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與哲學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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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文化未來的展望

從勒維爾的言談中，我們可以看出，西方思想界在與佛教界交流對話時，正在重新發掘自身遺忘的傳統。這證實了一個普遍的真理：虛心學習外來的優秀文化，不僅不會使自己的傳統喪失，反而可能會刺激自身優秀傳統的重新挖掘和重新解讀。例如，儒家在兩漢經學時期曾一度喪失了其思想的啟發力，成為與心性無關的註疏之學，但是在佛教的刺激之下，儒家最後成功地發掘了其過去被忽視的傳統，而且在吸收了佛教文化精華之後，創立了更加精緻的宋明理學。與此同時，佛教的刺激，還使得原來低級粗糙的道術、方術發展為系統化、體制化的道教。在近代中國，思想史又重演了這一幕：在近代佛學思潮興起之後，新儒家吸收了佛教文化的營養，開創了儒學的新時代。佛教的傳入可能會讓我們發現西方的文化傳統中，除了理論化、科學化、邏輯化的路線之外，也許還可以刺激斯多噶學派、伊璧鳩魯、蒙田、斯賓諾莎等注重精神實踐的傳統的復活。

可能性更大而且意義更大的是，佛教的傳入將喚起西方基督教的復興。馬蒂厄在書中提到，有位喇嘛說，「我到西方來不是為了再發展一兩個佛教徒，而僅僅是來分享我對佛教在許多世紀里開發起來的一種智慧的體驗。」他甚至還向其他喇嘛建議：「不要只強調佛陀的教導，要向每一個人呈現你們的體驗。」佛教對西方的真正影響可能並不是有多少人在外在形式上皈依了佛教，而是在佛教修鍊實踐刺激之下，西方人從自己的文化中發掘出適應自己根基的精神修鍊方法。由於佛教的寬容大度，更加大了這種可能性。書中最令我感動的是，1994年一位喇嘛竟然非常成功地向西方的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講解了基督教的福音書。雖然喇嘛不可能相信創世的上帝，但是「當他讀並講解福音書時，基督教的教士、修士、修女們卻激動地流淚，感覺是在第一次聽到他們一生都在聽的福音片段！為什麼？因為當這位喇嘛談到愛或同情時，每一個人都覺得這些話就是他經驗的直接表達，他按他所說的生活著。西方人對這種生動的傳統表象是敏感的。」

馬蒂厄在書中還告訴我們一個喇嘛與天主教修道士交流冥想實踐的故事。他們驚喜地發現雙方的隱修生活實際上極其相似。修道院長甚至開玩笑說：「要麼就是基督教修士與西藏靜修士在一千年前就有了接觸，要麼就是他們從天上接受了同樣的祝福！」而馬蒂厄則認為，「在精神實踐者之間，人們沒有感覺到任何障礙，他們互相理解。惟獨在那些忽視靜觀生活並且採取宗派主義的理智觀點的人中，才會發生破裂。」可惜的是，這一極有意義的話題，因勒維爾是世俗學者，缺乏宗教修行的經驗和興趣，在本書中未能得到展開，僅限於馬蒂厄單方面的零星介紹。

實際上，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在西方早已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基督教徒們發現利用佛教高超而踏實的禪修工夫可以幫助他們進行更加有效的祈禱，因此有所謂「基督教禪」之說。耶穌會士約翰斯頓（William Johnston,S.J.1925—）的經歷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於1951年到達日本，在東京的索非亞大學執教多年，並且是東方宗教研究所主任。他在1971年滿懷感激地說：「要是我留在我的本土愛爾蘭而不是來到東方，我現在可能是一位毫不寬容和心胸狹隘的天主教徒，向我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鵝卵石街道上的新教對手們投擲磚塊和瓶子。另一方面，和禪宗的接觸，打開了新的視野，將基督教中我從來沒有夢想過的可能性教導給我。」約翰斯頓在日本禪宗大師的指導和訓練之下逐漸開始理解佛教，他們以棒喝迫使其脫離概念和想像直接經驗到現實。他感到禪宗導師們的教導加深了其基督教祈禱的經驗。他將這一佛教與基督教交流的成果表達在其著述中，並作為《靜止的點：禪宗和基督教神秘主義的反思》（1970）和《基督教禪》（1971）的作者而名聲大噪。我們欣喜地看到，佛教傳入西方後，並未出現令人擔憂的宗教衝突，反而使得西方固有的基督教具有更高的智慧和慈悲，淡化拘泥於宗教形式所帶來的教派紛爭和衝突，真正回到福音精神上來。所以，如果佛教的傳入會帶來西方第二次文藝復興的話，那麼應當說復興的內容是完全不相同的，所得到的將是消除了貪慾和奢侈、驅除了暴力和仇恨、滌除了愚昧和浮躁的智慧。西方人將會在自己的傳統中去重新發掘個人倫理和生活藝術的智慧，去發掘精神修鍊的實踐經驗。倘若真能如此，佛教文化的發現對於西方世界和正在走向西方化的整個人類世界都是一個福音。讓我們祈盼這一天早日來臨吧！

【作者附記】

本書的選題非常有眼光，江蘇人民出版社在新千年伊始介紹和引進本書，讓我們這些孤陋寡聞的人知道有這樣一本好書，使我們這些不懂法文的人得以聆聽這一充滿了智慧的對話，功德無量。但非常遺憾的是，翻譯的質量不好。首先是沒有原文對照索引，這樣許多重要的術語無法核對，無法確定人名、書名，不能作進一步追蹤研究。（這也許是作為《漢譯大眾精品文庫》定位為非學術著作的原因）其次，不僅有許多地方文筆不夠通順，更糟糕的是有許多非常嚴重的翻譯錯誤。筆者雖然不懂法文，也未讀過原文，但僅根據基本的佛教知識就可以很容易地發現一些明顯的錯誤。例如，第178頁把布施翻為「天賦」，財施翻為「物質的天賦」，無畏施翻為「『對抗恐懼』的天賦」，法施翻為「教育的天賦」。又如，303頁「在那時，哲學不是眾多紀律中的一條，更不是一條管理著其他紀律的至高紀律。」這裡「紀律」顯然是「學科」的誤譯。研究途徑（approaches）全都翻譯為「接近」，是否過於直譯了吧？又如，書中隨處可見的「實現」一詞，大概就是佛教中最重要的「覺悟」一詞的誤譯吧？這些錯誤對本書宗旨的理解構成了嚴重的阻礙。本書譯文質量與原文內在的價值實在很不相稱，令人扼腕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