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本秀美：古籍整理的理論與實踐（實踐篇）

本文為橋本秀美在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做的「儒家經典之形成」第十一次專題演講。現分為「理論篇」與「實踐篇」兩部分發布。

實踐篇

（一）以書為主，輔以資料

古籍整理以書為主要對象，書與不成書的資料要分開，書的結構也不要改動。不要只關注內容，忽視書概念，也不要創造新的「古籍」。

（二）版本

作為準備工作，需要普查版本。盡量多接觸版本，同一種版本也要盡量多看不同印本，通過觀察不同印本之間的差異、變化，形成一種版本的概念。然後在每一種版本概念的基礎上，建立版本系統以及一部書的版本目錄學概念。版本系統或許不如說不同版本之間的關係，清代、民國的著作不會有甚麼版本系統，但不同版本閑的關係必須了解清楚。除了版本本身以外，目錄、題跋以及其他著作中有關該書的論述，都有助於建立該書的版本目錄學概念，自然需要留意。

研六室文鈔有道光版及光緒重刻版。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看到道光版的四套印本，內容不完全一樣。且以甲乙丙丁稱之，甲本卷首有徐璈序，闕卷九第二葉；乙本有徐序，闕卷九第二頁，與甲本同，而更脫卷七第四葉；丙本無徐序，亦闕卷九第二葉；丁本闕卷首及卷一，卷九有第二葉，而脫第二十五至二十八葉。文哲所的胡培翚集用作底本的續修四庫全書本無徐序，而有卷九第二葉。徐璈序雲「今春余來金陵，適竹邨主鐘山講席，暇日出一編相示，則竹邨本其治經之餘，作為古文辭」云云，所謂「今春」當在道光十三年。應該認為道光十七年刊行時即有徐序，不知為何，後來的印本不見此序，因此重刻本也不載此序。續修四庫全書及重刻本均無徐序，所以胡培翚集也沒有此序。又，胡培翚集第252頁出校記說明重刻本無卷九第二葉。現在知道重刻本無此葉是因為道光本的大部分印本不知為何均脫此葉，重刻本所據底本已脫。我只見到四套道光本以及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未能理出發生脫葉的歷時變化，但已看到道光版不同印本之間的差異。重刻本和道光本之間的不同，也不是光緒重刻時的突變，而是道光本後印本已經有部分變化。一種版本從刊刻完成開始，每次印製條件不同，經過反覆修補，版的內容也不斷變化。若要全面了解，只能多看不同印本，好比要了解一個人，需要盡量多接觸。

有了較完整的版本目錄學概念以後，應該選擇點校底本及參校本。選定一個底本，凡有校改都要出校，可以保證在原則上能夠還原成底本文字。擇善而從的辦法不用一個固定底本，整理出來與過去任何版本都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只能算是新版本。古籍版本已經夠複雜，我們不要再增加新的版本，平添麻煩。選定底本以後，要直接在底本或其複印件上加標點，盡量避免用工作本，也不要另外謄寫，否則容易出現校對失誤。周禮正義點校本以孫詒讓自己出版的排印本為底本，但由於這種排印本印製效果極差，字形往往不清楚，而且小字密排，無法直接加標點，因此以後來的湖北刻本為工作本，先按排印本改寫刻本文字，然後再加標點。這種工作本方式，提高了校對工作的難度，結果出現的問題也較多。我們拿孫詒讓排印本校對點校本，很容易發現點校本的校對失誤。中華書局排好版以後，自然也經過校對。但他們只能拿工作本校對，不能拿底本校對，因為標點符號都在工作本上。應該認為，用孫詒讓排印本及湖北刻本整理出現在的點校本，已經相當不容易，至於再提高點校本的校對質量，是我們後人的職責。

（三）點校要放棄自己習慣

讀古籍與交朋友一樣，先要相信古籍，虛心面對，感受他，接受他。既然相處在一起，如果事無大小都要堅持自己的標準，只會事事都不順眼。中華書局點校本毛詩傳箋通釋第3頁校記云：「按經典序錄疑當作經典釋文序錄。陸氏著經典釋文，首卷為序錄。」今案：經典釋文卷首有序錄，誰或不知而需出校？其實「經典序錄」是習慣稱呼，我雖不知始於何時，然就筆記所及，沈欽韓、汪中、武億、丁晏、宋翔鳳等人以至錢穆都曾用此稱呼，馬瑞辰用此稱呼完全自然。讀書必須接受作者習慣，甚至要了解在作者所處環境里，這種習慣有多平常或多特殊，這樣才能了解某一種說法是否有特殊含義。不應該僅憑自己習慣，懷疑古人的語言習慣。第4頁校記云：「按說文言部云：『詁，訓故言也。』馬氏讀作『詁訓，故言也』，誤。」「詁訓故言也」這種句子，容有不同的理解。錢大昕讀「詁訓，故言也」，馬氏的理解與錢氏同，並非奇思異想。若能斷定「詁訓，故言也」為誤，等於說經書、說文都已經有定解，不必低就看馬瑞辰的書了。我們是想與馬瑞辰交朋友，慢慢了解他的思想，這種地方不必出校記，最多記住他有這種觀點就好了。

中華書局點校本尚書今古文註疏第333頁校記〔一〕：

「陸璣」原作「陸機」。案：作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者為陸璣，作「機」誤，

今改正。

「陸機」「陸璣」之辨，錢大昕也有說。我雖然還沒注意孫星衍有沒有支持錢說的論述，但也沒聽說孫星衍反對錢說。校者僅據俗說斷言「作『機』誤」，這種判斷對校書毫無意義，只有知道孫星衍是否認為「作『機』誤」才有意義。既然沒有任何根據足以判斷孫星衍認為「作『機』誤」，就不應當校改。此書作者是孫星衍，整理工作要體現孫星衍的思想。

漆老師整理的江藩集第41-42頁收錄隸經文軹說

戴太史東原釋車「轂末小釭謂之▲」云：「小釭者，即鄭注幾大小穿皆謂金也。」

有校記云：「戴震考工記圖釋車「轂末小釭謂之▲」句下無此注，蓋江氏引據為別本，或江誤引耳。」實際上，此處標點應該如下：

戴太史東原釋車「轂末小釭謂之▲」，雲「小釭」者，即鄭注「凡大小穿皆謂金也」。

稱「戴太史東原釋車」已經七字，而引戴說亦止七字，似非其比率，所以誤標引號。相反的例子在文哲所的胡培翚集第47頁至51頁收中庸旅酬下為上解釋疑，第1行作

凌次仲先生禮經釋例曰：「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旅酬下為上。」案：鄉射禮……

此篇按點校本共41行，而其中前33行皆引錄禮經釋例文，後胡氏自加按語，字數不足四分之一，非正常比率，所以誤標下引號。總之，校讀不要依靠自己的「正常」習慣，而要努力接受作者的「怪」習慣。習慣屬於表層問題，我們必須穿過表層了解他的內心，不能被乍見怪異的習慣迷惑，忽視背後的心理。實際上，全面接受作者的「怪」習慣，自己也跟著作者一起變「怪」，才是讀書的樂趣。可惜學者往往急於研究內容，不懂得這種閑趣。

黃山書社點校本毛詩後箋第846頁「後漢書馬援傳雲〔五〕：『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步能令人軒。』」校記〔五〕云：「『傳』原作『疏』，據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胡氏語改。」後代學者引前人語，傳本若有訛誤自然要改正而後引，所以優秀學者的引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不能直接作為校改根據。就此處而言，「馬援疏」本來沒有錯，詩三家義集疏的引文經過改動，不是因為「馬援疏」錯誤。這種例子很多。比如漢書藝文志小說家「百家百三十九卷」，沈欽韓漢書疏證引「後書仲長統詩『百家雜碎，請用從火』」，而王先謙漢書補註引沈說改「仲長統詩」為「仲長統傳」。引用他們疏、詩中的句子，所以稱疏稱詩，其實馬援疏在馬援傳，仲長統詩見仲長統傳，不言可知，何必一定稱傳。王先謙是引書，可以改文，我們是點校，不可以改，因為原來沒有錯。當代學人或不熟悉後漢書，覺得必須稱「某傳」才方便檢索，但古人沒有照顧無知後人的義務，稱疏、稱詩更恰當，就那麼稱引。非要稱某傳，則變成「後漢書仲長統傳載仲長統詩」，不勝繁重。（寫文章要簡明，不能像保險公司的條款，寫得越啰嗦越方便糊弄人。如點校本春秋穀梁經傳補註點校前言第5頁有說「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序唐徐彥春秋公羊傳註疏引戴弘序云：……」，既繁重又不恰當，不堪誦讀。）

（四）校引文必須知作者所據

引文等於是書里有書，引文中也有引文，所以校勘一部書，實際上也需要對第二層、第三層引書進行校勘。引書不是引版本，書的概念因人而異。另外，書的概念也離不開作為表象的版本，作者所見版本與我們手頭常用的版本往往不同。校古書引書，一以作者對該書的概念為準。因此需要了解作者用過哪些版本，作者對該書文本有何見解。上文介紹黃以周引鄭玄針膏肓以「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為孟夏月令，引周禮注作「千葉為貫」，這些地方都與版本乖違，但作者心中的書本該如此，千萬不能校改。為了避免誤校，應該多了解有關該段引文的各種學說。確定作者會承認是錯字，才能校改。

干嘉以前與道咸以後，流行的版本有較大差別，這一點值得注意。道理很簡單，干嘉時期出現大批古籍整理成果，遂成為後來主要流行的版本，而這些版本自然不是干嘉學者平常使用過的。例如胡克家刻文選在嘉慶十四年，阮刻十三經註疏、胡刻資治通鑒都在嘉慶二十幾年，至今都是影響最大的標準版本，而在此前，學者使用的不是這些版本。段注說文第十二篇上「耽」字下引淮南墬形訓「夸父耽耳在其北」，高註：「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衣褶之褶。或作攝。以兩手攝其肩之耳也。」高注末句費解。案劉文典集解作「以兩手攝耳，居海中」，不言有異文。何寧淮南子集釋亦如此。然則段注引文有訛乎？「攝耳居海中」與「攝其肩之耳也」，相差甚遠，無法理解如何訛誤始變如此。後查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張雙棣淮南子校釋，才看到說「王溥本、朱注本作『以兩手攝其肩之耳』」。所謂王溥本，即明代劉績補註本，王念孫說「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為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各本皆出二本之下」，可見劉績本在當時影響頗大。後來乾隆五十三年庄逵吉的刊本盛行於世，浙江書局的二十二子以及集解、集釋均以為本，劉績本又無影印本，若無張氏校釋，恐怕我也不會想到去圖書館借閱劉績本。從這一例子可知，校書必須注意作者用過的書，用過的版本。也應該知道干嘉學者用過的版本往往不是我們的常用版本。至於道咸以後學者使用過的書與版本，時間越晚越接近我們現在的藏書。另外，像淮南子這樣的重要典籍，非常需要類似柳宗元詩文十九種善本異文匯錄那樣整理各版本異文的書。

逸書引文，必須查明來源，不可以根據輯佚書輕易校改。如中華書局點校本白虎通疏證第一卷第1條校記：

「易有」二字上原脫「孔子曰」三字，據周易干鑿度補。

緯書文本非常不穩定，各處引文常有歧異，也不能確定孰是孰非。這裡稱「據周易干鑿度補」，等於說周易干鑿度必須有此三字，脫此三字不成其為周易干鑿度。豈有此理。即使所據文本有此三字，引書者仍然有權刪省。唐宋以前各種古書所引某緯書逸文，每一條都是某緯書文本，不能拿其中一條來否定另外一條。可以說凡自稱「據某緯書改」的校記基本上都不足信，出這種校記的點校本質量不會高。校改所引緯書，只有在能夠確定作者引自何書的情況下，依據該書才有可能改。

文哲所的劉壽曾集第62頁周易漢讀考序：

干鑿度載孔子之說易曰：「易，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佼易立節。」下文云：「管三成德為道苞鑰。①易者，以言其德也，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不易也者，其位也。」

校記①：當作「管三成為道德苞鑰。」注云：「言易道統此三事，故能成天下之道德，故云：包道之要鑰也。」

校記的意思應該是說底本「德為道」當作「為道德」，因為干鑿度注云「能成天下之道德」。今案：校記所據當系殿本系統干鑿度版本，若然「佼」亦當作「效」。雅雨堂本及初學記所引與底本合，（注亦與校記所引不同。）當即劉氏所據。此處無需出校，試為重新標點如下：

干鑿度載孔子之說易曰：「易，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佼易立節。」下文雲「管三成德，為道苞鑰，易者以言其德也」，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不易」也者，其位也。

（五）務必探求作者所參考資料

古書引文出於轉引，也是常見情況。如樂律通故第18條：「小雅『蹙蹙靡所騁』，傳曰『蹙蹙，縮小之皃。』」「傳曰」是「箋曰」之誤，但這一錯誤始自經籍籑詁，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不小心誤從之，胡培翚儀禮正義照抄古今文疏義，黃以周又因襲儀禮正義的錯誤，源遠流長，已經是第四代。讀書要讀作者的心，要了解作者的思路，寫出來的文字不過是筌蹄。作者寫文章有材料，有邏輯，有思想。我們要通過文本，想像作者根據何等材料，如何運用邏輯來寫這種文本，背後又有何種思想。思想較難捉摸，不如先抓材料。知道作者參考過哪些材料，與眼前文本進行對比，可以理解作者的邏輯。材料、邏輯既已明白，大概可以理解他的思想。我們有大量證據知道黃以周經常參考儀禮正義，而且這一條上文引用江筠的觀點，也是只有在儀禮正義里可以看到的。因此可以相信，他在這裡將鄭箋說成毛傳，是因襲儀禮正義的錯誤，並不是自己弄錯，也不是直接因襲經籍籑詁的錯誤。通過這樣的校勘，我們也知道黃以周雖然認為儀禮正義編得不太理想，（見儆季文鈔卷三複鬍子繼書。）實際上在自己研究儀禮問題時，也相當依賴於儀禮正義。鄉飲酒「乃席，賓主人介」，楊補胡正義引鄉飲酒義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今省略中間93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後者也，……」下又引「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江蘇古籍點校本出校說：「『以仁』衍文，當刪。據鄉飲酒義。」今案：唐石經、撫本及陳澔本均有「以仁」，賈氏鄉飲酒疏引亦有，余仁仲本以下阮元註疏本等始脫二字，是知此條校記坐混同版本與書之誤，無論矣。然楊補胡正義純粹抄錄先儒說而成，引鄉飲酒義亦非直接就禮記摘錄。經核查知此處引文刪節與李如圭儀禮集釋合，是此段文字以集釋為本，而集釋即有「以仁」。作者稱引禮記，但實際引錄的是儀禮集釋上的文字，既然如此，校勘必須校集釋，不可以僅僅校禮記，更不可以拿禮記一個版本來校改。鄉飲酒記「樂作，大夫不入」下，楊補胡正義引褚寅亮說「敖氏謂樂作則獻上」，江蘇古籍點校本出校說：「『上』字誤，改作『工』。據集說。」正義引褚說，褚說中涉及敖說。如果褚說及褚說版本有問題，需要根據集說來校勘，但此處褚說版本無誤，錯誤發生在正義編輯過程中。所以校記只能稱「據管見」。點校本的校勘記，不僅混淆版本與書，連不同的書也混為一談，如此校書，很多書會被消滅掉。

又如上文介紹的士冠禮「賓字冠者」節「主人降，復初位」，儀禮正義只引錄程瑤田懷疑鄭注錯誤的說法，並說：「今案：程說是也。張氏惠言亦辨之。」僅據此文，只能知道胡培翚贊同批評鄭注的程說。但我們校讀時，必須參閱胡培翚參考的十幾種書，知道程瑤田的說法源自敖繼公。明明知道此說出敖繼公，而要把這張牌隱藏起來，這是胡培翚的有意行為，反映他不願公開支持鄭學敵人敖繼公的思想。這種思想，只有通過了解胡培翚見到過哪些材料才能理解，僅憑正義文本是看不出來的。正義絕大部分文本內容抄錄先儒成說而已，一一核校，是校文，非校書。校讀正義必須校以胡氏所持十幾種書，探尋其間取捨之意。當知作者「沒寫甚麼」比「寫過甚麼」更重要。

軍禮通故第33條引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衛長。」註：「見司右注。」「長以衛短，短以衛長」，重複「衛」，核司右注知下「衛」當作「救」。上文說逸書文本不易確定，但此則引周禮注所引，而周禮注可以肯定是「救」非「衛」，所以可以據改。但此第33條，引錄周書、司馬法、管子、淮南子、公羊家說、穀梁家說、衛宏、楊雄、鄭眾、鄭玄、韋昭、禮記隱義共十二家，這些引文除了管子外，全見五經異義疏證，而五經異義疏證刻本引司馬法即訛作「短以衛長」。可見，黃以周撰寫此條，以異義疏證為主要參考資料，轉引材料，連訛字也因襲過來。在這裡，錯誤在異義疏證刻本，黃以周沒有意識到這個錯字，他的原稿一定也作「衛長」。如果說校勘的目的在恢復作者原稿的原貌，只有轉寫、版刻訛字才可以改字的話，這裡不能改字。可是，不難推想，在陳壽祺、黃以周他們的腦子裡，這段引文應該就是司右注的引文，他們沒有想過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如此訛字。如果有人提醒他們，他們一定會同意校改。這種情況，改不改字應該說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改不改都可以。無論如何，校記是一定要出的，而且必須說明這是因襲異義疏證刻本的訛字，不能直接稱「據司右注」，因為作者根本不是直接引用司右注。

當王老師叫我校對禮書通故時，我怕六書通故做不好。因為六書通故的主要內容是按古韻類編的諧聲偏旁表，說明文字相當簡短。既然如此，黃以周對諧聲韻部的具體學說不明，不知哪些是刻版錯訛，哪些是黃以周學說如此。後來發現此表以嚴可均說文諧聲表為本，心裡才有底。黃以周沒有引用嚴可均，但必須與嚴表對校，此表才可以讀。校書必須要找可以比較的合適對象，沒有比較對象，空手面對版本文字，無從判斷哪些是版刻錯字。這就是我的太老師孫人和先生常說的「不校不讀」。

核查作者參考的書，是讀書的基本方法，所以讀現代書也可以用此法。如台灣故宮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錄著錄公羊解故余仁仲本云：「昔阮元為此本作校勘記嘗曰：『鄂州官書，經注本最為精美，今考此本，足以考訂鄂本者頗多。』」案：阮元未見余仁仲本，校勘記更非所以校余仁仲本，則此引校勘記有誤。我們先不要就這一問題鑽牛角尖，而要從根本上了解有關情況，也就是說先看作者寫這一段話參考過的資料。於是查閱鐡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就看到有如下記載：「阮氏校勘記稱『鄂州官書經注本最為精美』，今考此本，足以考訂鄂本者頗多。」作者抄書時所犯錯誤，不辨自明了。

（六）不知訛誤所由不得校改

傳寫、翻刻過程中發生的訛誤，是我們校改的主要對象。另外，作者不經意的錯誤，假如有人提醒，作者會毫不猶豫改正的話，也應該校改，至少可以出校。既然如此，這些錯訛都應該能夠說明發生錯訛的原因，否則不能排除作者有意那麼寫的可能性。如鄉飲酒禮「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阮元校勘記雲「唐石經脫阼字」，有人說：「今案唐石經此句殘，看不出脫阼字，阮氏臆說。」（中華書局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四輯載阮元儀禮註疏校勘記補正。）此人所見「唐石經」是民國皕忍堂刊本，以此而論「唐石經」，是犯了混淆版本與書的錯誤。（唐石經雖非一部書，錯誤性質無異。）更大的問題是，「阮氏臆說」完全講不通。假如所見唐石經殘此句，阮元（且作為校勘記作者代號。）為何要杜撰如此臆說？「阼階東」自然以有「阼」字為正，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為何要編造「唐石經脫阼字」說，除非認為阮元神經錯亂。既然不能說明錯誤原因，則應該懷疑是自己的判斷有誤。就此處「阼階東」而言，戴震所見補刻石經脫「阼」字，（戴氏石經補字正非抄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黃山書社版全書、清華大學出版社版全集均收錄。）知阮元所見定當如此，絕非臆說。

士昏禮「婦饋舅姑」節「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楊補胡正義曰：「從者，從肝席也。」此句無可理解，一定有訛誤。我們已經知道儀禮正義常用的十幾種前儒著作，不難發現這部分正義凡六十字全部抄襲吳廷華儀禮章句，而且用的是皇清經解本。章句原來作「一酳無從從肝也席於北墉下」，皇清經解刻版誤以「席」為小字，遂讀為「從肝席也」。皇清經解咸豐修補以後的印本，此處「席」字已改大字。我們核對儀禮章句的任何版本，即可知道「席」字誤衍，但仍不能確定何以誤衍。只有看到咸豐修補以前的皇清經解，（儀禮正義刻版成於咸豐二三年閑，胡、楊所見皇清經解自然是修補以前印本。）才能明白這一荒唐的錯誤所以發生的原因，因而可以放心校改。

禮書通故第12條「舊唐書引沈約雲，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云云，「舊唐書」自當是「隋書」（音樂志）之誤，我們已出校改正。但黃以周討論禮記流傳問題，不會去翻閱舊唐書，引「隋書」何以誤為「舊唐書」，不得其解。後見錢大昕潛研堂答問雲「嘗讀舊唐書載沈約之言」云云，則錢氏讀史廣博精深，偶有此記憶錯誤，不足為奇。因此可以推斷禮書通故的訛誤淵源於錢大昕，可惜我對禮記流傳問題沒有深入了解，不知黃以周討論這問題參考過甚麼材料，因而還不能確定這一錯訛的直接來源。

又如上文介紹段注說文引淮南高注「攝其肩之耳也」，現在較容易看到的版本都作「攝耳居海中」，集解、集釋都不說有其他異文，一般人會懷疑「攝其肩之耳也」是「攝耳居海中」之誤。但我們要自問「攝耳居海中」如何訛誤才能變成「攝其肩之耳也」？兩個文本距離太遠，無法解釋產生訛誤的原因，所以必須保留判斷，再探討底本訛誤以外的可能性。

總之，欲言底本訛誤，必須能夠說明如何產生此訛，不能說明產生訛誤的原因，應該懷疑自己的判斷有誤，最大的可能性是自己對文本的理解有誤，其次則作者另有所據。不得解釋訛誤原因，先不要校改，待之他日。

以上（四）、（五）、（六）三點是我與王老師在合作點校儀禮正義、禮書通故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重要原則，尤其適合整理清代經學著作。

（七）上中下相校

除了引文必須核校外，最需要核校的是作者所參考的書，這是往上校。另外，後世學者的著作引錄此書，往往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周禮正義引先人論著，大多經過校勘，明顯的訛誤都得到校正，不妨參考，雖然不能直接作為校改的根據。又如儀禮正義引禮經釋例，由於胡氏曾師從凌氏，而且熟悉儀禮，所以文字往往較刻本為優，非一般抄書之比。這是往下校。另外，參考與作者同時代的著作，有時也能得到有效的線索。文哲所整理的清人文集，由於各位老師都很關注這些學者，所以這一點做得比較充分，值得我們學習。

（八）核書便法

核對作者用過的版本，不太可能完全做到，實際上我們都要靠現在的影印本、排印本，甚至要利用校勘記之類著作。因此，平常也要注意搜集各種版本資料。例如淮南子劉文典集解、何寧集釋以訓詁解釋為主，若無解釋必要不記錄版本異文，只有張雙棣校釋記錄版本異文相對較詳細，是目前比較方便的參考工具。又如核校緯書引文，日人編緯書集成可提供線索。利用工具，自然需要正確認識其特性及可靠性。如經籍籑詁錯誤甚多，道咸以後學者輕信籑詁而誤者，我們需要校訂。我們自己可以當索引用，不可直接引據。如點校本周禮正義（第一次印本）大宗伯第1365頁「廣雅釋言云：『賀，嘉也。』〔一〕」，校記：「『言』原訛『詁』，據廣雅改。」其實「賀，嘉也」在廣雅釋詁，而經籍籑詁誤稱釋言，王老師誤信籑詁。（第二次印本已經改正。）當年文史工具書有限，現在則廣雅疏證有索引，也有電腦檢索的方便，應該比較容易避免此類問題。

（九）分工與合作

點校整理工作頭緒繁多，諸如跑圖書館調查版本，記錄版本異字；查找遺墨，辨認手寫文字；核對文獻，分析文本的層次結構；確定標點，撰作校記；設計版面，編輯成書；校對底稿，另做通讀校等等。各方面工作，所需能力不同，而且工作量大，若欲一個人獨立完成，難免疏忽，不妨考慮分工。王老師整理通典，版本對校工作還是請人跑圖書館去做的。出版社有編輯，負責多方面工作，一般來講對提高出版質量有積極作用。（有些出版社編輯沒有應有的業務能力以及文化水準，只會帶來麻煩。文哲所出版點校成果沒有出版社編輯，有好處，也有壞處。）例如沈津先生整理的翁方綱提跋手札集錄，隨便翻看幾條與經學有關內容，標點都有問題。其實很多問題只要核對原書即可解決，並不複雜。我猜想，沈先生整理此書，以手抄本為底本，而且底本文字非楷書，整理工作的重點不得不放在辨認文字方面。由於主要精力用於辨認文字，標點方面就相對疏忽了。又如研六室文鈔我在北大借閱的版本，可以補胡培翚集所缺徐璈序，主要是因為近水樓台，北大圖書館比較方便，但如果讓我自己點校研六室文鈔，注意力會集中在點校上面，很可能不去想借閱多種印本。另外，別人的點校容易看出毛病，也是人之常情。如我們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現在整理余嘉錫先生遺稿，其中有一段引到劉向山海經題記雲「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勛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我一開始以為三人並列，官銜加「臣某」而已，糊裡糊塗在「臣望」下打頓號。我們歷史系的學生一看就發現問題，指出「校治侍中」不能連讀，這與我看「堂中北墉」就知道有問題一樣，只要經常接觸、熟悉內容，就容易看出問題來。因此我現在比較重視合作，余嘉錫先生遺稿除我自己做點校外，還請兩位學生分別進行校讀，定期聚首核對，以期減少疏忽。過去我與王老師合作點校儀禮正義，我還年輕，查書較勤，王老師有學問，有經驗，兩者結合，效果相當好。每種書情況不同，若有必要，不妨考慮分工合作。

（十）向整理工作者致敬

上文舉例介紹幾部點校本的個別問題，點校者不是老前輩就是我老師們，我自然無意批評。實際上，點校整理工作勞動量大，而且確實能給讀者帶來很大方便。像周禮正義雖然存在不少校對方面的疏漏，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孫詒讓鉛印本排字過密、印字不清所致。現在在點校本的基礎上，再進行校對，自然可以校出很多問題，但如果沒有點校本，直接根據孫詒讓鉛印本點校整理的話，不能保證校對失誤一定會比現在的點校本更少。周禮正義點校本給我們帶來的舒適與快樂，凡是讀過的人莫不深有體會。又如廣陵書社新出寳應劉氏集第499頁「後漢書〔一〕禮樂志：『世祖受命，改定京師於土中，……』」校記云：「『後漢書』，諸本原作『漢書』，今據引文內容改正。」其實「引文內容」就是漢書禮樂志的文字，而點校者非要補「後」字。謝承、謝沈後漢書及司馬彪續漢書皆有禮儀志而無禮樂志，更不聞有此所引文字，點校者好像是認為漢書不可以寫後漢事，後漢內容只能在「後漢書」。這是我近幾年來所見最荒唐離譜的一條校記，甚至帶有幾分幽默。就算如此，我還是很感謝整理者。要不是他們如此整理，像愈愚錄這種書我不會去翻。（北京圖書館珍本叢刊所收影印稿本，字跡不清楚。）現在出版的點校古籍，隨便翻翻都可以看出幾處毛病來。但如此容易看出來的問題，讀者也不會被誤導，實際上也不是甚麼大問題，最多點校者及出版社不夠體面而已。我對目前出版的各種點校本有較大意見，所以願意自己動手做點校本，結果至今還沒有做好一部，由此也可見整理工作的不易。「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所以問題歸問題，我還是很感謝那些點校出版工作者。

讀古書為了樂趣，與古人做朋友我很開心。我們無力控制美國帝國主義，無力糾正日本法西斯體制，在世界上等著餓死、病死的人不知其數的時候，點校錯誤是微不足道的問題。我現在純粹作為個人愛好來從事古籍整理工作，要與古籍共生死。我死我的古籍亦亡，是否有人繼承發展對我自己似乎不那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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