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早年對曾國藩的評價

毛澤東早年對曾國藩的評價　　毛澤東早年求學於湖南第一師範，是楊昌濟的得意門生。楊昌濟於1915年4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毛生澤東言……渠之父先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Q)毛澤東也著實聽老師的話，下工夫仔細研讀過《曾文正公家》、《曾文正公日記》。現在韶山陳列館還收藏著木刻本的(家書)第四、六、七、九卷，每本的扉頁上都有他當年留下的手跡「詠芝珍藏」。1917年8月23日，他在與黎錦熙論學的長信(以下簡稱《論學書》)中寫道：「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三。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並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愚者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圮。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② 青年毛澤東何以對曾國藩作如此崇高的評價呢？通過研讀《毛澤東早期文稿》，可以看出他作過多方面的審慎考慮：一「聖人既得大本」。　　曾國藩服膺程朱理學，宣揚大本一源之道。他說：「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紛而殊矣。」① 又說：「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② 毛澤東早年在楊昌濟老師的誘導下，也鑽研過性理之學，尤刻意探求所謂本源問題。他在《論學書》中反覆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於人人之心中。」他所闡發的本源論同曾國藩一樣，都出自朱熹的理一分殊論。在歷史觀方面，曾國藩強調以心力轉移風氣。他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己。……此一二人者之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③ 毛澤東也十分重視心力的作用，他在一師時，曾寫過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得到楊昌濟的激賞，破例給打了一百分，一時傳為美談。在《論學書》中，他還寫道：「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屍這樣，他就把天理與人心貫通起來，並使心力的作用，落實於經世緯國之大業了。　　宇宙之真理雖然各具於人人之心中，但有偏全之不同。據此，毛澤東在《論學書》中又提出：「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這就接觸到了儒家思想特有的聖人觀問題。

　　如何成聖，是歷代儒家反覆討論的話題。孔子把聖人看成與天同樣偉大，同樣崇高：「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孟子把聖人從想像的天國接回人間，肯定「人皆可以為堯舜」，確立了「聖人可及」的思想。曾國藩繼承孟子的思想，作《聖哲畫象記》，開列了32個聖哲名單。毛澤東在《講堂錄》中曾一一筆錄。其中「文周孔孟」、「周程朱張」是內聖的典範；「葛陸范馬」是外王的表率；「班馬左庄」、「韓柳歐曾」、「李杜蘇黃」是詞章的聖手；「許鄭杜馬」是考據的專家；「顧秦姚王」是清一代學界的宗師。曾國藩說：「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為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① 可見無論從義理、考據、辭章入手，條條道路都可以超凡入聖。切誡廣心博騖，淺嘗即止。

　　毛澤東對聖哲的類型，也作過分析。他在《講堂錄》中寫道：「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范希文，後如孔孟、朱陸、王陽明等是也。」「宋韓范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也，范曾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②「傳教之人」即所謂「內聖」一途。「辦事之人」即所謂「外王」一途。在毛澤東看來，內聖與外王是本末體用的關係。至若考據、詞章，他似乎並未看作聖門的要務。　　《講堂錄》中有這樣一條：「張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生民立道，相生相養相維相治之道也；為萬世開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業也。」毛澤東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又寫道：「有聖人者出，於是乎有禮。」這就是說，禮樂典章以及一切相生相養相維相治之道都是聖人的創作。「辦事之人」尊奉聖賢之所垂教，能建功立業於當世，但他們並未窮究天道人性之大源，也達不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境界。　　《講堂錄》中還有這樣兩條：「王船山(謂)有豪傑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聖賢德業俱全者；豪傑欠於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破侖)是也，而非聖賢。」 「帝王，一代帝王；聖賢，百代帝王。」這就是說，在歷史發展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貫通大本一源之道的聖賢。帝王將相與英雄豪傑即令功蓋當世，也不過是「辦事之人」，他們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與聖賢相提並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講堂錄》把曾國藩稱為「傳教而兼辦事之人」，這就是一種合內聖與外王於一體的境界。《論學書》中晶評近代領袖人物的那段話，為此作了詳細論證。袁世凱精於封建時代的帝王術，希圖以手腕智計籠天下，但卻與聖賢學脈完全絕緣，「如秋潦無根，如何能久?」孫文創建革命事業，忠心報國，但卻從抓武裝起義入手，而不是從抓大本大源入手。康有為從陸王心學和今文經學出發，融合西方學術與政治思想，提出了一整套論古改制、變法維新和三世大同的理論，表面看去，「似各有本源」，然而，細加分析，則正如梁啟超所道破的，是「支絀滅裂」、「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折衷主義的雜湊，並沒有探得中國文化的「大本大源」。毛澤東認為，在近代中國，真正探得「大本大源」，達到超凡入聖境界的，只有曾國藩一人。1915年8月《致蕭子升信》稱：「嘗誦程子之箴，閱曾公之書，上溯周公孔子之訓」，將曾氏與周孔及二程並稱，更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

二 「收拾洪楊一役」

　　至於「外王」一途，主要表現於「收拾洪楊一役」。這件事為功為罪，爭議最大。 　　眾所周知：毛澤東從小擾富於反抗精神與激進情緒。在家裡，他每每冒犯父親毛順生的家規；在社會上，他熱切地同情湘潭縣彭鐵匠的造反和1910年的長沙饑民暴動。後來他通過血與火的鬥爭，成長為革命領袖，並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國以及中國封建社會裡的歷次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為什麼獨獨在情緒最容易激動的學生時代(大體上是五四前期)，竟會完全贊同曾國藩鎮壓太平軍呢?毛澤東早期思想發展中出現的這一曲折，需要掌握當時的具體思想資料來進行分析。

　　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毛澤東在楊昌濟老師的諄諄教誨和康梁思想的深刻影響下，明顯地表露出一種反對暴力革命，提倡漸進改良的保守主義傾向。早在戊戌政變以後，康梁與以孫文為首的革命派曾就革命與改良問題展開激烈論戰。康有為猛烈地攻擊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並強調以彼為鑒，否則一旦發生革命，就會使「中國之亡益速」。梁啟超也宣稱法國大革命是暴民政治，是「洪水猛獸」。中國決不能走法國式的革命道路，而只有從「新民」、即改造「人心道德」入手。辛亥革命時，毛澤東曾滿懷革命激情參加過革命新軍。但待到他退出軍旅重新入學時，又接受康梁影響，認真地進行反思。在1916年7月25日《申蕭子升信》中，他憂心仲仲地說：「法蘭西之禍，最為可懼」，「前車不遠，即在辛亥」。1917年9月22日，他同張昆弟談話時又說：「革命非兵戎相見之謂，乃除舊布新之謂。」這又表明他所贊成的決不是辛亥革命那種「兵戎相見」的暴力革命，而是在精神領域通過批判的武器所進行的除舊布新。歸根到底，還是沿著康梁的「新民」「變化民質」的路子前進。

　　在保守主義思想支配之下，青年毛澤東既然對法國大革命和我國辛亥革命都懷疑懼，那末，他對以洪楊為首的太平天國運動持否定態度，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丁。

　　進入90年代以來，文化保守主義有所抬頭。因此，對洪秀全與曾國藩的重新評價，也就很自然地出現於文化論壇。1994年10月出版的學術集刊《原道》第一輯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的文章。其所謂本，意似與「大本大源」相同，即指儒家文化的道統。作者辛岩認為，洪秀全與太平軍認同西方宗教，造成「文化斷裂」，是近代激進的反傳統主義和一切禍亂的濫觴。而曾國藩之所以能戰勝太平軍，則負載著延續儒家文化傳統歷史使命，固得本而昌。十分明顯，辛岩的持論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所表現的立場觀點是截然相反的，但卻與青年毛澤東在《論學書》中所闡述的文化精神有一脈相通之處。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對比。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無論是文化觀念決定一切的觀點或農民戰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觀點，都有一定的依據，但又都帶有主觀性與片面性。我們評價歷史人物與事件，主要應看它對社會的發展是起推動或阻滯作用。洪秀全試圖引進西方宗教的教義來發動一場推翻滿清王朝的農民戰爭，但所引進的並不是新教倫理精神，而是某種粗陋的宗教神學，並使之同中國本土的封建迷信與農民起義的樸素平等觀念相糅合，成為創建太平天國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軍如若取得全勝，洪秀全決不會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而只會把中國推向比清朝更落後的帶有神權色彩的封建王權的軌道上去。曾國藩作為傳統文化與封建政權的捍衛者，他的立場顯然是保守的，與向資本主義轉化的歷史要求相背離。但是，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實際上比曾國藩所維護的清王朝更落後、更腐敗。兩害相權取其輕，曾國藩鎮壓太平軍獲勝，縮短了瞎折騰的時間，對社會歷史的發展反而較為有利。這些議論已超出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就不詳及了。

三 國學津梁

　　民國初年，新式學校多採用姚姬傳編的《古文詞類纂》或曾國藩編的《經史百家雜鈔》作為國文教本。青年毛澤東於1915年9月6日《致蕭子升信》中對兩書作了一番比較。他表示：「國學者，道統與文也。姚氏《類纂》畸於文，曾書則二者兼之，所以可貴也。」所謂道統，即儒家一脈相傳的大本一源。內聖外王的道統，宋儒亦稱之為義理。清代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姬傳並把它同漢學考據以及詞章之學並列為三，以為天下之學術盡在於此。曾國藩上承桐城派之遺緒，自稱：「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① 但是，曾氏強調三者之中，應以義理為本：「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途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為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② 既然將考據排除在外，那剩下的當然就是以詞章來發揮義理了。所以郭嵩燾稱曾氏「因文以證道」，是很中肯的。　　「因文以證道」，必然宗經。曾國藩編選《經史百家雜鈔》，每類皆以經冠首。並說：「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雲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爾，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鈔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為歸，無所於讓也。」①

　　這段話顯然是針對姚氏的《類纂》而發。曾氏一向言詞謹慎，此處直指其為忘祖，話語顯得相當尖刻。青年毛澤東則一方面批評姚氏《類纂》有「畸於文屍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又盛讚曾氏《雜鈔》有尊經重道和總攬四部精華的優越性。1915年9月6日《致蕭子升信》中寫道： 「國學則亦廣矣，其義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萬載之紀述，窮年竭智莫殫，幾何不向若而嘆也!……顧吾人所最急需者，國學常識耳。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籍而抱萬有。干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如是之書，曾氏《雜鈔)其庶幾。是書上自隆古，下迄清代，盡掄四部精要。」這段贊語就不只是把它看作學習古文的範本，而且尊奉為通曉國學之津梁了。　　以上三點，皆舉其犖犖大端，已可看出毛澤東早年對曾國藩的學問道德文章以及鎮壓太平宰的功業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除此之外，《講堂錄》中還記錄了曾氏的多條語錄，視同座右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他思想急遽轉變的1920年6月，在《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中還標舉：「曾左吾之先民，黃蔡邦之模範。」緬懷先賢之深情，溢於詞表。1921年建黨前後，他的世界觀實現了根本轉變。1926年他在農民運動講習所說：「洪秀全起兵時，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不適合中國人的心理，曾國藩利用這種手段撲滅了他。」這裡所肯定的是曾國藩「手段」高明，並非全面評價。自此以後，再沒有看到他對曾國藩的公開評論。其心靈深處的變化如何，也許是永遠無法解開之謎。

(本文作者：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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