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論——「文明」的怪胎 （中：偽造「西曆」）

甲骨歷（殷代）

（二）「中學西被」舉隅：西方歷史學觀念的起源

歷史學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在歷史長河中，唯有中國有著不間斷的紀年記錄。

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有一個大一統的政治文化，頒行統一的曆法是天子的職責；只有通過統一的政令，才能頒行統一的曆法。

另一方面，因為中國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重視歷史記載的文化傳統，歷代的歷史典籍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據記載黃帝時「大撓作甲子」，創造了干支法，起初用於記日；周朝的《四分曆》開始將其用於紀年，東漢時復用《四分曆》，明確採用干支法紀年，黃巾起義「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其用例。干支紀年法的特點是便於計算、記憶，掐指一算就有結果，不會產生年代錯亂。這種六十花甲干支紀年法方便、實用，幾千年一直沿用至今。

先秦時期的曆法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歷史上歐洲從來沒有過政治統一，因而也不可能有統一的紀年法存在。

歐洲開始有歷史紀年，出現在與中國文化接觸之後，即在17世紀，歐洲對中國的歷史紀年有了初步了解之後。

我們今天常聽說西方古代有所謂「古希臘奧運紀年」、「雅典執政官紀年」、「斯巴達監察官紀年」、「古羅馬建城紀年」等概念，其實這些說法都是出於後世的偽造。就中世紀以前的歐洲而言，只有神話傳說，沒有歷史記錄。

西方的「格列歷」來源於元代的《授時歷》

從曆法來說，中國上古文獻《尚書·堯典》就已經明確提出一年為366天[⑥]，杜預《長曆》曰：「《書》稱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將1年365又4分之1天說成366天，是因為「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

《史記·曆書》記載了黃帝制訂曆法：「黃帝考定星曆」；三代的曆法：夏正、殷正、周正[⑦]以及漢代的太初曆等。

經過歷代不斷修訂，元代所測定、頒行的《授時歷》則進一步精確化，將一年確定為365.2425日，距近代觀測值365.2422日僅差25.92秒，達到了在利用現代科學手段進行實際測量之前所能達到精準度的極限。

【元代】郭守敬(1231—1316)編製的《授時歷》

當時最先進的天文觀測儀器——郭守敬發明的簡儀

在《授時歷》頒行後300多年，歐洲才有了「格列歷」（格里高利曆），現代世界通行的曆法就是以「格列歷」為基礎的。然而，這部「偉大」的「格列歷」是從哪裡來的呢？

據說是16世紀義大利醫生、天文學家、哲學家、年代學家阿洛伊修斯·里利烏斯（AloysiusLilius，約1519-1576）與克拉烏（ChristophorusClavius）等學者對古羅馬「儒略曆」加以改革製成的一種曆法，由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於1582年頒行。

無巧不成書，剽竊中國紀年將其用於西方歷史的「歷史學之父」斯卡利傑，在第二年（1583年）發表了這方面的專著《時間校正篇》（Opusde emendatione tempore）；他沒有提到「格列歷」，卻「造出」一個「儒略曆」。（詳見本書第2章諸玄識先生的考證）

既然不存在所謂古羅馬的「儒略曆」，那麼「格列歷」的來歷也就成了問題。事實上，「格列歷」與早於它300餘年的《授時歷》如出一轍[⑧]；因此，與其說「格列歷」是教皇格里高利對「儒略曆」的改革，毋寧說「格列歷」就是《授時歷》的翻版。

不僅「格列歷」襲用了《授時歷》，哥白尼的「日心說」理論也脫胎於《授時歷》。哥白尼「日心說」直接抄襲了雷喬蒙塔納斯，而雷喬蒙塔納斯的知識來源就是中國元朝的《授時歷》。

從1504年起，哥白尼已在波隆那獲得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曆表》和《天文學概要》，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曆表》和《概要》抄襲了鄭和的《星曆表》，而鄭和的《星曆表》則以郭守敬的《授時歷》為基礎[⑨]。這就是「西曆」的來歷。

「西元」紀年出現於耶誕17世紀

說了「西曆」，再說「西元」。20世紀為西方霸權擴張的極盛期，整個世界都被迫採用了一種被稱為「公元紀年」的耶誕紀年法，以耶穌誕生為公元元年。

1949年9月27日中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西元。」然而，這種耶誕紀年法實際上是歐洲人在了解到中國歷史上存在一套幾千年不間斷的歷史紀年後，才導入歐洲「歷史學」的。

「用耶穌誕辰作為公元紀年基點的方法要晚得多。1627年，裴達提烏斯首次在歷史著作中使用了公元紀年，到18世紀被西方各國學者廣泛接受。這就是我們今天使用的公曆紀年。」[⑩]

關於耶誕紀年法的出現時間，有人以比德所著《英吉利教會史》為依據，主張早在8世紀時英國的教士比德在基督教修道院中就採取了這種紀年法；實際上這種說法不可靠，因為《英吉利教會史》不僅是孤證，並且確實是一部偽書。[11]而所謂的「公元紀年」為6世紀宗教法規學者小狄奧尼修斯所創立的說法，更是無根游談，不值一駁。

在「中學西被」的過程中，中國不僅在倫理和政治方面給歐洲帶來了廣泛的影響；1740年之前歐洲發現中國歷史紀年，所造成的影響則尤為震撼。

歐洲的「創世紀」紀年法

18世紀時，歐洲的世界歷史紀年依然處於一片蒙昧之中。當時，歐洲人在對照中國歷史紀年，清理《聖經》年代時，發現不同語言版本的《聖經》之間，關於創世紀的時間完全牛頭不對馬嘴。

當佩迪庫羅索（Pediculoso）修士——人稱貧者——啟程去聖地時，拉古薩[12]的嘉布遣修會會長要求他：「請給我帶回《聖經》希伯來語原文文本、撒瑪麗亞原文文本和由七十子編篡的《聖經·舊約》譯本，它們記載的洪水發生的年代分別為創世1,656年、2,309年和2,062年；請將這三個文本統一起來，學習普呂施（Pluche）院長的做法，得出一個準確的年代來。」[13]

嘉布遣修會是當時天主教主要修會之一的方濟各會的分會，其會長提出對於聖經不同版本時間體系進行統一的要求，反映了歐洲天主教應對中國紀年挑戰的迫切性。

1769年首次在日內瓦刊印的《阿瑪貝德書簡》中說：他剛剛讀過一本世界通史，「最使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們都從他們那與我們完全不同的創世開始計算時代。我的歐洲學者向我出示了他們的宗教曆書之一，大家由此可知其現在的同胞們生活於創世之後的5,552年或6,244年，也可能是6,940年，根據大家所希望的情況而定[14]。這種奇怪的做法使我驚奇。我曾問他同一種事件為什麼會有三個不同的時代。我對他說：『你自己不可能同時30歲、40歲和50歲，你們的宇宙怎可能會有三個互相形成鮮明對照的時間呢？』……」

「這同一部書論述了一個叫做亞當的世界第一人，該隱、馬太和一名在洪水淹沒了整個地球之後栽培了葡萄園的諾亞，最後是我從未聽說過和從未在我們的任何書中讀到的大量事物……。」

《阿瑪貝德書簡》繼續寫道：「我抱怨歐洲的這些不幸之輩，他們最多只是自69,649年以來才被造成，而我們的年代卻已經是115,652年。我更抱怨他們缺少胡椒、桂皮、丁香、茶葉、咖啡、絲綢、棉花、油漆、神香、香料和一切能使生活變得較舒適的東西，……還有人聲稱他們在卡利卡特（Calicut,古里）僅僅為了胡椒就犯下了令人髮指的暴行。這樣做使印度人的天性感到戰慄。印度人的體制無論如何也與他們不同，因為他們胸膛上長滿了汗毛。」[15]

從這封書簡中的關鍵概念胡椒、茶葉、咖啡、茶葉、絲綢、香料以及卡利卡特（古里）、印度人等可以看出，當時歐洲人由「發現」東印度而對東方世界感到驚奇。

修道士是當時歐洲的主要知識分子，從上面引文中「他們最多只是自69,649年以來才被造成，而我們的年代卻已經是115,652年」這句話，可知當時歐洲人對歷史紀年的認識完全不靠譜。

在此27年以前，伏爾泰於1741年介紹了一個傳奇性故事,借一位在荷蘭的中國商人之口講到東方的歷史，說中國與越南（交趾/東京）及日本之間的戰爭史長達22,552年時間，說蒙古帝國向歐洲天主教會派出使團的時間為上帝創造世界之前50,000,000,000,007,912,345,000年（五萬萬億零七十九億一千二百三十四萬五千年），儘管伏爾泰也許是在講述一個戲弄天主教的笑話，然而這也反映出歐洲在受到中國歷史紀年影響後所產生的思想混亂。

《若弗蘭夫人的沙龍》，雷蒙尼耶作。

孟德斯鳩、盧梭、達朗貝爾、愛爾維修、拉莫等聚精會神,傾聽演員朗讀伏爾泰1775年改編的話劇《中國孤兒》(即中國的《趙氏孤兒》。

孟德斯鳩的年代觀——從「創世紀」到「末世」計6000年

伏爾泰的對手孟德斯鳩也不可能不思考世界的紀年問題。這個問題在當時如此緊迫，孟德斯鳩本人也假裝對於希伯來文本和七十子希臘文譯本《聖經》之間的不相吻合感到不知所措，我們看一下他是怎樣解釋這種年代不一致現象的：「當耶穌—基督降世時以及繼此之後很久，有一種傳說認為世界只能持續6,000年。當耶穌—基督降世時，大家只會計算到世界已接近末日，也就是說從6,000年又大大地向前移了。這就使聖保羅去講世界末日之事…….

在3世紀時，由於這一末日未曾出現，任何人都不希望它如此過早地到來，大家只能計算到5500年，這就是非洲人儒勒（Jules）的紀年。

在5世紀時，還必須繼續後移，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世界的這一末日，以至於大家只能有5,200年了…….最後，由於已超過了預定的時間，所以還必須再把時間後移，把直到耶穌—基督降世的時代定為4,000年。

到7世紀末，大家在《塔木德》(Talmud）中發現了赫利家族，其中記載說世界應持續6,000年，2,000年的混沌、2,000年的法治、2,000年由救世主治理，這樣就使在6,000年之前還有很長的時代。因此，大家看到隨著自耶穌—基督降世以來時代的增長，耶穌—基督降之前的時代就應該遞減。」[16]

歐洲第一部「世界通史」採用「創世紀」分期紀年法

博緒埃（Jacques BenigneBossuet，1627-1704）於1681年出版的《論世界史》（Discourssurl』histoireuniverselle)為歐洲第一部「世界通史」。這部著作是法王路易十四做太子時的老師博緒埃為教育王儲而寫的教材，該著作採用「創世紀紀年法」，從伊甸園一直寫到查理曼大帝立國。

博緒埃「世界通史」的第一個日期是亞當的出現，或者是創造世界。

其次一個歷史斷限是諾亞，或稱之為洪水時期。

接下來是亞伯拉罕的受命，或曰上帝和人們聯盟之開始。

第四階段是摩西，或曰成文法典的出現。

隨後引用一個重大事件——佔領特洛伊作為一個階段，從博緒埃所抱定的聖經傳統觀點來看，有些出人意料。

第六個階段是所羅門，或由他來創立教堂。

第七階段是羅慕洛的統治或創建羅馬城。

第八階段是猶太人從巴比倫的囚禁中解放出來。

第九階段是斯奇庇奧，或曰毀滅迦太基。

第十階段是耶穌基督的誕生。

第十一階段是君士坦丁，或稱基督教的勝利。

第十二階段是查理大帝建立新帝國。他把從創造世界直到查理大帝統治結束的時代稱作古代史，而把從查理大帝到路易十四世稱作現代史。[17]

《大英百科全書》與《大美百科全書》對博緒埃都有高度評價，新近出現的一些西方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博緒埃也被列入到中世紀思想大家的行列。

博緒埃的世界歷史年代是以聖經觀念為背景的法國中心論的表現，遺憾的是路易十四沒有成功，法國大革命之後，拿破崙也失敗了，因此，博緒埃的世界歷史也就成了笑話。

16世紀德國發明「世紀紀年法」——以每百年為1個世紀

在中世紀後期，歐洲新教徒「發明」了以百年為單位，把神學及其事迹排成時間序列的紀年方法，這是歐洲人在中國歷史紀年的影響下，試圖創造自己歷史紀年的緣起。

埃里克·庫珀說：皮斯卡托《城區教會記事》（1526年）分為連續的幾個百年，這是作者獲得了新的歷史方法。……首次在歷史著述中分為百年，即是《城區教會記事》，但該書是在皮斯卡托死後三十年，被提及於新問世的《馬格德堡世紀史》（MagdeburgCenturiators,1559年）；這個歷史方法開始出名，以致英語中的「世紀」（century）一詞的誕生，可能是直接受此影響。……中世紀後期，存在著多種嘗試來實行百年的計算方法。

佛拉西斯（Matthias Flacius,1520—1575年）著作《馬格德堡世紀史》（教會史）是一部原始社會水平的「歷史」。中國古人寫編年史都分年月日，敘述詳細，前後照應。而《馬格德堡世紀史》則分為十三個百年，每個百年中堆積素材，各個事件都是孤立的，全無聯繫，也沒有具體時間……[18]

印刷術普及之前歐洲沒有歷史記錄，亦沒有歷史觀念

亨利·珀金森教授說：（歐洲）中世紀的學者從來不用歷史方法。的確，歷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Burke）甚至宣稱，在中世紀，人們沒有歷史感。他們缺少過去和現代有什麼不同的感覺。他們沒有歷史的透視和往昔的意義。當然，他們只知道過去已經過去了，是混沌的，不去注意過去時代和文化有什麼不一樣。

……印刷術帶來了歷史感，它出現在15世紀的後期。歷史感是基於被寫的歷史的可行性的。

……此前，基督教儘可能使書寫歷史毫無必要。

……它的教條被編成神秘文字，

……不僅描繪神變成人的整個故事，而且記錄「神的話」。如此手稿所包含的信息不是歷史，而是無限；不是時間，而是神聖。

……印刷術改變了一切。帶著大量副本的手稿被製造出來，散布的各地。印刷術使基督教面對抨擊。

……歷史學破壞了經院主義。[19]

中國印刷術

中世紀早期的歐洲沒有歷史

休謨是歐洲啟蒙時代著名的思想家，著有多卷本的《英國史》，稱為歐洲史學名著。按照他的觀點，中世紀早期英國盎格魯—薩克遜時代不過是老鷹與烏鴉之戰的時代。而啟蒙時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伏爾泰則認為研究早期中世紀的歷史，就像研究狼與熊的活動，是沒有價值的。[20]

在談到法國中世紀歷史時，伏爾泰說：「如果從法國的歷史著作，或者不如說，從有關法蘭克國王和他們的宮相的歷史著作中，要刪去的只是這樣一些故事，那我們還可以勉強一讀；但是這些歷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謊言比比皆是，我們怎能接受？這些歷史著作中不斷說到圍攻城市和堡壘，其實這些城市和堡壘並不存在。當時在萊茵河以東只有一些沒有城牆、靠木樁和塹壕來防衛的小鎮。我們知道，只是在920年捕鳥者亨利時期，日耳曼才有築有城牆和設防的城市。總之，有關這些時期的細節都是一些無稽之談，而且都是令人厭惡的無稽之談。」[21]

歐洲的這些故事沒有年代，好像我們兒時聽長輩們講故事時所說的：從前有個山，山裡有個廟，廟裡有個老道吹洋號；吹得是什麼呢？還是從前有個山，山裡有個廟……，如此反覆不斷地吹下去，重重無盡。

十八世紀歐洲人如是說：只有中國編年史詳實可靠

伏爾泰在1765年出版的《歷史哲學》中專門談到編年史的歷史學方法時寫道：「無可否認，世界上最古老的編年史是中國的編年史。中國的這些編年史連續不斷，詳盡無遺，撰述嚴謹，沒有摻雜任何神奇的成分，而且全都以4152年的天文觀察為依據。」[22]

伏爾泰的是從世俗角度撰寫歐洲版「世界通史」的第一人，他撰寫的《風俗論》是歐洲第一部世界歷史，這部著作包括了聖經以外東方各民族的歷史，因而伏爾泰對於編年史學最有發言權。

伏爾泰 原名佛蘭蘇阿——瑪科·阿魯埃，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倡導人，被譽為「歐洲的良心」

中國古籍中所記載的時間序列，在近代早期的歐洲掀起軒然大波。

「在1640和1770年間，大家曾大量地爭論了《書經》中記載的一次天文觀察的具體時間，大家由此而得出結論認為——這次天文觀察只能是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從事的。……」[23]

「一旦當西方人了解到中國人的這種假定的古老歷史時，便一片轟動。……1686年，柏應理神父發表了《自中國的第一位帝王黃帝以來統治中國的前三朝的紀年表》，他們共有過相繼執政的86位君主，要上溯到公元前2457年。因此，1686—1743年間，也就是當尼古拉·弗雷烈在金石和美文科學院宣讀對於他1733年11月宣讀的有關中國紀年的古老性和可靠性的論文所作的澄清時，僅僅就此問題就相繼出現了10多部著作。畢諾引證了在1630—1700年間發表的40多部著作，其中有30部是17世紀下半葉的。這就說明了當時這個問題的嚴重性。」[24]

歐洲編年歷史學的真正始祖——斯卡利傑

法國「文明傳教士」中有一人名叫約瑟夫·斯卡利傑（Scaliger, JosephJustus，1540-1609年），此人在中國知名度很低，然而他卻是西方歷史紀年的開山祖師，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歐洲「歷史學之父」。歐洲版的世界歷史最初是由他一手構造出來的，現代通行的關於古代世界和中世紀歐洲的編年史，主要是基於16—17世紀的約瑟夫·斯卡利傑的系列著作，以致西方歷史學可被稱為「斯卡利傑歷史學」（ScaligerianHistory）。

然而，斯卡利傑是歐洲偽造歷史的集大成者：他不僅匯總了杜撰的神學故事，用其充當歷史；而且還把許多發生在中古的事以及由拉丁文翻譯成希臘文的偽書，都編篡成是古代史。

斯卡利傑襲取了中國的紀年體系，並參考中國的紀年杜撰了「聖經編年」，歐洲的歷史紀年就建立在斯卡利傑所設計的「聖經編年」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歐洲的世界歷史紀年並無事實根據，歐洲版的世界歷史宗本於斯卡利傑所炮製出來的仿製品，其所模仿的內容就是中國的歷史紀年。

據諸玄識先生考證，在歐洲的「文藝復興」追隨中國影響而轉到荷蘭之際，斯卡利傑就從法國趕到那裡；他參照和模仿中國歷史（中國的朝代帝王年表等），建立了「聖經編年」及其子系統（希臘、羅馬、埃及和巴比倫等「時間序列」），用它們來經緯西方版的世界歷史。建立起這個框架之後，斯卡利傑就把他之前的所有偽造品，當做素材，填入其中。在斯卡利傑死後的兩百年中，即在17—18世紀，大群西方學者——包括科學家牛頓——都在利用越來越準確的「中國信息」，來校對、修改、批評或補充「斯卡利傑編年史」。中國式的西方歷史學，成為歐洲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之間最熱門的「顯學」。整個西方版的世界歷史就是這樣緣起的。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