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情乎太上——乾隆、嘉慶、道光三代「璽事」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 白玉御題詩「太上皇帝」圓璽
D4.6cm H5cm 估價待詢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白玉御題詩「太上皇帝」圓璽，整體呈圓柱狀，頂部利用土紅沁色淺浮雕雙龍捧乾卦圖案，印面朱文篆書「太上皇帝」四字。璽四周以撥劃法陰刻乾隆帝《自題太上皇寶》御制詩。此璽玉質溫潤細膩，頂部鈕雕及四周的御制詩文字刻工流暢精細，形態自然，是典型的乾隆時期的風格。這方寶璽在現藏於北京故宮的《乾隆寶藪》(乾隆御璽印譜)中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堪，無論是材質、體量大小，還是印文篆法布局都與該書中的記載完全相合。《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曾在即位之初焚香默默祈禱上蒼，若能像自己最崇拜的人——祖父康熙皇帝一樣，享位達到六十年，紀元周甲，他就要傳位於嗣子。實際上，直到乾隆三十七年(西元1772年)十一月他才公開提出此事。開始，他只不過是以祈求長壽，但幾年以後，當歸政和建儲發生了聯繫，他才真正意識的自己當初的許諾意味著什麼。但天子有信，出言必行。且禪讓皇位，體現了乾隆對孝道的服膺和宣揚。作為一國之君，乾隆在「孝親」上理應作出表率，許諾在位期限不超過祖父康熙皇帝，是他對皇祖的別樣避諱與敬重。祖先所擁有的東西，作為子孫的應當全力避諱，康熙以在位六十一年而有「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之身份，乾隆自然不會超越祖父所保持的紀錄。另甲為天干之首，子為地支之始，在中國傳統干支紀年中一個循環的第一年亦稱「甲子年」。甲子乃萬年之始，恰合乾隆皇帝心意，其曾於乾隆八年(1743年)也就是甲子年的前一年，命唐英榷陶創燒萬年甲子轉心筆筒， 以達「循環如意，福壽連綿」的美意。於是乾隆六十年(西元1795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歲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顒琰為皇太子，以明年為嗣皇帝嘉慶元年，屆期歸政。九月二十八日他又傳下諭旨：「朕歸政後，應用喜字第一號玉寶，刻太上皇帝之寶，即將御制《十全老人之寶說》鐫刻作為太上皇帝冊，用彰熙朝盛瑞。」此後，在乾隆皇帝授意下，內府工匠用不同的質地製作了不同尺寸大小的太上皇帝御寶二十餘方，這些御寶目前絕大部分仍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通觀這二十幾方太上皇帝御寶，可以看出此方「太上皇帝」圓璽的特別之處。其一，特別的形制。乾隆絕大部分的太上皇帝璽都是常見的方形或長方形，象徵大地，以代表對「王土」的統治，圓形的印面只此一方。古人以為天圓地方，以圓象天，始自上古禮天之玉璧、玉琮。乾隆帝有意識地刻制這種四字呈「十」字布局的圓形小璽，始自於他的「信天主人」璽，此後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八征耄念」、「天恩八旬」等，從而形成了一個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圓璽便是此一系列中的最後一方，其璽頂為「乾」卦，「乾」卦為《周易》64卦之首，下乾上乾，又稱「乾為天」，正是清廷以「敬天法祖」為訓，皆籍來與天對話。法國吉美博物館藏清乾隆時期宮廷畫家錢維城所繪《乾隆皇帝像》中，此方寶璽被鈐蓋於乾隆頭頂正中，其意義之重要不言自明。又此璽是少有的可供皇帝摩挲把玩的璽印之一，尺寸恰合，盈盈一握，天地盡在掌握。雖歷經海外百年飄零，仍包漿凝厚，彷彿乾隆手澤猶在。其二，特別的材質。此方「太上皇帝」璽使用溫潤純凈的白玉刻制，整體呈圓柱狀，上部做出土紅色沁，顯得古樸凝重，成為乾隆通常認為的「漢白玉」。經過如此的人工處理，使得此璽的材質與製作此類印璽慣用的「漢玉」材質相協調一致。乾隆的另一方與此極為相似的「古希天子」圓璽，是利用一件古玉軸頭的上半部分刻制的。此璽在選擇具體式樣的時候似乎有意識地參照了這一用軸頭刻璽的做法，有意配成一對。現「古希天子」圓璽已佚失經年，故此「太上皇帝」圓璽彌發珍貴。其三，特別的意義。此璽的紋飾和文字對乾隆帝而言是具有特殊含義的。其頂部所刻的雙龍捧乾卦圖案，乾隆時期不但將其刻成寶璽鈐用，而且在同時期其它各類宮廷器物上也多有施用，成為乾隆帝的重要標誌圖案。而璽四周所刻乾隆帝的《自題太上皇寶》御制詩，是乾隆帝專門為剛剛製作好的「太上皇帝之寶」璽而作的，更是乾隆帝當時心態的真實反映。該詩作於嘉慶元年(西元1796年)新正完成授受大典，乾隆帝成為太上皇帝剛剛一個月以後的二月初八日。詩云「由古來雲太上皇，徽稱懿號謂非當。即斯六袠慶猶幸，加以雙文愧莫遑。自問生平奚立德，永言繩繼祝丕昌。窗明几淨西銘讀，恰合隨時愛景光。」 尤其是詩的最後兩句，表露出彼時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淨的書房內，展卷研讀宋代大儒張載著名的哲學著作《西銘》，發萬物一體之微，體乾坤大道之義，默會前賢，追求人生的寧靜與通達，享受晚年，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的重要方面。而在此詩的自注中，乾隆特別提到他成為太上皇后，摒棄了例行的加上尊號等繁文縟節，只是「命鐫太上皇帝之寶」作為自己這一重要人生轉折的紀念。
作為乾隆帝太上皇時期的重要寶璽之一，此方圓璽經常鈐用於內府收藏的書畫之上，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唐代韓滉《五牛圖》卷、晉代王獻之《中秋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明代唐寅《品茶圖》軸等均有鈐此璽。另外，在一些宮藏古器物之上也刻有此璽。如台北故宮所藏年代為新石器時代末期至夏代的玉圭上就是如此。而且此璽往往與「古稀天子」圓璽共同出現，位置相互對應，似乎也可以證實前面所提到的這兩方圓璽之間關係的可能性。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白玉龍鈕「八徵耄念之寶」「嚮用五福」寶璽(一組)
2.7×1.6×5 cm 2.7×2.2×5cm RMB 25,000,000-35,000,000
聯袂登場秋拍的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白玉龍鈕「八徵耄念之寶」「嚮用五福」寶璽(一組)，這兩方寶璽則是乾隆五十四年為慶祝自己即將到來的八十萬壽而特別製作的。二璽在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乾隆寶藪》中有明確記錄。將寶物與《寶藪》對比，無論是印材的質地、大小，還是印文的篆法、布局都與該書中的著錄相吻合，顯然這是當時專門為乾隆八旬萬壽特別準備八套組寶中的一套。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乾隆帝看來，紀年五十五年又恰逢八十整壽，實與天地之數自然會和，是昊蒼眷佑的結果，值得大慶特慶。因此早在乾隆五十四年的中秋，乾隆帝就開始了對慶典活動的籌劃，而製作相應的寶璽則是活動籌划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事項。乾隆認為箕子所陳洪範九疇是「萬世帝王制治之源……無一不關於為君者之一身一心」。而九疇中第八「念用庶徵」與乾隆當時的想法正相一致，於是據此擬定「八徵耄念之寶」的寶文。乾隆五十五年新正在重華宮舉行的大型茶宴上，乾隆帝與廷臣及內廷翰林之間的聯句就是以「八徵耄念之寶」為題的。乾隆帝自己也屢次提及八徵耄念之寶的製作情況。需要說明的是，「八徵耄念之寶」只是一方主寶。除主寶之外，乾隆帝還同時選取另外兩種寶文，刻製成副寶和引首，與主寶相配，成為一組。其中副寶為「自強不息」，引首為「嚮用五福」。乾隆帝在《八徵耄念之寶聯句》序言中特別談到了這三方寶璽的關係：「得壽偕宣鼓之成，計字協義爻之畫。引之嚮用，副以健行。佩押紐以交龍，座侑觴而稱兕。」表明他在歸政之前不敢稍存懈怠，以天下百姓為念，孜孜求治，勤於政事的意旨。
乾隆帝於乾隆五十四年擬定了這三方寶文之後，即開始了大規模的製作。僅乾隆五十四年一次就製作了八徵耄念之寶組寶八套之多，而且工期只有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可以想見乾隆帝當時急迫的情狀。這兩方寶璽是由當時製作御用寶璽實力最雄厚的蘇州工匠完成的，儘管工期很短，催之甚急，但雕刻卻一絲不苟，精準到位，顯示出製作者嫻熟的技術和高超的水準。
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做了六十年皇帝的乾隆皇帝宣布歸政，禪位於皇太子顒琰，嘉慶朝由此開始。嘉慶繼位後並不能獨斷朝綱，當了太上皇帝的乾隆仍掌握著最高決策權。這種特殊經歷，使得嘉慶很難擺脫乾隆時期形成的定式。乾隆時期的一切似乎都以其慣性在嘉慶朝向前滾動，這種慣性在嘉慶一朝的藝術品中有著不折不扣的表現。
清嘉慶 青花礬紅描金雲龍紋「懋勤殿」璽印盒
「大清嘉慶年制」款
D23cm RMB 6,000,000 -8,000,000
清嘉慶青花礬紅描金雲龍紋懋勤殿款璽印盒，扁圓形，子母口，圈足。蓋面及器壁淡描青花祥雲紋為地，其上各繪兩條金彩三爪行龍飛騰於雲海之間。底足內施白釉，書「大清嘉慶年制」青花三行六字篆書款。盒蓋面正中金彩方框內署「懋勤殿」金彩三字，乃用金粉製成的液態金在瓷器釉面上描繪花紋、鑲邊或鋪金地，經高溫烘製後小心打磨而成。此印盒描金艷麗深沉，為御用的特殊金色「佛赤」，乃純金粉拼入紫銅，呈色故而更為典雅沉穩。整器製作工藝精湛，應為嘉慶四年前太上皇訓政時期的作品，釉色秀麗，描金精絕，是清代金彩瓷器中所見最為燦爛的實物，富麗的華美盡顯乾隆御窯遺風，當為嘉慶御窯早期上乘之作，格調不凡。此件印盒當為嘉慶時懋勤殿內所陳設的御用文具，百年顛沛流離後經1968年在英國東方陶瓷學會展及1976年紐約蘇富比拍賣，再次為世人所知。現北京故宮博物院亦藏有同樣清嘉慶懋勤殿款龍紋印盒一隻，雖殘損嚴重，卻可與此印盒互為印證。因為實用器，存世量極罕，本盒能以全美流傳至今，殊為難得。故宮所藏印盒盒內還殘存有當時用過的硃砂印泥，可想見當時御用情狀，且是盒盒體直徑逾20厘米，常見璽印盒直徑多為5.5~12.5厘米厘米，其寬大扁圓使內盛印泥平淺，尤其利於大型璽印的鈐用。
清宮宮殿在存放帝後寶璽方面可謂各有側重。交泰殿專門保存國寶，壽皇殿專門貯存前朝不用寶璽，而懋勤殿則存放當朝正在使用的寶璽。懋勤殿建成於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秋，為乾清宮西廡小殿，藏以書史。清代沿明朝舊制，「取懋文勤武之義，故以貯典籍文房」，並為懋勤翰林待值處。除書籍之外，還貯藏有書畫、文房四事以及賞賜記錄等。「凡圖文翰墨之具皆貯焉」(《日下舊聞考》)，其中當然也包括皇帝鈐用之璽印。據沈初《西清筆記》卷四記載：「御用銅、玉、凍石印章，皆貯懋勤殿，有《寶藪》一冊，每遇御筆書畫發下，用寶諸臣擇印章字句合用者，位置左右，以令工人」。又據《國朝宮史續編》：「嘉慶間《寶藪》一冊，所載寶璽多至九百餘方，貯懋勤殿」。在清代，每當內府書畫鑒定之後，都要將其交到懋勤殿用寶。自乾隆九年起，乾嘉兩代命翰林在懋勤殿中編修《石渠寶笈》、《天祿琳琅》、《秘殿珠林》、《西清古鑒》等書，「出秘藏古書畫於懋勤殿，命翰林等評定甄別」。凡被編錄整理的清官所藏書畫，都要由負責此項任務的詞臣，在懋勤殿內根據皇帝或自己與皇帝的鑒定、探討的結論，奉命在其原件上鈐蓋皇帝寶璽。尤其是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歡炫耀的性格使其幾乎無書不蓋，無畫不鈐，成為在書畫作品上留下印記最多的皇帝。乾隆皇帝有詩云：「懋勤筆硯例恆隨」，正是對懋勤殿在盛世文化整理盛舉中作用的記述。尤其是《石渠寶笈》三編的編纂工作始於乾隆五十八年，成於嘉慶二十一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明上河圖》，即始載於此。可以推想，成書於嘉慶年間的《石渠寶笈》三編上的璽印或許很多就是使用本印盒承以印泥鈐蓋的。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1791年9月19日)，嘉慶帝的第二個兒子綿寧跟隨爺爺乾隆帝在圍場狩獵，憑10歲之幼齡居然射中一頭小鹿，深得乾隆帝的誇獎，因此，還得到了花翎、黃馬褂的獎勵。為了紀念這件事情，乾隆帝特意作《威遜格爾行圍志事詩》一首：
堯年避暑奉慈寧，
樺室安居聰敬聽。
老我策驄尚武服，
幼孫中鹿賜花翎。
是宜志事成七律，
所喜爭先早二齡。
家法永遵綿奕葉，
承天恩貺慎儀刑。
詩中他憶及當年自己十二歲時隨侍皇祖父康熙帝時連中五矢之情景，幼孫「爭先早二齡」，有所感而發，慈顏大悅，疼愛幼孫之情，生動躍現，而其對後繼有人，永享盛世更是志得意滿。30年後，當乾隆巨人般的身影漸漸褪去，當年射鹿的好武少年愛新覺羅·綿寧登基，年號道光，成為大清帝國的第八任皇帝。如果說幼年綿寧在膽識武功上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話，那麼，在後來嘉慶十八年(1813)的「癸酉之變」，即天理教教徒攻打紫禁城事件中，他的表現則是「早有蜻蜓立上頭」了。在這一突發事件中，綿寧通過平叛一系列的有條理行動安排，不僅表現出了過人的膽識，同時還表現出他高超的指揮調度才能。道光初年，新疆發生張格爾叛亂，道光帝果斷出擊，數萬清軍橫越千里戈壁，圍殲叛軍，在維護中國統一的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儘管年少時深受祖父乾隆皇帝眷顧，道光皇帝與乾隆就其治國為政而言，風格炯然有異，一個崇尚奢華，一個主張節儉，當然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有所不同。道光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初登皇帝位的道光皇帝便頒發《聲色貨利論》一文，在文中他引用孔子的名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表示出「為人上者要知稼穡之艱難，力崇節儉，返本還淳」的政治觀點。力行節儉是道光帝的主要執政思想，也是他的行為準則。道光皇帝特意在圓明園修建慎德堂，道光十一年(1831)年慎德堂建成之際，道光皇帝發表了《慎德堂記》，全文洋洋洒洒375字，將節儉、修身、圖治聯繫起來，「崇儉去奢，慎修思永，孰不知其所當然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在士大夫猶患其位，不期驕而驕祿，不期侈而侈膺。天命紹大統者，可不兢兢焉，惴惴焉?懍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念夫祖功宗德創垂不易，後世子孫坐享承平之福，縱不尚奢華無所加增自問己覺不安矣?若敗度敗禮，視富貴為己所應有，是直不可與言者也，又奚能常保厥位耶?」闡述了節儉、修身、圖治的關係，表達了他的治政方針，強調了其修建慎德堂的目的,將「然行儉責在一人，不以天下自奉非概從慳悋也，若救飢餓拯溺去暴安良，國用之常，經民生之休戚，正措施之不遑又何可稍存吝惜於其間也。是以修身務存儉約之心，以期永久圖治之道可不加慎而切記之乎」的政治主張溶入「慎德」二字之中。
慎德堂建於圓明園九洲清晏之中，九州清晏坐落在一個巨大的島上，由圓明園殿、奉三無私殿及九州清晏殿構成其中軸線，島與岸基之間由如意橋和南大橋相通。慎德堂位於三大殿的西邊，是由乾隆皇帝的書房「樂安和」、「清暉閣」及北側的魚池改建而成，三卷式建築，分為前層、中層和後層，殿內設有書屋及寢宮，殿內的「養正書屋」為皇帝讀書、習字之所。建成後，道光皇帝經常居住於此，道光二十年後更是成為其主要生活場所，當時一切政令均出自此處，它與紫禁城大內的養心殿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駕崩於「慎德堂」內。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 白玉御制文「慎德堂寶」 交龍鈕寶璽
11.5×11.5×10cm 估價待詢
清道光十一年(1831)白玉御制文「慎德堂寶」 交龍鈕寶璽，印鈕圓雕雙龍，一龍身雕兩龍首，兩首向背而吼狀，龍鬚上卷，四龍角向後呈相連式，伏在其印背上，四爪粗大有力，緊抓印台頂面，雕工精細，立體感強。。印台採用加詩文的高級制式，，四周淺刻填金道光御制《慎德堂記》，落款為「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季春月御制」， 可知此璽製作正為慎德堂建成是年。鈐「道」「光」連珠印，此道光連珠璽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可為印證。印文為陽文玉箸篆「慎德堂寶」四字。因寶璽印用新疆和闐玉，其質地緻密堅硬，不易雕琢，因而採用乾隆時期大盛的 「平刀直下」的特殊篆刻技法，用短程碎刀連續切成文字，一步一個腳印，猶如書法中的澀筆，表現出遒勁凝鍊、厚實穩健的氣象。鈕系黃色絲綬，綬穗頭部的紋飾及固定打結的方法也與清代大型皇帝寶璽的做法一致。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道光帝行樂圖》和《喜溢秋庭圖》，描繪了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內微瀾不驚的閑逸生活場景，均鈐此「慎德堂寶」印，由此更可見此寶璽與道光皇帝之息息相關和地位之重要。
清道光 《道光帝行樂圖》 故宮博物院所藏
觀此白玉御制文「慎德堂寶」 交龍鈕寶璽，玉質與乾隆時期白玉玉璽的料質極為相類，應採用乾隆朝儲備的和闐玉料製成。然其體量超過雍正、乾隆皇帝的多枚玉璽閑章體積，無論在當時還是古代與現代都是彌足珍貴的寶物，折射出無比雍容華貴的皇家氣派。但是在道光帝「崇儉去奢」的施政治家思想下，為何會如此不惜人力物力為此一璽?除了慎德堂在道光帝心目中地位重要之外，通過此璽，我們可以更深層次的理解道光皇帝的內心世界。道光美學最受人稱道之處，即是一反前朝追求艷麗之風尚，以力戒奢華開拓出雍正以後少見的幽靜恬淡美學新境界。如道光皇帝的陵寢慕陵，雖其親自對此龍泉峪萬年吉地工程作了具體的規劃，下諭旨縮減建制，然而整個陵寢工程完工後，共耗白銀二百四十多萬兩，比乾隆皇帝裕陵還多花了三十七萬兩，比之後的慈禧太后東陵，亦多花了十三萬兩。考究可知，慕陵隆恩殿和東西配殿的木架構件均為名貴的金絲楠木，且殿內天花板全由楠木採取高浮雕與透雕雕刻成龍戲珠紋，以雕刻每條龍需上等精巧刻工雕半月來算，約需三萬多個雕刻工時，耗白銀三萬兩左右。這令人驚異的講究與精緻，淡雅的色調，清新的鋪陳，皆成就出道光一朝美學的不凡品格——複雜的製作工藝絕對經得起推敲，材質必定稀有考究——從某個角度看，這也正是東方皇室貴族御用品的精髓所在：品質大於外表。
（北京保利拍賣有限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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