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寧：停滯或進步：中國現代性的他者困境 （第9頁）

　　而是禁錮了思想，他們大量傳播一種幼稚、僵化、愚昧的觀念，使人的心智停滯甚至衰退。他們在地理、心理上，都處於一種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他們的政治不管如何變動，征服與被征服、改朝換代，但專制體制始終如一。他們崇古，千百年來恪守祖先的風俗、法律，他們的觀念原始，孔夫子的思想被奉為聖訓，在社會上流傳幾千年，一成不變，只能適應封閉狀態下簡陋的生存環境，根本無法應對世界進步的衝擊。[67]他們的語言僵化艱澀，千百年來沒有語法方面的進步，不會分辯詞性、數、格、時態、語態，對原始的語言技巧自鳴得意。[68]他們是農業民族，曾有過先進的耕作技術，但很久已經沒有改進，他們創造了傳統，又讓傳統束縛自身。「只要看看中國人對古代流傳下來的所有風俗習慣和耕作方式的恪守不渝，我們就不敢奢望目前農業生產的總體指導思想會與古代有什麼不同。對子女孝道的嚴厲苛求……也使得哪怕是一點小小的進步都很困難。大宗消費品的消費方式和餵養方式亦與幾千年前別無二致；生產工具沒有變化，在中國人看來，這些都是完美無缺的。如果向中國農民提出即便是簡單易行的一些改進，他們會立即用古代的習慣做法來揣度……這就是全部不同意見的結局。傳統習慣極大地束縛了中國人的思想，是其進步的巨大障礙，特別在農業生產上。」[69]

　　進步觀念在中國發現文明的停滯狀態，並且進一步探討造成這種「停滯」的心態與制度基礎——保守與專制。斯當東感到困惑的是，「在這個國家，人們認為一切都是最好的，並認為任何改進的打算都是多餘的，甚至是有罪的。」古伯察觀察到中華帝國社會體制中，沒有任何鼓勵個性與創造的因素，這就必然造成歷史的停滯，因為「任何一個有才華的人一想到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不是報酬而是懲罰，那他就必然會無所作為的。」對這個帝國了解越深，可能也就越令人悲觀，停滯扼殺了歷史中的任何希望。中國人的保守是他們文明停滯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們民族性格中最根深蒂固的東西：「保守原則深深地刻印在中國人的心靈上，對他們來說，變化是令人厭惡、反感的。他們認為，要比幾千年前的祖先更聰明是不可能的，因而，一個中國人的首要任務是學習並崇拜聖人的箴言，遵循祖先留下的習慣，結果，中國人的心靈便處於停滯狀態。人們評價埃及的話也適用於評價中國——人成了石頭。這個帝國早就處於停滯狀態，其條件，社會的和智力的，已經停止若干個世紀了……天才和創造性被認為是異已的和不能相容的因素……在這種狀態下，進步是不可能的。他們目前的地位，就知識和文明程度而言，不僅遠遠落後於西方世界，而且事實上並不比一千多年前進步多少……」[70]

　　西方人帶著啟蒙主義的進步神話構築的文化視野進入中國，在中國看到的，也正是他們這一視野內註定看到過也希望看到的——西方式進步的對立面：東方式停滯。這是一個奇妙的循環。進步神話確定了他們的視野，他們的觀察與發現又反過來證明並加強了這一視野。從歐洲到中國，大洋兩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西方科技進步，財富增長，國力強大，中國，用麥都思的話說：「語言與習俗千年不變，人民的才能與精神，還跟父親家長制時代差不多。」德·昆西（1785－1859）更尖刻，他說「亞洲文物、制度、歷史與信仰方式等的古舊給人的印象如此深刻，對我來說，種族與歷史無限的悠久將淹沒任何個人的青春，一個中國青年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大洪水之前的出土文物。」[71]

　　造成文明停滯的制度、文化與觀念，或許還可以改變，但造成這種狀態的自然環境與種族因素，卻是無從選擇也不可改變的。早在孟德斯鳩、赫爾德討論中國的著述中，自然環境與種族遺傳的因素就出現了。19世紀中葉出現的種族主義思潮，使西方人更多地從種族角度思考中華帝國的停滯。生理決定種族、種族決定文明。阿蒂爾·德·戈比諾在《論人種之不平等》中將人按膚色分黑、白、黃三種，其中亞利安種族白人屬於絕對優越者。德國法學家伯倫將種族概念引入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理論，在《邦國理論》中指出，在人類發展歷史的起點上，不同種族在心智、體格、膚色上就有所不同，這種差別，諸如白種人、黑種人、黃種人、紅種人的人種因素，直接造成他們在歷史中發展的不同狀態。白種人是最優秀的種族，他們在歷史發展中也最為先進。黃種人不及白種人，卻比黑種人、黃種人強。中國創造了一種建立在人性基礎上的相對精密的政治哲學，但卻將法律與道德混為一談，在仁慈的專制制度下，少有榮譽而根本沒有自由。[72]

　　種族主義的歷史進步觀念同時假設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種族是歷史發展的動因，另一種是種族是歷史發展的結果。H·S·張伯倫認為，種族的優劣勝負，是歷史進化的結果。在張伯倫看來，中國並沒有衰退，也沒有進步，因為它從來沒有變化。這是因為中國人是個沒有心靈的民族。他們的哲學只是一套空洞的道德說教，而道德也不過是權衡利害的淺薄的教條：中國人「總是生機勃勃、勤勤勉勉，根本沒有衰敗的跡象，到哪裡都熙熙攘攘，而且從古到今都是這樣。什麼是中國人的特性呢？勤奮、靈巧、有耐心、沒靈魂。這一種族在許多方面都與猶太人相似。尤其是在只追求物質文明不關心精神文化方面，更是沒有什麼差別。但中國人要勤奮得多，他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勞的農工，能夠掌握最精巧的技術，只是沒有藝術品位。他們可以學會許多技藝，只要他們那沒有想像力的頭腦從中看到實用價值，但他們永遠也不可能有發明創造的能力。」[73]

　　在啟蒙運動時代，歷史進步的主體是普遍的人類，而到浪漫主義與帝國主義時代，則變成民族與種族。進步信仰發展到19世紀帝國主義時代，一個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引入了種族與進化觀念。社會進化論或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一時顯學，似乎取代了啟蒙主義的進步觀念。人們普遍將這種傾向歸功於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實際上，社會進化思想早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問世之前就存在了。達爾文承認他的生物進化論是將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用於動植物王國，而他的「生存競爭」概念，則來自斯賓塞發表在1852年《威敏寺評論》上、討論生長的極限與適者生存觀點的文章《論人口理論》。研究者甚至認為，不是斯賓塞繼承發揚了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反倒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可能是斯賓塞普遍進化論的生物學版本。斯賓塞將人類的社會過程類比於自然過程，人類社會的變遷被自然化了，成為更廣闊的自然和宇宙過程的一部分。19世紀西方思想家多具有宏闊的理論想像力，試圖以自然科學的命題與方法解釋人類社會。達爾文在《物種起源》的結尾處寫下「人類的起源及其歷史也將由此得到大量說明」[74]，預言生物進化論將可能用於人類社會研究的光明前景，但他本人卻比較謹慎，1858年斯賓塞將自己的論文寄給達爾文，論文提出將同質性想異質性轉化的理論同時用於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達爾文禮貌地讚揚了他的研究，同時也表示自己無意於將一種自然科學的理論拓展到人類社會研究中：「目前我正在準備一本關於物種變化的長篇著作的概要；但我僅僅是作為一個博物學家而不是從更一般化的觀點來處理這個主題……」[75]

　　進步是西方現代性的核心，也是各種理論學說的前提。不論是斯賓塞還是達爾文的理論，都是那種普遍的進步主義思潮的產物。社會進化論並不是達爾文或斯賓塞的個人發明，觀念史的過程應該是這樣的，社會進化論是後啟蒙時代進步大敘事的「社會構造物」，是那種普遍思潮或信仰的新的表述形式，所不同的是，在科學主義背景下，一種社會學說找到了自然科學的形式，顯得更宏大也更具有權威性。

　　從進步到進化，西方現代性精神的理論言說形式有了一定的變化，討論人類社會發展、構築停滯的中華帝國形象，也似乎出現了新的角度與新的意義，同時也加重了停滯的種族主義「宿命」色彩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色彩。孔德主張以自然科學的方式研究人類社會，從人類智力發展角度理解人類歷史，將人類社會的進化分為三個階段：所謂神學階段、形而上學抽象階段與實證科學階段。孔德認為，亞洲的停滯是因為它沉淪於形而上學階段的神權政治中，進步仍是可能的，只要接受了實證科學的啟蒙。中國的神權政治在歷史中已經轉化為一種獨特的文人政治，一旦中國的文官階層掌握了實證科學精神，中國將開始他的歷史復興。但到正統社會進化論者那裡，中國這種進步的希望消失了。

　　人類歷史是一個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進化過程，在人種上低劣、制度上野蠻的中華帝國，只有滅亡的前景。極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約翰·魯布克斷言：「人類的全部歷史表明，強者、進步者將在數量上增長，並逐出弱者、低等的種族。」[76]英國解剖學家羅伯特·諾克斯曾經寫過一本分析種族與國家命運的書，他說：「不僅是原始部落達不到文明，東方人在亞歷山大東征以後的漫長歲月里，也沒有絲毫進步，所有這些問題的最終原因，無疑都是因為種族。」[77]他寫書的時候，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剛結束，在他看來，中國在英國的軍事打擊下，勢必是要滅亡的，這是種族競爭進化註定的命運，優秀民族一定會消滅劣等民族。即使英國人不完成這個使命，俄國人也會這樣做的。

　　社會進化論成為19世紀中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意義語境，在這個語境中表述的中國形象，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在進步與停滯二元對立的歷史主義框架內認同西方文明的進步與作為他者的東方的停滯與衰落。停滯的文明的中國形象已經定型了。問題不是它是否停滯，而是它為什麼停滯。結論已經有了，再去找證據。西方有關停滯的中華帝國的解釋，涉及中國的自然地理環境、政治制度、經濟形式、宗教習俗、語言文化、民族性格等諸多方面的特徵，似乎中國文明的所有方面，都導致其停滯。問題也不是中國為什麼停滯，而是在理論上說明中國的停滯，進可以為殖民擴張提供正義的理由，退可以讓西方文明認同自身，引以為戒。永遠停滯的民族，自身是沒有意義的。它只能成為其他民族的一面鏡子。永遠停滯的民族，自身也不能拯救自身，只有靠其他民族的衝擊。沒有人否定中華帝國的停滯與衰退，關鍵是是否假設中國發展的前景。這不僅是個理論問題，還是個意識形態問題。中國是否可能發展並如何發展，關係到西方現代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大業。即使假設中華帝國能夠擺脫停滯與衰退的命運，進步的前提也是接受西方文明，分享西方文明，接受基督教道德、西式教育與工業化，加入全球西化的進程中。用傳教士的話說：「中國人的命運就是白種人的命運。」[78]

　　2 從進步到進化，從世界知識到世界霸權

　　1832年，達爾文乘「貝格爾號」巡洋艦到達南美洲考察時，黑格爾、貝多芬、拿破崙都在這一年裡逝世了。一個在思想、藝術、政治上的偉大的浪漫主義時代結束了。下一個時代將是嚴肅的、現實的歷史主義時代，狄更斯說的「艱難時世」。畢業於神學院的達爾文本來是要去當傳教士的，可他在1859年發表的《物種起源》卻給上帝和上帝寵愛的人致命的一擊。世界不是上帝創造的，人也不是亞當和夏娃創造的，創世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普遍的進化，從簡單的細胞開始，一步步發展到植物、動物、最後到人。進化過程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向高級，進化的機制自然選擇，適者生存。

　　科學再次幫助了歷史哲學與歷史哲學的意識形態化。進化概念取代進步概念，使歷史過程變得更「客觀」、更殘酷、更具革命性也更有虛無主義色彩。物種進化從低級到高級、有進化也有退化，高級的物種必然消滅低級的簡單的物種，天經地義；適者生存，不適者就不生存，在進化的普遍法則下，邪惡與暴力、殘酷與痛苦，必然而必要。進化的過程是一個生存競爭的殘酷過程，這就解決了啟蒙主義進步觀念中的人道主義道德同情的障礙。激進的、極端的歷史主義，終於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完成。在這種強烈革命性的、虛無主義的歷史框架中，停滯在歷史過去的中華帝國，將被無情地淘汰出世界歷史的進程。

　　進步在18世紀啟蒙時代，只是一個人文話語，到帝國主義時代，則變成了一種似是而非的科學話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進化理論，賦予歷史一種自然主義的自然進程和一種種族主義的種族主體，在這一語境中，停滯的中華帝國形象也有了新的意義。而這種新的意義主要是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意義。薩義德將福柯的話語理論用於東方主義批判，關注的就是東方學中知識、想像與權力之間的「共謀」關係。正如薩義德 「將東方學視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 在《東方學》「緒論」中說：「我發現，米歇爾·福柯在其《知識考古學》和《規訓與懲罰》中所描述的話語觀念對我們確認東方學的身份很有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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