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石樵：關於屈原三題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聶石樵於2018年3月13日上午九時四十分逝世，享年92歲（虛歲）。聶先生一生從事古代文學史教學和研究工作，歷任北師大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同夫人一起為學界培養了一代代優秀的學者。聶先生主要以中國古代文學史撰述、古代作家研究、作品箋注為學術方向，論述包括從先秦到清代，從詩歌、散文、戲曲到小說等各種體裁。曾任中國詩經學會顧問、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等職務。

聶先生一生，教書育人，誨人不倦；著作豐贍，成果卓著。2015年，《聶石樵文集》在中華書局出版。

聶石樵先生讀書圖（彭中 繪） 來源：「程門問學」公號

今選登聶先生在中華書局《文史知識》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一篇，以表達書局全體同仁對聶先生的敬意與懷念。

聶石樵先生千古。

我國古代文學史中很多複雜的文學現象和人們對這些現象所作的說明和評價，相當長一個階段沿襲不變，被認為是正確的。其實，認真思考、推敲起來，其中不能說沒有問題，實際上有許多問題仍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在許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中，我僅就對屈原的評價談幾點意見，以就正於學界同行。

聶石樵和鄧魁英夫婦

一 關於屈原作品的中心內容問題

新中國建立以來，學術界、思想界都評述屈原為偉大的愛國詩人。1954年紀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也是作為愛國詩人來紀念的，認為他不但愛楚國，而且愛整個中國。當時，人們強調屈原作品中的愛國主義，不是沒有原因的。首先，建國以來我們政治、思想工作領域中，始終重視愛祖國愛人民的教育，為了配合思想、政治工作，特彆強調屈原的愛國主義思想。其次，屈原作品中確實表現了執著的愛國主義感情，表現了對祖國的拳拳之忠。這一點，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也敘述得很清楚：

屈原既嫉之，雖放流，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其所謂「存君興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正見其國家觀念之重，他是時刻繫心於家國，不忘家國的。問題在於我們把他這種思想提到什麼高度，是否即是他的作品的中心思想或最主要的內容呢？

今天，我們評價古代作家和作品，不能像從前那樣從現實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出發，去強調古代作家和作品的某一方面，作為所謂「古為今用」。而應當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評價作家和作品的歷史地位和成就，尊重歷史客觀事實和辯證法的發展。只有如此，才能對我們今天有借鑒作用。從客觀實際出發，我認為屈原作品的中心內容是對楚國貴族集團把持下的黑暗、腐朽政治的批判。這，我們可以從屈原的創作動機來看，淮南王劉安在其《離騷傳序》中論述屈原的創作意圖說：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即說明他之寫《離騷》，是由於政治黑暗，自己被迫害，而以寫作抒發自己不平之鳴的。淮南王劉安又說：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亦說明屈原由於蒙不白之怨，借寫《離騷》以泄自己之怨憤。可見屈原的寫作動機，在於揭露楚國貴族集團統治下的黑暗、腐朽政治。

從屈原作品描寫的具體內容看，也是如此，淮南王劉安在《離騷傳序》中論述《離騷》的內容說：

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

說明屈原列舉歷代的聖君賢相之目的，是為了抨擊當世的政治，申明自己的道德觀念和政治觀點。司馬遷把劉安的意見採納入為屈原所寫的傳記之中，說明司馬遷是同意這種觀點的。此外，班固的《離騷序》和王逸的《離騷序》對屈原作品的內容都有同樣的論述。班固的《離騷序》說：

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諷懷王。

王逸的《離騷序》說：

故上述唐、虞三後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

儘管文字不盡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都是列舉歷代君臣之政治得失、成敗興亡，以諷諫懷王。筆鋒所向，仍在懷王時期政治之昏暗，法度之不明。我們結合屈原作品的內容看，他們的論述是完全符合實際的。因此，我認為屈原作品的中心內容，是抨擊楚國貴族集團把持下的黑暗、腐朽政治，並表現他與楚國腐朽的貴族政治集團的鬥爭。愛國主義是屈原的重要思想，但卻未必是他作品的最主要的和中心思想。

中華書局出版《聶石樵文集》

二 關於楚文化、屈原作品是楚文化的體現等問題

自近代以來，不少學者比較、論述我國古代南北方文化的區別及其特點。南方文化即指楚文化，北方文化即指中原文化。目前更有不少學者論述楚文化的特殊成就及其對戰國、秦漢文化的影響等；認為楚國與周王朝之關係不像中原地區其他姬姓國與周王朝之關係那樣密切，因此楚文化是獨立於中原文化之外的特殊文化，屈原的作品便是這種文化的體現；認為楚文化影響於後世者至大，以至於征服了漢代文化，是漢代文化的直接來源，等等。總之，對楚文化的成就、作用估價十分之高，甚至超過了中原文化。

我認為楚文化的成就是相當高的，並且認為在春秋戰國時期，秦、楚兩國比其他諸侯國對歷史的貢獻更大。問題在於怎樣理解楚文化，屈原作品所體現的是怎樣的楚文化？應該說明，楚民族在長期的共同的居住地區、共同的經濟生活和自然環境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不同於中原地區人民的思想信仰、心理狀態和文化傳統等，這就是土生土長的巫文化。但是文化思想總是互相交流、互相融匯的，不可能處於隔絕狀態而獨立發展。楚國與周王朝之關係儘管不像中原地區姬姓國與周王朝之關係那樣密切，但它畢竟是受周天子統轄的宗國。隨著周王朝政治影響的擴大，周文化，即華夏文化的影響，也必然遠及於楚國。據史籍記載，楚從熊繹開始受周成王之封，居丹陽。可以推想，他既受周封，立國必遵周制。又《左傳·哀公六年》記載，楚昭王救陳，病在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飛翔，而問周太史之事：

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這說明昭王時周已遣太史入楚，教習周朝的令典。可能楚人受封之日，周即派太史去楚，然書缺有間，不可詳考。又《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記載，周景王的長庶子王子朝與敬王爭奪王位的繼承權，最後失敗，便與楚國舊宗族攜帶周朝的典籍奔楚之事：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他們在政權爭奪上失敗了，卻造成了周朝文化最大的一次南移，傳播了中原文化。又世傳有周公奔楚之說，《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

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

《史記·蒙恬列傳》有同樣記載。周公既逃到楚國，他所制訂的禮、樂也必然傳入楚國，是可以想見的了。孔子周遊列國，入楚，為說教，楚狂接輿為之唱《風兮》歌，以鳳的德行喻孔子（見《論語·微子》），說明孔子的學說已深入楚人之心。楚人自有史以來即仰慕北學，熱切地學習北學。《孟子·滕文公上》記載：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陳良以楚人學習周公、孔子的學說，北方學者反而不及他，可見其學習的精到。楚人學習中原文化的風氣，在統治階級上層更盛。《國語·楚語上》記載，楚莊王讓士亹教太子讀書，讀什麼書？申叔時對士亹說：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先王世系），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官法時令），使訪物官；教之《語》（治國的語言），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記前世成敗的書），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他所讀的書，包括《詩》《書》《禮》《易》《樂》《春秋》以及先王的世系、法令、治國的良言等，都是周王朝的典籍。又據《左傳》記載，楚國的王公卿士議事中徵引《詩》《書》的例子很多。這都說明華夏文化對楚國的影響。華夏文化流播於楚，與楚國的巫文化相融合，便形成為楚文化。楚文化有其鮮明的特點，體現了楚民族的風俗、習尚、信仰等，但其精神實質並其筋骨則是華夏文化。屈原及其作品便是這種巫文化融匯入華夏文化的集中產物。他既具有楚民族的特點，又具有華夏文化的精神實質，其核心是華夏文化。屈原所標榜的禹、湯、文、武，所主張的「仁政」，就是華夏文化精神。不能把屈原及其作品所體現的特點，從華夏文化中分割出去。

聶石樵先生

三 關於屈原賦的淵源問題

長期以來，人們大都認為屈原賦的形式、表現手法甚至內容都源於楚國的民歌，是楚國民歌的升華。並舉出越地的《今夕》歌、徐地的《帶劍》詠、吳地的《庚癸》謠、楚地的《滄浪》曲和《接輿》謳等為例，這自然是很正確的。宋人黃伯思《翼騷序》所謂「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等，也是講它是產自楚地的歌謠。但是，我認為只看到這一點，是不全面的，除此之外，它應當還繼承了《詩經》的創作傳統。例如《詩經》中之《周南》《召南》都是江漢流域的歌曲，《周南》之《漢廣》《螽斯》，《召南》之《摽有梅》，句尾或用「思」字，或用「兮」字，和屈賦的句式很接近。屈原是否曾誦習過《詩經》，我們雖不可得知，但從春秋時代士大夫普遍學《詩》，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認為學《詩》是為了通達政事、作為外交辭令看，屈原「明於治亂，嫻於辭令」，並曾兩度出使齊國，他不可能不誦習《詩經》。屈原不但在詩歌句式上學習《詩經》，在表現手法上也學習《詩經》。王逸在《離騷序》中說：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風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

這就說明了屈原繼承並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又《詩經·周南·卷耳》寫一個官吏久役在外，懷念家中的妻子，歷阻涉險，馬疲仆病的情況：

陟彼崔嵬，我馬虺聵。……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此情此景也被屈原所吸取。屈原在《離騷》《遠遊》中，於其登昆崙山之上，「忽臨睨夫舊鄉」時，兩用此境。《離騷》云：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遠遊》云：

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

很明顯屈原是心領神會《詩經》所寫之意境而運之於筆端的。至於劉勰，他是從更廣泛的領域論述屈原賦與《詩經》的淵源關係。他在《文心雕龍·辨騷》中說：

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虯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托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

他認為《離騷》有四點同於風雅，有四點異乎經典，這說明屈原是繼承《詩經》同時又有所發展和創造的。特別應當注意的是，他說：「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即說明屈原賦的精神實質是經書，而其辭采則是自己的創造！

（選自《文史知識》1988年第9期「文學史百題」欄目）

2007年聶石樵先生祝賀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成立五十周年的題詞：「尊古厚今，弘揚傳統文化；啟智養心，提高全民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