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麟導師：儒家讀書只為成就聖賢境界

儒家向來十分重視讀書研習、廣學博聞、慎思明辨，僅《論語》一書，就有很多處孔子強調學習之重要性：「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儒家提倡廣學博聞，提倡人文教化，最終是為了「下學而上達」，上達於天道，上達於心性，而止於至善。不是為了學習而學習，為了讀書而讀書。如僅僅止於為了學習而學習，為了讀書而讀書，只能成就為一名普通學者、思想家，某個文史類專家或技師。

儒家倡學，目的非常清楚，是為了成就聖賢境界，成就德性人生，成就「明明德於天下」。欲達此目的，首先需明白生命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三者之關係與差異，或首先需明白先驗知識（生命科學知識）與經驗知識（社會科學和自然的科學知識）之關係與差異，明白此差異，才能明白哪些學問知識是主，是本，是先，哪些學問知識是次，是末，是後，「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如不識主次、本末、先後，則難以近道，反成背道而行。

小人儒與大人儒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之學因始終於心性處不能暢明通透，致使其「下學」有餘，膠固於耳目感官之間，陷溺於見聞經驗之中不能自拔；又「上達」而不足，失守儒家學術根本宗旨，超越和反源之勁力不夠。故其學易於成就「小人儒」，即通常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和專家學者，難以成就「君子儒」，即成為聖賢，明德天下。若只能下學而不能上達，如此，儒家種種之德目、種種之德行，必將成為他律道德，而不是儒家一直固守的源於心性之本有的自律道德。儒家正宗心性之學和恪守自律道德者，為陸王心學一系。

朱子在《癸卯答項平父書》中有一段話表達了他與陸象山(陸九淵，號象山，公元1139年-1193年)之間種種觀念之爭的看法：「大抵子思（孔子之孫，《中庸》作者）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陸九淵）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截長，集思廣益，庶幾不墮一邊耳。」

「尊德性」確為陸王所謹守而發揚之，但朱熹自詡其學為「道問學」則不諦。蓋儒家千百年來於心性義理方面之講說辨示，即生命科學之體系化建構，成果斐然，獨成一脈。

但因不明生命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殊異，故其外王之理想終究止於小成而已；無法在推動政治與社會改革漸進於更合理、更公平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也沒能積極有效地解放生產力和改善生產關係，以達很好地改善民生之目的。朱熹束於歷史局限，以世無匹敵之學力，終於此無大補益，反成支離，徒生若干無謂之繳繞。本願以儒家正宗者自詡，但其於心性之學（尊德性之學，成德之教）無相應之傳承與發展，終使自己「墮一邊耳」。

——節選自潘麟導師著作《〈大學〉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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