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記錄：百餘年來錢大昕研究述評

錢大昕是中國 18世紀最為淵博和專精的學術大師，他在生前就已是飲譽海內的著名學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學者都給予他極高的評價，公推錢氏為「一代儒宗」。[1] 進入 19 世紀，人們對錢大昕的評價有了分歧，一方面，人們繼承了 18世紀學者的看法，仍然給予錢大昕以很高的評價。唐鑒的《清學案小識》、李元度的《國朝先正事略》、葉衍蘭的《清代學者像傳》等，都認為錢大昕是最為博學的學者；另一方面，隨著晚清今文經學的崛起，談變法、重思想成為時尚，人們開始對乾嘉時期考訂辨偽的文獻整理工作進行反思，如沈堯就認為漢學家「考證於不必考之地」，「東抄西撮，自謂淹雅，而竟無一章一句之貫通」。[2]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錢大昕以考據見長的治學風格自然也會受到人們批評。龔自珍就認為：「辛楣少詹，考證瑣碎，絕無關係，而文筆亦拙，無動人處。」[3] 並指出了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中關於文字音韻、史學等方面的很多錯誤。　　 20世紀以來的錢大昕研究，大致可分為 20 世紀上半葉和下半葉以來兩個階段。 20世紀上半葉，由於新歷史考證學的崛起，出現了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一批史學大師。而乾嘉歷史考證學恰恰是 20世紀新歷史考證學的重要基礎，新歷史考證學派的諸位大師，都或多或少承受了乾嘉考證的學術傳統。錢大昕作為乾嘉學術大師，自然受到人們關注。王國維在論述清代學術發展時認為開創清代學術的有三個人，「曰崑山顧先生，曰休寧戴先生，曰嘉定錢先生。國初之學創於亭林（顧炎武），乾嘉之學創於東原（戴震）、竹汀（錢大昕）」，並說：「亭林之學，經世之學也，以經世為體，以經史為用。東原、竹汀之學，經史之學也，以經史為體，而其所得，往往裨於經世。蓋一為開國時之學，一為全盛時之學，其塗術不同，亦時勢使之然也。」[4]顯然，這是把錢大昕與顧炎武、戴震並列，學術地位非一般人所可比。陳寅恪在評價陳垣的學術成就時，將錢大昕看作是陳垣之前最「精思博識」的學術大師，他說：「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華學人所推服。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征以來，未之有也。」[5]同樣推崇錢大昕的學術地位。陳垣更是對錢大昕學術讚賞倍至，曾說：「《日知錄》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還不是第一，第一應推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6]他的治學，受錢大昕影響很大。章太炎對錢大昕的評價與上述學者稍有不同，他把史家分為「作史」與「考史」兩種，認為「史有三長，謂才、學、識，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須一學字耳」，在他看來，當時史家，萬斯同、王夫之、溫睿臨、陳黃中、吳任臣、邵晉涵等，為「作史者」，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等為「考史者」。但同時他又說：「然今之作史者，不過及一二代，而考史者乃通貫古今，則範圍又有大小，是以兩者不容軒輊，而不得不分也。」[7] 在章太炎看來，「作史者」與「考史者」存在著差異，但又不好分出高下，錢大昕作為「考史者」，自然會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除了一些評論性的言論外，對錢大昕的研究也開始起步。張蔭麟的《錢大昕和他的著述》，是第一篇研究錢大昕的論文。 [8 ]此後，史念海、徐書海等學者開始對錢大昕的史學、音韻學等成就進行探討。但總起來看， 20世紀上半葉的錢大昕研究還基本上停留在介紹性階段，深入的研究還有待以後。　　 20世紀下半葉的錢大昕研究，主要集中在 80年代以來。在此之前，由於學術界對乾嘉考據學的評價不高，大多數人認為乾嘉學者只埋頭故紙，不問世事，作學問走進了死胡同，這樣，就導致對錢大昕的研究出現冷清的局面。20 世紀 80年代以來，錢大昕研究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不僅大量有關錢大昕的論文發表，各種中國史學史、清代學術文化史的著作也都設有專節論述錢大昕的學術貢獻。1989 年 10月，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還在錢大昕故鄉嘉定召開學術研討會，專門就錢大昕的學術成就進行了討論，將錢大昕研究推上一個新台階。這一時期的錢大昕研究，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有對錢大昕學術成就的總體評價，有對其某一學術領域成就的探討，諸如文字音韻訓詁學、元史學、歷史編纂學、歷史考證學、歷史文獻學等等。還有的將錢大昕與王鳴盛、趙翼、章學誠等進行比較研究。這一時期，錢大昕的著述也得到整理，並結集出版，為更進一步的研究準備了較為完備的資料。　　　　下面就百餘年來錢大昕研究的基本概況做一介紹。需要說明的是，一般史學史、學術史教科書中有關錢大昕的研究，除個別情況外，一律沒有列出。　　　　（一）對錢大昕著述的整理。錢大昕是一位著述豐厚的學者，他的不少著述在生前身後都多次刊刻，以單刻本行世。嘉慶十一年至十二年間，錢大昕的著述第一次結集，為錢氏家刻本《潛研堂全書》，錢大昕次子錢東塾編。有道光二十年錢師光重印本。所收著述有《廿二史考異》100 卷，《三史拾遺》 5 卷，《諸史拾遺》 5 卷，《元史氏族表》 3 卷，《元史藝文志》 4 卷，《通鑒注辨正》 2卷，《洪文惠公年譜》 1 卷，《洪文敏公年譜》 1 卷，《陸放翁年譜》 1 卷，《王伯厚年譜》 1 卷，《王弇州年譜》 1卷，《金石文跋尾》 25 卷，《金石文字目錄》 8 卷，《十駕齋養新錄》 20 卷，《余錄》 3 卷，《三統術衍》 3卷，《三統術鈐》 1 卷，《潛研堂文集》 50 卷，《潛研堂詩集》 10 卷，《續詩集》 10卷。錢大昕著述的第二次結集是在光緒十年，長沙龍氏家塾刻本《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除收進上述《潛研堂全書》全部著述外，又增加《聲類》 4卷，《四史朔閏考》 4 卷，《疑年錄》 4 卷，《風俗通義佚文》 1 卷，《恆言錄》 6 卷。　　　　自長沙龍氏刻本《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以後，對錢大昕著述進行輯佚、考證、點校的工作一直不斷。就輯佚方面來講，陳垣對錢大昕手簡十五函進行了詳細考釋。[9] 王伯英對錢大昕佚文《跋大金國志》進行研究，指出瞿中溶在整理《潛研堂文集》時，未見此跋，《文集》中《跋大金國志》系後來補寫。[10]朱瑞熙輯出《潛研堂文集》和《十駕齋養新錄》失收跋文五篇，即《跋〈五代會要〉》、《跋〈衛生家寶產科備要〉》、《跋〈太玄集注〉》、《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跋〈雲間志〉》。[11]顧荻也輯出《潛研堂文集》失收之錢大昕文章六篇，即《跋〈大金國志〉》、《淞南志序》、《攜雪山房詩稿序》、《祭徐君虹坡文》、《重修敕賜雲翔寺大雄殿記》、《批杜工部集箋》。[12 ] 就考證方面來講，顧吉辰對錢大昕、大昭兄弟經、史、子方面的著述進行梳理，考證出經部著述 8 部，史部著述 40 部，子部著述3 部。 [13]朱瑞熙又對顧吉辰的考證進行了補充，考訂了錢大昕《竹汀日記》一卷，《竹汀日記鈔》一卷本、二卷本、三卷本，《演易》一卷，錢大昭《說文徐氏新補新附考證》一卷。[14]顧吉辰根據《錢竹汀居士年譜》、《年譜續編》以及《竹汀先生行述》，對長沙龍氏刻本《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失收的錢氏著述進行了考證，共得61 篇。 [15]朱瑞熙對錢大昕的部分題跋進行研究，指出錢大昕在將題跋收入《十駕齋養新錄》和《潛研堂文集》時，還在不斷修改，據此可考錢氏著述中的一些問題。[16]顧吉辰對亡佚的錢大昕《元史稿》進行考證，指出錢大昕所撰且佚之《元史稿》，實際上是《元史紀傳稿》，並追尋了《元史稿》的亡佚過程。[17]就點校來說，呂友仁先生對《潛研堂文集》、《潛研堂詩集》進行點校，合稱《潛研堂集》，這是第一次對錢大昕的文集進行點校，對傳播錢氏學術起了重要作用。[18]　　 1997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陳文和主持點校的《嘉定錢大昕全集》，這是錢大昕著述的第三次結集，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結集。這次結集在長沙龍氏刻本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唐石經考異》1 卷、《經典文字考異》 3 卷、《天一閣碑目》、《竹汀先生日記鈔》 3 卷、《竹汀日記》 1 卷、《地名考異》 1卷、《元進士考》不分卷、《困學紀聞校》、《鳳墅殘帖釋文》 2卷、《修唐書史臣表》、《新唐書糾謬校補》、《顏氏家訓注補正》、《錢辛楣先生年譜》等 13種。此外，還編撰了《潛研堂文集補編》，輯錄了《潛研堂文集》失收之錢大昕佚文。最後還附有錢大昕的傳記資料，極便閱覽。至此，錢大昕的著述終於有了一個最為全面的集子。《全集》洋洋10大冊，蔚為大觀，為人們研究錢大昕以及清代學術提供了便利條件。誠如戴逸在《全集》序言中所說：「錢大昕是中國十八世紀中，站在時代前列的、卓有貢獻的學術大師。他的全集的編纂、出版是富有意義的學術文化工程，將為後人提供全面、深入研究的資料。」可以說，此次整理錢大昕全集，厥功至巨。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嘉定錢大昕全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其一，搜羅尚嫌不夠，不少錢大昕的文章依然沒有收入。如漆永祥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發現錢氏《講筵日記》一冊，《錢大昕殿試策》一摺冊。據作者講，《講筵日記》可補錢氏學行諸事甚多，可補《高宗實錄》之疏漏，對研究乾隆朝政事與學術也有一定參考價值。[19] 王貴忱也發現錢大昕致畢沅的一封信，為乾隆五十年五月十六日，錢大昕收到畢沅分俸贈款後的答謝函。 [20]潘建國指出，袁枚所編《續同人集》，收錄錢大昕佚札多篇，其中有 4 首詩歌、 3 通尺牘，都是研究錢大昕的珍貴文獻。 [21]另外，許全勝、柳岳梅還發現上海圖書館所藏錢大昕手札九通。 [22]所有這些，都是《嘉定錢大昕全集》所沒有收錄的。其二，點校尚存在不少問題。陳得芝對《全集》元史著述部分的點校進行了大量勘誤，指出因點校底本和校勘問題而導致的錯誤有25 處，因涉及特殊專科知識而點校失誤的有 21 處，因疏忽誤讀造成的點校差錯 31 處。陳文還特別指出了《十駕齋養新錄》卷 13《東平王世家》、《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 19 《徽州路儒學旨揮》對元代聖旨、公文點校的一系列錯誤。 [23]看來，這些問題還有待將來《全集》再版時一併補正。此外，方詩銘、周殿傑點校的《廿二史考異》（附《三史拾遺》、《諸史拾遺》）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二）對錢大昕的總體評價。錢大昕是一位「於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的學者，在各個領域都有建樹，怎樣全面把握錢大昕學術的精髓，就成了人們研究的重要問題。王俊義較為全面的評價了錢大昕的學術成就，指出錢大昕有進步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他並非只鑽故紙堆，專搞煩瑣考證，他沒有脫離現實的政治鬥爭，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在其學術著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體現。[24]另外，王俊義還研究了錢大昕的義理觀，認為錢大昕主張通訓詁而明經，經明而義理即明，不存在六經之外的義理，亦不在文字、聲音、訓詁之外求義理，也就是寓義理於訓詁，將考據學放在第一位。[25]周清澍總結了錢大昕在經學、史學、目錄學、文字音韻學、輿地、職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認為錢氏是乾嘉時期學識最淵博的史學家和若干學科的倡導人。[26]呂友仁歸納了錢大昕「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即不分門戶，唯是之從；言必有據，無徵不信；文必己出，反對剽竊；平等討論，知錯即改；訂訛規過，意存忠厚；獎拔人才，折節交下。並對《潛研堂集》的學術價值進行了分析，也指出了錢大昕的局限。[27]方詩銘、周殿傑合著的《錢大昕》一書，對錢大昕的生平、史學成就、對《宋史》的考訂、對《元史》的研究、金石學的成就、文字音韻學的建樹以及天文歷算學的貢獻都進行了探討，通過較深入的研究，充分肯定錢大昕是中國18 世紀的史學大師。 [28] 張舜徽撰《錢大昕學記》一文，全面評價了錢大昕的學術成就，同樣給予極高評價。 [2 9]王記錄指出，錢大昕的學術見解與主張，既體現了乾嘉時期的學術特點，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個時代；「實事求是」是錢大昕治學的核心；錢大昕以考據著稱，但又不忽視經世致用的的學術傳統，並對現實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經史關係上，錢大昕繼承清初顧炎武、黃宗羲尊經重史的思想，提出「經史無二學」，論述了史學研究的社會意義，為學術發展糾偏。[30]另外，王記錄還對學術界長期以來把錢大昕歸為吳派的看法提出質疑，指出錢大昕與吳派首領惠棟之間沒有師承關係，在治學旨趣上大異其趣，研究重點更是不同。錢大昕的思想與學術淵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諸學者、清初顧炎武、浙東學派以及戴震等都對錢大昕有影響。他吸收眾長，獨闢蹊徑，自成一家言。[31]龔江紅、張淑艷則重點分析了錢氏的經世致用思想，認為錢大昕主張「文須有益天下」，提倡儒者之學應務實用，並注重史學的資治作用和社會效益，能把史學與現實弊病聯繫起來研究。[32]戴逸指出錢大昕開啟了近代歷史考證學的先河，堅持歷史學秉筆直書的傳統，對官修史書進行考校，重視輿地、官制、氏族，在金石學、歷史文獻學、音韻學、天算學等方面成就卓著。錢大昕還對現實發表了很多看法。他的治學精神體現了一定的科學的理性主義的因素。[33]倪所安也認為錢大昕學問博大精深，在經學、史學、文字音韻訓詁學、金石、詩文等領域均成就卓著。尤其在史學上，發展和豐富了我國史學理論和方法，奠定了史學的崇高地位。[34]施丁則對錢大昕的人格進行了考察，指出錢大昕為人為學具有誠厚謙遜的優良品質。對同輩學者親切交往、坦誠相待，對前輩學者由衷尊崇又貢獻己見，對古代學者實事求是而不刻意苛求，對晚輩學者真誠誘導和熱情提攜，與歷來文人學者中驕與吝兩種不良傾向迥然不同，值得繼承和發揚。[35]虞萬里指出錢大昕的學問成就主要在經學和史學，這些學問又以其深湛的校勘、版本、目錄知識為樞紐而貫串綜合之。特別是錢大昕在其勤奮著述的一生中所體現出來的學者風範，更值得後人學習。[36] 許蘇民考察了錢大昕在中國史學由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轉型中的作用，認為錢氏的言論具有近代人文覺醒的新觀念。 [37]路新生認為錢大昕治學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在文論、史論以及探求儒家之「理」方面見解深刻。 [38]　　　　（三）對錢大昕文字音韻學的研究。 早在 20 世紀 30年代，徐書海就對錢大昕《聲類·釋訓篇》諸條進行疏證，依聲求義，以義正聲，溯厥本始，闡明轉變之由來，以證聲義相關之理。 [39] 進入20 世紀 80年代，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明顯增多。周斌武通過研究指出，在古聲紐研究方面，錢大昕的成就最大，他的「古無輕唇音」、「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為漢語歷史音韻學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確實的證據，豐富了清代語言學的學術內容，推動了上古聲母系統的研究，啟迪後人。[40]汪壽明認為，在文字學方面，錢大昕歸納出《說文解字》的一些體例，指出大、小徐本的弊病。在音韻學方面，有「古無輕唇音」及「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兩個著名論斷，在聲紐研究上發前人所未發。在訓詁學方面，有理論創新，為文字、音韻、訓詁方面的巨擘。[41]呂友仁不僅認為錢氏在古聲紐研究上具有開拓性貢獻，還特別分析了錢氏在《說文》正文字體、二義同條例方面的精闢論述，並駁正了章太炎對錢氏所做《恆言錄》的不確評價。[42]呂友仁還論述了錢大昕在文字音韻學方面對段玉裁、朱駿聲的影響，認為段玉裁注《說文》，採納了錢大昕的《說文》研究成果，而對於朱駿聲來講，錢大昕則處在「考之於逵」的賈逵的地位。[43] 呂友仁還針對王力先生認為朱駿聲受段玉裁影響較大的說法，指出朱駿聲受錢大昕的影響要比受段玉裁的影響大得多。辨明了學術源流。[44]張盛龍在研究錢大昕的音韻學時，選取了一個新的角度，從類型學、歷史發生學和方法論三方面對格里姆定律和錢大昕古無輕唇音說進行了比較，指出錢大昕偏重於漢語本身的縱向比較，其方法包含有後來被稱為內部重建法的某些因素。[45] 漆永祥研究了錢大昕在古聲類以及古韻研究方面的貢獻，並特別指出錢大昕在少數民族語言上的成就。 [46]肖建春則研究了錢大昕在字詞考釋上的成就，指出錢大昕考釋字詞的範圍擴大，取材廣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吳派學者墨守漢學，不讀漢以後書的缺點。考釋方法主要有三條：研核古今，是正文字，審形體而得義；貫串古鈕，通轉有徵，因聲音明訓詁；考以史實異同，證以風土民俗，據文化史而釋詞。[47] 閻崇東也肯定了錢大昕與其弟錢大昭在《說文》研究上的成就。 [48]陳蔚松和趙伯義還對錢大昕的《恆言錄》進行了專門探討，陳文認為《恆言錄》體例嚴謹，類目分明；古今對照，考證精審；範圍廣泛，內容豐富。[49]趙文認為《恆言錄》體現了錢大昕在俗語研究方面的成就。有釋義精微、求本溯源、體例嚴密等優點，也有收詞不嚴格，詞語分類不合理等缺點。[50]　　　　（四）對錢大昕史學成就的評價。史學是錢大昕一生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領域，對錢大昕史學成就的探討，也是人們最為關注的、成果最多的。史念海討論了錢氏對官修史書的看法，對史家基本知識的要求，以金石證史的成就以及史著取材的標準等問題。[51]林理炯稱讚《廿二史考異》乃錢大昕一生精力所注之結晶。認為錢大昕決不是為著述而著述，錢氏主張經世致用，治學謹嚴踏實，強調獨立見解。[52] 治英認為錢大昕有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嚴謹治學，品德高尚。 [53]施丁在分析了錢大昕的史學成就後，指出錢大昕雖然在歷史文獻學的考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有明顯的不足和缺點，即只考其事而無系統分析，只是博古而不通今，囿於考據而不擅長明理。[54]施丁還扼要介紹了錢大昕的考證方法、考證內容以及錢氏對修史的看法，指出其考證方法有取證、比較、專題研究三種，考證內容主要在官制、地理、氏族和年代方面，其對修史的看法主要有尊重史實，據事直書等。但作者仍然認為錢氏是「乾嘉史學界搞歷史考據、博古而不通今的典型」。[55]施丁對錢大昕史學成就的看法後來有了變化，他不再認為錢大昕博古而不通今，並寫出研究錢大昕的力作《錢大昕「實事求是」史學》，指出錢大昕的史學主旨是「實事求是」，他的實事求是史學，不只是歷史考證方法，還有重要的史學思想，包含史以傳信、考辨求實、記述從實、知人論世、師古之是諸多方面，總之是求實求真，編纂信史，這是對中國古代直書、實錄論的繼承和發展。[56]葉建華則對錢大昕的史學批評進行了分析，指出錢大昕的史學批評首先是重新肯定史學的地位和作用，批判史學虛無主義；其次是繼承發揚傳統史學據事直書的優良傳統，批判任情褒貶、曲筆隱諱；再次是強調史家要博聞廣識，尤應掌握輿地、官制、氏族三大方面的知識；第四是主張史書語言應繁簡適宜；最後是要求史學批評要實事求是、一分為二。[56]黃愛平則對錢大昕與乾嘉考據史學的關係進行了考察，指出錢大昕主張經史並列；強調實事求是；提倡訓詁考證。其治學「博大精深」，尤精於輿地、官制、氏族之學，在《元史》研究上用力最勤，他的治學活動及主張，集中體現了乾嘉史學乃至清代漢學實事求是的精神。[57]楊緒敏指出錢大昕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歷史考證學方面成就最大。其史學思想有：提倡實事求是的治史精神，主張史家加強基本功訓練，反對曲筆護短，批評官修史書。[58] 謝貴安論述了錢氏對史學地位及功用的認識，分析了錢大昕對史家的德、識、學、才等素質的看法以及對史料的看法。 [59]陳協琹、劉益安總結了錢大昕在史學上的貢獻是：敢於突破崇儒尊經的世俗藩籬，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於史學研究方面；運用考據方法研究史學，為史學研究開拓了新領域；憑藉自己雄厚的學識功力，敢闖別人不敢問津的冷門。[60]華世銧則認為錢大昕對史學的貢獻有：糾正和補充了大量的史料；考證官制，糾正人名、爵名和官號之錯；校正年數、年號和輩份之誤；對郡縣、侯國的名稱進行考證；校正史書中的天文、曆法之錯；考證史書中的字音字義，校正、補充了許多錯漏的字；糾正史書中的許多史注錯誤，並大量補註；列專題評論史書義例、版本和人物；校正一些方誌的作者、人物、籍貫和史實之誤，並進行評價；提出許多疑問，為後人考證提供方便。[61]王記錄則具體分析了錢大昕的歷史編篡學思想，指出錢大昕的歷史編纂學思想有：「成一家之言」的撰史主張，「史為紀實之書」的撰史原則，既要謹嚴又要靈活的史法義例觀，博採慎取的史料採獲標準，「史以紀治忽之跡」的史文繁簡論等。[62]王記錄還撰寫《錢大昕的史學思想》一書，該書打破經學與史學的間隔，從思想的視角系統揭示了錢大昕歷史考證背後的豐富思想內涵，對於錢大昕的學術淵源和學術特點、經學見解和史學思想、史論和政論、歷史考證學成就和考史方法論、歷史編纂學思想、元史學研究上的功力和卓識、修志實踐及方誌學理論等，都提出了新的認識。該書打破長期以來將考證和思想對立的思維模式，在廣闊的學術背景下，總結出錢大昕獨具特色的表達自身史學思想的方式，論述了一代學人在特定歷史環境下所具有的學術風貌，富有創新。[63] 陳其泰總結錢大昕的治史特色為：考證方法精良；以金石證史，開二重證據法之先河；有很高的史識。 [64]　　　　（五）對錢大昕歷史考證學的探討。華世銧指出錢大昕歷史考據的方法有：用分析的方法來評論歷史人物，用比較的方法來考證世系，用推理的方法對史書版本和字進行考證，用綜合考證的方法訂正史書之誤，用金石銘文來校正經史，用專題考證的方法來辨證史實等。[65]汪受寬認為錢大昕考史的目的是貫徹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張，糾正頹廢的學風，給後世留下信史。考史者應該具備的條件是實事求是，不迷信盲從；知人論世，不苛求古人；知識廣博，不空疏措大；注重證據，廣泛搜集資料；區別各種資料的考史價值；求善本。其考據方法有專題資料梳理排列法；事實反證法；曆日推演算法；引文輯植溯源法；據籍里、履歷、行蹤考定法；據用語、稱呼考定法；歧說擇優法；方位確定法；據音韻考證名稱之實；多重證據法；常識判斷法；考而不斷法。[66]王記錄指出錢大昕的歷史考據學是由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組成的。他吸收宋人考論結合的治學特點，繼承顧炎武的通儒風格和實學精神，不把考據看成是純粹的技術操作，能自覺上升到理論的層面，對考據的目的、意義及態度都進行了論述。他將各方面的知識用之於考據，形成了一套嚴謹的研究方法，所得成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67] 王瑞明具體分析了錢大昕在《宋史》考訂方面的成就，認為其考訂成績有四個方面：糾謬正誤；解疑釋惑；拾遺補缺；完善體例。 [68]吳紹烈則將《廿二史考異》與《宋史》校勘記對比，指出錢大昕考證中的一些失誤。 [69]修曉波著重分析了錢大昕《元史考異》中對蒙古、色目人名稱、史實考證的成就與不足。指出錢大昕在《元史考異》中，統一譯名、訂正錯誤、補充遺漏，同時也指出錢大昕有漏考、校錯、佔有史料不足等缺陷。[70]魏鴻指出錢大昕的歷史考證方法有比較法、求源法、鉤稽法和歸納法，比較法通過校勘發現問題，再由歧說擇優的原則判斷正誤；求源法從探求史源入手，一方面據史源以證史料轉引之誤，一方面借史源以推斷現有史料的可信程度；鉤稽法講求由此及彼地追蹤史料信息，辯正疑誤；歸納法則用歸納類比等邏輯方法推理。[71] 陳其泰論述了錢大昕對 20世紀歷史考證學的影響，認為他是近世扭轉「重經輕史」偏向的一位關鍵人物，為新考證學派打開了廣大法門，是運用新史料和開拓新領域的直接先導。[72]　　　　（六）對錢大昕元史研究的分析。朱華忠、王記錄認為錢大昕在元史研究上的貢獻主要有：考訂明代官修《元史》的錯訛，為後人利用、研究《元史》掃除了障礙；揭示元代重要文獻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發掘金石資料，為後人研究元史打下了資料基礎；重寫《元史》，所撰《元史藝文志》及《元史氏族表》沾溉元史學界，所論元代重大政治、文化問題，影響甚大。其研究元史所體現出來的嚴密考證與經世致用相結合的治學方法一直影響著後來元史及邊疆史地學的研究。[73] 陳其泰也對錢大昕在元史學上的成就進行了考察，對錢氏的元史學成就也給予了充分肯定。 [74]　　　　（七）對錢大昕歷史文獻學成就的揭示。姚偉鈞認為錢大昕的文獻學成就主要在：由小學入手探求文獻義理，注重目錄版本辨偽，校正文獻缺失，其方法求實科學。 [75]曾貽芬則認為錢大昕的歷史文獻學成就的取得與其史學研究密不可分，從史學家的角度利用、發展考異，辨古籍真偽，考版本年代，修撰《元史藝文志》，都比一般文獻學家高出一籌。[76]周少川具體研究了錢大昕的目錄學成就，認為錢大昕更注重目錄學在研究、整理古代典籍中的實際運用，在考證、校勘、輯佚、辨偽的過程中發展目錄學。錢大昕研究、整理古代目錄，揭示、考訂各類典籍，編撰《補元史藝文志》，實踐自己的文獻編目思想，有很高的價值。[77] 劉紅敏、石斌則認為錢大昕的目錄學為廣義的目錄學，他以考據為治目錄學的基本方法，綜合運用校讎、版本等知識來從事目錄學研究。[78] 嚴修總結了避諱義例在錢大昕訓詁中的作用，指出錢大昕通過避諱義例，澄清了古籍中文字上的許多混亂，解釋了古書版本上的一些問題。[79] 鄧瑞全認為錢大昕的避諱學成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對歷朝避諱制度有深入了解；注意歸納避諱通例；利用避諱學校勘史籍，考證史事。[80]漆永祥分析了錢大昕的校勘學成就，指出錢大昕校勘重視善本，不迷信宋本；從眾信古，不泥於古；闕疑存異，不專己守殘。他用音韻學、輿地學、金石學、避諱學知識校勘，精於理校。[81]施丁則專門研究了錢大昕的金石學，指出錢大昕是清代金石大家，他以金石補載籍之缺漏，正史籍之錯訛；他以金石與文獻互證，成績很大。他還據金石文發論，論人物、史事、史籍等。[82] 徐有富研究了錢大昕的版本學成就，對錢氏的版本學造詣以及驗證版本的手段都給予充分的揭示。 [83]　　　　（八）對錢大昕方誌學成就的考察。陳光貽指出錢大昕在方誌學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方誌人物立傳的理論，並具體分析了錢大昕對方誌人物傳的看法。 [84]陳文探討了錢大昕關於修志取材、方誌人物立傳、修志者素養等問題的見解。 [85]周夢江分析了錢大昕關於方誌資料徵集、志書體例、地理沿革以及人物編寫的意見，認為錢大昕能兼取戴震、章學誠兩人方誌學說之所長，重歷史又重地理。[86] 倪所安認為錢大昕的方誌學思想為：地方志為一方之徵信；志以存道；博觀約取；據事直書；方誌立傳有褒無貶，但不能以黑為白等。[87]王記錄也論述了錢大昕的修志活動和方誌學理論，指出錢大昕的方誌體例思想是「敘述有法，繁簡適中」，對志家的要求是「志乘寓史法，不私其親」；也分析了錢氏在方誌人物立傳方面的種種看法。[88]　　　　（九）對錢大昕教育成就的總結。吳以寧指出錢大昕晚年主講鐘山、婁東、紫陽書院，培養了大批東南士子。在教學內容上，重視漢學以及天文算學的教學與研究，加強蒙古、遼金語言的學習與研討。在教育思想上，提倡「實事求是」，反對空言自誇，主張平等討論。其思想中還滲透了人文主義教育思想。[89]　　　　（十）比較研究。在研究錢大昕的學術成就時，人們還往往將他與王鳴盛、趙翼、章學誠等人進行比較，以見其學術特性。柴德賡比較錢大昕和王鳴盛，指出在學術研究上，二人都治經學，卓然可立，但從經學的考據轉到史學的考據，錢大昕關係最大，考證最精。在治學方法上，都推崇實學，但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與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在做法上有所不同，考證各有心得。在治學態度上，兩人都很認真，但王氏自命不凡，錢氏謙虛謹慎。在思想上，兩人都比較保守，但對現實政治及歷史，也有令人可喜的看法。[90]周振鶴通過比較錢大昕、趙翼、王鳴盛的學識，指出錢、趙、王三人之學問有龍、虎、狗之別，《廿二史考異》是點石成金之著，《廿二史札記》是披沙瀝金之作，《十七史商榷》則是臉上貼金之濫竽。[91]楊緒敏通過比較錢大昕、趙翼的政治主張，批評了那種認為乾嘉考據學者「蔽於古而不知世」的觀點，指出錢、趙二人在論經考史中都發表自己的社會政治主張。[92]申屠爐明比較了錢大昕與章學誠治史的異同，認為他們二人最擅長史學，在當時大多數學者認為經學為第一等學問的學術氛圍下，他們認為史學同等重要，所發議論實乃補偏救弊之言。由於學術取徑不同，他們的史學成就也各異，章學誠在史學理論上成一家之言，錢大昕則在史學考證上有突破前人之處。[93]　　　　（十一）對錢大昕具體著述的論述。陳慧星對《潛研堂詩》進行了研究，認為錢大昕的詩是學者詩，以學問家的眼光、興趣、習慣、作風，把經史籀篆、書畫金石諸方面的問題，議論入詩，嚴格用韻，風格質直，吟詠性情之作甚少。[94] 王義耀比較了王鳴盛的《蛾術編》與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認為博與專的相輔相成，是兩書的特點。 [95]顧吉辰通過研究《竹汀先生日記鈔》，認為《日記鈔》內容豐富，尤其在版本考證方面成績突出。 [96]　　需要說明的是，就在大陸錢大昕研究取得重大進展時，港台學者也在錢大昕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杜維運認為錢大昕是歷史考證派最特出之史學家，分析了錢大昕的考證學成就、經學成就以及其史才、史識，認為錢大昕可追縱班馬、媲美溫公。[9 7] 陳鴻森發表《錢大昕養新余錄考辨》、 [98] 《錢大昕潛研堂遺文輯存三卷》、 [99] 《錢大昕潛研堂遺詩拾補》、[100] 《錢大昕年譜別記》， [101] 主要對錢大昕的著述進行考辨、糾謬、輯佚。司仲敖發表有《錢大昕之禮學》、 [102]《錢大昕之春秋學》， [103] 主要側重對錢大昕經學的研究。　　從以上綜述我們可以看出，百餘年來的錢大昕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尤其是 20 世紀 80年代以來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如果總結一下的話，這些研究有這麼幾個特點：其一，就廣度講，幾乎涉及到錢大昕學術成就的方方面面；其二，就深度言，很多研究揭示了錢大昕學術思想的深層內涵，不再把錢大昕當作純粹的考據學家來看待。當然，百餘年的錢大昕研究也存在不足，其一，對錢大昕經學方面的探討尚嫌不足，對錢大昕的經學思想的本質沒有很好清理；其二，對錢大昕經學與史學的相互影響還缺乏深入分析，對其經學思維方式對史學思想的作用還沒有深入思考；其三，對錢大昕思想中所蘊涵的理論精華，尚須認真歸納總結。所有這些，對於認識錢大昕學術以及乾嘉學術都是非常關鍵的問題，也是深入認識以錢大昕為首的乾嘉學者的學術內涵及學術精神所必須予以關注的。對於這些問題，筆者曾經進行多年的思考，其中所得，也在拙著《錢大昕的史學思想》中進行了表述，但思考還不成熟，尚待深入研究的問題還很多。總之，錢大昕研究是清代史學史、學術史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對錢大昕研究的推進，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對清代學術研究的推進。　　（本文作者王記錄，河南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　　　　[1] 同時代學者對錢大昕的讚譽，見拙著《錢大昕的史學思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版。　　[2] 沈堯：《落帆樓文集》卷 8 《與孫愈愚》，吳興嘉業堂刊本。　　[3]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下冊），中華書局， 1959 ，第 429 頁。　　[4] 袁英光、劉寅生：《王國維年譜長編》，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第 275 頁。　　[5]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 2001 ，第 270 頁。　　[6] 《勵耘書屋問學記》，三聯書店， 1982 ，第 159 頁。　　[7] 《章太炎先生論訂書》，見支偉成著《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嶽麓書社， 1998 。　　[8] 《清華學報》 304 期， 1924 年第 4 期。　　[9] 陳垣：《錢竹汀手簡十五函考釋》，《文物》 1963 年第 5 期。　　[10] 王伯英：《關於錢大昕佚文手稿》，《克山師專學報》 1981 年創刊號。　　[11] 朱瑞熙：《錢大昕佚文五則》，載顧吉辰主編《錢大昕研究》，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7年版（以下簡稱《錢大昕研究》）。　　[12] 顧荻：《錢大昕的佚文六篇》，載《錢大昕研究》。　　[13] 顧吉辰：《錢大昕、錢大昭著作考》，載《錢大昕研究》。　　[14] 朱瑞熙：《錢大昕、錢大昭著作續考》，載《錢大昕研究》。　　[15] 顧吉辰：《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光緒重刻本）失收著述考》，載《錢大昕研究》。　　[16] 朱瑞熙：《錢大昕題跋初探》，載《錢大昕研究》。　　[17] 顧吉辰：《錢大昕與〈元史稿〉下落》，載《錢大昕研究》。　　[18]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19] 漆永祥：《清代起居注官與錢大昕的〈講筵日記〉》，《中國典籍與文化》 2000 年第 3 期。　　[20] 王貴忱：《錢大昕致畢沅札》，《廣州師院學報》 2000 年第 2 期。　　[21] 潘建國：《袁枚〈續同人集〉所錄錢大昕佚詩佚札》，《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02 年第 5 期。　　[22] 許全勝、柳岳梅：《上海圖書館藏錢大昕手札九通》，《文獻》 2003 年第 4 期。　　[23] 陳得芝：《〈嘉定錢大昕全集〉元史著述部分點校勘誤》，《燕京學報》新 11 期，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　　[24] 王俊義：《錢大昕學術思想述略》，《史學集刊》 1984 年第 1 期。　　[25] 王俊義：《錢大昕寓義理於訓詁的義理觀探討》，《中國文化研究》 2002 年春之卷。　　[26] 周清澍：《錢大昕》，《中國史學家評傳》（中），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　　[27] 呂友仁：《錢大昕及其〈潛研堂集〉述評》，《上海師範大學學報》 1986 年第 4 期。　　[28] 方詩銘、周殿傑：《錢大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29] 張舜徽：《清儒學記》，齊魯書社， 1991 。　　[30] 王記錄：《錢大昕的學術思想》，《史學史研究》 1997 年第 1 期。　　[31] 王記錄：《錢大昕是吳派嗎——兼談乾嘉學術派別問題》，《河南師範大學學報》 1995 年第 5 期。　　[32] 龔江紅、張淑艷：《錢大昕經世致用的治學思想論析》，《北方論叢》 1995 年第 6 期。　　[33] 戴逸：《乾嘉史學大師錢大昕》，《文史哲》 1997 年第 3 期。　　[34] 倪所安：《一代儒宗錢大昕》，載《錢大昕研究》。　　[35] 施丁：《錢大昕的學者風度》，《社會科學輯刊》 1998 年第 2 期。　　[36] 虞萬里：《從十駕齋說到錢大昕及其〈全集〉》，《中國典籍與文化》 1999 年第 3 期。　　[37] 許蘇民：《錢大昕：豪傑精神與政治倫理》，《開放時代》 2003 年第 6 期。　　[38] 路新生：《錢大昕的文論、史論與「理」論》，《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2004 年第 3 期。　　[39] 徐書海：《錢大昕〈聲類?釋訓篇〉疏證》，《語言文學專刊》 1936 年第 1 卷第 1 期。　　[40] 周斌武：《錢大昕與清代音韻學》，《復旦大學學報》 1985 年第 4 期。　　[41] 汪壽明：《錢大昕的文字、音韻、訓詁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1985 年第 5 期。　　[42] 呂友仁：《錢大昕小學表微》，《河南師範大學學報》 1989 年第 1 期。　　[43] 呂友仁：《錢大昕與〈說文〉兩大家》，《河南師範大學學報》 1989 年第 3 期。　　[44] 呂友仁：《試論錢大昕對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的影響》，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主編《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 1990年版（以下簡稱《嘉定文化研究》）。　　[45] 張盛龍：《格里姆定律和錢大昕古無輕唇音說比較》，《廣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1 年第 2 期。　　[46] 漆永祥：《錢大昕音韻學述論》，《西北師大學報》 1993 年第 6 期。　　[47] 肖建春：《試論錢大昕的字詞考釋》，《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1993 年第 3 期。　　[48] 閻崇東：《錢氏兄弟與〈說文解字〉》，載《嘉定文化研究》。　　[49] 陳蔚松：《俗語詞研究的精心之作——錢大昕〈恆言錄〉簡評》，載《嘉定文化研究》。　　[50] 趙伯義：《論錢大昕的〈恆言錄〉》，《河北學刊》 1997 年第 3 期。　　[51] 史念海：《錢竹汀先生之史學》，《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 1936 年第 7 卷第 3 期。　　[52] 林理炯：《錢大昕與〈廿二史考異〉》，《光明日報》 1962 年 4 月 26 日。　　[53] 治英：《從〈廿二史考異自序〉看錢大昕的治學態度》，《教學與研究》 1962 年第 5 期。　　[54] 施丁：《讀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史學史研究》 1984 年第 1 期。　　[55] 施丁：《錢大昕——以考史著稱的史學家》，《文史知識》 1986 年第 8 期。　　[56] 施丁：《錢大昕「實事求是」史學》，《求是學刊》 2001 年第 3 、 4 期。　　[56] 葉建華：《錢大昕的史學批評》，《學術月刊》 1993 年第 2 期。　　[57] 黃愛平：《錢大昕與乾嘉考據史學》，《清史研究》 1993 年第 3 期。　　[58] 楊緒敏：《錢大昕的學術成就及史學思想》，《徐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5 年第 3 期。　　[59] 謝貴安：《錢大昕史學思想鉤沉》，載《錢大昕研究》。　　[60] 陳協琹、劉益安：《錢大昕在史學上的重要貢獻》，載《嘉定文化研究》。　　[61] 華世銧：《錢大昕對歷史學的貢獻》，載《嘉定文化研究》。　　[62] 王記錄：《錢大昕的歷史編纂學思想》，《河南師範大學學報》 1996 年第 3 期。　　[63] 王記錄：《錢大昕的史學思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版。　　[64] 陳其泰：《錢大昕治史特色略論》，《齊魯學刊》 1998 年第 5 期。　　[65] 華世銧：《錢大昕的考據方法簡論》，《雲南民族學院學報》 1991 年第 1 期。　　[66] 汪受寬：《試論錢大昕的歷史考證學》，《蘭州大學學報》 1991 年第 2 期。　　[67] 王記錄：《錢大昕歷史考據學的淵源、理論和方法》，《山西師大學報》 1997 年第 2 期。　　[68] 王瑞明：《錢大昕考訂〈宋史〉的卓越成績》，載《嘉定文化研究》。　　[69] 吳紹烈：《〈廿二史考異〉與〈宋史〉對勘舉例》，載《嘉定文化研究》。　　[70] 修曉波：《錢大昕〈元史考異〉芻議》，載《嘉定文化研究》。　　[71] 魏鴻：《錢大昕歷史考證學述論》，《史學史研究》 1998 年第 4 期。　　[72] 陳其泰：《錢大昕與 20 世紀歷史考證學》，《史學理論研究》 1999 年第 1 期。　　[73] 朱華忠、王記錄：《錢大昕在元史學上的貢獻和影響》，《西南師範大學學報》 1997 年第 6 期。　　[74] 陳其泰：《錢大昕與元史學》，《浙江學刊》 1998 年第 4 期。　　[75] 姚偉鈞：《錢大昕的文獻學成就》，載《嘉定文化研究》。　　[76] 曾貽芬：《錢大昕的歷史文獻學》，《史學史研究》 1998 年第 1 期。　　[77] 周少川：《錢大昕的目錄學研究》，載《嘉定文化研究》。　　[78] 劉紅敏、石斌：《錢大昕的目錄學思想》，《圖書館工作與研究》 2000 年第 5 期。　　[79] 嚴修：《避諱義例是錢大昕的訓詁之鑰》，《復旦學報》 1986 年第 5 期。　　[80] 鄧瑞全：《錢大昕的避諱學淺說》，載《嘉定文化研究》。　　[81] 漆永祥：《錢大昕校勘學述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1993 年第 1 期。　　[82] 施丁：《錢大昕以金石文裨史學——讀〈金石文跋尾〉》，載《錢大昕研究》。　　[83] 徐有富：《試論錢大昕的版本學成就》，《中國典籍與文化》 2000 年第 2 期。　　[84] 陳光貽：《錢大昕的方誌學》，《史學史研究》 1981 年第 4 期。　　[85] 陳文：《錢大昕的方誌學思想淺探》，《廣西社會科學》 1993 年第 3 期。　　[86] 周夢江：《略論錢大昕方誌學理論》，載《嘉定文化研究》。　　[87] 倪所安：《融各家之長，立一家之言——錢大昕方誌學說初探》，載《嘉定文化研究》。　　[88] 王記錄：《錢大昕的修志實踐及其方誌學理論》，《河南師範大學學報》 1994 年第 6 期。　　[89] 吳以寧：《錢大昕教育成就述論》，《固原師專學報》 1996 年第 5 期。　　[90] 柴德賡：《王西庄與錢竹汀》，《史學史資料》 1979 年第 3 期。　　[91] 周振鶴：《點石成金、披沙瀝金與臉上貼金》，《讀書》 1995 年第 3 期。　　[92] 楊緒敏：《錢大昕、趙翼社會政治主張評述》，載《錢大昕研究》。　　[93] 申屠爐明：《論章學誠與錢大昕學術思想的異同》，《社會科學戰線》 2001 年第 6 期。　　[94] 陳慧星：《評〈潛研堂詩〉》，載《嘉定文化研究》。　　[95] 王義耀：《評〈蛾術編〉與〈十駕齋養新錄〉》，載《嘉定文化研究》。　　[96] 顧吉辰：《讀〈竹汀先生日記鈔〉》，載《錢大昕研究》。　　[97] 杜維運：《錢大昕之史學》，《學術季刊》 1954 年第 2 卷第 3 期。　　[98] 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9 卷 4 期， 1988 年。　　[99] 載《經學研究論叢》，台灣學生書局 1999 年版。　　[100] 載《書目季刊》 32 卷 4 期， 1999 年。　　[101] 載《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0 年版。　　[102] 載《法商學報》第 19 期， 1985 年。　　[103] 載《木鐸》第 11 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