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世紀之交的法國知識界

　　法國學術界曾有人指出,二十世紀實際上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已經結束了。那時人們面對的各種政治、經濟、戰略和文化問題就已經是新世紀的全新課題了。從學術思想上看,這一論點尤其發人深省。無疑,對九十年代以來的法國思潮進行一番回顧,哪怕是極為粗淺的回顧,對把握我們目前所處時代的脈動是十分有意義的。不過,由於歐洲知識界遇到時代的強大挑戰,雖然積極回應,但總體上仍處於一種迷茫和尋找的狀態中,較難把握趨向。筆者在此力圖以目力所及,為法國知識界的思潮動向勾勒出一個粗粗的輪廓,同時歐陸思潮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共性,這一輪廓也應有助於理解歐洲思想界的整體方向。　　三個歷史大循環的結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牆倒塌。隨著這堵阻隔東西世界長達半個世紀的牆倒塌而來的,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從那時起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二十年。這期間,歷史以驚人的速度向前推進,從蘇東解體、東西方「冷戰」結束,到民主東歐的再生以及亞洲與中國經濟的興起,時代的演進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見。　　突如其來的歷史巨變給歐洲思想界的震撼是絕不亞於經濟政治層面的影響。如果說蘇聯帝國的崩潰給西方發達國家造成的直接後果是政治上的「失重」和由這種失重帶來的本身的存在危機的話,那麼思想層面的後果則是長期以來知識精英們藉以立足的某種思維定式的幻滅。不僅二十世紀以來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互為對立的意識形態體系完全失靈,而且啟蒙哲學以來以人之力量推出新世界的革命信仰也已從根本上受到置疑。　　法國以研究大眾傳媒的社會功能成名的社會哲學家德布雷(Debray)從文化史的角度總結蘇東巨變的意義時指出,這一事變標誌著三個歷史大循環的結束。第一個循環是一個世紀以來工人運動的結束;第二個大循環是一七八九年以來為期兩個世紀的革命運動的結束; 第三個則是印刷術發明以來文字統治世界時代的結束,為期五個世紀。德布雷說,三個循環同時在我們腳下旋轉消失,無怪乎我們感到暈眩。　　人類第二次「魔咒的解除」歐洲是文藝復興的故鄉,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的誕生地。歐洲的知識分子自近代以來一直站在時代的前列,因而他們也最先感受到時代的暈眩,也最先承受著「歷史的狡計」(黑格爾語)。上個世紀初尼采大聲疾呼「上帝已死」,如果說這標誌著後來為韋伯定義為現代的社會宗教「祛魅」(désanchantement)的話,那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式微,無疑意味著人類第二次「祛魅」。興起於歐洲的這一意識形態以人類自我拯救的地上天堂填補了「上帝已死」後留下的空白,是人類藉以自我安慰的烏托邦。隨著它的幻滅,人類將再次墮入「黑暗」的深淵。對此,學術界稱之為「意義世界的失落」。　　意義世界失落後的歐洲思想界,借著「失落」的重力對過去的時代和過去時代的「意義」進行了深刻的反省。法國學術界對啟蒙以來的進步論,宗教觀、科學、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烏托邦心態、知識人的社會功用,文化適應與文化衝突等主題都逐一進行了清理和討論。從目前看來,這些討論雖不能說在各個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尤其是在對當今世界的詮釋和對人類前景的預測上,仍然無法脫出「失落」的迷茫,但討論本身還是富有成果的,尤其是對剛剛過去的歷史的反思是強有力的,而對歷史的反思越深入越徹底,也就越有走出迷茫的希望。　　歷史沒有終結,民主潛存危機美籍日人福山於一九八九年發表文章宣稱「歷史的終結」,認為今後的世界將是自由民主凱歌行進的時代,引起了世界的矚目,名噪一時。不過福山的樂觀宣言雖然在法國也引起了一些討論,但對他的樂觀論卻少有共鳴。法國思想界從思想源頭和歷史現實兩個角度都不能認同歷史終結的觀點。首先是,關於歷史已經完結的話,當年黑格爾即早已說過,福山的觀點無非是所謂「歷史精神」觀念的再一次演繹而已。其次,蘇聯帝國的解體與其說是自由民主的勝利,不如說是集權制度自身的瓦解。沒有「惡」(全能政治)的存在,善(民主政體)也就失去了支點,這時的「善」就極可能分化出「惡」來。以研究全能主義政制著稱的法國政治哲學家哈斯奈(Hassney )就民主制的危機指出,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們認為民主本身並不能給人提供生命的意義、未來被拯救甚至集體社團之需要的回答,民主制度乃是保護個體的自由,保證個體自己選擇和自身努力以達到上述之目的。這就是民主假定人可以在一種「非控制態」(indetermination)的民主空殼中生活而可以抵抗「造神」或「造鬼」(指各種極左和極右的全能主義)的誘惑。實際上全能主義的衝動和民主的要求僅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無從分開。這即是說民主在今後的進程上依然充滿著機制性的危機。　　八十年代末蘇東波的衝擊,在法國又同社會黨退出執政相聯繫,使得法國知識界感受尤深。法國的左翼社會黨在意識形態上傾向於社會民主主義,在施政政策上鼓吹國家干預,蘇聯的失敗和發達國家經濟的不景氣,使得不少學者出來倡導「多一點自由主義,少一點國家干預」。不過九十年代晚期越來越多的學人如社會學家布迪厄、圖海納等都明確提出意識形態的終結並不意味著民主的大功告成,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政治對經濟的調適作用變得更為需要同時也更為艱巨了。　　歷史從來都是不確定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共的早期活動家、理論家瞿秋白曾經用「隔著紗窗看曉霧」來形容當時對未來共產主義的認識,可見人們在每一個時代的轉折時期對未來的把握都是十分困難的。意識形態控制和指引社會方向的時代過去之後,未來的社會進程究竟如何?歷史是否仍是有規律地向著某一個終極目標行進?學者們對這類問題的討論甚多,不能說目前已經形成了為多數人接受的結論,但各方的思維趨向卻在某些方面趨向一致。　　東西方「冷戰」的結束不僅標誌著地緣政治學上兩極政治的結束,也意味著人類自己創造的烏托邦境界的破滅。在學術上,各種決定論如階級決定論、經濟決定論、科學決定論等等都隨之不攻自破。歷史地平線上的光環幻化之後,學者們也對之進行了深入的反思。法國政治學家格斯諾(Guehcnno)在一九九三年出版了《民主的終結》一書,指出,自法國大革命以來二百年的人類史,摧毀了君權制度的近代人,企圖以各種極端的主義來填補上帝留下的真空。因而可以歸納為企圖給予人類焦慮的某種確定回答,然而終歸不免於一系列失敗的嘗試的歷史。　　一九九三年七月,法國著名人文刊物《文學雜誌》曾出版專號討論歷史的不確定性,從哲學、科學、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闡述世界的不確定性。法國理論家莫蘭(Morin)就此做了基調性的闡釋。莫蘭認為,人類從來都是在不確定性中生活的。二十世紀的人們以戰鬥的精神試圖為歷史賦予確定性,結果迎來的僅僅是一種虛幻的確定性。今天的世界處於一個尤為不確定的階段,歷史的分途尚未出現,我們不知道向何處去,將來是前進,還是後退,是戰爭,是和平,是文明,還是全球性的合作,我們至今依然不得而知。　　世界「新魔化」,存在即意義為這個不確定的時代做註腳的,是西方世界精神生活的空前空虛。社會上各種邪教盛行,宗教活動日益高漲,宗教激進主義威脅日增,年輕人吸毒,中老年人酗酒等現象也是愈演愈烈,民族主義思潮高揚,種族歧視不斷抬頭。面對這些危機,政治家一籌莫展,學術界也提不出什麼像樣的理論。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這一命題後,歐洲也有學者大談宗教的回歸,甚至有人將宗教激進主義的泛濫、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抬頭和邪教的興盛等現象,歸納為「世界的新魔化」(Réenchantement),即再次向宗教魔咒回歸。這些論述自然都是對「意義喪失」後世界走向的一種臆測與窺探,都並不能解決意義本身的問題。學術界的問題是,在解構主義之後,還能有什麼主義?　　　　前述莫蘭教授認為,世界的不確定性並不意味著我們就要走向虛無主義,尼採的精神並非虛無而是以虛無作為思想的起點。宇宙本身是沒有基礎的,是來自於虛無。同樣的,倫理也僅僅是以自身作為基礎的。另外不確定也不是絕對的,不確定中有確定,因而就有了思想和行動的支點。同時不確定性雖然否定了人給歷史規定的結局,人無法朝著預定的結局奮鬥,但卻可以爭取一個好一點的前景。用莫蘭的話說是「最後的鬥爭」變成了「創造的鬥爭」。　　莫蘭的論說將關閉的門又打開了,但似乎並沒有完全回答「意義」的問題。以研究納粹神話而聞名的著名哲學家南西(Nancy)在其與德里達共同主編的「哲學叢書」中於一九九三年推出題為《世界之意義》一書,試圖回答意義的問題。他認為,經過二十世紀斯大林主義以及納粹的興衰,我們現在處於一種既無上帝又無理性的境況,需要重新創造理性,創造意義,甚或意義之意義。他說,任務是思考意義,但不灌輸意義,既不預知它的實現,也不將它推向無限。不是給存在賦予意義,而是使存在成為意義,一句話,存在即意義。　　啟蒙的迷失與新型知識分子意義的真空與歷史的巨變,對歷來被冠以「社會的良心」、「精神的指引」的知識界提出的挑戰是嚴峻的,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與社會功能方面的討論尤其熱烈,也表明知識界對挑戰的積極回應。筆者曾在《法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在野與參政》一文中(載《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四年八月號)對知識分子目前功能的轉換問題做過一些介紹,目前看來知識分子問題的討論更加深入,德布雷曾提到知識分子今天的首要作用不再是改造世界而是解釋世界的提法仍然成立,但呼籲知識分子承擔其歷史責任,干預社會的聲音日益增多。　　社會學家布迪厄晚年一直在奔走呼號,呼籲知識分子勇於面對時代變化,要求知識界不要放棄干預世事的傳統。一九九三年他在對《世界報》的一篇談話中表示,在目前這個階段,十九世紀的烏托邦的負面效應都顯現殆盡,重建現實主義的理想境界,並以此來動員人們又不至於使他們重歸神話迷思,已是當務之急。實際上布迪厄從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底同利奧塔(Lyotard )等一起發起國際作家議會到推出他對法國當代社會深層調查的《世界之窮困》(La misère du monde),都是他身體力行干預社會的具體表現。　　干預社會而不僅僅是參與政治,直面人生、直面社會,這是目前法國有人稱之為「第三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不過時代給知識分子提出的最大挑戰似乎並非要改變干預社會的方式,從以政治為軸心的傳統模式中跳出來固然重要,但知識分子缺乏必要的武器。如果說自啟蒙哲學以來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能之關鍵乃是「啟蒙」,給世界賦予意義,給歷史賦予方向,那麼意識形態的終結則使這一職能不再成立,知識人不僅不再能給世界以意義,而且連自己也迷失了方向,知識分子還有什麼產品可以「推銷」給社會?對於這一挑戰的回應,目前較有說服力的是青年哲學家、《精神》雜誌的主編蒙甘(Mongin)一九九四年推出的新著《面對懷疑主義》。在該書中,蒙甘對一九八九年以來法國知識界的情況進行了總結和反思。他認為,目前西方思想界的處境可以稱作「民主的解咒」(Désenchantement démocratique),是自人權宣言以來個體與普適兩極模式的危機。他認為知識分子雖然再也無法給歷史賦予意義,但並不註定要退出歷史舞台。民主要前進,必須要有觀念的更新,而觀念的更新則在於知識分子思想的交鋒和辯論。通過交鋒以傳遞新觀念,通過交鋒以啟發新思想,這便是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蒙甘將此稱之為「民主的知識分子」。　　以研究東歐知識分子著稱的德國社會學家勒普尼斯(Lepenies)對知識分子的作用做了文化上的回答。他認為,面對世界一體化的進程,知識分子的作用應當是文化之間的橋樑。他認為,今天理解文化的差異已經不夠,而需要從理解走向互相接受。　　重新回到馬克思民主的進步需要觀念的更新,觀念的更新又需要知識分子的思想交鋒,自然這種交鋒絕不是空中樓閣,是建立在對思想的遺產進行反思之上的。對剛剛過去的,時代影響最大的思潮無可爭辯的是馬克思的學說,但馬克思主義不等同於共產主義,馬克思的理論更不等同於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自八十年代末以來,法國思想界學術界對共產主義的理論與歷史做了大量的批判和反思。目前看來,隨著討論和反思的深入,學者們漸漸走出意識形態的桎梏,將馬克思的學說與列寧、斯大林區分開來,重新回到馬克思的原著,也有了很可觀的成果。　　蘇聯解體以後迄於今日,法國思想界那種矯枉過正傾向的批判逐漸淡出,系統的分析反思日漸增多,尤其是對馬克思學說的重新發掘,似乎已經蔚然成風。法國的大哲學家們似乎較早對將意識形態的「罪過」強加於馬克思的頭上表示不滿,德勒茲(Deleuze)一九九三年就表示他不明白也不能容忍人們將馬克思打進墳墓,並要著書闡發「馬克思的偉大」。德里達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也於一九九三年十月推出了新著《馬克思的幽靈》(SpectredeMarx )。在該書中,德里達宣稱要回到馬克思,要用馬克思的精神去反擊資本主義的「世界新秩序」。　　前些年,巴黎第十大學曾召開過一次規模頗為宏大的馬克思學術討論會,多數意見認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家。他對資本主義社會所做的分析和批判在意識形態潮流過去之後的今天看來,充滿了現實意義。與此同時,法國近年來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新著包括馬克思原著的再版都呈現出十分興盛的局面,反映了思想理論界對馬克思的普遍興趣。　　對馬克思的新研究漸漸勾勒出一個新的馬克思的面貌,這是一個褪去了「主義」外衣的馬克思,是一個走下意識形態神壇的馬克思。學者們認為馬克思從來不是一個預言家,他也不認為歷史有什麼意義,一句話,馬克思也是一個「不確定」的思想家。不過從整體看來,馬克思的新形象與其說是在還原其真身,莫如說是思想界意圖從中提取其新的精神資源。如德里達就曾說過,馬克思的精神有好幾種,我們應當知道繼承什麼,擯棄什麼。　　綜上所述,自九十年代迄今法國及歐洲思想界的一個大趨勢可以歸納為:反思與窺探。這是一種世紀交替之際的憂思,一種迷茫中的窺探。這種探尋目前雖嫌分散但傳出的是昂揚的調子。只不過令筆者稍覺遺憾的是,整個反思或窺探,還缺乏一種新的參照系,亞洲文化甚至伊斯蘭文化的東西,仍不大能夠進入歐洲一流思想家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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