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聶巧平：宋代杜詩的輯佚

　　 杜甫(712-770)的詩文集，其定本是由北宋寶元二年(1039)王洙編定、王琪刊刻的。從杜甫去世到其集結集刊行，其詩文集在民間流傳了三百多年。

　　 有關杜詩在唐代流布的情況，大曆年間(766-779)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是最早的記載（註：《錢牧齋先生箋注杜詩·杜工部集附錄》，清康熙靜思堂刊本，以下簡稱《錢箋》。）：

　　 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類為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之雲。

　　 樊晃，兩《唐書》無傳。據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考證，樊晃為進士出身，歷任硤石主簿，汀州、潤州刺史。其任潤州刺史的時間，《宋高僧傳》卷十七《唐金陵鐘山元崇傳》載在大曆五年(770)；柳識《琴會記》（見《文苑英華》卷八三二）載大曆七年(772)正月潤州在任刺史為「樊某」，當即其人。杜甫去世是在大曆五年(770)，故樊晃《小集》的編成在杜甫去世後不久。樊晃謂「冀求其正集」，疑這一「正集」即其《杜工部小集序》所載的杜甫「文集六十卷」本。

　　 這一六十卷本的正集，在杜甫去世後不久即已散佚。大曆初年的樊晃只能得到《小集》六卷，共有詩290首。元和八年(813)元稹作《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沒有提及杜甫文集。唐五代韓愈、杜牧、羅隱、貫休、韋彀等都讀過杜集，可惜沒有具體記載。成於開運二年(945)的《舊唐書·杜甫傳》謂「甫有文集六十卷」，蓋從它處轉錄，不能證明劉昫時六十卷本尚存。《舊唐書·經籍志》以開元簿綠為據（註：《經籍志·敘》云：「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收書迄於玄宗時，杜甫詩文成名在開元之後，因此該書不載。後來《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蘇舜欽《杜子美別後集》和王沐《杜工部集記》，都提到六十卷本杜集，又是轉錄樊晃或者《唐書·杜甫傳》的記載。

　　 杜詩云「往昔十四五歲，出遊翰墨場」，「七齡詩即壯，開日詠鳳凰」，（《壯遊》）可知杜甫早熟的文學才能。杜甫畢生以詩度日，自雲「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可惜》）。因而與之生活在同一時代的樊晃載其有集六十卷，是可信的。詩人嘔心瀝血為之的創作結晶，身前無力刊行付梓，身後亦無人董理其事。今存之十八卷詩歌部分共有1410首，平均每卷70多首，以此計算，則六十卷的杜集共有詩4000多首，可見散佚程度之嚴重。他在《進鵰賦表》中自白：「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存天寶以前即杜甫四十歲以前的作品僅三十多首。詩人晚年居夔州作《又上後園山腳》詩說：「昔我游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青年時代杜甫登上日觀峰遠眺的情景，直至老年，依然記憶猶新。想當年必定寫有詩以志觀感，可惜沒有流傳下來。另外，杜甫文集，只有《祭遠祖當陽君文》、《故萬年縣京兆杜氏墓誌》、《范陽太君盧氏墓誌》三篇和他家世有關，此外再找不到他追念先人的文字。杜甫的賦、表、雜、筆僅存二十九篇，可見文集的散佚也不會少。

　　 經過了唐末五代的劫難之後，宋初流傳的各種杜集，皆為「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敘」（註：王洙《杜工部集記》，按王洙《記》原稱《後記》，王琪所謂「如原叔之能文稱於世，止作記於後」可證。王琪再撰《後記》，遂遷王洙《後記》於卷首，後人多訛稱王洙《後記》為序，非也。）。宋初整理杜集的有孫僅(969-1017)、蘇舜欽(1008-1048)、王洙、王安石(1021-1086)、劉敞(1019-1068)等人，其中以王洙的貢獻最大。王沫(997-1057)，字原叔，應天宋城人。舉進士，為府學教授，擢史館檢討，累官翰林學士卒。宋仁宗時，王誅參與編《崇文總目》期間，利用了「秘府舊藏」和「通人家所有」的各種杜集，去其重複，彙編成一部杜南全集。其《杜工部集記》略云：

　　 搜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引者按：所列諸本合為八十九卷，不知總數之誤，還是分列各卷有誤），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別賦筆雜著二十幾篇為二卷，合二十卷。

　　 王洙編定的《杜工部集》二十卷是詩文合編本，一共匯錄了九種古本《杜集》而成書，前十八卷是詩，計1405首，其中古體詩為399，近體詩為1006；文賦雜筆29篇列為卷十九和卷二十兩卷。在編次上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兩大類，然後分別按歲月之先後進行了粗略的編年。王誅所輯《杜工部集》刊刻與否，今已無由知見。王洙後二十年，姑蘇郡守上填於嘉祐四年(1059)與蘇州進士丁修等人，在姑蘇郡齋聚古今諸本校理王沫本，費時三月遂鏤刊行於世。治平年間(1064-1068)裴煜知蘇州，取王琪之郡庫原版，補刻逸詩5首，逸文4篇，作為《補遺》，增附於集外，這是宋人搜集杜甫集外詩的開始。

　　 對於上述二王本杜集刊行後在當時流傳的情況，范成大《吳郡志》載曰：「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每部為值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註：《吳郡志》卷六，「官宇」條，守山閣叢書本。）可知當時印有萬部，而今北宋嘉祐年間之原刻已不存一部。今日我們所見之《續古逸叢書》之四十七種《宋本杜工部集》，為南宋紹興初年的翻刻本，基本上保存了王洙原編本的面貌，其中所缺數葉系參據別本補足而成。

　　 今檢核《續古逸叢書》本《杜工部集》，前十八卷詩歌部分，共有詩1423首，除去其中所收他人詩13首（註：即李邕1首，見卷一：高適2首，見卷八和卷十一：岑參2首，見卷十：王維1首，見卷十：賈至1首見卷十；嚴武3首，見卷十二和卷十三；違迢2首，見卷十八；郭受1首見卷十八。）以及裴煜的5首補遺詩之外，計有杜詩1410，其中古體409，近體1001。而二王原刻本古體詩為399，近詩為1006，總計為1405首。那麼，《續古逸叢書》本較之嘉祐四年(1059)王洙刊刻王洙編定本杜集，一共多收古體詩10首，少收近體詩5首，即全集多出杜詩5首。此5首增加之詩，疑為後人翻刻二王原刻本時所補入。由於所補之詩摻合在正集之中，今天我們已無從辨認其確切的篇名了。由王洙編定，經過王琪等人刊行的這一《杜工部集》，是杜詩的第一個定本。後來杜詩的編年、分體、分類、注釋、分韻、選評等等名目繁多的版本都源於此。

　　 自杜集刊行後，杜詩的注釋應運而生。北宋南宋之交，注家蜂起，興起「注杜」高潮，當時號稱「千家注杜」，流傳至今的只有九種，它們分別是：《宋本杜工部集》（簡稱《宋本杜集》），《草堂先生杜工部詩》（成都杜甫草堂藏殘宋本）兩種白文無注本；《門類增廣集注杜詩》（北京圖書館藏殘宋本，簡稱《增廣集注》）、《門類增廣十注杜詩》（殘本，同上，簡稱《十家注》）、《九家集注杜詩》（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簡稱《九家注》）、《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1981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翻刻劉世珩影宋本，簡稱《百家注》）、《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四部叢刊》影宋本，簡稱《分門集注》）、《草堂詩箋》（《古逸叢書》本，簡稱《蔡箋》）和《黃氏補千家集注杜陵詩史》（《四庫全書》本，簡稱《黃氏補註》）七種集注本。其中只有六種完帙本。而保存完好的這六種杜集，所收杜詩的總數並不相同。今將以上六種宋刊杜甫全集以及清初錢謙益、朱鶴齡（註：按：朱氏注本為《杜工部詩輯注》，清康熙金陵葉永茹萬卷樓刻本，簡稱《朱輯》。）兩家所收杜詩的統計結果附表（註：詳勘以上六種宋刻本的目錄與正文所收之詩，多有不合之處，分別羅列如下：

　　 《宋本杜集》：(1)卷十六《雨一首》和《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君司馬佐》二首有目無詩，應據它本補足，此處已計人總數中。(2)卷七《錦樹行一首》有詩無目，應補入卷目中，此處已計入總數。(3)卷九實收詩87首、卷十五實收詩138首、卷十六實收詩133首，而卷目分別誤題為85首、133首、132首。

　　 《九家注》：《登高一首》，復見於卷十六和卷三十，仍作一首計。

　　 《百家注》：《江漲》「江發蠻夷漲」復見於卷十一和卷三十，仍作一首計。

　　 《分門集注》：(1)《奉送崔都水翁下峽》復見於卷九和卷二十一，仍作一首計。(2)《復愁十二首》之十「每恨陶彭譯」復見於卷三和卷二十五，仍作一首計。

　　 《黃氏補註》：《大雲寺贊公房二首》復見於卷二和卷十九中，仍作二首計。

　　 《蔡箋》：(1)《寄高適》復見於卷四和卷四十，仍作一首計。(2)《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復見於卷四十和《補遺》卷三中，仍作二首計。(3)《惠義寺送辛員外》和《又送》二詩復見於卷四十和《補遺》鄭五中，仍作二首計。）如下：

　　 注本　《宋本杜集》　《九》　　《百》　　　《分門》　　《蔡箋》

　　 數量　　 1410　　　　 1432　　 1443　　　　　1451　　　　1449

　　 注本　《黃補》　《十》　　《增廣集注》　　《錢箋》　　《朱輯》

　　 數量　　 1430　　不詳　　　 不詳　　　　　 1455　　　　 1456

　　 由上表可見，宋代各本所收的杜詩總數互不相同，《宋本杜集》有詩1410首，至朱鶴齡《輯注》本收詩1456首，增加了46首。這裡尤其要強調的是，朱鶴齡並未在宋人的基礎上得到任何新增的逸詩，只是將宋代自裴煜以來各家所收之逸詩進行了全面的匯總，除其重複，共得46首。因此，朱鶴齡本杜詩1456首完整地反映出宋人裒集的杜詩總數。

　　 宋代各集注本的正集收詩互有詳略，對於所得之逸詩，都標以「新添」。託名王十朋的《百家注》本後附有逸詩41首；蔡夢弼《草堂詩箋》，彙集裴煜、陳浩然、員安宇、卞圓、吳若等家所收逸詩，列為《拾遺》一卷，收得45首；另外，郭知達《九家注》本收有《漢州王大錄事宅》一首，系其它各本所無。宋代所收杜甫之逸詩，有的來源於石刻，如李綱在紹興六年(1136)作《校定杜工部集序》說黃伯思「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梁溪集》卷一六二）《王直方詩話》引《李希聲詩話》謂存「老杜逸詩二十九首」。（註：《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三引，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版，第89頁。）周紫芝《竹坡詩話》云：「近世士大夫所臧杜少陵逸詩，本多不同。余所傳古律二十八首，其間一首，陳叔易記雲，得於管城人家冊子葉子中；一詩，洪炎父記雲，得之江中石刻，又五詩，謝仁伯記雲，得於盛文肅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所錄。」有的杜甫逸詩來自唐人的唐詩選本，如杜甫集有《遣憂》詩，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云：「余家有唐大中丙子歲所編《唐詩類選》，載杜子美《遣憂》一詩，世所傳杜集皆無此詩。」清初錢謙益《錢注杜詩》云：「朝奉大夫員安宇所收」。清楊倫《杜詩鏡銓》注云：「見郭知達黃鶴本。」則無論是北宋之員安宇或南宋之黃鶴所收之《遣憂》一詩，亦均出自唐代顧陶之《唐詩類選》。

　　 當時各家所聲明之逸詩，實際上有重複。周紫芝自雲得杜甫逸詩二十八首，《王直方詩話》雲得老杜逸詩二十九篇，二首都與《蔡箋》所收員安宇逸詩二十八首大致侔合。周紫芝所謂之《巴西聞收京》，《王直方詩話》所云之《柳邊》、《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為員安宇所收。其中也有並非逸詩者：如員安宇所收逸詩《題郪縣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已見《宋本杜集》卷十二，卞圓本收兩首逸詩《惠義寺送辛員外》和《又送》（《蔡箋》附，亦見於《宋本杜集》卷十一。

　　 對宋人所收逸詩，前人多疑有偽。《竹坡詩話》雲當時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詩》，刻本多不同，並雲「要之皆得於流傳，安得無好事者亂真？」金代王若虛《滹南遺老詩話》云：

　　 世所傳《下注杜詩》，其間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塘懷古》、《呀鶻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為杜無疑，其餘皆非真本，蓋後人依仿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磋跌。至於《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竇使君》等，尤為無狀。……吾舅自幼為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嘗與余語及「新添」之詩則顰蹙曰：「人才之個不同如其面焉。耳口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個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於雲。

　　 杜詩在長期流傳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有偽詩誤入。薛雪《一瓢詩話》云：「好事者往往偽撰杜少陵逸詩，或謂得於石刻，或謂得於民間敗篋中，以冀流傳。」薛氏之說言之成理，如杜甫《過洞庭湖》就是一例。《王直方詩話》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幡古木，迎掉舞神鴉！破浪南風正，開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星檐』。元豐間，有人得此詩刻於洞庭湖中，而不載名氏。或以示山谷，山谷曰『子美作也』。」（見《錢箋》卷十八）此詩郭知達《九家注》以後各本，均列為「新添」逸詩，其源蓋出於黃庭堅。《王直方詩話》雲元豐年間得此詩於洞庭湖中一石刻，為無名氏作。黃庭堅無可靠證據，僅憑印象言之為「子美作」，似缺乏說服力。再者，杜集中收入他人之詩，有明顯可辨者，如嚴武、高適、岑參等人詩，均標明為附載。若誤收其他人詩而不明言附載，則難以分辨。如《虢國夫人》又見張祐集；《萬首唐人絕句》亦作張祐詩，而《蔡箋·逸詩拾遺》載此詩為員安宇收。又如，《杜鵑行》一詩，《文苑英華》作司空曙作，注云「又見杜甫集」，陳浩然以為是杜甫逸詩。今人吳企明《杜甫詩辨偽札記》考證《避地》、《虢國夫人》、《江南逢李龜年》、《軍中醉歌寄沈八》、《過洞庭湖》五首詩皆非杜甫作，可以參見。（註：《唐音質疑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王洙編杜集，實際上並未搜羅完備。對逸詩一概抱輕易的否定態度，亦為無見。宋誼《析類杜詩》述及：「及觀內相王公（王沫）所校全集，比於二公中（按：此處指處士孫侔和王安石），互有詳略。」又《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唐杜甫詩二十卷，王洙序……又《外集》一卷，合三十五首，吳鑄為序。」吳鑄序本杜集已失傳，其中《外集》三十五首可能為逸詩。辨別杜詩逸詩的真偽，需態度審慎，不能一概以「是子美詩」或「語似不類」（黃庭堅語）、「詩義淺薄」（仇兆鰲語）等唯一標準來裁定。朱鶴齡云：「新添詩固多贗者，然滹南之說，恐亦未然。如《別嚴二郎》、《客舊官》、《呈路十九》、《遣憂》、《巴山》、《愁坐》、《陪鄭公秋晚臨眺》、《放船》、《避地》等詩，皆非子美不能作」（見《朱輯》卷十二）。

　　 杜甫在宋代享有「詩祖」的地位，宋人治杜研杜既精又勤。對於杜甫的全集，從注釋、分類、編年到輯逸，宋人莫不傾注苦心。杜詩在宋代基本已被網羅乾淨，元明以至清朱鶴齡注本以前，未見新增逸詩。朱鶴齡注本1456首，較之《錢箋》僅多出《漢州王大錄事宅》一首，此首詩見於宋郭知達《九家注》，它本皆無，後人懷疑此詩為郭知達自作的「偽杜詩」（註：曹樹銘《杜集叢校》，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8年版，第205頁。）。直至清代仇兆鰲，才續得六首，由於其以貪多為目的，故所補之逸詩並不可信，故未列入上述統計表中。清代乾隆年間仇注本迄今，惟復旦大學陳尚君先生得《寒食夜蘇二宅》一首逸詩（註：《全集詩補編·全唐詩續拾》卷十五，中華書局1992年版。），至此，杜甫詩篇的總數增至1463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