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晚期癌症病人的舒緩治療醫生」成文武 說出你的疼痛，好好對待它

　　　　這是一個痛苦的事實，許多癌症病人會步入晚期，腫脹、抽搐、潰爛、昏迷，和難以言說的疼痛。　　非常糟糕的是，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往往束手無策,走投無路。　　有這麼一個醫生，做出了改變：創立一個病區，專門服務晚期癌症病人，緩解他們的疼痛，幫助他們平靜地、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我一直記得那個畫面，他們為臨終病人、為失去雙親的孩子點燃蠟燭，輕輕念禱告，提供哀傷治療。我們也有那麼多晚期病人，就不去管了？讓他自生自滅？讓他就這樣痛苦了嗎？」　　本期服務上海三十年，拜訪這位特別的癌症治療醫生成文武。　　在這裡，無需忍耐，　　把疼痛說出來　　東安路270號，上海腫瘤醫院，綜合治療科。　　名字平淡無奇，規模也是全院最小（12張床位，6個醫生），但這裡，卻是全上海乃至全國一個難得的醫療空間：專門服務晚期癌症病人。　　「心理很矛盾，不痛的時候活著的念頭很強烈；　痛起來巴不得死了算了，對藥物很拒絕；從能走到下不了床、從能在床上坐著到翻身困難，只有三個月；　　渾身疼痛難忍，整夜無法入睡，到最後都疼糊塗了……」這是一位晚期乳腺癌患者家屬的自述，也是晚期癌症病人共同的艱難歷程。　　此外，他們時常還要置身另一個困境：一旦被判「晚期」，就很難得到床位，住院治療。這一方面凸顯了床位緊張等醫療資源的不足，另一方面也顯示了目前「主流」癌症治療面臨的矛盾：癌症發展到晚期，險象環生，極為折磨人，是很需要醫生的時候，但此刻，往往病人不得不獨自承受難以言說的疼痛，而他們的家人，則備受眼見親人受苦卻束手無策的煎熬。　　「以前有媒體把我們說成是『臨終關懷病房』，這是一個誤解。」綜合治療科主任、創辦人成文武說，他中等個子，清瘦，白大褂下整齊地穿著襯衫，系著領帶，「我們這裡主要服務晚期癌症病人，有些是發現腫瘤的時候，已經不適合開刀了，但是會有不適，疼痛，這些癥狀是需要處理的。等癥狀緩解了，就可以回家，也可以拿著我的（治療）方案住到基層醫院。有些是發現了腫瘤的時候不適合開刀，在我們這裡穩定一段時間後，再去手術。當然也有一部分病人已經很晚了，那麼我們做的，就是怎麼樣把他心理和肉體上的痛苦減到最少，安詳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綜合治療科有四間病房，每個房間兩到三張床位，瀰漫著一種小心翼翼的安靜，病人和陪護的家人似乎滿腹心事，卻又無話可說。而這種氛圍在成文武面帶微笑走進來查房時，會發生微妙的變化。　　「今天感覺怎麼樣？要和我拉拉手嗎？」立在24號床邊，成文武笑問。病床上躺著一位六十開外的老婦，面色青白，她虛弱地一笑，從棉被下伸出同樣是青白色的右臂，拉了拉成文武的手。　　「她是腸癌晚期。」出了病房，成文武悄聲透露，「前幾天送進來的時候，整個心臟、胸腔里都是積液，不能平躺，只能坐著或者站著，很難受的。我先把肺里的水控制住了，現在至少能躺下去了。我和她約好，我查房的時候，如果她感覺還不錯，我們就拉拉手。」　　33床是一位浙江上虞來的老者，右肺癌變，幾趟化療下來，人幾乎垮了，下肢腫脹如象腿，紹興、杭州、南京數家醫院看下來，都沒能消腫。「今年夏天，我們到了上海腫瘤醫院，碰巧看到有這個科，和成主任一談，就決定住進來了。」老者的妻子說，在江浙滬各大醫院跑了一年多，這裡給她的第一印象很不同：熱心安排床位，不用找關係；醫生親切，有耐心，肯聽她說話；此外，她總算聽到了一句「安心話」：「慢慢來，我會處理好的。」　　近半年來，他們一直在這裡「進進出出」。水腫消了，就回老家，腿腫了，再到上海來住院。老人家很硬朗，只要一消腫，就自己下地刷牙、打水、梳洗。　　「今天出院啦。」　　成文武來到28床邊，用上海話向一位六十開外的阿姨打了個招呼。她是肝癌晚期，一周前因面色蠟黃，昏迷抽搐送進醫院，其他醫生無法判定是何所致，儀器反覆檢查，也查不出所以然。送到綜合治療科後，成文武根據自己的臨床經驗，判斷是癌細胞腦轉移，伴有肝昏迷，通過靜脈給葯控制住了黃疸，把病人從鬼門關「拖」了回來。只是阿姨的情緒還有些低落，一邊摸摸索索收拾東西，一邊帶著哭腔，指指成文武對家人說，「我就是捨不得伊呀……」　　「下趟再來呀。」成文武含笑道。「我們這裡進進出出的病人蠻多的。」據成文武介紹，每年，綜合治療科大約收治350位病人，每人平均住院天數約為14天。「好多腫瘤弄不掉，也沒有辦法治癒，到了晚期，很痛苦。那些骨轉移的病人，真是痛入骨髓啊。我們這裡還來過一個患腸癌的，肛門都爛穿了……但我們目前治癌症，主要是對付腫瘤，對病人疼痛的理解不夠，『生這個毛病么，總要痛的』，經常有人這麼說。病人說我腫瘤不怕，死也不怕，但是我就怕痛不欲生，醫生你給我止痛。但是往往好多醫院只說你這個腫瘤應該怎麼治，沒涉及到他提出來疼痛的需求。你到國外去就不是這樣了，病人說疼痛了，馬上要高度重視，想法設法緩解你的疼痛。」　　綜合治療科創辦於2006年，開張伊始，曾叫「姑息治療科」，但因為拗口費解，改成了目前這個名字。「後來我又想了名字，叫『舒緩治療』，實際上，不管叫什麼，它是一個不同的醫療理念，就是把生和死看作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既不刻意地去延長它，也不刻意地去縮短它，但是重視和處理病人的癥狀，包括疼痛、貧血、乏力以及心理上的困擾等等，盡量緩解痛苦，讓他感到舒服，提高他的生活質量。」　　在綜合治療科的走廊里，貼著一張醫學海報，醒目地寫著「無需忍耐，把疼痛說出來！」，還詳細列出了不同的疼痛感受：刺痛、放射痛、燒灼痛、刀刺痛。「晚期癌症病人都很痛的，但疼痛的感覺和程度不同的，那我就量化，0是沒有痛，10是最痛，病人自己說，現在痛到幾分，那我就知道了該用什麼葯，怎麼治療。」　　讓病人自己　　來決定生命的最後一程　　「下趟再來呀。」　　和出院病人告別時，成文武經常說這句話，有些病人聽了是安慰，有些病人直搖手，好像「觸霉頭」似的。但成文武說這句話，是有他的意味的。他彷彿想藉此暗示晚期癌症病人和家屬，不管還能活多久，是否會出現奇蹟，癌症的降臨提醒著我們，我們終需鼓起勇氣，面對死亡。　　2004年，成文武去美國　MDAnderson癌症中心進修，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癌症醫院，僅員工就有三萬四千餘名。在這個龐大的機構里，有個小小的空間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間　family　meetingroom，癌症病人在這裡家庭會議，有誰參加呢？病人、家屬、醫生，護士，可能還有社工、心理諮詢師。大家進來後就坐在一起，就開始討論疾病，診斷是什麼，有哪些治療，利和弊是多少，讓病人自己選擇。」　　這個流程，體現了「舒緩治療」的核心：不但緩解病人的疼痛，而且要尊重他的知情權，由病人自己來決定生命的最後一程如何度過。　　2006年著手創辦綜合治療科時，成文武向醫院提出了申請，希望有一間「family　meeting　room」，但終因床位緊張而作罷。但病區運行起來後，他還是找到了一個談話空間。在醫生辦公室和病房之間，恰好有一片長方形、十來平方米的走廊通道，進出人不多，一側是一排藍色塑料椅，可以坐下聊聊。慢慢地，這裡變成了一個沒有圍隔的「談話角」，經常可以看到成文武和家屬相向而坐，低聲交談。　　在這裡，成文武會向家屬，甚至病人本人交代一些事情　　第一，最後關頭，不做「創傷性搶救」。「人已經到這個地步，就像燈油已經全部燃燒完了，為了拖幾個小時，又要切氣管、又要插導尿管，又要靜脈切開，胸腔打開，做給誰看？做給家屬看嗎？家屬願不願意看？」　　第二，目前有哪幾種治療方案，詳盡地告知、解釋，由病人和家屬來選擇。　　第三，也是最難的，告訴患者家庭真相：得了什麼腫瘤，處於什麼階段，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預計還有多長的生存期。　　星期日周刊記者（以下簡稱星期日）：成醫生，舒緩治療是要告訴病人真相，讓他們有知情權的？　　成文武：我是主張告知的。我曾經建議醫學院應該開「死亡教育」，但不成功，說我太超前了，實際上不超前，國外的教育，三四歲就開始面對這種話題了。我看過一本繪畫本，《爺爺變成了幽靈》，我覺得人家小孩子都能談論，那我們為什麼不能談論，所以我的工作一部分，就是和晚期或者臨終患者做有技巧的溝通。　　星期日：你的技巧是什麼？　　成文武：我有兩套方法，一套叫「竹筒倒豆子」，如果病人平常心情比較開朗的，也願意接受醫護人員的照顧，對自己的病情也有所了解的，那我就直接對他說了，病情到什麼程度，治療方法是什麼，估計生存期是多少。如果病人家屬有要求我們不能講，或者患者平常就膽子比較小，比較容易憂慮，那麼我就採用另外一套方法，「擠牙膏」，一點點地把你病情告訴給你，不能今天一診斷馬上就說，你是晚期了，大概預期生存三個月，這樣人馬上就垮掉了。　　星期日：你和晚期癌症病人打交道，已經二十多年了，接觸了無數的病人和家庭。在你的觀察中，人們對疾病，尤其是癌症這樣重大疾病的知情權有什麼變化嗎？　　成文武：是有些變化的，我是1991年到腫瘤醫院正式工作的，當時大家對癌症還是比較陌生的，很難接受，很不願意談論。現在腫瘤比較普及了，大家的認識也比較多了，特別是經過長期治療的那些患者和家屬，開明的人逐步多起來了，願意去面對疾病，面對死亡，儘力配合醫生，接受治療。原來我們門診沒人的，同樣是專家門診，旁邊人家化放療的擠得門庭若市，我們這裡空蕩蕩，門可羅雀。現在陸陸續續也會有病人來排隊看了，因為的確認識到生活的質量是比較重要的。　　但我也我曾經碰到一個病人，他愛人乳腺癌轉移，用藥已經用到頂了，但他不能接受現實，認為只要肝肺心腎這些重要器官沒有腫瘤，就不會是晚期。我說你愛人的毛病是比較重的，但是他說我有的是錢，你要多少我給你多少，你把我愛人救活。但有錢不一定能換命啊！　　星期日：遇到這樣的家屬，你怎麼辦呢？　　成文武：談啊，整整談了45天，每天3小時談。實際上，那個病人整個腸子都梗阻了，飯都吃不下去，要還有一肚子的腹水和一腔胸水。　　星期日：你為什麼要和他談那麼久？　　成文武：如果他不接受現實，還是會繼續糾結在「我有的是錢，你給我治」的思維里，那剩下來的一個多月，就這麼度過嗎？一個月很快的，既然治不好了，病人和家屬應該想想，自己還有什麼未了的心愿。　　星期日：你這麼說，我忽然對舒緩治療有了一個認識，緩解疼痛，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在生命的最後一程，人只有不那麼疼痛了，才有那個空間安靜下來，好好想想，最後的時間要如何度過。　　成文武：是啊，我就和那個家屬說，如果錢都能夠買命的話，那命就不值錢了。你現在應該多陪陪她，對她好一點，這是你要做的。後來我還建議他，打個電話讓國外的女兒回來陪陪媽媽。他還有些猶豫，女兒在國外讀大學，如果回來時間長，可能要休學半年，會不會有影響。我說，大概就是這點時間，你和女兒商量一下。女兒後來回來的，和男朋友一起帶來。那個國外男朋友倒是蠻好的，聽不懂中文，還陪夜。　　星期日：你的建議是很重要的，不然母女倆也許沒有告別就永別了，那會是一個很大的創傷。以前我採訪過一位普林斯頓的年輕教授，復旦畢業後出去的。他媽媽就意外去世時，家裡也是怕耽誤他學習，一直等到四十多天喪事全部辦完以後才委婉地告訴他。這位教授現在是個非常傑出的科學家，但媽媽最後一刻，他沒有陪伴在她身邊，這成了他心裡永遠的痛。　　成文武：我還要舉個例子給你聽，並不是所有從國外回來的人就一定接受了國外的文化。有個病人是前列腺癌晚期，全身轉移，很痛苦，卧在床上不能動，褥瘡，腹水，骨轉移的疼痛很強烈。轉到我這裡來時，已經沒幾口氣了。他女兒女婿都在國外當醫生的。我說，你父親現在這麼難過，已經沒有神志了，預計生存時間是24小時，最長不超過48小時，在他最痛苦的時候，是不是和國外一樣，給點葯，讓他安靜下來，舒服一些。但是我不確定這些藥用下去，他會不會扛不住，半支下去人走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是不是這麼辦，要你點頭，你不點頭我不敢用。令我震驚的是，她說不用，堅決不用。我說為什麼？為什麼不讓你的父親舒服一點？她說這個我不管，你得給我救，死命地救，老頭子多活一分鐘，我心裡安慰一分鐘。我說，不打這個葯會很痛苦得死掉。她就是不用。我只好按照她的意思來。後來病人大概掙扎了26個小時，很痛苦的，一直叫，氣也喘不過來。她女兒就坐在旁邊看著，什麼都沒說。然後她累了，叫她老公來換他。　　星期日：這位老先生是你的病人，你希望他平靜地離去，但是決定權又在家屬身上，你得眼睜睜看著病人受苦。當病人家屬和你的想法有衝突的時候，你的感受是什麼？　　成文武：沒辦法，我尊重病人和病人家屬，除非病人神志清醒的時候，和我關照好。前兩天有個病人，從小看我長大的，算是我的長輩。有一天，她把所有的直系親屬叫過來，交代他們，最後關頭，我兒子說了也不算，成醫生說了算，你們也按照他的來。　　星期日：我想，這位病人一來是信任你，二來對於最後時刻如何離開，她是有自己意願的，希望通過你，確保自己的意願。　　成文武：是的，她希望自己走得平靜些。　　星期日：我聽說一些國外的意願，病人會填寫「意願書」，比如不要插管子，不要切器官，這個意願書是有法律效力的，醫院和家屬都得遵從。在你的科室，有人會寫意願書嗎？　　成文武：中國沒有，有也沒有法律效力。不過，現在有些病人會和我有所表達，決定自己怎麼走，但大部分情況還是家屬做主。　　星期日：你怎麼理解這種普遍的情況呢？　　成文武：可能還是不知道怎麼開口談論病情，談論死亡吧。曾經有個學心理的志願者，到這裡來和晚期病人談，開口第一句就是「你的病已經到這個地步了，你對身後事有什麼想法。」人家差一點一個耳光甩上去。後來我和她說，你現在和他又不熟，你最多就是坐下來，先問問他，你有哪些不舒服，先講給我聽聽。你要聽他有什麼要求，再去輔導他，而不是坐下來，直接談身後事。　　星期日：一個人痛苦地喊叫了兩個小時走，和他平靜地躺著兩小時走，對你來說，這種差別意味著什麼？　　成文武：對於死亡，我沒研究，我只是從醫生的角度看作是一個生物體滅亡的過程，當然人這種生物體和一般的生物體不一樣，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思維和情感，我的職責就是既然要在我手裡走，我就讓人安詳地走。一個病人在痛苦中離開，對我來說是有壓力的。我們不是單獨病房，他周圍還睡著其他病人，他們看在眼裡，肯定會恐懼。第二個，我們醫護人員心裡也很難過，你去聽，如果晚上很幽靜，整個走廊里就聽到一個聲音呻吟，或者哇哇拚命叫，不要說睡不著，心裡也很發毛的。　　綜合治療科的病房，和其他癌症病房沒有什麼不同，陽光充沛的時候，會有種溫暖感，而陰天的時候，彷彿就彌散著一層蒼白。但這裡的走廊是有些不同的，牆壁上畫著手繪圖畫，貼著一張張病人和醫護人員寫下的話語，是那種唯有在一些婦幼保健院才能看到的溫馨。這種低落和平和、希望和無望交織的景象，彷彿是喻示著這個空間時時刻刻發生著的真實。　　綜合治療科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如果病人住院期間正好遇上生日，成文武都會自掏腰包，買一個蛋糕為病人過生日，然後把蛋糕分成十二份，和其他病人一齊分享。　　這個規矩背後，有個故事。六七年前，病區來了一個臨終病人，家人說，他有個心愿，再過幾天就是60歲生日了，他很希望能捱過這一天，過一個甲子再走。後來成文武和同事們的確讓他堅持到了六十歲那天。「那一天我想了想，買個蛋糕就一兩百塊，給他過個生日吧，大家熱鬧熱鬧，就買個蛋糕，插上蠟燭，給他過生日。」成文武回憶道，「病人本來在床上眼睛都張不開的，半昏迷了，一看給他過六十歲生日，一下子開心地坐起來和我們唱生日歌了。」　　生日過完第三天，病人再也沒有醒過，兩個星期不到，走了，但是神情一直很安詳。　　也有些時刻不是溫馨的。就在11月上旬，傍晚六點下班時，送來一個新病人，成文武看了一面，等次日一早去查房的時候，人已經走了。　　「他是消化道癌，山東來的，在其他醫院已經治療了很長時間，腹水，胸水，褥瘡，都有。醫生關照過他了，睡覺只能朝右邊，因為身體右側已經大量積水，如果朝左側睡，就會壓迫到心臟。值班醫生告訴我，他今天早上就猛一翻身，一下子把心臟填塞了，只有一分鐘的時間。他兒子說他這個階段一直說自己很痛苦，厭世。猛一翻身，是醫學上的大忌，他肯定知道，我猜測，那是他自己做了了斷。」成文武說，感人也好，慘烈也好，在這個晚期癌症病人的驛站里，幾乎每天都在發生。　　什麼是醫生「質的問題」？　　舒緩治療，是什麼時候觸動成文武的？　　1999年底，醫院安排成文武和另一個從事護理研究的同事去香港三天，參觀香港的基層醫院。其中，「寧養院」深深地吸引了他。　　香港護士鍾淑子從事癌症病人的護理，她在工作中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困惑：無數瀕近死亡的癌症病人痛苦不堪，為何醫院和自己無能為力？自己可以做些什麼？於是她前往英國求學，專門學習末期癌症的舒緩治療和護理。1982年學成歸來，在香港聖母醫院成立第一個臨終關懷小組。隨後，為晚期癌症病人和其他臨終病人提供身心照顧的「寧養院」陸續建立，成為一項社會的公共福利。　　「最吸引我的，是他們怎麼樣人性化地去處理那些晚期的、臨終的病人。為什麼人家會處理得這麼好，我們為什麼就不及他們呢？比如為臨終病人，為失去雙親的小孩子，寧養院會為他們點燃蠟燭，念禱告，提供哀傷治療。」成文武回憶道，「我到現在還記得一個場景，一個私密的談話室，有幾個人來活動，他們失去了親人，在這裡接受一個集體的心理療愈。那個畫面，對我觸動蠻大。人家可以想做這些，我們卻沒有？從那個以後回來，工作不再為了吃飯，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真的要去做一些事情。」　　香港回來以後，成文武寫下「萬言書」，呈交時任院長，建議上海腫瘤醫院首創這樣的服務，院長很讚賞他的提議，但遺憾的是，那時沒有成形。　　2004年，成文武通過了全院「打擂台」，從「40選8」的PK中勝出，獲得了去美國進修的機會。有人建議他去學習當時最熱門的「生物治療」，成文武沒去，而是到休斯頓的MDAnderson癌症中心專門學習了晚期癌症病人的舒緩療法。「我從1991年工作開始，一直和晚期癌症病人打交道，現在知道有舒緩治療，肯定要走這個方向的。」　　回來之後，成文武再次遞交了「萬言書」。不過，五年後的他也變得「老練」了。他先是邀請美國舒緩療法的專家到上海來，隨後又建議專家把醫院的領導請去國外看看。「我們領導去參觀的時候，正好看到兩個晚期癌症病人在病房裡舉行了婚禮。那個場面感動了他們，回來以後就決心創立這樣一個科室，讓我來開展工作。」　　星期日：1999年去香港的時候，你也是一個既敬業又困惑的醫生嗎？　　成文武：我敬業是很敬業的，但當時沒什麼困惑。講難聽一點，工作就是為了吃飯，根本沒有考慮質的問題。　　星期日：當時你在做什麼呢？　　成文武：1991我從上海中醫大學畢業後，就進了腫瘤醫院，跟著老師於爾辛做「大肝癌」，實際上就是治療晚期肝癌病人。當時肝癌的死亡率非常高，余老師是個老中醫，醫德非常好，他就帶著我們研究怎麼中西醫結合，怎麼用介入（即利用細管子從血管進入，直接給腫瘤用藥的技術——記者注）和放療治療晚期肝癌，有很多突破。　　星期日：於老師是個什麼樣的人？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成文武：於老師全國赫赫有名，享受國務院津貼的，按他這種地位，住個別墅也是應該的，沒有，他現在還住在很普通的公房裡，他整天就是圍著書轉，要麼就是為病人看病。那些老的、好的「上醫」（即上海醫科大學）的人，真的是有這個境界。當時我們科室搞晚期，錢很少的，老師一直告誡我，年輕醫生不要老想著錢，你們應該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地去做，只有去做，只有不斷地去接觸病人，你才會覺得你今後有一定的價值。既然有這麼好的老師，我就想沉下心來，一直往前面走下去。　　星期日：但是你剛才也很坦率，說去香港之前，工作只是工作，沒有考慮質的問題。我猜於老師的敬業影響了你，但他創造的方向，還不能解決你職業中「質的問題」。　　成文武（攤開兩手）：我這雙手，大概是上海灘送走人最多的一雙手，四位數。我遇到第一個死亡的病人，大概是1989年，我還在曙光醫院實習，值夜班。那個病人是個白血病的患者，女的，40來歲，血小板太低了，後來腦子裡大量出血，當天晚上就死了。她女兒，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哭得很傷心。那時候我就覺得挺震撼，一個人就這樣死掉了，旁邊還有一個這麼小的可憐孩子，就覺得很震撼。1991年到了腫瘤醫院，經常要值夜班，當時肝癌死亡率很高很高，有時候值一個晚上的班，可能要死掉三個，甚至更多，每個晚上都會有很多的事情，消化道大出血、昏迷……『死相』都很難看的，如果說一個病人在你面前幾分鐘吐一臉盆血，你覺得怎麼樣？肯定很糟糕的。就算不輪到你搶救，你得坐在那裡不能睡覺，心裡高度緊張，這種情形前前後後延續了十四五年。等你手裡送走100個人的時候，你已經很熟悉整個流程怎麼走了，怎麼搶救，怎麼談話，但那時候，的確感覺自己很無奈，這些人都救不活。　　星期日：現在我理解了，香港之行為什麼那麼觸動你。從開始關注舒緩治療以後，你和病人的關係變了，以前似乎更多的是你和腫瘤的關係，現在開始有了和人的關係。　　成文武：「病人」、「病人」，過去我們只看見前面的「病」，沒有看到後面這個「人」字。實際上是「病」生在這個「人」身上，如果「人」沒了，「病」你看得再好，白看。所以現在先理解後面一個字，然後再去看待前面一個字，叫「病人」。1999年去香港，差不多正好工作十年，有點轉折的意味，後來去學了舒緩治療，感覺自己主動了，甚至想去創新了，這就兩樣了。　　在目前的醫療體系中，舒緩治療仍然是個「超前」的服務，這意味著，成文武和他的同事們要為此支付現實的代價：收入偏低，缺少課題經費，難以發表論文，以及，他們經常聽到尖銳的質疑：　　「外科醫生說我能把腫瘤開掉了，化療醫生說我把腫瘤打掉了，你們呢？也沒把腫瘤治好，整天在和半死不活的人打交道，也沒醫好，你們的價值在哪裡呢？一會來一個你送一個，難道送死人是有價值的嗎？」　　「我反問一句，每個人不可能長生不老，總要死的，我們優生有了，優逝有嗎？第二句話，腫瘤這個毛病，是不是都能看得好？百分之七十的腫瘤都是會進一步發展下去，走向晚期的。那麼這些病人你怎麼辦？不去管他了？讓他自生自滅了嗎？讓他就這樣痛苦了嗎？」成文武說，「你們不要的病人，到我這裡來，我要讓他們減少痛苦，家屬也很平靜，這就是我的成就感。實際上，這個『市場』比真正治好的『市場』來得更大，是不是？」

□星期日周刊記者　謝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