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核心原理與書法創作的關係及其影響

文/孫連仲(浙江)

《易經》是中華文化群經之首,是經典中的元典,是中國文化的母親河,代表了東方智慧,所謂」百姓日用而不自知」,就是說老百姓在生活中天天都在應用《易經》的原理。《易經》文化,是中國歷史上歷時最長、影響最深、流傳最廣的文化現象。而同樣起源於甲骨文,為記錄占卜內容而漸趨完善的中華書法藝術,與《易經》原理的產生與發展契契相關,並在繼承和創新上深受《易經》核心原理的影響。《易經》的基本原理包括陰陽觀,氤氳觀、變易觀、中行觀和整體觀等,並發展為義理及象數兩大流派。其中陰陽理論是易理的核心,陰陽觀奠定了中國陰陽文化的基礎,揭示了書法創作的規律;氤氳觀開了中國宇宙本體觀的先河,引申了書法創作的氣韻審美觀;變易觀是《易經》活的靈魂,體現了書法創作的變化和創新;中行觀是《易經》非常強調的原則,深化了書法創作的中和中庸境界;整體觀是((易經》的精髓,蘊含著書法創作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精神內涵。

一、陰陽觀基本原理與書法創作的關係及其影響

《易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就是說:宇宙萬事萬物的運動都是陰陽的運動。陰陽運動是宇宙事物運動的總規律。在《易經》之前,陰陽只是作為人類對自然矛盾現象的認識:陰陽最早含義於日照的向背,後來引申為氣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內外以及運動狀態的躁動和寧靜等。大凡奇數、光明、向陽、動態、剛健、向上、外在、正數、實性、滲熱、興奮、開放等皆可歸於陽;凡是偏數、黑暗、背陰、靜止、柔順、向下、內在、負數、虛性、寒冷、抑制、關閉等皆可歸於陰。在易學發展過程中,陰陽不僅是《易經》的核心原理,而且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對中國的思想、文化、哲學、倫理、醫學等皆產生了巨大影響,對中國書法的影響更是深遠而巨大的。

就書法而言,實為陽,虛為陰;重為陽,輕為陰;勁為陽,媚為陰。另外還有重筆與輕筆,藏鋒與露鋒,中鋒與側鋒,流暢與晦澀,濃墨與枯筆,所有這些都體現著陰陽的對立統一關係,即便是鈴印蓋章也體現著陰陽的關係。漢代蔡邕《九勢》曰:「夫書肇於自然,自然即立,陰陽既生,形勢出矣」。王羲之《記白雲先生書訣》雲:「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陽氣明則華壁立,陰氣太則風神生,把筆抵峰,肇乎本性。刀圓則潤勢疾則澀;緊則勁險則峻;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靜,敬茲法也,書妙盡矣」。陰陽對立統一、互相轉化的原理,揭示出書法創作的規律。

二、氤氳觀基本原理與書法創作的關係及其影響

氤氳觀是《易經》的又一重要原理,是《易經》的本體觀原理。《易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這一命題反映了《易經》傑出的氣本體思想,展示了天地是氤氳之氣的本源,氤氳之氣是天地的元氣,萬物皆化源於此。天為陽,地為陰,天地交感則產生氤氳之氣。《易經》說: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易經》強調天地氤氳,旨在突出氤氳元氣本始於宇宙氣化,產生於天地宇宙運動。

《易經》氤氳觀認為充溢於宇宙間的「氣」是構成萬物與生命的基本原質。書法是一種線條之力的表現,力的內在就是氣。如觀林散之晚年草書作品,一股磅礴之氣撲面,頓覺一種英雄垂暮,獨立蒼茫之感。書法之氣韻與書者情緒不可分割,氣韻之美與書者的抒情成正比,當一幅作品向感情靠攏,往往其」氣」感也比較直接和強烈。如顏真卿《祭侄稿》的創作,蘇東坡《黃州寒食》詩的創作,都是對此進行了很好地註腳。氣韻在書法作品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如果一件書法作品,沒有體現出「氣韻」的神采,那只是書寫技巧的一種產物。書法藝術所體現的氣韻,不在於筆墨書寫中的法度,而在乎於書寫中透露的意境,傳達出一種神韻,因此,書法創作中時時應該體現著「氣韻」這一思想。正是《易經》氤氳觀的「氣化」理念,引申了書法創作的氣韻審美觀。

三、變易觀基本原理與書法創作的關係及其影響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經》變易觀說明天下一切都在運動、變化之中。變易觀是《易經》活的靈魂。一部《易經》就是一部講變易的專著。《易經》的變易觀提及事物總是在不停地發展、變化著的,強調宇宙萬事萬物運動變化是絕對的,是事物的根本屬性,揭示了天無絕人之路的道理,所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書法的發展歷程中時時體現著變化和創新。書法藝術就是一門講究變易和創新的藝術。首先,從書法字體的演化來看,本身充滿著變易和創新。我國目前發現最古老的文字,有殷商時代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屬於廣義上的篆書範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偉大歷史任務,命令大臣對史籀大篆進行整理省改,「置其與秦文不合者,創造全國通行的統一文字「小篆」,為了提高文字的使用效率,同時又在書法史上產生「隸變」,小篆與隸書的出現。是繼史籀之後中國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隸書」快寫後產生了「草書」,同時楷書也源於漢隸而發展。其次從書法風格演化來看,除了有篆、隸、楷、草、行各種書體的演進之外,同一種書體均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在不斷地創新和發展著。以楷書來說,漢代雖有楷書,但很不成熟。魏明帝時太傅鍾繇,把那些方正平直筆畫中的簡省易寫部分,集中起來,以橫、捺代替「蠶頭」、「燕尾」,又融入篆書二草書中的圓轉筆法,使楷書定型化。東晉時,王羲之進一步去除「左右波挑」,代之以「斂鋒不發」,使楷書更加成熟。現代人在逐步提倡「今楷」,也是一種新的探索和嘗試。又以行草書來說,據說行書是漢末書法家劉德升創造的。成為當時一種廣泛流行和應用的書體。到王羲之手裡,他把散見於前人書跡於用筆、結體的優點,融鑄改造,並一變漢魏以來古拙樸質的風格而為妍美流使的新書體。王羲之創造的行草,古人喻之為「清風出袖,明月入懷」,充分體現了「魏晉風度」感人的魅力。再次,從書法的創作來看.無論用筆、墨色、結體、章法、落款、鈴印,無不體現著豐富多彩的變化。王羲之的《蘭亭序》中27個『之」字,無一字雷同.整篇神韻超逸、變化多姿、妙趣橫生,足使千載書家傾倒。《易經》變易觀鼓勵創新,變化、發展、創新貫穿於書法創作始終。

四、中行觀基本原理與書法創作的關係及其影響

行就是中正、中道,《易經》說:中正而志行,中正以觀「天下」,強調要走中道。這對儒家中庸觀產生了很大影響。《論語》主張的「過猶不及」,《中庸》突出的「中立不倚」,朱熹強調的「不偏不倚」,都是中行之意。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儒家學說,明確指出了「中和中庸」是萬物運行和發展的規律,是中國人普通的思維和審美方式之一。能夠符合「中」的標準,才是「至善」;偏離「中」的「過」或「不及」就是惡。而中國書法藝術要求字體端正、均衡、端莊、秀麗,線條剛柔、濃枯、燥潤、粗細、方圓、斷連,結構虛實、開合、聚散、巧拙、奇正等,這些都要符合「中和中庸」思想的。題款和印章,在書法創作中是很重要的部分,它有助於補充畫面的不足,並使畫面增色,因此,題款的位置、字形的大小,字句的長短,雙行還是單行等都應符合「中和」思想,這正是「中和為美,居中守正,形端表正」思想的體現。趙之謙(章安雜說雲「書家有最高境界,古今二人耳。三歲稚子,能見天質;績學大儒.必具神秀。」書法之高境界,在於不雕,在於天然,這就是一種中和之美。《易經》中行、中正之道是為人處世的大智慧.而書法的結合,筆畫之間要相互呼應,要左顧右盼,穿插避讓,協調一致,正是體現了「以和為貴,中庸和諧」的境界。

五、整體觀基本原理與書法創作的關係及其影響

整體觀是《易經的精髓。《易經)八卦、六十四卦,每一爻的變化都影響著整體,所謂」牽一爻而動全盤」。《易經》強調天人合一,即十分重視天道、地道和人道,並認為這三者是一個整體:現在.隨著自然科學、人文藝術分科的精細,割裂現象日趨嚴重,各種學科、藝術之間甚至「井水不犯河水」,這是十分遺憾的。事實上,各學科、藝術之間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尤其天道觀是人道觀及社會觀的前提,更有特別意義。所以,無論研究何種科學及藝術,都不應該是割裂的、孤立的、靜止的,而應該是整體的、聯繫的、互動的。這就是《易經》整體觀對科研及文化藝術的啟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經》整體觀強調人要與天地合一,人不是孤立的。

「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更多的審美內涵,這種思想影響著中國傳統文化,也影響著中國傳統書法的審美標準,可以說,它開創了書法審美的新境界。魏晉時期是受「天人合一』思想影響的典型代表時期,這時期的書法,崇尚自然妙趣、飄逸俊雅,而又不失端莊,開創了書法的新時代,其中「二王」風格,一直均被後人推崇備至,爭相臨摹學習。縱觀中國書法史,歷代大家莫不是由師法傳統到師法自然,逐漸開闊視野,旁采博收,汲納前人之長,厚積薄發,不斷進取,否定自己,求新變法,經過多次的蛻變、革新,最後形成創作上的突破,達到物我兩忘、人藝一體、天人合一的大自然、大自由、大自在的整體境界。如果說王羲之的《蘭亭序》的書寫狀態已經達到了自然與人的和諧統一的話,那麼顏真卿的《祭侄稿》則是用筆墨把情感書寫到了極致,是精神與作品的整體統一。《易經》高度重視天道、地道、人道是一個整體,蘊含著書道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精神內涵。

《易經》對中國文化藝術有著深刻的影響,《易經》是中國美學的先驅,《易經》美學原理奠定了中國古典文化藝術的基礎。其包含陽剛陰柔、氣韻神韻變易發展,中和中庸及天人合一等基本原理,開啟了中國文化藝術的美學風格,對中國文化藝術產生了特殊的、重大的影響。因此,我們只有繼承傳統,把書法置身於中國傳統思想和傳統文化的背景下,以傳統哲學思想作為當代書法創作和審美評判的基礎.並賦予積極的創新和探索,使當代書法創作更富有朝氣和活力,更富有時代特徵和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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