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外資為何紛紛逃離中國製造業？
07-07
原文作者-----胡顯達2015外資為何紛紛逃離中國製造業？ ——可怕的圖景：資本加速撤離 工廠接連關閉 工人驟然失業…… ——對中國製造業危機的政治經濟學思考 當下，中國經濟正在步入自己的新常態。這個新常態的經濟在2015年又是怎樣一番景象呢？面對市場上的通縮和一些外資的撤離，中國的製造業還能不能像曾經的2008年那樣渡過自己的危機？供過於求的產能過剩、伺機增殖的富餘資本又如何尋求自己的活路？ 欲解開這些經濟迷局，《福布斯》中文版高級采編吳曉波2月11日發表的《中國製造業熬過了2008，卻熬不過2015？》，也許是一個很好的參照物。 2月5日，日本西鐵城公司突然關閉在中國廣州投資的工廠，致使上千員工一夜失業，並由此拉開市場焦慮中國製造業厄運臨頭的大幕。 在對珠三角、長三角製造業的年關審視中，吳曉波發現了一些製造業大省接連出來了工廠倒閉的消息：諾基亞將關閉北京和東莞工廠，東莞和蘇州兩地數家萬人製造企業破產倒閉，溫州的傳統製造業每天都有企業在消亡…… 為什麼這些製造業與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唱起了對台戲呢？是因為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所致，還是全球的市場通縮所為？如若不是，又還能是什麼呢？ 李嘉誠資產的逃離與即將的央企反腐，很可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背景面。 不容置疑的是，中國經濟的產能過剩與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讓資本的盈利空間正變得越來越窄。中紀委的高壓反腐，也讓那些與腐敗有染的關聯企業、渉腐資本，越來越像驚弓之鳥那樣，惶惶不可終日。香港李嘉誠資產的撤離中國，也許是從政治上嗅到了危險的信號，而隱身潛行「走為上」之計，把風雨搖擺中的中國資產金蟬脫殼到海外，以規避政治風險。中紀委以渉腐為名而徹查與周永康、令計劃案相關聯的諸多上市公司，似乎敲響了那些渉腐資本的末日喪鐘。四川劉漢「漢龍集團」400億黑金帝國的頃刻覆滅，也許讓那些渉腐資本看到了自己末日的影子。本屬於劉漢的400億漢龍集團因渉腐涉黑而頃刻間從他的私人財產權中蕩然無存了。如此大手筆的抄家入庫，化私為公，想一想，都會讓那些依靠官商官倒原始積累、一夜爆發的資產大佬、董事巨頭，心驚肉跳，魂魄出竅。周永康、令計劃都能被拿下，還有誰碰不得。中紀委的這句狠話，絕非虛言，而是時不時從傳言被坐實。有人以馬雲是互聯網電商巨頭為由，而斷言他的阿里巴巴不會被拿下。而有著濃厚外商投資背景的馬雲，卻很有自知之明，直言阿里巴巴也沒有這種能量。薄熙來的重慶打黑，以涉黑為由，而把重慶的民營企業打得哭爹喊娘，傾家蕩產。習近平的反腐打虎，渉腐資產，也是朝不保夕，厄運當頭。政治環境的變化，其對資本、財產安全性、盈利性的影響，必然會被很快潛移默化到企業家的精明嗅覺中去。「三十六計、走為上」，也許成了他們逃離這個是非之地的最後一招。 列寧說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不看重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力。經濟基礎固然決定著建築其上的上層建築之核心的政治，但政治卻也用自己的反作用力深刻影響著經濟的發展與走向。 所以，政治氣候的變化，很多時候實則就是經濟走向的風向標。只有頭腦精明、嗅覺敏銳的人，才可能透過這種變化而捕捉到暗含其中的巨大商機和經營風險。李嘉誠就是這樣一種人，他多被業界譽為能夠玩轉中國政治變化的投資大師。 當筆者按照這種邏輯思考外資逃離中國的時候，2014年3月30日被鳳凰財經轉載過來的《李嘉誠撤資背後的北京高層政治新版圖》一文，似乎很能印證筆者的這種邏輯推演，可謂是相隔萬里、恍若隔世，卻不謀而合。 以下片段主要是這篇文章的摘要。 該文披露，政治的決斷影響著到商業的興旺與衰退，而經濟實力雄厚的商人，甚至可以在兩者的相互作用中影響官場大局。企業和政府之間的盤根錯節讓企業無法擺脫政治漩渦，而商業領袖的鋃鐺入獄的背後常常是官員的落馬。李嘉誠作為如此世界級華人鉅賈，自然也難以逃脫這個邏輯。 該文還披露，在江core時期，李嘉誠家族在中國大陸的生意一直蒸蒸日上。江卸任後，胡core接任中共領導人，李家在大陸的商業並未受到影響，李家的生意還算暢通無阻。但在2013年7月底，也就是習任職剛過半年之際，李嘉誠開始出售香港零售業翹楚——和記黃埔旗下的百佳超市，李嘉誠從中國「撤資」就此加速展開。 透過李嘉誠的撤資中國，中國高層的更替是其中不容小覷的背景。 據悉，2013年1月，一位香港小學生寫的作文《李家的城》瘋傳網路。在這篇作文里，青面獠牙「吸血鬼」模樣的李嘉誠頭像便出現在「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罷工事件」的現場。工人們在位於中環的長實總部門前拉起橫幅：「全球華人首富，剝削工人致富」；「養起李，養不起家」。而李嘉誠也從「超人」變成了造成社會貧富差距的「萬惡資本家」。 慣常與北京高層密切關係的李嘉誠，其在內地經營起來的龐大商業帝國有沒有涉腐或權力尋租下的利益輸送，這都很難說得清楚。按照劉漢經營黑金商業帝國的邏輯，政商之間相互的權力尋租、輸送利益，這都是極尋常的事，也可以說是交易之核心。 因此，周永康、劉漢等人的政商帝國的相繼覆滅，很可能讓李嘉誠及其在中國渉腐的外資外企，春江水暖鴨先知地自警起來。 如此看來，外資外企撤離中國，並讓中國經濟的新常態繼續進一步下行的勢頭，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國政商環境的嬗變所致。 短期內，外資外企的逃離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涉外工廠出現負面的關閉潮，並進一步加劇珠三角、長三角等地的工人失業、社會動蕩。就像吳曉波多米骨牌效應式地發現的那樣，2014年12月5日，知名手機零部件代工廠蘇州聯建科技宣布倒閉，隨後聯建的兄弟公司，位於東莞的萬事達公司和聯勝公司相繼倒閉，三家公司累計員工人數近萬人。在聯建科技倒閉之際，位於蘇州的諾基亞手機零部件供應商閎暉科技也宣布關門停產。 除了中國政商環境變化的內因影響之外，東南亞國家低廉勞動力的競爭以及發達國家對本國經濟實心化的重塑，也是不可忽視的外因。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越南、印度，也正想通過製造業的繁榮克隆出中國的經濟增長奇蹟。另一方面，美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復甦經濟的乏力，也想通過迴流一些低污染的高端製造業來進一步坐實自己的實體經濟。因此，已獨享「世界工廠」殊榮幾十年的中國，正在遭受著越南、印度、日本、美國等國在世界生產分工體系上的前後夾擊。一方面，一些東南亞國家正在中低端製造業上發力，以對接從中國撤離的中低端製造業；另一方面，原本在華生產的外資高端製造業也紛紛迴流發達國家。 透過這些製造業撤離中國的最終去向，吳曉波看到在2015年1-2月期間，微軟計劃春節前關停諾基亞的東莞工廠，近期正加快速將生產設備運往越南工廠。此外還有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計划進一步推進位造基地回遷日本本土。優衣庫、耐克、富士康、船井電機、歌樂、三星等世界知名企業也紛紛在東南亞和印度開設新廠。 此外，市場通縮的壓迫、用工成本的攀升、商業付款的延期，也讓這些中低端製造業的盈利空間薄如刀鋒，營運日艱。 在吳曉波的經濟采編中，有這樣一些案例很能說明這種市場經營困境。 比如，兆信通訊在山寨機價格戰的煎熬中，之所以長期虧損經營，是因為不開工的話，幾千萬元的前期投入等於打了水漂。今年海外渠道商延期付款，導致年關前兆信通訊資金鏈斷裂，截至其董事長高民自殺時仍欠供應商貨款約4,000萬元左右，另外還有數百萬元的工人工資。 還有一些老闆透露，現在沿海地區的用工成本越來越貴，也令利潤薄如刀鋒的製造業雪上加霜。目前，珠三角用工成本大約是600—650美元，印度尼西亞大約300美元，而越南只有250美元左右，柬埔寨則更便宜，大約100美元。如此用工成本落差，也使著珠三角的製造業更多地瞄向東南亞國家尋找活路。 進入2015年，中國的以製造業支撐起來的實體經濟再入寒冬，與2008年那一場「急病」不同，2014年實體經濟得的是「慢性病」，無論下什麼葯拉動經濟，對實體製造業都毫無療效。降息、降准等寬鬆貨幣、降低投融資成本的辦法，復甦更多的不是製造業，而是樓市、股市等市場的泡沫。 產能過剩、資本過剩、市場通縮、經濟泡沫、需求低迷及其它們之間的惡性循環，正在加劇著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這個錯綜的結構性頑疾，並不是簡單的寬鬆貨幣和對外的產能、資本輸出所能醫治的。 習近平的一絲一路戰略及其對亞洲互聯互通的力推，其實質不過是中國過剩產能、過剩資本的對外輸出，並尋求通過這種輸出減少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陣痛。但這種飢不擇食式的對外輸出，卻也有著不少難以卜知的投資風險。過剩產能、過剩資本是走了出去，找到了下家，但能不能收回成本、獲取收益，這都很難說，就像美國在阿富汗的政治、經濟投資那樣。從習近平的一絲一路戰略所覆蓋的經貿區域上看，其中不乏很多政治高危區。比如，阿富汗、敘利亞、委內瑞拉等國。也許投資這些國家能暫時獲得一些地緣上的政治利益，但若想從中獲取經貿上的長期收益，卻未必天隨人願。 在這股外資外企逃離中國的大潮中，中國的新常態經濟又何以自救呢？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以代工為主的製造業可以轉型生產高端自主品牌，以求出路。但一家東莞鞋企負責人對記者訴苦道，經營20多年的工廠，只有做代工的簡單思維，而沒有針對消費者個性需求的敏銳市場觸覺，若從加工廠轉型生產高端自主品牌又談何容易。 現在，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困境在於鄧小平導向出的用「中國市場換西方技術」的後發崛起戰略已經不靈了。西方對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死死控制，以及他們對中國山寨蘇俄技術而後鯨吞其世界市場的警覺，已倒逼中國製造業只有大力推進擁有自護產權的技術創新，才可能抓住中國製造的最後一公里，而助推其重新勃興在世界市場。 如若做不到這一點，並還照舊依靠對外輸出過剩產能的辦法來消弭中國製造業的這種慢性綜合征，2015年也許真的會出現中國製造業的滑鐵盧——市場通縮與經營虧損下的工廠接連倒閉與大批工人的驟然失業。 2015年2也2月13日初稿於論道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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