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蔣經國對胡適的批判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的文末，有一句「不以一眚掩大德」的名言。眚，本指眼睛角膜上的小翳，引申作過失、錯誤。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不因為一個人有個別的錯誤而抹殺他的功績。」每次想到這句話，我總想起胡適與蔣經國的關係。兩人生前的隱形論爭，在筆者看來，即是蔣經國的眚。

在判斷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方面的分歧

胡適與蔣經國的來往，源於蔣介石的指示。1948年年底，蔣介石派飛機將胡適從北平運到南京。此後不久，蔣介石下野。下野之後，蔣介石多次派蔣經國去看望胡適。當時，胡適選擇了支持蔣政權，這也讓蔣經國對胡適非常感激與敬重。

然而，1950年代初期，隨著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中國》知識分子群與蔣經國所主管的情治部門屢屢發生衝突，兩人的關係發生了變化。雖然在公開場合，兩人表面上總是彬彬有禮、一團和氣，表現得非常得體，但是實際上，兩人卻有很多暗鬥，也可以稱之為隱形的交鋒。

比如，在對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的認識上。1952年，胡適從美國回到台灣講學。講學期間，1952年11月30日，胡適在台北做了《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的演講，其中說道：

我們中國國家的前途，當然是連繫在自由世界前途上，整個自由世界有前途，我們有前途，整個自由世界有力量，我們也有力量。

對胡適的這種觀點，《自由中國》的同仁非常同意，這篇文章也發表在《自由中國》半月刊上。但是，國民黨的軍隊中對此則有不同意見，總政治部辦的《青年戰士報》針對這一觀點，展開了批判。其中說道：

胡適的話完全說錯了，應該顛倒過來說，中國有前途，世界才有前途，現在「蔣總統」復職了，那就表明中國已有了前途，那麼，世界就會有前途的。

晚年的胡適，一直將「自由中國」的希望寄托在自由世界的整體形勢上，尤其是美國對「自由中國」的支持上，而國民黨軍隊中的判斷則是，「自由中國」的希望完全在蔣介石本人身上，他們甚至將世界的前途與命運也寄托在蔣身上。這種思維的背後，乃是台灣軍隊中赤裸裸的搞個人崇拜的結果。

《青年戰士報》是蔣經國主辦的。為了讓胡適知道《青年戰士報》批判了胡適的觀點，蔣經國還派人將這份報紙親自郵寄給了胡適。據范泓《雷震傳》描述，胡適看到這篇文章後，非常生氣地對雷震說：

這張報紙是蔣經國辦給青年和軍人看的，我看編輯人員太無常識，完全自誇自大，不知世界大勢，讓這班人搞下去，其前途則不堪設想，大陸搞丟了，還不曉得時時反省。

此後不久，為了讓蔣經國認清國際局勢，不要再在軍隊中搞個人崇拜，胡適還將《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一文中的主要觀點說給蔣介石本人聽，希望他能有所參考。

不過，蔣介石對此並不認同，1952年12月13日，蔣介石在「上星期反省錄」中斥之道：

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台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

在這件事上，蔣介石不認同胡適的觀點，當然也就不會責怪自己的兒子蔣經國。

努力維持的表面關係

這一時期，胡適還有一次提到蔣經國讓蔣介石很不愉快。

那是胡適回台灣的時候，已經知道胡思杜在大陸言辭激烈地批判胡適的蔣介石，向胡適詢問了胡思杜的近況，以示關切。孰料胡適卻說：「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總統令郎迷途知返」。原來，早在1927年，當蔣介石選擇清黨時，遠在莫斯科的蔣經國就寫文章罵蔣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凶」、「我的敵人」。蔣經國的這一做法，與胡思杜痛罵胡適如出一轍。胡適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也讓蔣介石想起了被兒子批判的傷心往事，蔣介石自然如鯁在喉，很不痛快。

雖然胡適的話讓蔣介石不痛快，但對胡適而言，該說的話還是要說。1953年1月16日晚，蔣介石約胡適吃晚飯，胡適針對台灣的獨裁專制，向蔣介石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他說：

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

從台灣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說到蔣經國，再由蔣經國說到蔣介石，在當時的台灣，也就只有胡適敢這麼說蔣氏父子了。對此，蔣介石不置可否。

第二天，胡適即從台灣飛往日本轉往美國。為了維持表面上的關係，蔣介石還派蔣經國為胡適送行。據當時的記者復簡在《在台北送胡適》中記載：「蔣經國先生從人叢中擠了出來，和適之先生親切地握手」，說「我代表父親給你送行」，「垂手立在胡先生身邊，以父執輩禮敬胡」。

此時的蔣經國，對胡適表面上恭恭敬敬，實際上卻心有防備，對胡適的主張非常厭惡。不過，鑒於胡適的聲望，為了讓胡適從道義上支持台灣的國民政府，蔣經國還必須維護他跟胡適在表面上的良好關係。1954年3月，當胡適再次來到台灣後，蔣經國還親自宴請了胡適。

與蔣氏父子矛盾的不斷激化

到了1956年，隨著《自由中國》與蔣氏父子矛盾的不斷激化，蔣經國與胡適的矛盾也越來越大。這一年，利用為蔣介石祝壽的機會，胡適寫了《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胡適通過寫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兩個故事，明確表達了希望蔣介石能夠做到「無智、無能、無為」，進而做一個「無智而能御眾智，無能無為而能乘眾勢的元首」。

胡適的這篇文章，激怒了蔣經國。很快，蔣經國就做出了反擊。1957年1月，由蔣經國控制的「國防部」總政治部印發了《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此書向全軍下發。這本小冊子毫不客氣地指出：此書批判的是「一位長居國外的所謂知名學者」。而在字裡行間，此書含沙射影地攻擊胡適「名為自由主義，實際卻是共匪的幫凶」。文中，蔣經國的御用寫手寫道：

他說這種話，目的在散播和推廣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好讓人們尊崇他為自由主義者的大師，由他領導來批評現實，批評時政，批評當政者，促進所謂政治進步，造成與自由民主的英美國家一樣。這是他不了解中國當前革命環境，完全近乎一種天真的妄想。同時他還受某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包圍利用，因此，就更故作高論，以為他們搖旗吶喊，助長聲勢。

有意思的是，胡適也看到了這本書。當時，「中央研究院」的李濟曾把這本書拿給胡適看；《自由中國》的主編雷震也曾將這本書以及《胡適與國運》拿給胡適看。胡適看了之後，非常激憤。這一時期，胡適的心臟病屢屢發作，可能就與這些批判他的小冊子有關。

胡適與蔣氏父子矛盾積累的最終結果，就是1960年雷震案的發生。雷震被判10年冤獄，而胡適也在黯然神傷中死去。

在胡適生前，蔣經國曾多次暗地裡批判胡適，與他展開交鋒。他主持台灣的特務機構，扼殺台灣的言論自由、參與制造雷震冤案等行為，這些都讓人對他心生反感。但是，到了晚年，他又力挽狂瀾，在自己行將就木之時，推動了台灣的轉型。當那些思想獨裁的國民黨大員希望蔣經國抓人的時候，他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話：「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文／林建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