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牒——古代僧尼的身份證

度牒,是一種流行於我國古代、由官方頒發給出家僧尼的身份證明文件。通常上面載有僧尼的籍貫、俗名、年齡、所屬寺院、得戒師等內容。度牒制度，據說起源於南北朝時期的北魏，迄清代為止，歷代沿用。至民國以後，始改由作為民間團體的中國佛教會授予。建國之後，則由各地佛教協會（或寺院）授予。然而，民國以後至今所授予的是戒牒，而非度牒，但現在戒牒所起的作用與度牒基本上是一樣的，即作為僧尼的身份證明，在佛教界（或社會上）使用。不過，古代僧尼持此度牒，不僅可以表明身份，而且能得到朝廷規定的某些保障，同時，也可以免除稅賦和徭役。

在唐代，度牒也被稱為「祠部牒」。其材料據說是用絹製成，北宋時用紙做，南宋後又改用絹（也稱為綸誥），都是比較考究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度牒的重要性和僧尼社會地位。雖說度牒制度在北魏即已存在，但具體情形已不得而知。度牒的發放，究竟起於何時，尚無定論。宋朝的贊寧根據《唐續會要》所說，認為源於唐天寶六年（747）。後來，《大宋僧史略》又認為，贊寧說得不對。度牒的頒發應該與登記僧尼名籍有關，涉及到國家的稅賦收入以及承擔的徭役義務，所以，朝廷不可能馬虎了事。既然南北朝時期北方已有僧籍德管理制度，發放度牒也不是沒有可能德，只是確定具體年代卻不是那麼容易，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自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兩次大規模毀滅佛教之後，直至唐代初年，全國僧尼的人數僅維持在十萬左右。顯慶六年（661），唐高宗於天官寺度僧二十人。其後每年有所增加，中宗時尤甚。據當時的大臣反映，那時候建造寺院花費的資財居然達到數百億之巨！度人出家，免租庸者數十萬，並且連公主、外戚都請度人為僧尼，還有私出錢財建造寺廟者，也所在多有，社會上的富戶強丁都千方百計躲避徭役，幾乎到處皆是。這些說法看起來雖有些誇張，但仍可以看出實際的驚人程度。當時僧尼之偽濫，可想而知，度牒的發放明顯過於寬鬆了。

唐玄宗即位之後，由姚崇秉政，主張加強對僧尼的管理。據《舊唐書》卷三十七載，因當時發現僧人惠范依附太平公主亂政謀反，於是，商議沙汰僧尼。儘管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能夠徹底施行，但唐王朝對於度僧事宜，已開始重視，確實不容否認的事實。開元十七年（729），玄宗下詔令天下僧尼每三年造籍冊，以統計僧尼的數量。天寶年間（741-755），朝廷重申由祠部給牒之令，這麼做一方面是為了限制出家的人數激增，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國家遴選合格的出家人才。同時，規定僧尼接受度牒，必須納錢，因此，度人為僧，封建統治者自身也可以從中獲得經濟上的好處。這樣，日子一久便導致了出錢買度牒現象的發生。

本來，度牒是發給試經（得度之前，所作讀、誦經文或解釋經論的測試）合格者，但在實際執行中，仍不免由於皇上特恩、納金等情況而得度者。比如，則天午後時代，華嚴宗的法藏就是被恩賜出家的。至於納金，則是以繳納香水錢來購買度牒。此事在古代社會更是屢見不鮮。早在中宗朝的景龍二年（708），就有賣度牒的弊政產生，比如，一位社會地位很低的屠戶，只要出三萬錢也就可以取得度為僧的資格。

後來，國家政局不穩，狼煙四起，為應付財政的窘境，這種收益更覺地有必要進行，幾乎是天經地義。從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至代宗廣德元年（763），是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直至哀帝四年（907）唐王朝的滅亡，前後共一百五十二年時間。期間，大唐帝國由強盛轉為衰弱，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也已徒有表面的形式，逐漸失去對地方官吏的有效控制，藩鎮割據勢力從滋生繁殖，漸漸壯大，從逐步蠶食非分的權利，直到與原先不可一世的朝廷相抗衡，終於形成相互獨立的二元體系，零星的戰爭仍時有發生。大的如黃巢暴動之戰亂，造成民生凋敝、國庫空虛的局面，最終釀成唐末五代之亂。這是晚唐時期整個國家的大致情形。在這種形勢之下，買賣度牒成為朝廷和地方藩鎮割據勢力謀取經濟利益的渠道之一，也就不足為怪了。

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叛亂開始，北方成為血腥廝殺的戰場，軍費急劇增多，政府財政吃緊，入不敷出，不得已派人到山西太原去納錢度僧尼、道士，十天左右竟募得錢財百萬緡。因此，第二年又以度僧、道收貲。肅宗至德元年（756），由於「軍興用度不足，」只能又「權賣官爵及度僧尼」來解決經費問題，當時的度牒費用居然上漲至每份百緡之多。禪宗六祖慧能的弟子神會也在北方公開度僧，為唐肅宗募集「香水錢」充任軍餉，為唐王朝平定北方戰亂做出了重要貢獻，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

「安史之亂」以後，國家財政收入逐漸穩定，賣牒之事才逐漸淡出朝廷的財政預算之內。大曆十四年（779），唐代宗下令「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觀及度人」。但效果並不明顯，加上由於朝廷控制力減弱，綱紀隳弛，地方官吏也往往以度人出家以謀取財利，如據《全唐文·王智興度僧尼狀》所載，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無厭，就在唐敬宗生辰的那一個月里，即在泗州置僧壇度人出家以圖厚利，江淮一帶的老百姓皆成群結隊渡淮河而來，參加剃度。當時剃了頭髮的人到達之後，各納二緡，給牒即回，根本沒有舉行任何法事儀式，度牒完全成了商品，可以批量地出售了。其他地方的情形不一，但也好不到哪裡去，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唐末，均無多大改變。

降及宋代，朝廷加強了對寺院僧尼的有效管理，使之發揮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宋太祖趙匡胤曾深有感慨地說：「倘若天下人皆信仰佛教，我就可以坐享太平了！」開國皇帝的一番話奠定了有宋王朝對佛教的優遇有加的基礎。對於度牒制度來說，宋代既有繼承唐朝以來的傳統做法，同時又有自己的特色。

有宋一代，從承襲傳統說，度僧更多、更濫，據當時祠部所頒發的牒本統計，僅天禧三年（1019）一年，全國度僧人數即達到二十三萬之多！而買賣度牒的現象更是有增無已，不但有法定的價格，而且其價格還隨使用範圍的擴大而與日俱增。元豐七年（1084）著令度牒每份為百三十千錢，但在夔州路曾漲至三百千，以後又減為百九十千，元祐年間（1086-1093）定價為三百千。南宋紹熙三年（1192）價錢為八百千。通過上述對比可以看出，從元豐七年至紹熙三年，百年之間度牒的價格上漲了六倍以上，真是發展得迅猛異常。

令人奇怪的是，度牒在宋代除了證明身份之外，還廣泛用於其它用途，據田光烈先生的研究，總共達七種之多，幾乎充當了兩宋時期某些重要的經濟活動。

首先，度牒是作為資本。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北宋神宗時「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嘗奏啟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這是以度牒充青苗資本，限制高利貸者的盤剝，減輕人民負擔，增加朝廷的財政來源。

其次，充當貿易本錢。熙寧六年（1073），朝廷下賜夔州路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於黔州。這樣以度牒充市易本錢，防止大商人壟斷物價，穩定市場，同時，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第三，作為賑災之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朝廷「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糴谷，賑霜旱州、縣。」又據《宋史·神宗本紀》載，熙寧三年（1070）四月，朝廷「給兩浙轉運司度僧牒，募民入粟。」熙寧七年（1074）八月復「賜環慶安撫司度僧牒，以募粟，賑漢番饑民。」此外，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八月四川遭受大旱災，朝廷下令，制置司度牒四百，所得款項，作為賑濟災民之用。次年（1168）五月，漢等州鬧饑荒，朝廷又出度牒千道，並「續減四州科調，」以緩解當地財政緊張的局面。

《宋史·孝宗本紀》載，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福建、廣東地區遭遇暴

雨冰雹天氣，朝廷得知後，用發度牒募集大米以救濟災民。同樣的事也發生在

淳熙十四年（1187）七月，江西、湖南一帶，農業歉收，饑荒嚴重，災民不絕於途，朝廷又用買賣度牒「以糴米備賑糶，」到了八月份，發現災情沒有得到緩解，於是，又「賜度牒一百道，米四萬五千石備賑紹興府飢。」這是以度牒作賑饑之用途。

第四，用於表彰有功人士或孝節之類。如《宋會要輯稿》記載，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十月二十六日下詔令，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賜師號，度牒各二道，作為酬獎。南宋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朝廷發布大赦令，規定對於暴露在外的遺骸，允許所在寺院埋瘞，每達到一百人，即令所屬衙門勘驗，申報禮部給予度牒一道。至紹興二年（1132），此令改為每及二百人給度牒一道。次年（1131）九月七日，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吳玠，上報朝廷，為其母劉氏墳寺乞賜名額。皇帝下詔以「報功顯親院」為額，並歲給度牒一道。乾道六年（1170），湖州馬墩鎮行者祝道誠收葬運河遺骸千二百六十有餘，蒙上恩賜度牒，並給紫衣，剃度出家。乾道八年（1172）五月，饒州饑荒蔓延，僧人紹禧、行者智修煮粥施供，合計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僧人法傳、行者法聚煮粥施供，合計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人。於是，皇上下詔令，賜行者智修、法聚二人各領度牒，披剃為僧。乾道九年（1173）三月，敘州男子郭惠全自少出家，母死，負土成墳，孝節感動四方。為表彰其孝行，朝廷賜度牒一道，令其披剃出家。上述是以度牒旌表有功或孝節行為的。

第五，是朝廷以度牒充軍費，此與唐代的做法如出一轍。南宋時期，北方異族大舉南下，軍事倥傯，財政捉襟見肘，朝廷疲於應付，於是，又開始打度牒的主意。紹興九年（1139）八月，《宋史·高宗本紀》說：「給新法度牒、紫衣、師號錢二百萬緡，付陝西市軍儲」。紹興十一年（1141），宋、金兩軍激戰於廬州，「三月庚子朔，張俊進鬻田及賣度牒錢六十三萬緡，助軍用」。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乙未，「以度僧牒千，給四川平費」。淳祐七年（1247）四月庚戌，「出緡錢千萬，銀十五萬兩，祠牒千絹萬，並戶部銀五千萬兩，付督視行府趙葵調用。」這種做法比比皆是，也是一類度牒買賣的特殊作用。

第六，是將度牒作為貨幣來使用。兩宋王朝是比較特別的時代，對度牒的使用花樣翻新，其程度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如以度牒經營商業，充當貨幣的功能。《宋史·食貨志》記載，北宋熙寧七年（1074），皇帝宋神宗「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劃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余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這是度牒充當貨幣的典型案例。

最後，是用度牒買賣度牒來幫助朝廷改革幣制，這是宋代度牒制度下的又一種使用途徑。如南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出度僧牒二百，收淮東鐵錢。」即是明顯的例證。

綜上所述，兩宋時期的封建統治者迫於形勢，採取種種不得已的措施，以加強其統治地位，使佛教的度牒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充當了非常活躍的特殊角色，比如，作為商品交喚的資本、貿易的本錢、用於賑災、作為獎掖、充任軍費、輔助改革幣制，甚至直接作為貨幣來使用，等等。所有這些做法，從佛教的立場來說，是對出家制度的莫大褻瀆，也充分說明封建出於維護其統治的需要，可以不擇手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方法，度牒制度成為他們手中隨意操縱的工具。這是中國佛教歷史上最大的不幸。但是，出家者領得度牒之後，可以免丁錢，避遙役，保護貲產，這又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一部分人的經濟負擔，使之可以安心從事佛教事業的發展需要，也為朝廷與民間的尖銳矛盾得到某些程度的緩解。故而，從這一點上說，度牒的買賣成為由唐至宋的一般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正因為度牒在當時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所以，各種力量紛紛趨之若鶩，試圖從中分得一杯羹，從而導致地方勢力買賣度牒的現象甚囂塵上：豪強兼并之家，公然違法，買賣度牒，從中取利，甚至也發生過偽造度牒的事件。

南宋時代，因疆域大為縮小，朝廷收入減少，為拓寬財政來源的渠道，紹興十五年（1145）正月辛未，朝廷下令，「僧、道納免丁錢。」乾道七年（1171）又「詔寺、觀毋免稅役。」淳熙五年（1178）正月，皇帝復「罷特旨，免臣僚及寺、觀科徭。」本來，免丁、賦稅和徭役，是中國歷代統治者給予佛、道兩教的專利特權，南宋朝廷連這個也要廢除，由此可見，統治者內部危機的可怕程度。不過，話說回來，即便如此僧尼還可以享受其他種種權利，比如說，度牒依然有一定的價值，所以，根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到了紹興二十七年（1157）州、縣還存在出賣亡僧度牒而不需上繳申祠部的情形。

明代，僧尼依然保留度牒制度，但度牒的用途明顯減少，不復有兩宋種種弊端的存在。《明史·食貨志》說，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嘗詔令天下編賦役黃冊，規定「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朝廷沿襲前朝的度牒制度，出於三個基本要求：一是限制僧尼人數，二是僧俗分離，三是考試授牒。這個制度確立之後，歷經建文、永樂、洪熙、宣德四個朝代，大致奉行，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

我們說，明朝初年實行的度牒制度，對於革除宋代的弊端有一定作用，然而，這並不足以說明明代度牒制度沒有問題。正統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度牒發放由開始泛濫，額度失去效力。為控制出家僧尼的人數，有人提出將原先三年一次的度僧行為，改為十年一次。如《西園聞見錄》所載，景泰元年（1450），李賢曾奏請「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但是，這種努力受到了朝廷內部崇佛勢力的阻撓，等於虛設，次年（1451），即有人上奏：「比者奉皇后懿旨，度僧三萬」。

同年七月，朝廷開納大米授度牒之例，這是我國度牒制度史又一大變化。此口一開，以後一發不可收拾。自從刑部左侍郎羅綺奉命於四川督運糧儲二十萬石前往貴州餉軍、途見川民勞瘁已極、請求變通運輸之法、包括「僧道赴彼納米五石者，給與度牒」以來，中經景泰四年(1453)戶部奏請剿捕播州「賊人」、因糧餉不足、川民窮困、乞移文四川、令備糧米運送播州者，凡「僧、道欲給度牒者五石」等一系列此類事件。到天順元年(1457)時，情形更為嚴重。據史料記載，當時在京城，「寺、觀動至千百，僧、道不可數計。求財索食，沿街塞路，張掛天神、佛像，擅言禍福，以蓋造寺、觀為名，務圖肥己，飲食酒肉，宿歇娼妓，無所不為。又有燃指焚香，刺膚割股，驚駭人目，扇惑人心，不惟饕餮於民，抑且有傷風化。」這是買賣度牒所造成的不良後果之一。

到了成化初年，明憲宗上台，覺得買賣度牒的問題非常嚴重，他聽從朝臣的建議，著手解決這一問題。於是，下令詔告天下，首先將清理無度牒的僧尼：

各處僧人年二十以上無度牒者，詔書到日，即便還俗，若有隱漏年歲，不肯還俗者。事發，並其本師一體問罪不饒。

然而，由於正統以來僧尼泛濫已形成潮流，難以在短時間內逆轉，恢復到明朝初年的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其次，朝廷自身另行一套，憲宗本人對皇親國戚、僧道、親信等得祈請度僧行為，又一味應允，從而導致度牒大量發放，加上當時國內自然災害嚴重，又大量流民出現，地方政府將度僧作為救災的方式之一。這樣，朝廷的詔令不過成為無法實行的一紙空文。

因此，成化年間（1465-1485）不但清理無度牒僧尼的措施並無多大成效，而且買賣度牒的行為有增無減，基本形成廢弛局面。尤其是納米給牒幾已成為常態化，度牒開始成為明王朝財政收入的來源之一。有時額外度僧動轍萬名或數萬名之多。成化十三年（1477），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張瑄因為河南水災，提出救荒十項建議，其中包括僧、道免除考試，以捐納給予度牒的做法，皇帝答應了，而且這一年還不是十年一度的年份。成化二十年(1484年)，朝廷給空名度牒一萬紙。同年十二月，又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再度六萬人，各輸銀十二兩。後又值僧、道十年一度，前後所度七萬人，准後二十二年該度之數。至成化二十二年（1486），據當時禮部的統計，全國僧、道人數已達到十一萬，上奏停止度僧，皇帝這才同意，度牒發放略有減少。而整體僧尼的素質也早已大幅下降。

明孝宗即位之後的弘治年間（1488-1502），是明代度牒發放受到限制比較明顯的時期，但如果說恢復到明初時也是不可能的。果然，到正德時期，又重新開始度僧、道，並恢復十年一次給度的制度，基本達到成化時期的局面，出賣度牒數額巨大，而且對喇嘛教僧人的度牒發放尤多。

嘉靖中葉以後，出賣度牒開始成為連續性的政策，是朝廷財政收入的常規項目，明初制度的精神完全被廢止。這樣，僧、道人數的增長根本失去了控制，嘉靖以前還時常爭論不休的度牒發放問題，嘉靖中期以後就不再成為爭論的問題，以後穆宗、神宗、光宗、熹宗等朝的實錄，儘管還有呼籲限制僧、道人數的奏疏存在，但關於度牒發放，卻無連續的記載了，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清朝大抵沿襲明制所行，入關之前，即已實行度牒制度，著眼於社會治理,而非宗教規範世祖順治八年（1651）免納銀給牒。其後又將田賦（土地稅）和丁稅（人頭稅）合併為「地丁」一種賦稅。以地歸丁，不須報牒免役。但為了限制僧尼的數量過多，依然嚴行發給度牒的制度。

康熙六年（1667），禮部曾對當時寺院及僧尼的數量作過統計，各省官建大寺6073座、小寺6049座；同時還有私建大寺8458座、小寺58682座，兩者合計為79622處。換言之，佛教寺院不論官建或私建，也有將近八萬間；而僧人數有110792人、尼眾8615人，合計118907人，即將近十二萬人。這是中國史書上少有的明確數字，但這樣的數字使得清廷不得不注意私度僧尼的問題，即控制度牒的發放。康熙皇帝曾經法布詔令，始限制寺、觀及僧尼、道士的數量，以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來源。

雍正時期,由於放鬆了對僧、道的管理，度牒失去效力。乾隆初年，又恢復度牒制度。這個做法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皇帝頒發諭令後為止：「僧道度牒，本屬無關緊要，而查辦適以滋擾，著永遠停止。」從此，在中國佛教界流傳了千年的度牒制度，終於才告終結。

〔網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