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在北朝的歷史地位——兼談絲綢之路與北朝平城晉陽（上）

山西位於中國的中北部，黃土高原的東部，北接內蒙古草原，是古代游牧區與農耕區交錯接壤的地區，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這種獨特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它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地區之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265——589），中國歷史進入一個複雜多變的時期，複雜是指在原有的漢代版圖上，特別是在黃河流域，湧進許多新的民族，民族之間互相爭鬥，矛盾凸顯；多變是指西晉八王之亂後，晉室南渡，北地淪喪，導致匈奴、羯族、氐族、羌族、鮮卑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了北方，分裂割據，朝代更迭，此興彼亡，史載其時「內難興於戚屬，外禍結於籓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沉淪，兩都傾覆。」

山西地區，由於地處游牧區至農業區的過渡地帶，堪稱諸民族匯聚最密集地區。史書記載，東漢以來，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不斷有大批南匈奴人降附漢朝，被安置於今山西境內。如東漢末南匈奴三萬餘落（戶）來降，曹操分為五部，「皆家於晉陽、河澗之濱」；內附者除匈奴外，還有烏桓降民。據譚其驤先生研究，山西境內設七八個郡，都有匈奴雜居，北部諸郡，甚至「胡多於民」。

雁魚銅燈

兩漢時期，在山西留下許多遺迹和遺物，遺迹如長城和數以千計的漢墓，如廣武漢墓群、平朔漢墓群、天鎮漢墓群。1983年始，山西的考古工作者配合朔州露天煤礦建設，陸續發掘2000餘座漢墓，出土文物非常豐富，均為死者生前的生活實用物品。包括各類陶器、炊具、酒具、錢幣、銅器、鐵器、玉器、漆器、鉛器、木器等。出土器物中，出土的文物，陶器佔70%左右，以壺、罐、灶、鼎、盒等組成了特有的漢代隨葬器物的組合特徵。銅器佔20%左右，有禮器、食器、酒器、兵器、印章、銅鏡等，其中的雁魚燈是難得之珍品。其他雜器佔10％左右，包括鐵器、玉石器、漆木器、鉛錫器等。在這批墓葬中，還發現了一些帶有匈奴鮮卑民族特色的墓葬，出土了具有少數民族特色的文物近百件。

胡傅銅溫酒樽

在右玉縣，也出土過漢代器物，如中陵胡傅銅溫酒樽等銅器，酒樽通體鎏金彩繪，中原器型與草原裝飾渾然一體，技法罕見。器身虎、象、鹿、馬等動物圖案形象生動，更顯富麗堂皇。口沿刻銘文「劇陽陰城胡傅銅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

尤其是右玉善家堡，出土過許多游牧民族墓葬，善家堡墓地出土的器物，主要有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銅器、工具、器和裝飾品。兵器和其它器具品種多樣，如刀、矛、斧、腰帶、鎮等，一反春秋戰國時期以銅為主要質料的特點，進而變為鐵製品，這是我國北方地區到漢代才出現的重要文化特色。銅鏡殘片具有東漢後期「長宜子孫」鏡的鮮明造型特徵，五株銅錢也顯示出東漢桓帝前後的時代風格。據發掘者研究，善家堡墓地的上限不早於東漢後期桓靈之際，下限約當魏晉時期。

善家堡墓地的出土器物，與中原同時期漢族文物相比，無論從種類方面，還是從造型特徵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差異。而與內蒙古東部、東北地區和鄂爾多斯地區出土的匈奴文化及鮮卑文化相比，卻表現出強烈的共性，反映了較為一致的文化背景、生產和生活方式。夾砂大口戳刺紋罐，是內蒙古完工、札責諾爾、嘎仙洞石室、南楊家營子、伊敏東站、孟根楚魯墓地和吉林榆樹老河深墓地最具代表性的陶器，它們大多被用作炊具，器表常常殘留煙跡。這些兩漢時代的墓葬遺存，經過多年來的探索和論證，現已基本得出共識，確定它們為漢代鮮卑族文化遺存。反映出墓主人是來自北邊的游牧民族。

忻州定襄七岩山的西晉《登高碑》也記載：「鮮卑□須鞬泥，□□大檀□□之曾孫也。率□萬四千家，以先眾夷，屈□內附為官奴。」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的遺迹遺物對照，正相吻合，證實了北方游牧民族不斷進入並代的歷史，同時說明北朝文化是漢代北方多民族文化的繼續和發展。

前趙

眾所周知，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全國政治格局經歷了一個由統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開始和完成這個歷史過程的主體力量，都是聚集於今山西的北方少數民族。如最初打破西晉統一局面者，是避居呂梁山區的匈奴酋帥劉淵。公元304年，劉淵在左國城（今呂梁方山縣）率領內附匈奴登基稱王，建立匈奴漢國，後改成趙國（史稱前趙），攻城略地，掀開了「五胡十六國」（公元304——439）分裂戰爭的序幕。

大同東城牆拓跋珪塑像

一百三十餘年後，結束這場漫長痛苦分裂的，是定都山西的北方少數民族——鮮卑拓跋部。東漢魏晉時期，北方匈奴衰落，烏桓鮮卑崛起，特別是鮮卑拓跋部，幾經磨難起落，進取不止。386年，拓跋珪16歲時，恢復代國，不久又改國號為大魏，史稱北魏或後魏。到398年，遷都平城（今大同）。至太武帝拓跋燾時，經過幾代人努力，先後敗後燕、攻大夏、克北燕、滅北涼、降後仇池諸國，最終統一了黃河流域，結束了「五胡十六國」時期，停止了分裂帶給北方的浩劫，開創了北朝社會經濟的嶄新局面，歷史正式進入「南北朝時期」。

南北朝並立形勢

北朝時期，山西有兩個城市非常重要，一個是北朝前期的平城，一個是後期的晉陽，兩個城市一前一後，在北朝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平城位於今山西北部，是山西最北的城市，直接與游牧區相連，自古為軍事重地。漢代，是匈奴經常出沒之地。漢高祖劉邦在這裡發生過「白登之圍」的故事。北魏定都平城以來，以此為大本營，擴大京畿範圍，遷來許多降民，平城人口不斷增加，最多達150萬，成為黃河流域最大城市。並相繼推出三長制、均田制等穩定社會、促進農業、發展經濟的政策，擺脫了漢魏以來社會經濟不斷下行的慣性，使得北方得以休養生息，再次回歸到發展軌道。另外通過認同漢族官制禮俗，推動了民族融合，為遷都和北魏孝文帝深度漢化做好準備。

南北朝並立形勢

晉陽位於山西中部，軍事意義最為重要，從北魏後期起，晉陽成為北方最重要城市。不僅是中原北大門，而且是控制北方的戰略要地。北魏後期起，這種作用特別明顯，爾朱榮、高歡，都是依靠掌控并州精騎和晉陽而控制朝廷、爭奪天下的。

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出土的圓形氈帳模型

平城、晉陽的重要性在考古資料中也有充分反映，近數十年來，隨著配合基本建設，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平城遺址和晉陽遺址範圍內，發現許多重要遺址和墓葬，出土數以千計的器物，其內涵富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如平城附近發現了方形和圓形氈帳模型、煮飯的銅釜和壁畫狩獵圖等，均可以反映北方游牧民族逐漸漢化的演變過程。另在太武帝時期墓葬壁畫內，醒目地繪著氈帳星布、牛車馬群、席地而坐、宰羊飲酒的宴飲場面，反映的生活場面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生活。而在文成帝時期的墓葬壁畫中，除保留驅狗放馬、彎弓射箭、集體狩獵的游牧生活場景外，開始出現養殖耕牛，從事農業生產的畫面。而到北魏孝文帝時期，墓葬出土物中，反應農業生產的器物、畫面數量日益上升，以往的集體狩獵等場面逐漸減少。兩種生產形式上下浮沉的情況，反映出兩種生產方式的滲透融合及其農業生產逐漸為主的趨勢。

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宰羊圖

在晉陽城遺址及其周圍，同樣能看到當時民族匯聚和東西交流的遺存。如晉陽遺址附近發現的北齊東安王婁睿墓即是一例，婁睿出自鮮卑，本姓匹婁，改姓後簡稱婁。壽陽出土的順陽王厙狄回洛墓、太原出土的北齊大將軍賀拔昌墓，其墓主都是來自鮮卑集團。斛律金父親《斛律那瓌墓碑》的發現，證明太原地區，還活動著一些高車部落。即使太原出土的北齊武安王徐顯秀墓，其壁畫和出土陶俑，相貌服飾，均有差異，顯然來源於不同民族，反映出國家統一和民族融合的曲折與歷史趨勢。

厙狄迴洛墓出土陶舞俑

徐顯秀墓壁畫

北朝物質遺存方方面面，類別上講，有遺址、石窟、墓葬以及形形色色的出土器物等，涉及北朝的文化、政治、軍事、經濟、科技和藝術諸領域，從這些物質遺存的時代變化可以清楚看到北朝文明的發展主線以及特點。

就出土遺存來看，北朝前期的服飾、器用、氈帳、車具等衣、食、住、行遺存具有濃郁的游牧民族色彩，隨著時間推移，器物中的草原文化色彩日漸淡化，一種吸收了草原文化的新的漢文化最終走向主導地位。

北朝文明的發展歷程實際上也是黃河流域幾個世紀的歷程，其中最突出的地區，應當就是山西及其周圍地區。國學大師陳寅恪認為，「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復，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粱、陳，三曰（西）魏、周。所謂（北）魏、（北）齊之源者，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其間所發展變遷，而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摹仿採用，傳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制度如此，文化也是如此。談到北魏或北齊，首先需要注意山西出土資料，而山西考古出土資料，系統展示了北魏至隋唐的文化演進。

北朝考古資料，攜帶著北朝社會多方面的信息。這些器物，單獨欣賞，可見當時的形制特點、時代水平、生活方式、工藝美術、製作技術等，集合起來觀察，則可見時代發展每一階段體現在物質遺存的特點，而將分散的器物放入長達數百年的歷史長河，則可見每一類器物的源流演變與整體文化的發展脈絡。

（文章來源：《史志學刊》2015年第1期，原文標題：《山西在北朝的歷史地位——兼談絲綢之路與北朝平城晉陽》，作者張慶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山西省委直接聯繫高級專家。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明中心客座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山西省北朝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