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瑪麗」的悲情: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位英國女王
亨利八世肖像跌宕的早年人生1509年,亨利八世登基,凱瑟琳加冕為英格蘭王后。儘管存在較大的年齡差,但二人結婚初期並無太大罅隙,接連生育了五個孩子。但不幸的是,除瑪麗公主外,其他子女全部早夭。隨著凱瑟琳日益年老色衰,亨利八世擁有一位男性繼承人的希望愈發渺茫。他將這一不幸歸咎於這樁婚姻,認為自己受到了詛咒。他的這一看法源於《聖經·利未記》中上帝的一句話:「人若娶兄弟之妻,這本是污穢之事,……他們二人必無子女。」在生子無望的苦悶中,亨利從年輕貌美的侍女安妮·博琳(Anne Boleyn)的懷抱中找到了情感歸宿。凱瑟琳和安妮·博琳這對情敵的身上刻寫著鮮明而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標誌。凱瑟琳與亨利的結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本人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且性格溫和保守,象徵著傳統;安妮·博琳則與亨利自由戀愛,她活潑開朗、年輕漂亮,出身於服務國王的英國新貴族階層,在宗教上,安妮深受大陸新教主義的影響。兩位代表著新、舊時代的女性的較量,以安妮·博琳的勝出而終結。亨利與凱瑟琳離婚,凱瑟琳被幽禁。瑪麗早年人生的跌宕由此開端。
安妮·博琳1533年,博琳堂而皇之地取代凱瑟琳成為王后,瑪麗的公主身份喪失了合法性。此時的她已經17歲,正進入人生最美的年華,但幾乎是一夜之間,他從一位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公主淪為平民,不久又成為安妮所生女兒(伊麗莎白公主)的侍女。作為一名生在帝王家的女性,瑪麗是極其不幸的。她親歷了自己的母親被父親廢黜和囚禁,在母親抑鬱而終時,她甚至無法見上最後一面。在她37歲成為女王之前,她甚至沒有戀愛過,更沒有婚姻。在漫長的青年歲月里,天主教信仰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早年跌宕的人生軌跡使她養成了獨特的性格,這種性格在她成為女王后演變成王國的一場災難。值得一提的是,這場離婚案還引發了遠超婚姻問題本身的連鎖反應——英國宗教改革與民族國家的創建。當亨利八世的離婚請求到達羅馬,充當仲裁的教皇畏於凱瑟琳外甥查理五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勢而拒絕了他。惱羞成怒的亨利撇開教皇,廢黜了凱瑟琳。為了給自己的行為提供合法性,他借著歐洲宗教改革的東風,宣布與羅馬天主教徹底決裂,並在全國發動了清除教皇權力、沒收修道院的宗教改革運動。羅馬教皇的勢力被趕出英國,標誌著英國二元政治結構的終結,國王成為英吉利民族的代表和國家的至尊領袖,民族國家的創建邁出關鍵一步。這場離婚案由此成為英國歷史新紀元的引線。在某種意義上,瑪麗跌宕的命運乃是近代早期英國政治和宗教劇烈變革的產物。
瑪麗一世女王血色的即位與統治1547年,亨利八世駕崩,即便擁有六任妻子,他也沒能如願擁有一個像他本人一樣健康強大的男性繼承人。第三任妻子簡·西摩(Jane Seymour)因難產去世,留下自小體弱多病的愛德華王子,這是亨利八世唯一合法的男性繼承人。愛德華九歲時承襲大統,但沒來得及親政就在1553年一命嗚呼。命運的指針終於撥轉到了瑪麗這邊。早在亨利八世臨終前,他就對在世都鐸家族成員的繼承順序做了安排,根據1544年《王位繼承法》,如果愛德華六世無嗣早逝,王位將由瑪麗繼承,其次是伊麗莎白公主和亨利八世姐姐瑪格麗特·都鐸的女兒弗朗西斯·布蘭登,最後是布蘭登的女兒簡·格雷。但是,愛德華六世在15歲臨終前改變了規則,留下一份出人意料的遺囑:他剝奪了兩位異母姐姐的繼承權,王位將由簡·格雷繼承。這份遺囑的真實性在當時就受到普遍懷疑,其原因在於格雷郡主此前不久剛剛成為攝政王諾森伯蘭公爵的兒媳。當然,無論這一遺囑是出於愛德華六世本人意願,抑或是諾森伯蘭公爵的陰謀,都必將引發一場激烈的政治衝突。1553年7月10日,簡·格雷在諾森伯蘭的操縱下繼位,同時,瑪麗在薩福克的弗雷林漢姆城堡也宣布自己為女王。在國家分裂的危急時刻,作為國家權力中樞的樞密院臨陣倒戈,拋棄了諾森伯蘭公爵,宣布支持血統更近的瑪麗,諾森伯蘭公爵應聲倒台。瑪麗是勝利者,她在支持者的簇擁下開進倫敦,走上權力的巔峰,在她心裡,這是上帝對她二十年不公命運和虔誠信仰的報償。這場政治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是她可憐的外甥女格雷郡主——一位年僅17歲的少女。她先是被關進倫敦塔,後被秘密處死,在位僅九天,史稱「九日女王」。諾森伯蘭和他的支持者也走上了斷台頭。瑪麗的統治以一場血腥的政治衝突拉開了序幕。 英國沒有女人不得繼承王位的法律,早在12世紀,英王亨利一世的唯一女兒瑪蒂爾達就差點登上王位。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是人們普遍認為如果女人繼承王位,國家必將面臨或內憂或外患的危險,正如學者尼爾所說:「她必須結婚,要麼是和國內的人結婚,要麼是和國外的人結婚。如果是和國內的人結婚,由於她的丈夫的權力會遭到妒忌,國家就有發生內戰的危險。如果是和外國人結婚,國家又有併入另一個國家變成一個行省的危險。」人們的擔心是不無道理的,瑪麗的繼位和短暫的統治印證了這一看法。登上王位的瑪麗肆無忌憚地運用手中的權力。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自己父母婚姻的合法性,徹底改變她二十年來「私生女」的身份。她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回報在她最痛苦卑微之時陪伴她的天主教信仰——把英格蘭這艘大船重新舶回到教皇的港口。此時,距離亨利八世發動宗教改革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整整一代人生活在反教皇、反天主教的新教主義旗幟之下。因此,瑪麗復辟天主教的政策使全國陷入了恐慌狀態,而隱藏在英國各階層的天主教徒開始活躍起來,逃亡在國外的天主教徒也陸續返回英國。瑪麗廢除了宗教改革的相關法令,又在1554年11月30日,以謙卑的懺悔向教皇的使節波爾樞機主教祈求,讓英國重新回到天主教大世界。當波爾莊嚴地宣布赦免這個國家時,「女王無聲地抽泣著,議員們互相擁抱、哭泣,口中回答『阿門!阿門!』。」瑪麗的天主教復辟政策不僅把羅馬教會勢力重新引入英國,還在全國範圍內大肆迫害新教徒。教會中約兩千名結過婚的教士(約佔全國四分之一)被驅逐,數百人被送上了絞架。18世紀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這樣痛斥當時的宗教迫害:「有個懷孕的婦女在燒著的柴堆上生下了孩子。幾個公民出於惻隱之心,把孩子從火中救出來了。信天主教的法官又把小孩扔進火堆。聽到這樣的慘無人道行為,我們究竟相信自己是活在人間,還是活在那些處於備受酷刑煎熬的深淵而拚命把人類推入其中的魔鬼之間?」
反映宗教改革期間宗教迫害的畫作1宗教迫害僅僅是瑪麗「血腥」統治的一個層面,她在打擊政敵和鎮壓叛亂方面的記錄同樣布滿「血色」。她的統治是英吉利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一段血色的插曲,使她得到了本不該安放在一位柔弱女性身上的「血腥」的名號。當然,這並不是瑪麗人生的最大悲劇,她那被當時人憎惡、被後世人嘲笑的愛情和婚姻才是塗寫她悲情人生的最濃重一筆。悲劇的婚姻與死亡1554年,瑪麗和她的大臣們開始張羅起婚事。她的表兄查理五世的兒子菲利普(Felipe II)也在求婚者行列。菲利普時年27歲,他的求婚顯然不是出於對這位年老、矮小、脾氣古怪的表姑的愛慕。年輕的菲利普是未來哈布斯堡家族的主要繼承人和西班牙王儲,有著極強的權力欲,如果他成為國王,英國人普遍相信,英格蘭王國有淪為西班牙行省的危險。然而,瑪麗全然不顧及英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她本來只想找一位能夠和她生育子嗣的配偶,但當她認準菲利普以後,卻變得極端認真,像一位少女一樣憧憬著愛情。在臣民普遍的反對下,她堅持要嫁給菲利普。尼爾指出:「這件婚事是她在統治期間最意氣用事的行為。它嚴重地傷害了英國臣民偏執的島國情緒,並激起了每一個人對英國的感情。」結婚後,菲利普當然並不願意與瑪麗長久生活,他很快就找借口離開了英國。1554年9月,瑪麗發現自己停經還伴有晨吐,以為自己懷了孕,宮廷中所有人都不敢打破瑪麗天真的幻想,曲意逢迎著古怪的女王。隨著瑪麗預產期的臨近,整個宮廷煞有介事地忙碌起來。到1555年6月,為迎接新生兒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已就緒,就連向歐洲各國通報喜訊的信件都已寫好,隨時準備發出。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事實還是無情地揭穿了這場鬧劇。短暫回到英國的菲利普帶著對英國人和妻子的極端厭惡再次離開英國。失去了生兒育女的希望,又受到丈夫的冷落,瑪麗真的病倒了,她卧在床上,仍舊每日禱告,然而她所侍奉的「上帝」並沒有憐憫她。
反映宗教改革期間宗教迫害的畫作2 菲利普在1557年3月又回到英國,他的目的當然不是出於對妻子的思念。他的目的簡單而明確,即把英國捲入他對法國的戰爭之中。「愛令智昏」的瑪麗無條件地支持了丈夫。戰爭讓英國人流了血,而且失去了在歐洲大陸上的最後一個據點——加萊。尼爾不無同情地指出:「英國流了鮮血,這鮮血是由於她的宗教狂熱和對她丈夫的忠誠而流的,而這種狂熱並未在人民群眾的情感中引起響應。它所導致的後果,只是使瑪麗最為珍惜的一切遭到覆滅。」1558年初,瑪麗生命的最後一年,她還在每日祈禱上帝的眷顧,沉浸在幻想當中,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轉移到朝氣蓬勃又聰慧過人的伊麗莎白公主時,瑪麗突然向臣民宣告自己懷孕的消息。然而,這一次得到的是人們的冷漠和嘲笑,大臣和民眾不願再配合女王出演一出滑稽的鬧劇。帶著對擁有一位繼承人的無限渴望,瑪麗走到了人生的盡頭。在臨終的病榻上,她把伊麗莎白公主叫到床前,這是她在世的唯一親人,也是仇人的女兒。但無論如何,她已無力阻止伊麗莎白成為繼任者,她唯一能做的是讓伊麗莎白保證維護天主教信仰,雖然她並不相信她會那樣做。1558年11月17日清晨,瑪麗去世,帶走了一段血色的歷史和一段曠世的悲情。
瑪麗同父異母的妹妹伊麗莎白公主(即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在那個出身至上的時代,瑪麗的身世是顯赫的。她的祖父(亨利七世)是都鐸王朝的開創者,父親更是英國歷史上最強有力的君主;她的外祖父母(斐迪南與伊莎貝拉夫婦)是西班牙的締造者;她的丈夫是西班牙帝國的統治者;她的公公(查理五世,也是她的表兄)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她本人則是英國第一位真正的女王。然而,這身世又是不幸的,少年時代,父親拋棄了母親,使她成為私生女;青年時代,她孑身一人,沒有愛情,在恐懼和禱告中度過;中年時期,她的丈夫憎惡她、遠離她;她的臣民也不愛戴她,給她按上「血腥者」的惡名;就連她所熱愛的上帝也沒有憐憫她,既沒有給她子嗣,也沒有給她健康,讓她在絕望與痛苦中死去。她似乎擁有一切,王公貴族無不垂涎;她又似乎一無所有,比普通人更可憐。她生活在一個變革的時代,既是這場變革的親歷者,也是這場變革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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