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雍正六年的風雅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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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28年，即雍正六年，是一個史書上平常的年份。50歲的雍正皇帝於兩年之前剛剛處置完與自己爭奪皇位的哥哥允禩以及居功自傲、日益囂張的臣子年羹堯，年富力強的他正想專心地繼續自己的改革。上半年，他處理了一些邊疆的事務，與俄國簽訂了規範兩國關係的《恰克圖條約》，並重新設定了雲南的一些州府。8月，雍正皇帝開始推廣北京官話，並命令閩廣地區的督撫在各自州縣設立「正音學院」。與此同時，他還下達了一條看似無關緊要的聖旨：「唐英著內務府員外郎銜，駐景德鎮御窯廠，佐理陶務，充駐廠協理官。」

這條任命官員的聖旨中提到的唐英是兩朝老臣，自康熙朝起便在養心殿侍奉皇帝，新皇帝即位後，被晉陞為內務府員外郎（從三品），負責每月督察內務府造辦處的工匠，畫押辦事，承造活計，領取錢料。

一

47歲的唐英從雍正皇帝最信賴的弟弟怡親王允祥口中聽到這個消息時，也頗感意外。他在宮廷造辦處參與過瓷器生產的管理和製作，但更多的是參與畫樣的設計，對瓷器生產從原料開採到燒成的具體工藝環節卻並不熟悉。當然，能得到皇帝的賞識實屬不易，唐英印象最深的只有三年前的冬天，他在圓明園九州清晏仙樓的樓梯北面畫了一幅美人畫，皇帝稱讚畫的款式甚好。可是這次皇帝為什麼會選中自己駐守景德鎮御窯廠呢？時間並不允許唐英把這件事情想明白，調令一下，他只得迅速安排行程，兩個月後便抵達了景德鎮。

10月的景德鎮氣候清爽宜人，減少了一路舟船勞頓下瀋陽人唐英的不適感。當然，他也無暇顧及這些，此時最讓他惴惴不安的還是皇帝對自己的重託。於是，他決定閉門謝客，與工匠們同吃同睡，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學習和研究具體的燒瓷工序上。直到三年以後，他才自認為已經了解了大部分制瓷工藝，於是開始燒造雍正皇帝喜歡的御用瓷器，並且成為清代最出色的督陶官。

有意思的是，唐英在雍正年間賣力燒造的瓷器，卻不姓唐而姓年，也就是陶瓷史上人們所說的「年窯」。原來，在唐英被任命之前，景德鎮並沒有專門駐守的督陶官，而是由任江蘇淮安板閘關監督的年希堯直接負責，但年希堯只是偶爾去景德鎮視察燒瓷情況。唐英上任以後，年希堯的工作更多的是上傳下達，並不負責具體事務，但因景德鎮御窯廠仍屬於年希堯的管轄範圍，所以「年窯」的稱呼也被延續下來。

年希堯是雍正朝封疆大吏年羹堯的哥哥。弟弟得意時，哥哥也跟著沾光。不過，年羹堯於1725年12月獲罪而被革職賜死以後，哥哥年希堯卻並沒有因此而遭受「一人有罪，株連九族」的厄運，反而在第二年正月被提升為正三品的內務府總管一職，並於同年7月出任江蘇淮安板閘關監督並監管景德鎮御窯廠務，直至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前後達9年之久。

對於雍正皇帝來說，任用年希堯不是一件大事，卻更能樹立其任人唯賢的開明君主形象。但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年希堯的確有著過人之處。翰林出身的年希堯，由筆帖式累官至廣東巡撫、工部侍郎，創下了不俗的政績。他也工於繪畫，山水、花卉、翎毛無不精妙。更為重要的是，年希堯還是一個善於接受新鮮事物的人，他曾寫過一本《視學》，是我國第一本介紹西洋透視畫法的著述，而在他主持官窯期間，曾大力倡導西洋畫法，使得雍正官窯瓷器看上去畫面尤為協調和獨特。

受到皇帝特殊禮遇的年希堯，自然是戰戰兢兢、盡忠職守。而素以嚴苛聞名的雍正皇帝對年希堯也十分信任，凡是看到有意思的物件，都會命造辦處旋成木樣或將原樣派人交給年希堯按樣燒造。既然有了如此合乎心意的人選，雍正皇帝為何還要特派唐英去景德鎮呢？

事實上，年希堯還被自己另外一個職務所累，他必須常年駐守在淮安關署主管這裡的稅務，此處與景德鎮相距遙遠，往返一趟極為不易。比如年希堯1727年春季曾去景德鎮督陶，2月15日從淮安啟程，3月9日才抵達景德鎮，單程就花費了19天的時間，如果算上返程的時間，在路上就要花掉四五十天。淮安官署也讓他政務纏身，使得一年之中能臨陣指揮的日子就更屈指可數了。因此，有時皇帝下達的旨意也要經過好幾個月才能實現，這讓對陶瓷興趣濃厚的雍正皇帝極為不滿。

在跟自己的弟弟允祥閑聊的時候，雍正皇帝說起了自己的苦惱，允祥思考了一下，旋即跟皇帝建議，何不派一個得力幹將常駐景德鎮督陶？而派出的人選，允祥已經成竹在胸，就是唐英——這個天資聰穎、熟悉皇帝的喜好、又在陶瓷方面很有悟性的人。而唐英得到聖旨之後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之一，其實正是允祥的鼎力推薦。

二

允祥和雍正皇帝關係非同一般，在康熙朝時他們是一對難兄難弟，雍正朝則成了密邇無間的君臣。允祥深得雍正皇帝的信任和器重，雍正皇帝曾破例親自給允祥寫過一個八字匾額「忠敬誠直勤慎廉明」，並逐字解釋：「忠」是「公而忘私，視國事如家事，處處妥帖，能代朕勞，不煩朕心」，「敬」是「小心兢業，無纖毫怠忽」，「誠」是「精白一心，無欺無偽」，「直」是「直言無隱，表裡如一」，「勤」為「黽勉奉公，夙夜匪懈」，「慎」乃「一舉未嘗放逸，一語未嘗漏宣」，「廉」是「清潔之操，一塵不染」，「明」為「見理透徹，蒞事精詳，利弊周知，賢愚立辨」。還要求眾人將允祥作為榜樣效法。

1730年，允祥去世以後，雍正悲痛不已，第二天就親自上門祭奠，並在兩個月內讚頌允祥達15次之多。原本在雍正皇帝即位後，出於避嫌被改掉的名字中的「胤」字，皇帝也特別准許他改回來。還有一件事情更能反映雍正皇帝對允祥的感情，在允祥去世後第20天，雍正皇帝覺得另一個弟弟允祉不夠悲傷，於是連允祉之前的罪過一起懲治，革去了他的親王頭銜，並將其拘禁起來。

允祥能受到雍正皇帝如此特別的待遇，跟他平時的鞠躬盡瘁不無關係，不僅是有關國家社稷的大事，即便是管理造辦處這樣的瑣碎小事也是盡心儘力。康熙末年，宮廷造辦處的管理一度出現鬆散現象，胤禛即皇帝位不足半月，允祥便被派到這個崗位上進行紀律整頓，他規定如果匠人有遲來、早散、懶惰、狡猾、肆行爭鬥、喧嘩高聲、不遵禮法等應該重責者，要層層上報，有些甚至要報給皇帝親自過問，然後再行處罰。1728年，造辦處已趨於規範，而雍正皇帝特別關注允祥進行的一個研究項目，也終於有了結果。

這個項目就是琺琅料的研製。琺琅是一種應用於金屬及陶瓷、玻璃表面的一種裝飾材料，這種裝飾材料在15-16世紀的西方以在金屬胎上繪畫的形式出現，被稱為畫琺琅。畫琺琅傳入中國的確切年代已不可考，也許在明朝隨著大量傳教士和商人的湧入就已經開始。不過，康熙五十四年（1715），義大利傳教士郎世寧給皇帝帶來的一箱禮物，卻讓整個宮殿為之瘋狂。這一箱子銅胎畫琺琅器（銅胎掐絲琺琅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景泰藍），讓自認為「地大物博、無所不缺」的康熙皇帝想盡辦法將這種西方的裝飾技術引入宮廷，並將其繪製在中國瓷器上。不過終其一生，康熙皇帝只是仿照銅胎畫琺琅的做法，多在帶有顏色的瓷胎上畫規整的花卉紋飾，顏色也僅限於從西方進口的幾種。

雍正皇帝繼位後，仍延續了父親對琺琅彩瓷器的熱情，但由於當時琺琅料只能進口，十分稀缺，未能大量燒制，因而經常是皇帝賞賜臣下的珍貴之物。1724年，雍正皇帝曾賞賜了年羹堯幾個琺琅翎管，年羹堯感激涕零之餘，在謝恩的奏摺中表達出了對琺琅製品的渴望，他先是讚美了琺琅翎管的精美，然後大膽地向皇帝開口，請求另外賞賜幾件新的琺琅製品，以滿足自己的「貪念」。對年希堯的大膽索求，雍正皇帝不但沒有怪罪，反而表現出一種被認同後的愉悅，立刻賞賜了他數件，並在硃批中戲稱「若不用此一貪字，一件也不給你」。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雍正皇帝下令研製國產的琺琅料，他對琺琅彩瓷器信心滿滿，認為將來一定大為可觀。

1728年7月10日這一天，允祥特別高興，他帶著數十瓶五顏六色的琺琅料去面見皇上，並展示了這半年以來自行研究的成果，其中有與原來西洋料顏色一樣的，如月白色、黃色、淺綠色、藍色、黑色等，也有自己創製的12種新顏色，包括香色、淡松黃色、藕荷色、深葡萄色、青銅色等。雍正皇帝大喜過望，允祥也倍受鼓舞，更加一門心思全部用在瓷胎畫琺琅上，他聽西洋人說燒造琺琅彩調色時，需要用多爾那們油（有學者認為即松節油），便立刻派人去查宮內還剩下多少？下令一併送到造辦處，與新研製的琺琅料進行燒造試驗，並仔細地在用料不同的瓷胎後面做相應的記號。

三

這年10月30日，也是雍正皇帝五十大壽，允祥是一個細心的人，在琺琅料研製成功不到半個月，他就立即取來幾件里外都是素白釉的小茶碗、小酒碗，用新制的琺琅料上彩，想作為三個月後皇帝的生日禮物。

允祥的確很明白皇帝的心事，他所取的素白釉瓷器，正是雍正皇帝一直在努力嘗試的琺琅彩瓷器新品種，這個品種有別於康熙年間在有顏色釉面上填琺琅，而是直接在白色釉面上操作。白釉不好上色，燒造起來難度比較大，四年前允祥曾奉旨在5個素白釉的酒杯上燒造琺琅彩時，就因為技術原因燒壞了兩件。

雍正皇帝為何獨獨鍾情素白釉呢？這首先是因為他嚴格要求的「皇家格調」。在皇帝看來，只有胎體瑩潤無暇，才能突顯其上釉彩的精美和高雅，這種精美和高雅又必須是唯一的。1727年，雍正皇帝曾感慨造辦處從前製作的瓷器雖然數量少，但是很有皇家氣質，而現在所做的瓷器，雖然巧妙，但大有「外造之氣」，並強調如果再做時，「不要失其內庭恭造之式」。雍正皇帝不允許任何按地方套路製作的工藝品傳到宮裡來，同時他也不允許宮廷造辦處的技藝外傳。1725年，允祥做了幾件帽架，雍正皇帝特地囑咐他：「帽架只許裡邊做，不可傳與外人知道，如有照此樣式改換做出，倘被拿獲，朕必稽查原由，從重治罪。」

當然，這也與雍正皇帝的審美情趣相關。雍正皇帝曾將自己喜歡的佳章好句編成一本《悅心集》，在這本大悅龍心的集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地皇帝的喜好。書中收錄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劉禹錫的《陋室銘》、邵雍的《十分吟》，這些清遠閑曠、超然塵俗的文字，反映了雍正皇帝對古代文人理想、意趣、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的仰慕，這正是他所追求的審美意境。他還將這種文人意趣表現在繪畫上，從未遠遊過的皇帝，命畫師將自己畫成文人、樵夫模樣，或撫松獨立，或於明月山間彈琴，稱其為「行樂圖」。而白釉琺琅彩技法的成熟，則給了他在瓷器上實現這種文人訴求的可能。

在這種訴求下，雍正官窯瓷器上出現了大量的花鳥田園題材，且擺脫了康熙時期銅胎畫琺琅風格的限制，更傾向於自然的排布格局。康熙時色調濃重古樸，牡丹、菊花、秋葵等花卉的布局大多是中心開花，左右安排對稱紋飾，圖案與裝飾面都相當均衡規整。雍正皇帝則完全摒棄了這一套路，首次將瓷藝和畫藝合二為一，完全以花樹的自然形狀寫生提煉，並有大面積的留白，若將畫面展開來就是一幅完整的中國畫。如雍正洋紅地梅竹先春碗，畫面以一株自然生長的梅樹為主，竹葉數點點綴於梅樹之側，干與枝、梅與竹、疏與密形成了一種和諧呼應的關係。同樣的例子可見雍正的竹雀圖碗，這完全是一幅生機勃勃、萬象更新的畫面，八九桿翠竹，綴以湖石、月季、青草，麻雀數十隻飛棲其間。

雍正瓷器上還出現了文雅的詩、書、印，畫中題句一般由皇帝選定，然後由書法家戴臨寫在瓷器上。如畫蘭花圖案選用的是「雲深瓊島開仙逕，春暖芝蘭花自香」，相配的閑章是「佳麗」、「金成」、「旭映」；畫菊花的詩句則是「休擢三千干，奇分五色葩」；山水畫的旁邊則有「翠繞南山同一色，綠圍滄海綠無邊」。

官員們對皇帝的這種雅趣自然是極力迎合，這一時期甚至還出現了大量的翰林花鳥畫臣如鄒一桂、張若靄等，他們的參與使得雍正官窯瓷器具有極高的藝術水準。史學家也認為，這種情況跟雍正時期的嚴厲政策有關，對知識分子的嚴密控制，使得清代的官僚大臣，特別是出仕的文人漢官謹小慎微，此時以畫藝上進無疑是一個很聰明又中庸的選擇。大臣們開始鑽研書畫，尤其是花鳥山水這樣保險的題材，以求得皇帝的垂青和寵愛。

1729年2月，從來只是上交大量「里有釉而外無釉」瓷胎用作瓷胎雕漆工藝的景德鎮，突然上交了460件素白釉的瓷器。這說明允祥在前一年7月份所做的實驗應該是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批專門供琺琅作燒造瓷胎畫琺琅的白釉瓷器，隨後被陸續燒得琺琅彩瓷器400餘件。

而1728年8月唐英被調任之前，冥思苦想不得而知的原因之二，也在此刻迎刃而解——正因為允祥在7月研製出了國產琺琅料，8月才有了派唐英常駐景德鎮之舉，也才有了其後高質量的素白釉瓷器的大批量燒造，以及雍正六年之後陶瓷的輝煌。

四

當然，如此縝密的安排，最終的原因還是雍正皇帝本人對陶瓷的莫大熱情。這種熱情的出現並非平白無故，自雍正的皇子時光便開始萌芽。康熙後期政局穩定、四方寧謐，給當時作為皇子的胤禛大把閑暇的時光，來陶冶自己的性情、愛好和才藝。尤其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次廢除太子之前，胤禛幾乎對皇位沒有任何非分之想，他自詡「天下第一閑人」，追求優遊恬適、物外逍遙，因而時常以翰墨自娛。而此時，陶瓷也成為雍親王最為喜歡的東西。

故宮博物院收藏了一套胤禛登極前受封「和碩雍親王」時定製的私用青花瓷印章，共6枚，分別為「雍親王寶」、「皇四子和碩雍親王章」、「胤禛之章」、「樂善堂」、「御賜和齋」及「御賜朗唫閣寶」。印章的上半部鏤雕雲龍紋，做工異常精細，這在清帝中絕無僅有。在清宮遺留瓷器中，署有「朗唫閣制」或「朗吟閣制」款的瓷器，也都是胤禛作皇子時在景德鎮定燒的。這都充分證明，在登基之前，胤禛的瓷器製作就已經達到了相當的規模。

對瓷器的熱情，在雍正皇帝45歲即位以後有增無減。因為他即位的年齡是清帝中最大的，所以穩定、精細的風格從他一登基就馬上在瓷器上表現出來。皇帝顯然不滿足於對瓷器燒造的提綱挈領的要求，無論政務多麼繁忙，他都不厭其煩地頻頻降旨指導景德鎮御窯廠和清宮造辦處的瓷器製作，經常對造型式樣、圖案紋飾、顏色搭配、款識字體乃至製作工藝等，品頭論足，依照自己的審美標準逐一指點，幾乎可以說事無巨細，貫穿了他執政的13年。

1727年3月21日，賞玩了一件呈貢上來的青花瓷瓶過後，皇帝點評道：此瓶款式好，花樣、耳子不好，著另改花樣、耳子，照此瓶樣燒造幾件。1729年，他看到5片殘破的霽紅釉瓷片，發現原來所施的釉要比現在厚很多，看上去更為敦厚美觀，於是下旨將這些破瓷片送到年希堯那裡，讓他按照著這個釉色燒造瓷器。1733年12月27日，年希堯家人鄭天賜將各色磁花盆12樣送到圓明園，皇帝一看就十分喜歡，便要求每種顏色再燒40件。

皇帝對紋飾的要求更為苛刻，他屢屢點撥花樣的好壞，或乾脆直接下命令必須畫何種紋飾、不必畫何種紋飾。1732年7月24日，雍正皇帝看到一件呈上來的玉春壺，白底上繪製了一條活靈活現的紅色祥龍，他端詳良久，最終還是覺得稍有瑕疵，於是傳旨道：此白地紅龍玉壺春瓶上紅龍畫得甚好，但龍尾不甚爽利，上、下花紋亦好，畫得略深些。1731年4月17日，心血來潮的皇帝乾脆用一對白瓷碗給燒造瓷器的官員出了一個命題作文，要求將這個碗的多半面畫綠竹，少半面指定讓書法家戴臨撰文題字，並更為具體地建議印章顏色可以用本來的紅色，但如果要配合綠竹也可以選用淡紅色，實在不行還可以用藕荷色，總之要使整個畫面看起來文雅協調。

任何與燒窯有關的細節，雍正皇帝都表現得十分敏感，當他知道一些燒窯的竅門後，總是第一時間告知相關的官員，一改其急躁的性格，表現出少有的耐心和細心。比如有一次，他得知瓷器胎坯成型後若放置幾年再入窯燒造質量會更好後，立刻傳旨讓手下人告訴年希堯。1727年3月9日年希堯曾上報了一個奏摺，向皇帝表達了連日陰雨導致景德鎮窯和坯都很潮濕，沒辦法燒制瓷器，並申請可以於此時馬上趕製胎坯，等天氣晴朗時，再燒造進貢，不會耽誤工期。雍正並未因此大動肝火，反而表示相當理解，並在奏摺後附有硃批，再一次轉告年希堯這個燒瓷的小竅門：「不必急忙，坯越干愈好。還有講究的，坯必待數年入窯之論。若匆忙，可惜工夫、物料置於無用。」

如此費心燒造出來的瓷器，皇帝視若珍寶，而其中只有少數他最為滿意的，才能在瓷器底部落下雍正的名號。

對事物要求的極致，正是雍正皇帝的性格使然。這與其父康熙皇帝及其子乾隆皇帝有著明顯的區別。康熙朝瓷器渾厚古樸，雍正朝優美、簡約、文雅、精細，而乾隆皇帝在陶瓷上體現的，更像是一種盛世和技藝的賣弄，其將幾乎所有的陶瓷釉色、品種集於一身的「瓷母」，正是這樣一件作品。所以，如果論瓷器造型和工藝的複雜性，康、雍兩朝均不及乾隆；如果論瓷器造型的雄峻挺拔，康熙朝不讓雍、乾兩朝；可如果從純藝術的審美角度而論，雍正御用瓷器堪稱這三朝乃至整個清代御用瓷器的典範。

從傳世的作品中，能看到雍正皇帝所追求的極致：靈巧秀美的造型、精妙入微的畫面、柔和典雅的色澤、嚴謹規範的款識。無怪乎清末挑剔的陶瓷評論家寂園叟慨而言之：「雍正官窯，大小盤碗，白勝霜雪，既輕且堅。上畫彩花數朵，每一朵橫斜熒拂，裊娜多姿，筆法絕不板滯。花作茄紫蛋黃天青各色，皆非乾隆朝所能幾及。」在發表這番感慨的同時，寂園叟還用詩一般的語言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雍正官窯瓷器中的極品瓷胎畫琺琅：「填地之白，白如雪，一絕也；薄如卵幕，口噓之而欲飛，映日或燈光照之，背面能辨正面筆畫彩色，二絕也；以極精之顯微鏡窺之，花有露光，鮮艷纖細，蝶有茸毛，且頸項豎起，三絕也；小品而題極精之楷篆各款，細如蠅頭，四絕也。」

的確，雍正皇帝一次又一次的過問和把關，允祥的盡心盡職，陶瓷天才唐英的參與，不約而同地在雍正六年擰成了一股繩，讓這一年在陶瓷史上變得尤為特殊——它就像一個分水嶺，將雍正朝的陶瓷水準一分為二；同時，它也是一個標誌，標誌著清朝陶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巔峰出現。值得一提的是，在整個中國陶瓷史的發展中，清朝又是最高峰所在。

雍正十三年（1735）的春節與往年一樣熱鬧，皇帝已經覺得身體大不如前了，元宵節前下人呈上來一件琺琅大玉壺春瓶，皇帝用有些虛弱的聲音說：「這瓶子上的龍身畫得還行，但是龍發太短了，龍腳下的花紋和芭蕉葉也畫得有些糊塗，以後要畫得更精細一些。」這大概是雍正皇帝最後一段跟陶瓷有關的旨意，從此完美得無可挑剔、「只恐風吹去，還愁日炙消」的雍正瓷胎畫琺琅成為絕響，也宣告了雍正六年以來陶瓷發展巔峰的終結。

(舊稿刊於2009年第九期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