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張唐宋文學編年地圖，重新認識詩人的悲喜人生

六年前，王兆鵬用大數據給唐詩宋詞排了個名次，「一半人都在罵我」。六年後，他用大數據將唐宋詩人呈現在一張地圖上，「留言里幾乎沒看到有罵的」

想知道蘇軾一生的故事，在百度百科輸入「蘇軾」，資料數萬字。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里翻檢半天，能七七八八地拼湊出——「出生眉州」，「烏台詩案」，「被貶黃州」，「修建蘇堤」，「放逐海南」，「死於常州」。

2017年3月，由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王兆鵬主持製作的「唐宋文學編年地圖」試行上線。在這張地圖中，輸入「蘇軾」，一秒鐘後，在中國地圖的腹地上，蘇軾的人生直觀地畫成一個「中」字。上面分布90個密密麻麻的紅點，用紫線相連，顯示他走過的路。他去過90座城市，是行走城市最多的詩人，「可以說一生都在路上」。

點擊每個紅點，會跳出一張張年表，記錄蘇軾在該城的經歷和所寫的詩。點紅點「開封」，1079年8月18日遭遇烏台詩案入獄，被貶黃州。幾段短促的紫色直線把開封和黃州相連。這段路蘇軾似乎走得很急，只在五個小城稍作停留，心情不好，一路寫了不到20首詩。點擊途徑地「麻城」，跳出他在此寫下的詩：「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

這張地圖第一次打通了歷史的時空隔閡，開通當天，點擊量超過110萬；第二天，數字翻了一倍。而在這之前，文學、詩人研究幾乎沒有利用過大數據，詩人年譜大多是時間對應作品的文字表格，常常忽視寫詩地點。因此，詩人們似乎活動在一個人的「格子間」，既不知道按什麼地理順序走了大好河山，也不知道和同代詩人有過什麼交集。

「詩人曾經被當作割裂的個體，以前的文學研究都是單個詩人的獨幕劇。」地圖的主持者王兆鵬說。而他想用這張地圖撤走幕布，讓詩人們在一個台上對話，唱和，謾罵，彼此仰慕或者互相看不上眼。

「唐詩排行榜」

這並不是王兆鵬第一次將大數據和文學連接在一起。上世紀90年代，他第一次用數據研究文學，給唐詩宋詞排名次，2011年把研究成果出版成書時，「一半人都在罵我」。

那時，王兆鵬讀到一篇文章，講如何按照某些硬指標給論文評級。他想，論文可以評出好壞，唐詩能不能排出個名次？他判斷，一首詩的影響力由歷代選本數量、名家評論和研究論文等多個因素決定，而今人閱讀古詩的趣味常常受前人評價的影響。

於是，他帶學生跑遍了全國藏有古書的圖書館，作出一系列統計學計算，結果顯示，崔顥的《黃鶴樓》排名第一。

王兆鵬被嚇了一跳，「這超出了我的想像」。原以為必然高居榜首的李白，在第六名才開始出現，幼兒園都會背的「床前明月光」只排第39位；「春眠不覺曉」才55名，陳子昂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甚至沒進100位。

這個結果也讓網友覺得不可思議，他們用「娛樂炒作」、「給黃鶴樓打廣告」等評論表達不以為然，王兆鵬有點哭笑不得，「黃鶴樓哪用得著我打廣告」。學界則爭論起「主觀的文學是否能用簡單粗暴的數據進行排名」，著名文學家王先霈評價：「學者必須要有個底線，文學是無法用某個標準進行排行的。」

而王兆鵬卻認為，儘管對文學作品的審美可以主觀，但做研究仍需要像科學一樣，用數據作支撐。「五萬唐詩，兩萬宋詞，哪些是經典，需要有『共識』。」

儘管「一半都是罵的」，王兆鵬還是選擇相信數據，他覺得這些數據是能夠說明問題的。李白杜甫雖然沒有排上第一，但入選作品最多，分散了「票數」；崔顥只有《黃鶴樓》一詩傳世，被古代大家推為「七律第一」，品評集中在一首詩，連李白都寫「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致意。而沒有排進100位的《登幽州台歌》在古代確實默默無聞，唐宋明代22本選本沒有一本提到它。

他覺得用數據研究文學沒有錯，他還打算用數據做更多事。

2011年，王兆鵬在深圳見到在電視台做策劃的博士研究生同學，同學提議「能不能做個宋代詞人地圖？」統計一下哪個城市出生的詞人最多，哪個城市留下最多詞作。王兆鵬搞唐宋文學研究，常常需要反覆核對歷史地圖，「翻來翻去很不方便」。詞人地圖的提議「一下子就燃起了我埋藏在心中的一個想法」，他說好。

兩人把詩人地圖計劃申報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想做「中國文學地圖」。在北京答辯時，考慮到五年內項目要結項，明清小說難以編年，而唐宋正好是王兆鵬研究三十多年的課題，「宋代以前的文學整理基本上都到位了，紙質文本已經見底」，最後地圖被定位為「唐宋文學編年地圖」。

「像破案一樣」

做地圖先要有唐宋詩人的年譜數據，整理年譜是個枯燥的工作，難度也不小。

已有的詩人年譜大多是時間和作品的一一對應，每首詩寫作地歸類粗糙。南宋第一任宰相李綱，因主張抗金，當宰相七十五天後遭到罷免，從開封貶去海南，一路途徑安徽、湖北、廣東。年譜卻將一路寫的作品全堆在一個省份。「哪首詩是途經哪個省寫的，都沒說，這些就需要我們重新去考證。」

考證詩人生平信息「像破案一樣」，王兆鵬的「破案」經驗已有30多年。

1982年，王兆鵬從武漢師範學院（今湖北大學）中文系畢業，三年後考上本校研究生，專攻唐宋詩詞。研究宋代愛國詩人張元干時，他發現詩人生卒年和籍貫的基本信息，多本文學史著作和詞集選本說法不一。張元干生活在兩宋之間，經歷過金兵南下，北宋亡國，最後被迫南渡，流亡江南，這類人常被稱為「南渡詞人」，常被文學研究忽視，生平整理完善的不多。

王兆鵬翻閱了與張元干同代數十家詩人的詩文別集和大量史書，發現了許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他寫了15萬字的碩士畢業論文，考據出張元干從福建過杭州，沿著大運河北上來到汴京開封；靖康元年投在抗金名將麾下，保下開封。後來激怒秦檜，抄家入獄。北宋亡後，被迫南渡，在蘇州臨安一帶漂泊，七十歲客死江南。

這是他第一次嘗試將時空結合，從一張年譜挖掘出一個生平故事。這篇論文獲得著名詞學專家唐圭璋先生讚許：「元干二十歲以後各年行蹤基本考實，實道前人之未道。」

對張元乾的生平整理，讓王兆鵬第一次有了「詩人群體」概念：「要研究一個人，必須了解一群人甚至一代和幾代人。」而以往的研究常常將詩人關在在「格子間」，不和其他詩人聯繫：「寫書這一章全是李白，下一章全是杜甫。」他們見過面說過話，互相贈送過詩作嗎？

參與「唐宋文學編年地圖」的工作人員近300人。王兆鵬2000年到2016年在武漢大學中文系任教，被拉來項目幫忙的多是他在武大的朋友和碩士畢業的學生，既沒有經費補貼，也不像論文可以當作科研成果，全是「看在老師的面子上，順便學一點新的研究方法」。

「破案」需要線索。像《芙蓉樓送辛漸》《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這樣直接將寫詩地點嵌進詩文的不多，只能從其他信息推測：當年詩人在哪裡做官，和同期詩人的書信中是否提過自己近況，史書上有過什麼記載。

多數男詩人可以從官職履歷中推算出寫詩地點。公元1175年，辛棄疾在江西任提點刑獄，「相當於江西公安廳廳長」。當時江西首府在南昌，提行司卻在贛州，因此那段時間他應在贛州生活。辛棄疾登上了賀蘭山頂的郁孤台，想到四十七年前，金兵南侵江西，隆裕太后在此棄船逃亡，而中原始終收復無望，於是他在山壁上題下著名的「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

女詩人比較麻煩，比如李清照。古代女性沒有社會身份，既不做官，也不出門遊歷，生平只能靠父親和丈夫的資料推斷。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是金石專家，業餘愛好研究古代銅器石碑上的銘文，在各地赴任收集文物，編了三十多卷《金石錄》。

在《金石錄》後，王兆鵬發現有一篇李清照作的《金石錄後序》，記錄了婚後34年里，和丈夫趙明誠的故事，「這是詞人唯一一條一手資料。」在後序里，李清照記錄了早年在汴京，夫婦如何節衣縮食從大相國寺購買文物，收集了十幾屋書冊捲軸、古董祭器。

金兵南下，丈夫病死，她追隨宋高宗的逃跑路線，一路往南逃難。在逃難中，文物或是來不及轉移，落入金兵手中；或是在運輸途中掉入長江丟失。逃到浙江後，十幾屋文物只剩下五六筐書畫硯墨，捨不得放在別處，藏在床下，卻被小偷挖洞背走。「李清照是著名詞人，大家對她的生平很關注，今天破一點案明天破一點案，生平軌跡就逐漸勾畫出來了。」

也常遇到無法破解的「無頭案」。李白出生在吉爾吉斯斯坦，定位在地圖最西點，唐代叫碎葉城，是當時的西域重鎮。沒有做過官，官職履歷不明；到處遊盪，行蹤只能從《早發白帝城》《望廬山瀑布》中推測。

「他一生究竟去過幾次長安，100多年來沒有搞清楚。」死法也眾說紛紜，《舊唐書》說他「飲酒過度，醉死宣城」，又有專家考證其病死於當塗，而民間流傳他在當塗醉酒，跳進江里捉月，溺水而亡。他的一生只有一段能夠編年，其他無法考證的「只能空著」。

詩人生平案子一一「破」了，難題還有技術。300名文科科研人員，沒人想像得出「地圖」將是個什麼樣子，擺在大家眼前的只有破不完的「案」，翻不完的史書，錄不完的資料庫。

王兆鵬認識了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周文業。周文業是計算機專家，又對文學有興趣，一直想做一個「作家地圖」。他寫了一個程序，只要使用者將作家生平信息填充進表格，程序就能自動生成一張路線地圖，「我大概清楚該怎麼完善了。」王兆鵬說。

換種角度看歷史

五年後，王兆鵬和古詩詞網站「搜韻」合作，「唐宋文學編年地圖」上線。

蘇軾一生輾轉城市最多，加上為人親和，在黃州打水漂遇到講鬼故事的老農之類軼事都能載入史書，「他的作品90%以上都可以編年」。

點擊紅點「開封」，1056年，20歲的蘇軾第一次離開家鄉四川，經甘肅和陝西南部，抵達汴京開封。當年，他參加了禮部考試，寫了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考官歐陽修頗為讚賞，還以為是愛徒曾鞏的文章，為了避嫌，只給他評了第二。

點擊「1079年」，紫色路線在紅點間來回穿梭，纏成一團，那年蘇軾似乎過得十分顛沛。先是因為不贊成王安石新法，被貶謫到湖州。紫色路線沿大運河南下，在江南繞了一圈後，突然又直轉北上回到京城。

原來蘇軾在謝主隆恩的官文里，忍不住發牢騷：「我知道自己生不逢時，陪不了你們新黨玩政治；大概你們覺得我年紀大作不了亂，還能管管小老百姓。」新黨於是抓住把柄，翻文字舊賬，認定蘇軾「譏嘲國家」。於是，他又被從湖州緊急召回開封，在宿州路上，他坐的船被朝廷攔下，團團圍住搜查文書。八月抵達開封，直接「赴台獄」，坐牢103天，差點被砍頭，就是「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定罪後，除夕夜蘇軾被判貶謫黃州，勒令大年初一離開汴京，這是蘇軾第二次去黃州。29歲時，他和弟弟蘇轍送父親靈柩回四川安葬，需要守孝三年才能回來做官。經過黃州，紫色路線從大運河到長江畫了一個圓潤的弧形。那時他們應該是坐船，旅途緩慢舒適，偶爾還上岸遊覽題詩。烏台被貶，匆忙行路，紫色路線筆直往下，走陸路一個月抵達，還匆忙寫了一篇《到黃州謝表》謝罪。

點擊年份，還能發現在蘇軾經歷「烏台詩案」的同時，他的朋友分散在各地，黃庭堅在邯鄲寫了111首詩，而另一位詞人秦觀則開始了在江南的遊歷。

這張地圖把隱藏在史書字裡行間的故事，用一種直觀的方式呈現出來，王兆鵬甚至找到一些之前沒注意到的小發現——

比如，杜甫和王維都是唐代著名詩人，他們似乎不是陌生人。晚年，杜甫在四川寫了一首詩《解悶》，第一句就是「不見高人王右丞」，「說明他們曾經見過，」王兆鵬說，「但是我們研究文學史的，從來不知道杜甫和王維什麼時候見過面。」

王維

把地圖上兩人的軌跡一一對照，就能發現公元746年到755年十年間，兩人都在長安。那時，王維是大官，精通書畫音樂，是詩壇領袖和社交紅人。而此時的杜甫沒有考進進士，在長安四處求官，「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過得像個乞丐。王兆鵬推斷他們正是這十年里見的面，「具體年份雖然沒法確定，但肯定有交集」。

「原來只能看到一個人活動，現在突然能看到幾百人一起活動，這個場面多壯觀。」王兆鵬這樣形容。他覺得這張地圖甚至能改變人們看待歷史的方法，之前的古文研究，幾乎都只著重詩人個體，沒有全局觀念；而計算機只用於檢索，現在應該被拿來作為「文學研究的分析工具」。

他覺得在將來的文史研究中，「數據」會成為一個檢驗標準。作品的好壞評價雖然主觀，但是影響力有多大、作家創作的「高峰期」，不能僅靠固有印象和口耳相傳的評價，「必須要有數據作支撐。」

他對大數據下的文學研究很有信心，地圖推出一個多月，比起唐詩排行榜，「這一次留言里幾乎沒看到有罵的」。地圖還引起了海外研究者的關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資料庫》項目組也發來郵件，希望合作共享數據。

在用數據給唐詩宋詞排行、製作出「唐宋文學編年地圖」後，近六旬的王兆鵬又在搗鼓一個新項目，比前兩個更加激進。他想用計算機數據給詩打分，檢測詩的完美程度。甚至希望有一天，計算機能夠寫詩。

他正在做一個實驗，把聲音錄入電腦，電腦用人聲念詩，分析詩歌用詞搭配的完美程度，對仗、平仄、韻律的和諧程度。「這個難度更大。地圖是客觀的，而這個主觀的詩歌評價系統能做成什麼樣，我還不敢說。但是正朝這個方向走。」王兆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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