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批判胡適杜威

1954年底，以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生李希凡、藍翎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為導火索，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了對胡適思想的大規模批判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胡適的對立者、朋友故舊，甚至學生都一齊上陣。同年，對胡適的老師，美國教育家杜威的批判也驟然升級。

缺席的批判

1955年1月14日，「胡適哲學思想批判會」召開，會議專題討論了艾思奇的論文《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一百餘人參加了這次討論會。

對胡適思想的批判主要通過報紙和雜誌來進行，各地大學和文化機關都有所行動。隨即大量批判胡適的文章紛紛見報，其中重量級的就有150多篇200多萬字，彙編成八冊《胡適思想批判》，由三聯書店出版。作者包括了汪子嵩、李達、艾思奇、胡繩、金岳霖等。

文章圍繞不同專題逐一展開。哲學上，批判胡適唯心主義，指出其基礎就是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政治思想上，批判胡適反共反人民；歷史觀上，批判胡適企圖否認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性。

關於革命和改良的關係。批判者認為，胡適「五鬼鬧中華」是為改良主義找託詞。目的就是反對社會革命，以階級調和代替階級鬥爭。針對胡適對傳統文化中「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的批評，批判者指出這是胡適民族虛無主義的具體表現。總之，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是根本對立的不同體系。

為配合批判胡適，當年還出版了其他多種文獻。比如1月上海圖書館編印了《胡適反動論著目錄——內部參考》，4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編輯的《胡適思想批判資料集刊》，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張如心的《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艾思奇的《批判胡適反動哲學思想》。

可是，這些批判胡適的文獻，真正認真研讀過的人並不多。作為八冊裝的《胡適思想批判》的總編輯，曾彥修認為全中國可能只有幾個人通讀過，包括胡適本人。

胡適的朋友唐德剛曾回憶，當時遙居海外而「隔岸觀火」的胡適，對於這些批判他的文字「未寫隻字反駁，但也未放過一字不看」，有的還加了有趣的眉批。唐德剛指著《胡適思想批判》問胡適：「這幾百萬字的巨著里，難道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他答道：「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

胡適之所以超脫，是因為他身在海外，可他還是被批得「遍體鱗傷」。據季羨林先生說，「這是一場缺席的批判。」胡適就像是一個稻草人一樣，渾身插滿了箭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而向胡適射出批判之箭的許多人，不是胡適的好友、同事就是他的學生。有的出於無奈，有的則是主動出擊。

批判胡適表現最激進的郭沫若，曾對《光明日報》的記者說：「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

郭沫若為批判胡適運動定了調子，教授學者們便爭先恐後地按著這樣的調子批判胡適。郭沫若關於胡適和蔣介石是「一文一武，難兄難弟」的一段話，常被當作經典引用。

胡適讀這些人批判自己的文字時，非但不生氣，還給以充分理解，他知道這些人已經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胡適將其看作是對自己的抬舉和另類宣傳。他一再和友人說：「這些謾罵的文字，也同時使我感到愉快和興奮，因為……我個人四十年來的一點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費的……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於馬列主義好比瘟疫，還發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1955年5月11日，中宣部在向中央提交的《關於胡適批判運動情況和今後工作的報告》中，總結了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成績和存在的一些問題。10月5日，中宣部向中央報告關於1955年1至9月份的主要工作，表示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在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方面將告一段落。對胡風思想的批判，已轉入揭露和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為何被批

胡適長期以來始終無法擺脫在國共兩黨之間的周旋，新中國成立前期，他成了國共兩大政治勢力爭奪的主要目標。在屢次挽留不下的情況下，胡適終於從中共的統戰名單中被剔出了。

新中國成立前，新華社曾在廣播中將一生反對暴力的胡適列為戰犯，掀起了首輪批胡適運動。《人民日報》也發文指出，在五四期間「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胡適輩目擊著馬克思學說的逐漸盛行，而急忙地叫喊要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當然必須研究實際問題，但是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夠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而胡適輩卻把它當作盾牌，來阻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成長，是表示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的抗拒。」

《人民日報》還發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批判胡適成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極少數知識分子之一。對胡適的這種定位很快成為一種普遍的認知，並通過各種途經予以強化。

批判胡適還有一個用意，那就是希望胡適能回心轉意。一直到1955年第二輪批判胡適之後，周恩來還談到，「胡適的典型資產階級思想，我們要批判。但是如果今天胡適要求回來，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仍然可以要他講他的實驗主義。因為他的唯心主義的學說已經受了批判，大家已經有了認識，所以仍然可以要他講。同時，在提到『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時，也仍然要提到他在那時所起的一定的作用。」

批判杜威

作為胡適的老師、胡適「反動思想」的根子的杜威，在繼1950年代初期《人民教育》即開始批判之後，也在這一年中「升級批判」。

約翰·杜威，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之一。他是當時傳統教育的改造者，是新教育的拓荒者。他對中國近代教育影響深遠，這既跟他的教育思想與學說有關，更與他旗下的幾位優秀的中國學生密不可分。

胡適、陶行知、陳鶴琴、郭秉文、蔣夢麟、鄭曉滄、張伯苓、李建勛等，作為杜威的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傳播老師的思想。他們學成歸國之後，都成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或教育界的靈魂人物。

杜威本人曾於1919至1921年到中國講學考察。期間，胡適為杜威幾次演講做翻譯，其時胡適寫了《杜威先生在中國》一文，登在《東方雜誌》和《民國日報·覺悟》上。他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我們可以說，在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

四十年後，胡適在夏威夷大學作英文講演，講題就是《杜威在中國》。他從大陸批判胡適思想、清算杜威哲學的流毒中，窺見到杜威——胡適實驗主義對中國文化、教育、科學影響之深且久。

郭沫若曾說過，「杜威所說的『有效即真理』，不外就是『強權即公道』。因為對資產階級統治者，對帝國主義好戰分子，被認為最「有效」的就是橫行霸道。那就是杜勒斯、麥卡錫之流所奉的真理了。此所以實驗主義是最反動的哲學思想，能夠在美國吃香。此所以宣揚實驗主義的胡適，不外是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

被譽為「中國幼教之父」的陳鶴琴，面對此形勢，不得不批自己的老師。1955年5月16日，陳鶴琴為高等學校以及南京市以外高等學校教師代表做了《批判杜威反動教育學的哲學基礎——我向資產階級大騙子杜威回擊三槍》的演講。

所謂三槍：第一槍是杜威的唯心主義經驗論；第二槍是杜威的生物化的人性論；第三槍是杜威的庸俗進化論的社會觀。

陳鶴琴談到，「陶行知先生和我自己，都曾經受了杜威的欺騙，陶先生當年辦曉庄師範的時候，提出「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的口號，陶先生還主張拆掉學校無形的牆和社會打成一片，他以為這比杜威高了一籌，實際上還是逃不出杜威反動教育理論窠臼。我自己呢，一方面中了杜威思想的毒槍，另一方面又受到陶先生的影響，因此也提出一句口號：大自然、大社會、即是活教材。這也是一種否定了系統的科學知識的反動理論，和今天所實施的社會主義教育的課程，是完全相反的。」

然而，即使是如此賣命地批判杜威。陳鶴琴還是被扣上「冒牌學者」的帽子，再次被稱為「文化買辦」。後來，他被免去南京師範學院院長職務，離開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