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中國國家安全：外國間諜在中國

間諜防不勝防 中國人甚至毫無知覺

「為了確定人民大會堂是否舉行一場重要會晤，我們就記錄停在人民大會堂前面的豪華轎車的數量。為了確定參加會晤的（中國）軍方人員的級別，我們就數他們身穿制服的口袋數量……為了評估其他國家與北京相處的關係如何，我們就觀察外國客人排隊的變化情況。」

這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高級特工、中央情報局駐北京情報站首任站長李潔明（後任美國駐華大使）對自己在華工作的片斷描述。而這套做法，也曾被當年的美國情報機構用來對付前蘇聯。

在過去一年裡，中國「間諜威脅論」在歐洲和北美甚囂塵上，中國人被指責為從事間諜活動，危害他國國家安全。但一個事實是：境外機關對中國的情報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甚至就在中國人身旁悄無聲息地進行著。

記者曾聽一些朋友講述過幾件國人親身經歷的可能與間諜相關的真實故事。

一位曾經是日本防衛廳官員的日本人告訴自己的中國朋友，日本原駐中國武官曾經以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而被中國驅逐出境，此人被中方驅逐時喊冤，認為是上了美國人的當。

一次，一名中國記者在北京大學採訪一個比較大型的國際學術活動。中午就餐席間，這名記者認識了某國專程來華參加此次會議的某國中國問題專家。該記者發現，這位專家手中拿著一份在中國屬「秘密」級別的中文複印資料，但資料名稱在複印時已被隱去，由於這名記者曾經閱讀過這份資料，所以一眼認出這份資料。但這個外國人究竟是如何獲得這份資料的？他又是在哪裡複印的？記者不得而知。

2000年，朝鮮領導人與韓國總統舉行歷史性峰會。就在峰會進行的時候，某國外交官一再邀請中國一名資深記者前往晤談，表示會就朝韓峰會發表意見。但讓中國這名記者不可理解的是，整個晤談中，只有這名外交官在不停地打聽，並且提出的問題都是敏感的。後來，中國記者坦率地對這名駐京外交官說：「今天原本是我來採訪您的，現在倒成了您採訪我了。」

上述案例中，跟中國記者打交道的外國人究竟是不是專門收集中國情報的間諜？資深人士對記者說，除了專門負責監控的中國國家安全人員外，這些一般不會為外人所知，而且多數情況下，即使是從事反間諜工作的專業人員也無法準確判斷面對的人是不是間諜。西方有句名言：「最成功的間諜就是永遠也不會被發現的間諜」。

針對上述問題，長期觀察中國國家安全的資深人士對記者說，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人員來往急劇增多，使中國國家安全面臨諸多新問題。總的來看，目前中國國家安全仍然是「內憂大於外患」。

美國老特工在中國設下的情報交接點30年後仍然有效

不久前，自稱1949年以後第一個合法進入中國的美國中情局北京情報站首任站長李潔明，出版了一本長達400頁的回憶錄《中國通—亞洲歷險、諜報、外交90年》（中情局曾接觸其父，90年也包括其父的在華活動），侃侃而談在中國展開的情報活動。

李潔明明確地說，1973年他到北京後設立的情報交接點，有的很不錯，而且直到他1989年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時，這些交接點仍然有效。

李潔明透露，美國情報機構曾在中國西藏地區策劃暴動，打劫中國軍車，搶走絕密資料，而這些資料都是只有中國軍級高官才有權力閱讀的；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情報機構還曾向中國空降間諜，有的杳無音信，有的被抓獲。冷戰期間，美國情報機構在中國邊境或周邊地區長期進行情報活動。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成為美國情報機構獲取中國情報的天堂，在港中資機構成為重要滲透對象，用高科技手段在中國周邊截取信號情報更不在話下。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資深人士說，記者幾乎擁有演變成境外間諜的所有先天條件，比如交際廣泛、行動自由等等。但會不會成為間諜，關鍵在於記者本身具有的素質以及國家安全意識。據歷史記載，著名的蘇聯間諜大師佐爾格，可以說是以記者為掩護身份的典型範例。在前往東京之前，他利用自己的聲譽和過去的關係，成功地與當時德國最有名望的報紙《法蘭克福報》編輯部簽訂了協議，以這家報社記者的身份前往日本工作，同時還和德國另幾家報刊編輯部達成口頭協議，答應作為他們的通訊員或撰稿人，定期從日本給他們寄回稿件。到東京之後不久，佐爾格就把自己要從事記者活動的事項以及有關介紹信向日本最高當局作了報告，並拜訪了日本外交部負責新聞事務的官員，正式以記者身份開始諜報活動。當然，這樣的故事不排除在今天的中國發生的可能性。

據知情人士對記者透露，1952年5月生於重慶的董維，其妻曾是四川某電台記者，父親是位老紅軍，後來擔任過民航局副局長，並在1980年代任四川錦江飯店總經理，美國總領事館一度就設在錦江飯店。董維兄妹很早獲得赴美簽證。1986年7月，董維自費赴美留學，次年即獲得綠卡，1995年加入美國國籍。據有關媒體報道，董維1986年赴美留學後，利用自己在國內的記者身份，很快建立了龐大的人際關係網。他經常出席一些剪綵活動，大出風頭，引起台灣情報機關的極大興趣。1989年，在紐約華人春節晚會上，董維結識一個叫賴勝權的台灣人。賴勝權做過台灣中央社駐日本和美國記者，實際上從事間諜活動。在賴介紹下，董維在1990年前往日本橫濱見到了台灣「軍情局」駐日本的老情報人員李海天。

據報道，董維陸續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情報，並於1990年正式加入台灣間諜組織，月薪3000美元，化名「關宇」。董維被捕後供述，他的關係人共98人，其中台灣「軍情局」和「國安局」編製內的人員11個，董維發展的間諜人員5個，向台灣情報機關介紹的人員28個，其他關係人54個。

報道稱，從董維的供述中可以發現，大陸赴美人員是台灣間諜機關的重要發展對象。20世紀70～80年代，有些人從大陸到國外後，有時會為了幾百美元不惜出賣國家機密。進入90年代後，人們有了更多機會走出國門，物質的吸引力也比過去小了很多。這時，台灣情報人員採取新手法，在渴望赴美留學的大陸學生中有目的地尋找一部分人，資助他們出國學習。

國家安全意識淡漠 普遍存在於國人當中

中國僅在過去一年裡就發生好幾起間諜案，如為《紐約時報》工作的趙岩間諜案、中國社科院知名學者陸建華間諜案、程翔間諜案等等。一些案件至今還未了結，在境內外引起廣泛傳播和討論。

有觀察人士在接受採訪時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反間諜工作方面曾經取得非常大的成就，能夠調動全民意識。可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內的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很多老方法已經不能解決問題。

此外，國內的國家安全教育已經遠遠落後於實際需要。一些相關工作部門的人士表示，如何應對敵對力量的滲透，完全靠自己在工作中的積累與琢磨。據悉，中國社會科學院曾舉辦過一次國家安全形勢教育的講座，而這個講座是發生在陸建華間諜案之後的事情了。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中很少見到有關國家安全方面的宣傳和教育。在書店裡，除了《國家安全法》之外，很少見到類似輔助讀物。有人說，以前中國人出國時，都還有所謂的「出國前教育」，主要是針對出國的禮儀和安全方面的教育，現在已經越來越少見了……

長此以往，國人普遍缺乏安全意識，在跟外國人接觸時根本不設防，甚至最後自己有意或無意地成為間諜。其實，無論是從事敏感職業還是一般職業者，只要涉及領域是對方的興趣所在，你就可能成為對方徵召的對象，最終成為對方的「資產」。據記者所知，在北京某中央級報社的歷史上，就先後出現過兩名記者因為從事間諜活動而被判刑。

國際問題專家表示， 總體國家安全形勢樂觀

不過，談及中國總體的國家安全形勢時，中國的國際問題專家表示樂觀，認為：第一，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在增強，即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第二，國家內部免疫系統增強。

2005年7月29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法制辦主任郭文、北京國安局法學會會長王建和中國法學會會員、研究員周文等人破例第一次在互聯網上與網友交流，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等問題作出解釋。

據郭文介紹，北京市國安局的工作十分艱巨，從成立以來破獲了一批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重大案件，不僅是間諜案件，還有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泄露國家秘密的案件，有些案件在新聞媒體上進行了報道，但「多數案件涉及國家秘密，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應該進行不公開的審理，社會對這方面不是很了解」。

周文說，中國習慣上把外國間諜和情報組織的成員或者接受任務的人員稱為「間諜」，把台灣間諜情報組織的成員或者接受任務的人員稱為「特務」，實際上，間諜和特務沒有本質區別。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中國都作出相應規範，在法律上都用「間諜」一詞，基本棄用「特務」。

這次交流從具體內容來看，並沒有論及太多實質性事件。但是，這是一個很好的先例，有助於中國民眾提高國家安全防範意識。此外，從這次互聯網的交流中，人們也能間接揣摩出中國應對國家安全時，面臨的挑戰和緊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