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國際戰略思想研究

孫中山的國際戰略思想研究

內容提要：很長時間以來，國內對孫中山的研究一直集中於政治思想、「三民主義」的形成、發展、哲學思想、經濟建設思想、科學技術思想和教育思想等領域，但隨著全球一體化的迅猛發展，孫中山的國際戰略思想也應該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其中包括孫中山先生對國際格局、中國的國際定位、國家利益、國家目標和外交政策的認識。

孫中山的國際戰略思想是孫中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孫中山革命時期的外交指導思想。孫中山的國際戰略思想是全面、豐富和深刻的，包括對國際格局、中國的國際地位、國家利益、國家目標、外交政策的認識。科學地總結孫中山的國際戰略思想，有助於深化對孫中山的思想的認識。

一、國際格局

所謂國際格局，即是國際上各種力量對比及其相互關係。嚴格意義上的國際關係，只是到了近代即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和發展，才真正形成。它顯著的特徵之一是，近代國際關係體系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工業文明全球性擴張與對外殖民掠奪的產物。孫中山已認識了國際格局的這種特點。1924年11月，他在慶祝俄國十月革命紀念大會上指出，十月革命的勝利，不僅是蘇俄革命的勝利，而且是國際革命的開幕；不僅是蘇俄民族的解放，而且是國際民族解放的起點。他把國際世界劃分為壓迫人的帝國主義列強、被人壓迫的失去了獨立能力的弱小民族和「不壓迫人也不被人壓迫」的俄國三種類型，他高度讚揚了第三種類型的蘇俄：自己的民族解放了，還要扶助弱小民族，反對帝國主義。他強調國際世界「任何民族、任何階級，對於真正的自由平等與獨立之要求，都是一致的」，因此，他號召被壓迫民族與「不壓迫人也不被人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建立「聯合戰線，向壓迫人的國家攻擊，以實現國際革命之成功」。孫中山認為，只有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團結起來，形成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強大洪流，才能取得被壓迫民族的解放。1923年底，他預言，「在十年內將要爆發的世界大戰之中，印度將和中國、俄國、德國、阿富汗、波斯、美洲和非洲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為自由獨立而進行偉大的鬥爭。」「中國將從德國取得她所需要的技術上的援助，然後轉過手來再幫助印度。」這裡，他將中國、俄國、德國、印度劃分為世界被壓迫者；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劃分為壓迫者。

孫中山對國際格局的認識，與列寧的思想相類似。1920年7月，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把當時共有17．5億人口的世界各國劃分為三類：受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戰敗國和蘇維埃俄國，約有12．5億人口；保持原來地位的國家，約有2．5億人口；幾個「享有瓜分世界利益」的國家，人口不到2．5億。列寧對世界政治力量的這種劃分方法，不僅反映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不同制度的矛盾，反映了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矛盾，而且反映了三類處境和地位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區別和矛盾。毛澤東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正是對列寧和孫中山上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蘇聯、美國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二、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包括國家的政治、經濟、安全等基本利益。

（一）政治利益

孫中山對中國政治利益的認識，在其早期和晚年是有區別的。早期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利益表現在，堅持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國同盟會的領導地位，維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反對列強，支持實行君主專制制度的清王朝，堅持「三民主義」；晚年他的認識有了很大進步，認為中國的政治利益表現在，堅持民族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領導地位，維護多數人的利益，建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人民共和國，堅持「新三民主義」，反對列強支持的代表地主階級、買辦階級的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

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以前，都以愛國自相期許和以此號召群眾，但他們未對愛誰的國、哪個階級的國，從革命立場進行分析，而孫中山卻區別國家的不同性質，指出中國人只應當愛與清政權相對立的「中華國」，其實就是愛獨立的、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中國。但列強維護實行君主專制制度的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反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1907年，日本政府應清政府要求驅逐了孫中山，1908年，查封了《民報》，孫中山被迫轉赴河內，希望得到法國支持。1908年，法屬印支當局驅逐了孫中山並破壞了河口起義，12月孫中山又遭到暹羅英殖民當局的驅逐，1910年，南洋英當局以「妨礙地方治安」為名驅逐孫中山，荷屬殖民地又拒絕其入境，孫中山只得遠赴歐美。

孫中山為民主主義而奮鬥，辛亥革命在中國推翻君主制，實行共和制。共和制度的建立，孫中山極力宣傳、堅持。他和南京臨時政府爭取列強的承認。但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對列強造成的晚清外交局面採取承認的態度，希望以此換得列強的同情和支持，這是中國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妥協性的表現。列強視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為中國穩定的力量，選中了袁為其在華代理人，因而必然對孫中山和中國革命力量採取敵視態度，不會給予同情和支持。在列強的壓迫下，加上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和革命陣營內部的妥協傾向，孫中山轉向袁世凱屈服。辛亥革命後，列強支持代表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北洋軍閥政權。先是支持袁世凱政權，袁死後又支持北洋軍閥皖系、直系和奉系分別或聯合建立的中央政權，始終敵視孫中山的革命政權，敵視他創建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孫中山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給予了堅決的回擊，進行了護國戰爭，隨後又開展了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的護法運動。在關餘事件交涉中，孫中山對美國的信賴最深，而美國的態度卻最為強悍。美、英、日、法、荷、葡等國軍艦紛紛集結黃埔，準備以炫耀武力的方式來阻遏廣州政府收回海關，其中以美艦最多，達6艘。1923年12月14日，列強17艘軍艦駛入廣州白鵝潭示威，對孫中山大元帥府構成直接的武力威脅。17日，孫中山發表《致美國國民書》，極為憤慨地說，中國革命黨人曾熱切期望有一位美國的拉法葉特來為中國的正義事業而戰鬥，但如今來的卻是一位美國艦隊司令，他率領遠較他國更多的軍艦，駛入中國領海，妄圖壓垮中國的共和國。19日，他又發表致美國政府的抗議電稱：「我爭應得關余，美艦壓境獨多，助惡長亂，深為公理惜。 」孫中山對美帝國主義支持北洋軍閥政權表示了極大憤慨和對民主共和制度的力爭。晚年，孫中山認為，法國和美國式的共和國都已經過時，只有俄國是新式的，認為蘇俄實行的「人民獨裁政體」 ，要比歐美的「代議政體」改良得多。

（二）經濟利益

孫中山認為，中國的經濟利益表現在：要求擁有對外與其他國家能夠進行平等互利的經濟交往的權利，反對列強對中國的掠奪。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地大量開拓市場，各地區、各民族的來往日益密切。孫中山認識到了這種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他說：「交通既便，世界大同，已有中外一家之勢。」因此，中國要改變積貧積弱的狀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實行開放主義。孫中山的開放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全面開放。他主張利用外資、技術、設備、人才、方法，汲取有利於發展中國生產力的一切文明成果。他說：「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我們無人力，即借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借外國方法。」在他看來這才是發展中國的好辦法。因此，他提出了借外債以興實業的戰略。第二，自主開放。為了保持在對外開放中的自主權，防止主權沉淪，他指出了必須遵循的原則：首先，保護領土，維護主權。他說：「開放門戶，仍須保護主權」；其次，平等互利，雙方受益。也就是雙方均獲利。孫中山反對列強掠奪中國的經濟利益，在金佛郎案和關餘事件中孫中山對列強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孫中山在得知臨時政府與法國公使就金佛法郎案件將進行磋商解決時，為維護國家權利和促使國民關注這一案件的進展，先後發表了兩次宣言。在第二次宣言中，孫中山認為，在《庚子條約》中，對法國的賠款，並無紙佛郎和金佛郎的區別。至於其後佛郎價格跌落，完全是世界大戰所致。而世界大戰，又屬於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鬥爭的結果，不是中國的責任。所以佛郎貶值，中國不能負連帶責任。既然《庚子條約》中沒有明確規定中國必須賠償金佛郎，法國就不應該加重中國人民的負擔，要求中國賠償金佛郎。

孫中山認為，過去中國國民黨曾因為主張修改不平等條約而遭受帝國主義的種種壓迫和破壞。現在帝國主義毫無理由地任意加重中國人民的負擔，曲解能夠增加其利益的條款，將會直接導致中國將來的財政命脈為帝國主義所把持並使之枯竭。孫中山告誡國民要認清法帝國主義的貪婪本性，不要相信法國在得到滿足後會為中國修改關稅稅則，提供方便的許諾。所謂關余問題，即關稅抵債後餘額的解付問題。中國海關的收入一直在英人總稅務司的直接控制之下，每月的海關收入必須先扣除用以支付對外賠償如庚子賠款及外債的部分，剩下的稱為「關余」，向例是由稅務司解付給中國政府。從1919年起，廣州七總裁軍政府分得關余的13．7％，由廣州海關按月解付給軍政府，共6次。但到1920年3月因軍政府內部分裂而暫停解付。11月孫中山返回廣州後，要求海關照舊解付，海關不予理睬。12月初，北京政府要求把全部關余解交給其財政部，英、美公使對此予以首肯。在各國政府的支持下，以英、美公使為首的外交團決定將原歸廣州軍政府的13．7％的關余交給北京政府。10月，孫中山率粵軍驅逐了盤踞廣州的桂系軍閥，恢復了中華民國軍政府後，要求列強撥交關余。但公使團未接受這一要求。從1920年底到1924年，孫中山對列強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國民黨一大閉會後，不久即有「收回海關運動」。在孫中山、國民黨和廣州革命政府的堅決鬥爭下，北京公使團被迫作出決定，將粵海關關余撥付廣州政府用於治理西江，關余鬥爭取得了勝利。

為維護中國的經濟利益，國民黨一大通過的國民黨政綱要求審理包括賠款在內的外債，指出：「中國所借外債，當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之範圍內，保證並償還之」；「庚子賠款，當完全劃作教育經費」；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賄選僭竊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債，非以增進人民之幸福，乃為維持軍閥之地位，俾得行使賄買、侵吞盜用。此等借款，中國人民不負償還之責任。」當然，由於階級的局限性，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外交行為損害了中國的經濟利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他在發布的一些外交文告中申明：承認辛亥革命前清政府與洋人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繼續償還所欠外債，保護外國人在華的生命財產安全和既得利益等等。他一方面極力謀求中國的政治獨立，另一方面又幻想從帝國主義手中獲取經濟援助，表現出對帝國主義經濟的嚴重依賴思想。這就使他不得不在主權問題上作出讓步，甚至以犧牲主權為代價來換取帝國主義的貸款、技術等。

（三）安全利益

孫中山認為，中國的安全利益就是維護中國主權的獨立、領土的完整、人民的生存、不受外來勢力的控制和侵略。帝國主義是危害中國主權的獨立、領土的完整、中國人民的生存的罪魁禍首。但孫中山在其從事革命活動的早期曾對帝國主義列強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沒有提出明確的反帝主張，在他看來，反對滿清王朝是反帝、中國獲得獨立的根本途徑，他沒有認識到帝國主義是中國貧窮落後及分裂混亂的根源。對帝國主義本質缺乏認識，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中只有「驅逐靼虜，恢復中華」等「革命排滿」內容，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孫中山還同樣樂觀地認為中國已是民主共和國家，可以據此重建平等的國際關係。所以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在日本建立的中華革命黨總章中也只列出民權和民生兩主義。革命鬥爭的屢屢受挫促使孫中山對中國國情重新認識和認真反思，思想發生很大變化。「五四運動」時期，孫中山對帝國主義本質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帝國主義的態度也有了重大的改變。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充分暴露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欺凌弱小國家的本來面目，使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中國人民受到一次極其深刻的教育。以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為契機，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愛國學生運動。五四運動中所表現的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愛國精神無疑給予他強烈的震撼。因此，五四運動後孫中山拋棄了對帝國主義的幻想並對帝國主義侵略進行強烈抨擊。特別是到了晚年孫中山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有了質的提高和飛躍，開始意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一樣，都是中國分裂的罪魁禍首，尤其是帝國主義列強，更是中國分裂禍害的總根源。他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明確提出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是中華民族自求勰放；二則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他指出：「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帝國主義而已。」 1924年11月他在日本神戶發表了《中國內亂之原因》的演說，指出：「我們中國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進行，做到徹底成功。這種反革命的力量，就是軍閥。為什麼軍閥有這個大力量呢? 因為軍閥背後，有帝國主義的援助。」「說到和平統一，是我數年前發起的主張；不過那些軍閥都不贊成，所以總是不能實行這種主張，這次我到北方去，能夠做成和平統一，也未可知。不過要以後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 」在1924年的《北伐宣言》中，孫中山表示：「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為中國的獨立與自由而奮鬥。他努力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追求各國平等共存於世界。他重視國家的主權問題，認為中國主權淪喪的禍根在於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確定了政綱，其中對外政策方面，就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外國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國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國人在中國境內行使的一切政治權力等等。取消所有侵害中國主權的條例，重新修訂尊重雙方主權的平等條約。此外，凡是自願放棄一切特權的國家，及自願廢止破壞中國主權條約的國家，中國承認為最惠國。他指出，如不「爭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我們中國便不是世界上的國家，我們中國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國民」。

三、國家目標及中國的國際地位

國家目標是根據國家利益所確定的國家在一個時期所要達到的目的、計劃、願望和要求。孫中山確定的國家目標具有層次性，最高目標是實現人類的和平，增進人類的福祉；最低目標是爭取世界主要國家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和支持，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主，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這與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確立的國家目標是相類似的。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對國家目標作了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堅定不移的方針是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由此可見，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確定的國家目標具有層次性：最高目標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最低目標是保障中國的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始終將實現人類的和平作為自己追求的重要目標：他把「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福祉」規定為同盟會的對外綱領，將「與我友邦益增睦誼，持和平主義，將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闡發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外交政策；他主張用和平的外交手段來解決國際爭端，反對動輒使用武力，認為「凡國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1925年2月，他留下了「和平、奮鬥、救中國」的臨終遺言，至死不忘促進中國獨立、維護世界和平的大業。

辛亥革命後，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在對外政策方面有兩項目標：爭取世界主要國家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和支持；設法使各國逐步廢除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辛亥革命爆發後，英、美、日、俄、法等國雖然對於要不要採取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政策態度各異，但都希望中國建立一個保守的、便於外國操縱的政府。列強還打算以承認為條件，換取新政府繼續遵守不平等條約的保證，趁機從中國攫取更多權益。它們物色的人選是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得不到任何國家的承認和支持，孫中山被迫辭去大總統職位。孫中山在廣州建立革命政府後，一直爭取列強的承認。而列強對華政策的重點仍是維護中國的穩定和統一，視北洋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孫中山為中國穩定和統一的障礙，因而不承認廣州革命政權。關於中國的國際地位問題，孫中山認為中國處於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地位。他品嘗過近代中國毫無國際地位、任人宰割的滋味，說：「外人迭生苛例，閉門拒我？以吾人為亡國人，亡國人世界無位置也。 」他反覆論述中國處於「次殖民地地位」和「奴隸地位」 ，其原因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指出，「中國之現狀」是「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聚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 」1924年從廣東北上，孫中山多次談話指出，革命以來迭次發生亂事，均因各國援助一派武人，逞其野心所致。「中國現在是作十幾個國家的殖民地，有十幾國的主人，我們是十幾國的奴隸」。

在21世紀中葉把中國建設成為世界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然是中國人民追求的理想和目標。我們要在總結和繼承孫中山先生的外交遺產的基礎上，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為基點，以富強中國、提高民族素質為方法，以國際主義為視野，不斷地豐富和發展中國的國際戰略，實現振興中華的偉大目標。

參考文獻：

　　[1]孫中山集外集[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美]韋慕廷. 孫中山一壯志未酬的愛國者[M]. 楊慎之譯.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

　　[3]張季良. 國際關係學概論[M].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

　　[4]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第8卷[M]. 北京：中華書局，1986。

　　[5]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第2卷[M]. 北京：中華書局，1981。

　　[6]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A]. 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C]. 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

　　[7]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第9卷[M]. 北京：中華書局，1986。

　　[8]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第11卷[M]. 北京：中華書局，1986。

　　[9]孫中山選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第1卷[M]. 北京：中華書局，1981。

　　[11]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第4卷[M]. 北京：中華書局，1985。

　　[12]傅啟學. 中山思想本義[M]. 台北：台灣國父遺著研究會，1981。

　　[13]張其昀. 國父思想與德國文化[A]. 張其昀．中德文化論集，台北，1966。

作者簡介：劉倬林，民革河南省委會宣傳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