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回來了？
二戰結束後，《我的奮鬥》版權被劃歸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州政府。出於對納粹政權受害者的尊重，以及避免煽動仇恨的考慮，巴伐利亞州政府在過去70年里，不允許此書出版。這70年里，《我的奮鬥》一直處於「半隱形」狀態——被藏在舊書店和圖書館的最隱秘角落，被套上了神秘的光環。
這本書真的具有傳說中那樣強大到足以毀天劈地的魔性嗎？
在德國慕尼黑現代史研究所的資料室，一個不起眼的灰色柜子靠牆而立。它被稱為「毒藥柜子」，專門存放禁忌讀物。打開金屬櫃門，一本硬殼紅皮書靜靜地躺在裡面，書的封面用灰白色字體寫著：「我的奮鬥 作者：希特勒」。
希特勒回來了！？文 | 李夏恩「你可以叫我希特勒先生，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叫我"我的元首』。」
這個56歲的半大老頭站在真人秀的現場舞台上，環繞在周圍的觀眾興奮的目光包圍下，對主持人拋出的一個又一個問題，以他典型的尖利嗓音和假裝受到挑釁的激憤態度做出回答，就像他當年在慕尼黑的啤酒館或是柏林的法西斯代表大會上所做的那樣，而台下的觀眾也不負所望，除了沒有火把遊行和那個經典的伸直右臂直刺蒼穹的敬禮動作外，歡呼聲和掌聲與當年納粹遊行時別無二致。
幾天前，當他從一個雜草叢生的空場上醒過來時，頭痛欲裂的腦袋裡還殘存著危急時刻的最後印象：當時斯大林的軍隊即將挺近柏林，戰況的發展使他感到絕望，在那個散發著潮濕和冰冷氣息的地堡里，他正和他心愛的愛娃在沙發上聊天，為了派遣寂寞還把他的老式手槍拿出來把玩，而下一刻，他卻孤身一人躺在這片空場上，幾位穿著俗艷運動服的年輕人發現了他，但卻沒有像一個標準的青年團團員那樣向他舉右臂致禮！而且人們打招呼的方式也不再是「希特勒萬歲」或是「我的元首萬歲」，而是「老頭兒，你瞎了嗎！」
在之後的幾天里，這個老頭兒一直在以自己固執的方式努力適應這個社會，沒錯，這裡還是柏林，但卻和他所熟悉的柏林不同，在那個他所熟悉的城市，一切是都由灰色、紅色和黑色組成的，街上會有黨衛隊來回梭巡、維持治安，糾正每一個道德上和人種上的錯誤，而現在整個城市卻被泡在五顏六色的光彩中，大街上到處是懶洋洋的年輕人，穿著邋遢懶惰，甚至和低下種族的男女摟摟抱抱，甚至整個國家竟然是由一個女總理當家，這一切都使他感到頭暈目眩。
但是，很快，他找到了自己在這個新社會中的新位置，那就是媒體：電視、網路、社交網站——在這個受到敘利亞難民危機衝擊下的國度里，這位留著偏分頭型和鬃刷小鬍子的人物再一次受到矚目，儘管這種矚目究竟是歡迎還是厭惡尚難判斷，但毫無疑問的一點是，在銷聲匿跡七十年後，希特勒回來了！
好吧，上面這些當然不是真的，而是根據帖木兒·魏穆斯的那本暢銷小說神作《希特勒回來了》的內容再加上一點兒符合當下內容的合理想像，儘管這種挑動人們顱腔里灰質的內容純屬虛構，但引人深思的是，這種虛構有可能真的化為現實，在某些憂心忡忡的人眼中，希特勒即將回來的日子屈指可數，儘管他不是像虛構小說中那樣以活生生的肉身現身人世，但卻可以以看不見的幽靈方式重返人間。
這個幽靈就是那本被認為代表希特勒思想精髓的著作《我的奮鬥》，在很多人看來，這本書就像是希特勒施加了「納粹黑魔法」的「魂器」，它的現身足以喚起那個塵封已久的幽靈。從1945年這個幽靈在紐倫堡被同盟國審判官以民主人權的符咒被封印起來以後，在長達70年的時間裡，它都一直蠢蠢欲動，而如今，這股黑暗的力量將被釋放出來，而釋放它的則是一部被名為《伯爾尼公約》的修訂條款，正是這則條款規定《我的奮鬥》的70年版權期即將在今年的最後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到期，在不少人看來，這意味著這隻邪惡的魔獸將在2015年結束時破籠而出，重返人間。
但問題是，這種憂慮究竟是確有實據還是言過其實？或者更確切地說，這本書真的具有傳說中那樣強大到足以毀天劈地的魔性嗎？
或許沒那麼魔性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應該藏在91年前德國蘭德斯堡監獄的那間舒適、溫馨、裝飾著卐字徽章和個人畫像的囚室里。儘管在當時很多人眼中，關押在這間囚室里的阿道夫·希特勒就像耶穌基督一樣，正為踐行他強大德意志的崇高理想而受難，但實際上，比起耶路撒冷骷髏地的十字架，這裡簡直像是度假勝地，恰如一幅描繪希特勒在1923年聖誕節站在囚室里向窗外遠眺的宣傳畫那樣，裡面有聖誕樹、溫暖的火爐、白蘭地，而窗外不僅有希特勒虛幻的第三帝國的遠景，還有美麗的鄉村風景。按照希特勒一位受難同志的說法：「希特勒的單人囚室看起來就像個雜貨店，你可以用堆在那裡的一切原料開一個花店、一個水果店和一個酒店。」
1923年11月8日發生在慕尼黑貝格伯勞啤酒罐的那場輕率的暴動，儘管在後人看來是一場窮凶極惡的奪權暴力犯罪，但在時人看來，這場暴動與布爾什維克黨人的起義一樣，都屬於一場革命。正是這場缺乏謀劃的暴動將34歲的希特勒塑造成了一位萬眾敬仰的革命者，希特勒在法庭上演講中的那句「歷史的永恆法庭的女神將微笑著撕毀原告的起訴書和法庭的判決書，因為她將宣告我無罪」很快就被被簡化為更經典、更耳熟能詳的台詞：「歷史將宣判我無罪」，被後世一代代革命者大義凜然的吟誦和傳唱。
希特勒藉此在法庭上獲得了道義上的支持和民眾的廣泛同情，或許正是他起身離開法庭使身後響起的陣陣掌聲，加上他對黨內那些背信棄義的叛徒的憤恨，使他作出了寫一本自傳的決定，而蘭德斯堡監獄優裕的物質條件和閑適的環境則為他寫這本書提供了保證，為了方便他寫書，監獄晚上的燈火管制專門為希特勒的個人囚室取消了。「在夜中的那些孤寂時刻，希特勒都伏在書桌前，秉燭夜讀，他正為德國的復興而忙碌」。
希特勒正式向外界透露他決定寫這本回憶錄的時間是1924年5月5日，他原本的打算是「寫一本舊賬，談一談11月9日熱烈歡呼的那些紳士」，以及隨後他們在實施過程中表現出的「熱情和衝動」，但很快，他自己的熱情和衝動就開始鞭撻著他的創作熱情向前推進。不過，更現實的問題還是經濟問題，也就是錢。為了打贏那場使他暴得革命者大名的官司，希特勒瀕於破產，一想到需要支付的律師費，就「讓我頭皮發麻」，於是他迫切地想要寫一本書能「大量印刷，希望藉此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而且還有一個很私人的原因，他看上了一輛賓士跑車，售價是2.6萬馬克，這輛車讓他魂牽夢繞，以至於他還沒有完成書稿時就託人幫忙預定，還挑選了自己中意的款式，最令他興奮的是，還享受了折扣。
希特勒深信自己的傳奇經歷應當具有一定的廣告效應，寫出的書定然大賣，從而獲得不菲的版稅和稿費收益。因此，他拒絕了給他版權費「低得可憐」的出版商波艾普列，將其讓給弗朗茨·埃耶出版社的馬克斯·阿曼，後者相信這部回憶錄「印製精裝收藏版，並標註編號，簽上希特勒先生的名字，至少可以賣出500馬克」——後來的事情很快證明，這將是個錯誤的判斷。
於是，在1924年6月初，埃耶出版社宣布即將印行一本由希特勒先生撰寫的個人自傳《與謊言、愚蠢和懦弱奮鬥的四年半》，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個冗長的書名都更像是今天頗為流行的勵志讀物的名字，而不像一份符合希特勒職業革命家氣質的宣言。《我的奮鬥》這個更簡短、更大眾、後來被證明更具魔性的書名是阿曼起的。
但就像所有「著名作家」的通病那樣，希特勒也罹患有嚴重的拖稿症，本來預定在1924年7月出版的自傳一直遲遲未出，直到12月20日他離開監獄時，才完成了書稿，也就是《我的奮鬥》的第一卷。但這部書的最終出版卻要等到1925年7月18日，原因很簡單，這本書寫得太爛了。
為了編輯這本書，出版社動用了7名編輯，一位叫漢夫施丹格爾的編輯將希特勒這本書的編輯過程稱為「一場掙扎」，書里到處都是「糟糕透頂的形容詞」、「濫用的最高格」還有大言不慚的「謊言」，這些「謊言」從第一頁就開始了，希特勒將自己的父親說成是「高級公務員」，但其實他不過是小官，而且脾氣暴躁，好酒使性，但希特勒卻將自己的家庭描寫得讓人感覺融洽和睦。之後撒謊的地方更多，但比起謊言和自吹自擂來，最嚴重的問題還是拼寫錯誤和語病，一位文學批評家從中發現了16.4萬處語法和句法的錯誤，這還是編輯努力一番的結果，按照希特勒的口述記錄者赫斯的妻子的說法，整部書稿看起來就像是不可名狀的口頭韻文。
希特勒這本書的內容當然相當「邪惡」的，即使在當時，其激進的態度和近乎謾罵的語言也讓很多人退避三舍，整本書與其說是一部自傳，毋寧說是一本厚達400多頁的宣傳，充滿了毀滅、毒化這些駭人聽聞的字眼，希特勒試圖使人相信，德國的困局乃至世界的困境，都是因為罪惡的猶太人力量玷污了高貴的雅利安人血統，這些低劣的種族把控經濟，支配社會，甚至處心積慮挑動高貴種族的人自相殘殺，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險惡目的。希特勒的這些思想其實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很多觀點直接剽竊自當時的一本暢銷書《國際猶太勢力：世界首要問題》，這本書里大量引用當時已經被判定為是沙皇俄國為了鼓吹反猶浪潮而杜撰的《錫安山長老會議記錄原稿》內容，詳盡地論述了所謂猶太人陰謀統治世界的陰謀，書中提到的德國的經濟命脈已經被猶太人「堅如磐石」地「控制」住的說法深得希特勒之心。而這本書的作者福特，正是現在大名鼎鼎的福特汽車的創始人，被當時世界看作是典型的成功人士，其影響力之大使小說家扎米亞京創造了「20世紀反烏托邦三部曲」中《我們》。從某種意義上講，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宏圖大業如果最終得遂，那也一定是《我們》式的而非《1984》式的。
儘管希特勒得意於自己的飛揚神采，也借這本書傾瀉了自己的激憤的反猶主義和復興德意志的滿腔熱血。但1925年7月最終發行後的反饋卻令他始料未及。《法蘭克福報》稱之為「希特勒的終結」，另一份報紙則評論說「作者不知道是不是精神出了問題」，即使是希特勒的同道人，《祖國巴伐利亞》這樣的激進反猶刊物也揶揄地說這本書應該改名為《他的抽風》，在納粹黨內部的圈子裡，這本書也被暗地裡稱為「我的痙攣」。在納粹黨的一次非正式集會上，黨的一位領導人奧托·斯特拉瑟故意在會上援引了一段《我的奮鬥》，引起的台下的一片震驚，大家還一致同意要讓第一個進來說自己讀了《我的奮鬥》的人請客，結果第一個進來的是斯特拉瑟的哥哥格雷格爾，他「響亮地」回答說：「沒看過！」
如果一本書在自己的圈子裡都受到如此嘲笑，那麼在外界的影響力就可想而知了。《我的奮鬥》第一卷在開始時的熱銷多少還倚靠的是一年前慕尼黑啤酒罐暴動的餘熱，而當第二卷在1926年12月11日出版，收穫的一片可以預料到的冷落，甚至連批評家的興趣也難以點燃了，問世一年，只賣出700本，截至1927年，《我的奮鬥》第一卷賣出不到5000冊，第二冊則只賣出了1200冊，儘管希特勒還頗有興緻的打算寫第三冊，但失望已極的出版商已經不願拿希特勒的新著去打水漂了。面對現實，希特勒開始羨慕他的前輩，義大利的墨索里尼的談話錄都能如此暢銷，而他自己「就不是當作家的料」。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符合人們對希特勒《我的奮鬥》的真實看法，它確實是一本邏輯混亂、充滿叫囂式口號和奮激情緒的大雜燴，如果你想從裡面讀到一些作者的真實生活經歷和細節描述的話，那也是相當徒勞的，也難怪後世的歷史學家在談到這本書時都搖頭不置，將其判定為一本不堪卒讀、混亂乏味的書，甚至對其的揶揄大過批判。但如果我們循著這些歷史學家政治正確的思路一直延伸下去的話，那麼很容易會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這樣一本荒謬乏味、讓人開卷即煩的書，把它扔進垃圾堆還唯恐不及，怎麼可能會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呢？
從「我的奮鬥」到「我們的奮鬥」1935年12月31日子夜，或者說是1936年1月1日凌晨，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濃黑的夜晚，在中國上海大陸新村9號一間亮著檯燈的房間里，一位瘦削的中年人正在翻看申報，當他看到第三面的廣告時，一聲嘲諷地哼笑聲從一叢濃黑的鬍子下傳了出來。幾天後，一篇名為《小大奇蹟》的文章被刊登在《海燕》月刊的第一期上，在這篇文章中，一個署名叫何乾的人對《申報》第三面上的商務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的圖書廣告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在這則廣告上，中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時代崛起的青年領袖，同時也是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推薦了一本名為《我之奮鬥》的書，，按照羅家倫的推薦序所稱，這本書的作者「希特拉」，「崛起於德國，在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蹟……希特拉《我之奮鬥》一書係為其黨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認識此一奇蹟者尤須由此處入手」。
何干在文章中嘲諷說，針對羅家倫的這種「大奇蹟」，還應當發現三種「小奇蹟」：
「其一，是堂堂的一個國立編譯館，竟在百忙中先譯了這一本書；其二，是這"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蹟』的東西，卻須從英文轉譯；其三，堂堂的一位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卻不過"欲認識此一奇蹟者尤須由此處入手』」。
在文章的最末，何干發生一聲尖銳的慨嘆：「真是奇殺人哉！」
這個所謂的「何干」，其實就是大名鼎鼎的魯迅另一個筆名，而「希特拉」也就是希特勒剛剛進入中國時的諸多譯名之一，早在1934年，魯迅就已經關注到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這位政治強人勢力的突然爆發使這位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到憂慮，納粹的反猶和焚書都使他嗅到了一種危險的氣味，但最令人擔心的是，這種危險的氣味甚至彌散到了中國。早在20年代，就有很多類似希特勒納粹組織的准法西斯社團在中國崛起，「醒獅社」、「國魂社」、「大江會」、「大神州會」、「少年自強會」等等，這些社團鼓吹通過嚴密的組織和近乎獨裁的強權領導的方式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但到了1934年，這種思潮突然變得興盛起來。大量出版物開始介紹或是宣傳法西斯主義，《中國晨報》、《中國日報》、《文化建設》、《青年與戰爭》、《社會主義月刊》等等超過200種報刊都在擁抱這一強勁的風潮，一位叫張錫齡的作者在《法西斯的意義和譯名》的文章中將法西斯看作是大勢所趨：「時代的車輪，既然踏入法西斯階段，那麼你就是任何人，亦不能螳臂擋車」。另一篇名為《國民黨與法西斯蒂運動》的文章則主張將國民黨的政治組織和運動方式與法西斯結合在一起：「只有努力於法西斯蒂運動，只有法西斯蒂是拯救中國民族命運的法寶」。
甚至最初對法西斯主義隔閡頗深的蔣介石，從1933年開始，也逐漸接納法西斯主義作為強國之道，儘管蔣聲稱「中國與義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之必要」，但在軍隊的演講中，蔣也同樣希望能建立一種絕對信仰服從的體制：
「大家要知道，今天並不是我做了統帥，就要大家信仰我，就是政府叫任何人來做統帥，大家也要一樣信仰他！總之，我們全體士兵和各級官長，對於自己的上官，尤其是統帥必須絕對的服從！」
到1933年9月，蔣在江西對一批國民黨幹部發表演講時，第一次指出「我們才能第一次真正地稱為法西斯主義者」，而到了1935年在藍衣社成員的集會上，蔣已經近乎於法西斯的信徒：「在中國現階段的緊急形勢下，法西斯主義是最適合的一種奇妙的藥方，而且是能夠救中國的唯一思想」。
也正是在1934年4月15日，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第一次以中文方塊字的形式與中國讀者見面，才滿一個月就告再版，這種迅猛發展的速度讓當時的書業觀察者，著名作家茅盾也感到吃驚。
但實際上，《我的奮鬥》在中國的熱潮，只不過是《我的奮鬥》在世界掀起熱浪中的一朵浪花而已。1933年，美國霍頓-米福林出版社在波士頓出版了第一個英譯本的《我的奮鬥》，同年，赫斯特-布萊克頓公司在倫敦出版了同一個版本的《我的奮鬥》，這兩個譯本的出版很快引起一連串連鎖反應，在法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這些地方都有版本發行，日本也在1934年推出了第一個日文譯本，而在德國，僅僅1933年這一年，這本書就狂銷了100萬冊，這本已經發行了10年的書，直到此刻才爆發出其強烈的魔性，像瘟疫一樣傳染整個世界，這一切確實像羅家倫所說的那樣，「在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蹟」。
但這個「奇蹟」的原因卻值得思考，我們對一本暢銷書往往只看到它的熱銷和加印，卻很少想到書與作者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人因書而出名，還是書因人而出名。
在很多人看來，這個問題就像雞生蛋、蛋生雞一樣無聊，但對《我的奮鬥》這本書來說，提出這個問題卻饒富意義，就像之前所提到的那樣，這本書是如此的糟糕，以至於希特勒的黨內同志都不堪卒讀，但在8年後，它卻未加任何編輯修飾地行銷世界，書本身在裡面起到的作用肯定可以排除了，唯一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作者發生的變化——1933年的希特勒不再是1924年那個關押在舒適牢房裡的職業革命家，而是一躍成為德國總理，在很多人看來，1933年是個見證奇蹟的時刻，在經濟危機肆虐的世界中，希特勒通過法西斯手段使德國迅速走上復興，由一個戰敗國成為西方世界不可小覷的絕對強權，這種爆發的力量和速度令人吃驚，也讓人嫉妒和艷羨，精明的出版商當然也從中發現了商機，他們急忙出版這本8年前被人罵得一文不值的荒謬著作，將其鼓吹成希特勒掌握大權，推動德國復興的思想動力和力量源泉，《我的奮鬥》就在出版商的商業利益推動下變成「我們的奮鬥」的集體合唱。
但就像一本暢銷書一樣，有多少人真正讀過這本書始終是個問題，編輯和譯者也許出於工作職責通讀了甚至是細讀了這本書，但很少有證據證明他們從此變成了納粹分子，真正成為納粹分子的人，包括1936年在美國高舉納粹旗幟的那幫人實際上也只是從中挑出些斷章殘句，為這本書寫書評的人則延續了8年前德國評論人的意見：這本書糟糕透頂，而且很危險。著名書評人奧托·托里斯克斯在《紐約時報》的評論中稱這本書「只有10%是自傳，其他90%是在宣揚納粹思想，100%都是宣傳。每一個字都被用來加強宣傳效果」，詹姆斯·傑拉德在《紐約書評》稱這本書是一本「復仇之歌」，傑拉德特別提到希特勒的反猶傾向是一種令人髮指的罪行，「希特勒所仇恨的種族，曾經誕生提升人類境界的重要人物，為科學、醫藥、外科、音樂、藝術以及文學增光，我們閱讀希特勒的仇恨之歌時，悲哀中夾雜著對世界未來的恐懼」。當時在野的溫斯頓·邱吉爾則從中窺出了希特勒稱霸世界的野心，他認為《我的奮鬥》中一字一句都明顯透露出希特勒追求的目標：「我的計劃從一開始就是廢棄《凡爾賽和約》……我已經寫過上千次了，世上還有誰比我更願意將自己的意願公布記錄得如此頻繁？」
邱吉爾為希特勒的明目張胆的野心感到憂慮，但他無力回天，因為當時世界不是沉浸在綏靖的虛假和平的幻夢中，就是已經拜倒在希特勒的魅力腳下，英、美雖然有自己的民主傳統不可動搖，但卻無法遏製法西斯的苗頭愈演愈烈，而在日本、中國這樣的國家，則對希特勒的納粹思想各取所需。日本軍部不僅對希特勒對整個國家的嚴密控制和個人的威權魅力艷羨不已，更對其中高唱的純粹種族的讚歌倍感狂喜，日本一直以來在西方強勢文明的陰影下有一種自卑心態，認為黃種人在世界上備受歧視，而希特勒的書恰好為擺脫這種歧視的陰影提供了一種力量的支持，因此日文譯本的《我的奮鬥》為了滿足這一理念，特別刪去了希特勒關於日本的論述，因為在這些論述中，希特勒稱日本引以為豪的文化其實不過是雅利安人帶過去的文化。
而對中國人，特別是執政的國民黨而言，他們對種族觀念不感冒，卻對希特勒軍事化的領導手段和領袖的個人威權頗感興趣，認為只要仿效得當（比如儒教+三民主義+法西斯），完全可以在中國複製納粹德國的崛起神話。
但在納粹德國內部，對那些千千萬萬的普通讀者來說，這本書已經司空見慣了，到1945年希特勒敗亡之際，這本書在德國發行量累計超過1000萬，幾乎每家每戶都備有一部，甚至是幾部。納粹黨控制的教育部分將這本書強製作為推薦讀物分發到各級學校和圖書館，但比起真正的極權國家而言，納粹對《我的奮鬥》的滲透力仍然很小，在納粹的典禮上，這本書幾乎不會出現——1930年以後發行的單卷本有780多頁，太沉了，根本揮舞不起來，而且絕大多數人對這本書的態度是但知書名，不看內容，學校里也沒有將其選入課文要求學生背誦記憶，它只是供奉在書架上的一件可以被忽視的聖物。龐大的印刷量也只是給希特勒提供一筆源源不斷的版稅而已。以至於1945年那個終結的日子到來時，在德國幾乎沒有人真正的讀過這本書。
希特勒回來了？那麼，這本書究竟有多大的魔性呢？1945年12月的紐倫堡審判上，這本書被盟國的法官們判定為一本犯下了嚴重罪行的邪惡之書，根據英國助理起訴人弗雷德里克·艾爾文·瓊斯少校的公訴詞，這本書是那些納粹被告「信仰的文件」，足以作為「希特勒和他的同夥——被告們——從他們奪取的政權的最初時刻起，而且實際上在此以前很久就已經在計劃和準備一場進攻戰爭」的罪證。《我的奮鬥》成為一本邪惡的禁忌之書的罪名也由之確定。德國也因此頒布法律，禁止在德國出版發行這本書，僅有的幾本1945年之前的存書以及複製品，也僅限學術使用。盟軍將這本書的版權交給巴伐利亞州政府，直到今年12月31日，這本書版權期到期，這本禁書才被釋放出來。
這樣看起來，彷彿這本魔書真的具有如此魔力，需要被封存起來，不然一旦釋放，就會毒害人性，再次掀起波瀾。但實際上，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樣，這本書的內容既荒謬無趣，不堪卒讀，而且它又是因為作者的出名而暢銷的，本身不值一提，所以它究竟有多大力量，仍然值得深思。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德國禁止了這部書，但在德國之外的世界裡，這本書卻沒有被禁止，有不少老納粹藏身的南美洲國家，這本書的其它語種就被半公開的發行，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這本書也躋身經久不衰的常銷書行列，英國哈金森出版社在1969年就出版過《我的奮鬥》的英文全譯本，自此以後，一直不斷再版，本來書商打出的廣告是「這本邪惡（Evil）之書」，但最後在編輯部的抗議下變成了「這本無恥（Vile）之書」，這部書每年再版大約可銷售3000部，數量不低。在美國，這本書則一直由1933年就拿到版權的霍頓-米福林出版社出版，現在研究納粹德國和希特勒的學者手裡最常用的《我的奮鬥》的版本就是該出版社1977年版，在波蘭，索哈出版社印刷了兩萬多冊《我的奮鬥》投放市場，很快就銷售一空，黑市價甚至由每本5萬5千茲羅提漲到每本15萬。最令人驚訝的是，這本充斥著反猶主義思想的書竟然還推出了希伯來文版本，由73歲的以色列學者丹雅龍翻譯，也盛極一時。而在中國，這本書更是有數個版本，最常能得到的三個版本是西藏自治區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和廣東高等教育出版1996年版和北京現代出版社2001年版，當然，其翻譯程度之糟糕，足令1930年代的中譯本相見失色。而在台灣，陳式先生於1984年翻譯的《我的奮鬥》已經成為經典譯本，而國立編譯館的版本，則頗合那些雅好半文半白者的口味。
有了這麼多先見的版本，所以2015年的解禁即使帶來一股熱潮，也肯定不是因為這本書的魔性，更可能是因為人們對禁忌之物的好奇之心。儘管《我的奮鬥》一直不斷再版發行，但它是一本糟糕的書的判斷似乎並沒有隨時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有多少人真正因為讀到它才受到感染成為納粹分子將永遠是個迷，就像小說里希特勒回來時的遭遇一樣，當他繼續按照70年前的思維回答主持人提出的那些問題時，觀眾都大笑起來——秘密才是魔性的來源，而公開的笑聲則會打敗一切虛幻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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