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為什麼興盛於華北？

　　刊於10月20日《法治陝西》雜誌

　　1900年8月，庚子年，慈禧太后第二次倉皇逃出北京城，「西狩」去了。第一次「西狩」是在四十年前，1860年，因為英法聯軍長驅直入京師。這一次再以「打獵」的名義出逃，則是因為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聯軍之所以進攻北京，是因為義和團在直隸、京城焚毀教堂、攻擊教民、洋人，給了列強軍事干涉的口實。

　　義和團運動發端于山東，橫行於直隸、京師，並向山西、河南、內蒙、東北蔓延。而東南一片，則基本上沒有出現大股的拳民。拳民在華北平原而不是東南沿海興風作浪，這當然不是上帝擲骰子的結果，而是有著複雜的政治與社會因素。

　　觀察義和團運動的興衰史，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漢人督撫多主張對拳民採取強硬手段，滿人督撫則給予義和團非常明顯的「懷柔」。發生拳亂的直隸、山西、河南、內蒙、東北，當時都是滿人當政，如這一年的直隸總督為裕祿，山西巡撫為毓賢，河南巡撫為裕祿的哥哥。

　　毓賢擔任山西巡撫之前，在1899年還當過山東的巡撫，而拳民在山東興起，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位滿人親貴縱容與偏袒的結果。19世紀末，山東是義和拳民與教民之間衝突層出不窮的省份，近代史上有名的「巨野教案」即發生在1897年的山東巨野縣，導致德國藉機侵佔了膠州灣。鑒於發生「教案」的嚴重後果，朝廷要求毓賢「隨時多方開導，務令民教相安」，但毓賢卻向朝廷報告：「委無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東省二十餘年，耳聞目睹，知之甚確者」，倒是教民「橫行鄉里，魚肉良民，甚至挾制官長，動輒欺人」。在處理民教糾紛、爭端時，毓賢被認為「固執成見，以為與教民為難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稗史說他「奉拳匪為神聖，不惜與其前此冶盜之宗旨相背馳」。

　　在毓賢的「主撫」政策下，山東義和拳更名「義和團」，取得了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甚至有拳民打出「毓」字旗。山東的許多地方，都設立了拳和團的拳廠，如庄平縣有八百多個村莊，拳廠也多達八百個。

　　毓賢的做法當然引發了列強的強烈不安，他們不斷向清廷施加壓力，如美國駐北京公使即建議清廷：「派一個能幹的人代替他（指毓賢）的職位」。那麼誰是頂替毓賢的合適人選呢？英國駐北京公使在致英國外交大臣的信函中說：「關於今後山東北部的局勢，我認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選袁世凱充任巡撫。」在列強施壓下，1899年底，清廷只好召回毓賢，委任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這裡有個細節也值得說出來，毓賢臨走前，下令誅殺了著名的義和團首領朱紅燈。顯然，毓賢對義和團的「懷柔」，並不是出於真心的同情，而是基於其政治目的的盤算。

　　袁世凱接替毓賢的消息傳出，令對山東局勢憂心忡忡的西方列強鬆了一口氣。1899年12月7日，美國駐華公使給美國國務卿致信：「我高興地報告您，昨天武衛軍袁世凱將軍受命代理山東巡撫；他是一個能幹勇敢的人，和外人交遊甚廣，相信皇上給予適當的諭旨以後，則擾亂即可停止，秩序即恢復，我們希望如此。」事實上，老袁為了穩定山東的局勢，對義和團確實很不客氣。有一則軼聞說，袁世凱到任後，給一些義和團首領發請帖，讓他們來衙門表演「刀槍不入」的法術，當這幾個首領口吐白沫、神靈附體時，老袁拔出長槍，砰砰兩聲，將他們打死了。這一招夠狠，不但懲罰了義和團首領，而且揭穿了他們裝神弄鬼的把戲。軼聞未必為真，但袁世凱對義和團的強硬態度則是真的。他一到山東，立即就頒發《禁止義和拳匪告示》、《嚴禁拳匪暫行章程》；飭令各府州縣募雇壯勇，建立團練，協同官府防剿義和團；對鬧事的義和拳民，一經抓獲，往往「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在他的鐵腕鎮壓下，山東的義和團運動很快陷入低潮。

　　但與此同時，直隸的義和團運動則風起雲湧，據稱蔓延到九成左右的州縣，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民眾參加。1900年春天，義和團的勢力已侵入京師，並在京津一帶大規模破壞鐵路與電線。義和團勢力在直隸地區坐大，與直隸總督裕祿（他也是滿族親貴）的態度有非常大的關係。裕祿對義和團的態度很曖昧，說是「主撫」吧，他曾無情剿滅拳民；說他「主剿」吧，他又曾向義和團下跪，為他們打開軍械庫。當義和團在京津破壞鐵路、焚毀教堂時，裕祿雖然接到請求保護的報告，卻遲遲沒有採取有力措施，導致局勢進一步危急，授予列強發兵進京的口實。不妨設想一下，假如當時仍然是李鴻章總督直隸（李是裕祿的前任），恐怕歷史將會改寫，直隸局面不至於失控。

　　裕祿的騎牆，是因為他在觀望朝廷的風向標。朝廷對義和團的態度一直很不明朗，在「主撫」與「主剿」兩條路線之間左右搖擺、進退失據。大致而言，當時的洋務派官僚主張與西方列強修好，懲辦挑釁洋人的義和團；守舊派親貴因為不滿列強幹預慈禧的「訓政」與立大阿哥取代光緒帝的計劃，則企圖借「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給欺人太甚的列強一點顏色看看。可以說，朝廷處置義和團運動的決策，將取決于洋務派與守舊派的勢力消長。而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頑固守舊勢力復熾，所以當前山東巡撫毓賢回到北京時，立即受到載漪等親貴的歡迎，又「在京結徐桐、剛毅等，多方煽惑，自稱為拳首，並捏稱義和團不畏槍炮，一派虛言，遍傳都下」，隨後毓賢便被任命為山西巡撫。

　　上面提到的剛毅，也是一個在義和團運動中導致局勢惡化、清政府與八國聯軍走向正面對抗的關鍵人物，義和團大舉入京，即是剛毅的「招團剿洋」主張所致。此公「日言仇洋，見談洋務者皆斥為漢奸」，1900年6月，曾受命前往良鄉、涿州一帶察看義和團虛實，結果他向慈禧報告說，「拳民忠貞，神術可用」，促使慈禧下決心向列強「宣戰」。6月21日，清政府下詔「宣戰」，並飭令各省督撫將各處「義民」「招集成團，借御外侮」，剛毅則與載勛被任命為統率義和團大臣，率領義和團同八國聯軍開戰。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前面所說的「漢人督撫多主張對拳民採取強硬手段，滿人督撫則給予義和團非常明顯的『懷柔』」，不過是表象而已，事情的實質是洋務派與守舊派兩套治國方略的不同呈現。洋務派官僚控制下的東南各省，基本上保持著平靜的局面，當清廷在守舊勢力的操縱下向列強「宣戰」之後，主政東南的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等地方實力派則與列強達成協議，拒絕北上「勤王」，史稱「東南互保」，避免了戰火南下。

　　義和團運動爆發於華北平原，還跟19世紀末中國北方的社會基礎息息相關。著有《義和團運動的起源》的周錫瑞先生認為，在與直隸接壤的魯西北，士紳階層十分薄弱、傳統的社會控制機制正在解體，這為拳亂的大規模傳播創造了條件。直隸的義和團即由魯西北傳入。而在士紳勢力較強大的魯西南，拳民勢力則受到地方士紳的控制，當袁世凱決意解決山東的義和團騷亂時，士紳群體的存在也提供了配合官府重建社會秩序的機制。來看山東巡撫衙門的一份表揚信：「李萬善既與李茂先同赴四鄉，竭力勸禁邪術拳會，解散脅從，在事出力，自各查照前案賞給五品獎札，以昭激勸。」說的正是地方士紳協助官方勸禁義和團、然後得到官府賞賜的事情。

　　直隸的情況稍有不同，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時，有大量的直隸士紳加入了義和團，「京城士紳富戶，多有設壇者，皆稱壇主也」。這是何故？一份對 「19世紀末20世紀初直隸士紳文化心態」的研究發現，與更早接觸外來文化的東南諸省相比，直隸一帶的士紳普遍存在著強烈的「仇教排外」文化心理，「民間感於歷來國恥，及各處教堂教士之蠻橫，排外之心甚熱，亟願得相當機會，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憤，以故邑中有識士紳，亦洋洋樂道其事（指義和團運動）」。這一士紳風氣，要等到義和團之亂平息之後才得以改觀。

　　東南的「互保」也不僅僅是洋務派官僚的主意，同時還有東南社會力量在推動。自洋務運動以來，東南各省興辦了大批洋務企業，傳統與西方文化的交融催生了一個強大的「士紳—紳商」群體，這個既保持著士紳傳統又對近代文明抱開放態度的城市精英群體，是東南社會最重要的穩重器。當拳民與洋人在北方亂戰之際，漢口九江等地的紳商便致電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要求加強對長江和內河的防衛；上海的紳商則組織了一個「東南救濟善會」，保護教堂及傳教士；上海媒體紛紛刊發《保衛東南商務》、《保全南方之法》等社論，要求東南諸省當局維持中外和局、保障社會穩定。

　　張謇、陳三立、湯壽潛、汪康年等東南權紳，為促成「互保」，也奔走於督撫、洋人之間，穿針引線。張謇的朋友劉厚生曾透露：「當初張謇與何嗣焜、陳三立、沈瑜慶、湯壽潛、施炳燮六人（均為東南社會的士紳），決定拉攏劉坤一、張之洞兩個總督，聯合起來以『東南互保』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權為最大目標。」不管張謇當時是否有推倒慈禧的圖謀，但「東南互保」的實現，張謇確實發揮了大作用。張謇與劉進入坤一、張之洞關係密切，6月16日，英駐漢口領事「欲派水師入長江，幫助彈壓土匪」，張謇得悉後「力阻之」，同時電告劉坤一：「英水師欲據長江，若我不任保護，東南大局去矣。」18日，他策動劉坤一招撫盤踞長江下游的鹽梟徐老虎，避免徐老虎響應北方的義和團而鬧事；25日，沈渝慶在盛宣懷的授意下，遊說劉坤一跟西人簽訂和約，劉坤一猶豫未決，是張謇的這一句話：「雖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雖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以存也。」讓劉坤一下了決心，電約張之洞與西人簽約。次日，《東南保護約款》遂在上海簽訂。

　　可以說，沒有東南社會整個「士紳—紳商」群體的同氣相求，「東南互保」是不可能出爐的。

　　庚子年的義和團運動很快就平息了。這場運動產生了一個非意圖後果，即以它的失敗，證明了頑固守舊的不合時宜，守舊勢力被清理出場，剛毅在追隨慈禧「西狩」途中病故，毓賢在蘭州被賜死，裕祿在戰爭中自殺。清廷終於下決心延續中斷了的維新事業，於是緊接著「庚子國變」之後，又有了「辛丑新政」。這也是歷史的弔詭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