裡的人，都可以看到，都借過它的光。但是在它照亮下走路的人，並無所動，而王安憶卻注意到，感受到了一些什麼。後來在《雨，沙沙沙》里，她用這路燈光鋪設了一個很恰當的環境，為人與人之間的相近，增添了一種溫暖的、美的氣氛。茹志鵑對女兒王安憶曾談到，她的生活經歷與她同齡的人相比，不見得少也不見得多，但她對自己經歷的、接觸的生活，比較起來，有她自己的認識，有她自己的看法，喚起她自己的感情，因此她也就能比較充分地運用這些生活。……在她找到認識自己的生活的同時，她也找到了自己的感情，並且找到了適合表現這種感情的形式。我認為是從《雨，沙沙沙》開始的。在這篇作品裡，她把自己的性格、氣質，對人對事，對社會對世界的看法，都溶合在作品的人物故事當中。這個作品也就有了自己的個性。從創作來說，我以為這是相當重要的一步。安憶跨出這一步，如果要說我做了些什麼的話，還不如說她爸爸做了些什麼。王安憶開始創作的初期，這時間也不過年把吧，媽媽茹志鵑還看看她寫的初稿，提提意見。後來她去北京文學講習所(後來改為魯迅文學院——作者注)學習時，曾把她寫的《幻影》寄給母親看。媽媽看了以後，就給她爸爸看，當媽媽寫回信時，詳盡地提了意見。吃飯時茹志鵑和丈夫王嘯平就聊起了這篇作品，媽媽把意見說了出來，她爸爸也沒說妻子的意見不對，只是反對這種做法，「你不要管她，讓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他的「你不要管她」之說，使茹志鵑仔細的想了起來：是的，提這些意見為什麼呢？無非是要她照母親的意見寫，要把她納入茹志鵑的思路的軌道上來創作。再說，這篇如此，以後呢。篇篇如此？這有利嗎？這樣對茹志鵑對她都是一件極苦的差使，一件累人的，相互消耗精力的事。想到這裡，茹志鵑深感老伴的意見是對的，「讓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這樣走出來的路，好好歹歹是她自己的。正因為是她自己摸索出來的，所以也只有她熟悉，亦是她所能、所愛的。當時茹志鵑就立即追了一封信去，收回前信的意見，要她按自己的想法去改。大概就從這時開始，連安憶已經發表的，都來不及看了。但安憶的爸爸是忠實的讀者。回想起來，「不管她，讓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這恐怕和王安憶在創作上較快形成自己的一種表現方式有點關係。在她的成長道路上，如果要說父母親有點作用的話，這恐怕要算一種。接著，茹志鵑還曾經笑著說：「是的，也沒有刻意培養，主要是靠她自己。回想起來，在她幼時，我每天抄一首我欣賞的宋詞，貼在床頭，教她吟誦，為她講解，這是一種樂趣，至於能起多大作用就難說了。」現在看來，這豈不是一種很好的文學啟蒙和熏陶嗎？對於一個孩子的成長，除了社會影響和學校的教育外，絕不能忽視家庭環境的熏陶，父母親的表率作用對孩子潛移默化的教育更為重要。當然，還得孩子自己的天份、悟性和敏感，如果再加上刻苦勤奮的努力，方能有造就，進而成為傑出人才。上海陳思和教授評點的文學人物中，把王安憶排列在首位。他對這位多產女作家最為推崇，他認為她是最有持久力的作家。說王安憶固然有很大的獨立性，不與人結夥，但她一直跟著文學潮流走，從不落後。尋根文學興盛，她寫出了《小鮑庄》，後敘事小說露頭，她有了《叔叔的故事》，當人們追求繁華上海舊夢，她以《長恨歌》盡領風騷。她每一部這樣的作品，總是把該流派發揮得恰到好處，很少有人超過她，而且她很少重複自己，能快速乾脆地把以前的風格甩掉，這點尤為可貴。70年代末，王安憶開始露頭角，到今天仍活躍在文壇上的，只有王安憶除了寫作，還是寫作，沒有其他嗜好。小弟王安桅要走的路王安憶的小弟弟王安桅走的道路很不平坦，他對工作的要求十分嚴格，他決定像父親母親姐姐那樣走文學創作之路，因此他選擇了不少次工作崗位，把熟悉各種生活為己任……王安桅是王嘯平和茹志鵑夫婦的小兒子。這是 1958年初王嘯平在南京被打成「右派」，1962年「摘帽」以後，以長期夫妻分居兩地為由，王嘯平才得以從南京調到上海與家人團聚。王嘯平到上海工作兩年後，茹志鵑於1964年生下了小兒子王安桅。正當王安桅讀書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間，學校教授以政治為中心，文化學習不甚重視。王安桅高中畢業後當過售票員，但從小愛好文學，不斷學習寫作，1991年至1993年，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製片人辦公室任電影劇本編輯。不久，王安桅和我成了忘年的朋友。那是1992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上海電影製片廠的一封信，打開一看是約我寫電影劇本，信上說如您手上有好劇本請速寄來，云云。落款聯繫人署名王安桅。這是他到電影廠製片人辦公室當編輯初期，一時還沒有好劇本，在原先的檔案資料中翻到了我於1983年寄過《婚禮，在勞教所舉行》電影文學劇本稿。於是王安桅就寫信同我聯繫上了。接信後我立即複信告訴他，自從那個電影劇本後來改編為上下兩集電視劇《女囚》由南京電視台拍攝播放後，我已多年不「觸電」了，而且現在忙於寫作別的東西，也不打算寫電影劇本。可是從那時候起與王安桅成了朋友，至今7、8年里還是保持經常通信、通電話聯繫。在我主持《沿海經濟》雜誌「沿海沙龍」隨筆專欄，也組織安桅寫過兩篇隨筆發表。王安桅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期間，完成編輯電影劇本上下集《走出地平線》、 《無晶文官浪漫曲》。其中《走出地平線》電影榮獲1993年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這是上海第一部榮獲該獎的電影。王安桅1993年至1996年來到了上海文藝出版社《文化與生活》雜誌社當編輯，采編了不少精彩的文化散文。在這7、8年間，他除了編輯工作外，堅持勤奮採訪和寫作，曾在《新舞台》、《上海文化報》、《莫愁》等報刊上發表「名人專訪」文章100多篇，約10萬字；曾在《文匯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香港《大公報》、新加坡《聯合時報》等50多家報刊上發表隨筆、雜文300多篇，近40萬字。這期間，曾在《上海文學》、《萌芽》、《上海小說》、《芙蓉》等文學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說20多篇10多萬字。王安桅從1999年起，在上海新創刊的《自我保健》雜誌任編輯，以他的話說：「我到處打工，體驗各方面的生活，將對我的文學創作有好處。」半年多以後，他又離開了《自我保健》，他認為在這樣的保健衛生刊物工作，對他的文學愛好，對他的文學創作興趣並無多大的聯繫，於是他「跳槽」了，來到了上海藝術館工作……王安桅步父親王嘯平、母親茹志鵑和二姐王安憶搞文學創作的路是鐵了心的，是他勤奮而執著的追求。在「文學之家」這個家庭里王安憶、茹志鵑、王嘯平這一家，是作家之家？還是文學之家？在文壇上，「戲劇之家」是有的，父親是編劇，母親是演員或導演，子女在父母的編導演的潛移默化之下也有當演員、導演或編劇的。至於「作家之家」或一門出現幾個作家的，中外古今並不多見，像茹志鵑和王嘯平夫婦這一家及子女都成了這個「寫作之家」的作家，實在是罕見的。丈夫王嘯平、女兒王安憶都已是有名的作家了，加上她的大女兒王安諾從語言教師、上海金山電視台編輯到現在的文學雜誌編輯。兒媳婦、王安桅的妻子是《橋》雜誌社駐上海記者。王安憶結婚後分居兩地的丈夫李章，5年後從徐州調進上海，放棄了原來的聲樂事業也在上海音樂出版社當了編輯，他編輯出版的文學傳記《孤獨與超越——鋼琴怪傑古爾德傳》，非常好讀。他們這一家子真可稱得上是「作家之家」或「文學之家」了。在這個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