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洪武朝為什麼出土或傳世留傳下來的瓷器特別少?

據史書記載從明洪武二年開始就在景德鎮建御窯廠,明代釉里紅瓷器的燒制在洪武時期最為盛行。可明代其他朝代的瓷器均不鮮見,唯洪武時期瓷器卻少之又少,這是為什麼?

　 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元代瓷器是被忽視的。自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由於地下、地上的元瓷不斷被發現，才逐漸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其實元代制瓷工藝在我國陶瓷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元代的鈞窯、磁州窯、霍窯、龍泉窯、德化窯等主要窯場，仍然繼續燒造傳統品種。而且因為外銷瓷的增加，生產規模普遍擴大，大型器物增多，燒造技術也更加成熟。景德鎮窯在制瓷工藝上有了新的突破。　　首先是制瓷原料的進步，景德鎮窯採用瓷石加高嶺土的二元配方法，提高了燒成溫度，減少了器物的變形，因而能燒成頗有氣勢的大型器。　　其次是青花、釉里紅的燒成，使中國繪畫技巧與制瓷工藝的結合更趨成熟，具有強烈中國氣派與風格的釉下彩瓷器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所謂的青花是指應用鈷料在瓷胎上繪畫，然後上透明釉，在高溫下一次燒成，呈現蘭色花紋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優點，一是青花的著色力強，發色鮮艷，窯內氣氛對它影響較小，燒成範圍較廣，呈色穩定。二是青花為釉下彩，紋飾永不褪脫。三是青花的原料是含鈷的天然礦物，我國雲南、浙江、江西都有出產，也可從波斯進口，有充裕的原料可供使用。四是青花瓷的白地藍花，有明凈、素雅之感，具有中國傳統水墨畫的效果。五是具有實用美觀的特點，深受國內外人士的喜愛。青花瓷的這些優點，是其它瓷窯各類品種的瓷器無法與之匹敵的。它一經出現，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發展起來，使景德鎮出現了空前的繁榮。青花瓷器成為景德鎮瓷器生產的主流，產品運銷國內外。

所謂釉里紅是指以銅紅料在胎上繪畫紋飾後，罩以透明釉，在高溫還原焰氣氛中燒成，使釉下呈現紅色花紋的瓷器。釉里紅和青花同為釉下彩，唯呈色紅、藍各異。它們同樣是用筆在胎上繪花，但用料銅、鈷有別。它們同需在高溫下燒成，但對氣氛要求不同。

釉里紅對窯室中氣氛要求嚴格，銅非得在還原焰氣氛中才呈現紅色，而青花對窯室中氣氛要求稍寬，窯室氣氛的變化對鈷呈藍色的影響不大。因此青花的燒成比較容易，至今尚有較多的元青花器出土和傳世品種的保存。

釉里紅由於燒成難度大，產量低，傳世與出土的元代釉里紅器數量不多。特別是具有科學研究價值的出土物更是屈指可數。國外僅見菲律賓出土了一批元代釉里紅瓷器，國內則有北京丰台出土的釉里紅玉春壺、保定窖藏的一對青花釉里紅蓋罐以及元大都和景德鎮湖田窯址的少量殘片。此外，江蘇省吳縣收藏有一件釉里紅龍紋蓋罐，罐身刻劃紋飾三組，腹部釉里紅為地，襯出白龍，紅色艷麗，極為難得。

這裡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江西省「至元戊寅」款青花釉里紅器，不僅出於元代中期紀年墓，並且也是元代釉里紅器中唯一帶紀年的瓷器。它證明在至元戊寅（1338年）已經有了釉里紅瓷器的生產。從傳世與出土的元代釉里紅瓷器來看，在器型、胎、釉和燒造工藝上與同時期的青花瓷一樣，不同的有以下幾個方面：（一）紋飾比較簡單，不像青花瓷紋飾那樣繁密細緻。

（二）紋飾題材相應減少，不及青花瓷題材那樣豐富多樣。

（三）銅在高溫下容易發揮，因此元代釉里紅瓷器無淡彩，只有一個比較濃的色階，並且紋飾線條常見暈散。

（四）銅彩料在燒成過程中十分敏感，窯室氣氛稍有變異，便不能達到預期效果，所以元代釉里紅瓷器呈純正紅色的很少。　　最後是顏色釉的成功。高溫燒成的卵白釉、紅釉和藍彩，是景德鎮的燒瓷工人熟練掌握各種呈色劑的標誌，從而結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類銀的局面。元代景德鎮窯取得的各種成就，為明、清兩朝制瓷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基礎，景德鎮並因此在日後成為全國的制瓷中心，贏得了瓷都的桂冠。　　明朝建立以後為了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對工商業採取了降低商業稅率等政策。改變了元代對手工業工人採取的工奴制度。

明洪武時規定「凡工匠二等：曰『輪班』，三歲一役，役不過三月，皆復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鴻緒《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輸罰班銀月六錢，故謂之輸班」（《明史》第七十八卷）。這種「輪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經濟的剝削制度，對於明朝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起了很大的阻礙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則輪班匠三四年中除了為官工業服役三個月外，可自由經營手工業，而住坐匠戶若能每月交納六錢罰班銀後，也能從事自己的業務，這對於當時手工業生產的發展，無疑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明朝初年，社會相對安定，洪武、永樂年間，除了原有的城市繼續有所發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現了一批新的商業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以後，疏浚會通河，修整自濟寧至臨清的一段運河，暢通潛運，使運河沿線的一些城市也繁榮起來。城市的繁榮，增加了對手工業產品的需求。　　明朝洪武年間，曾一度實行海禁，使外貿受到一定的影響，但瓷器的出口並沒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對外國的贈予。

永樂年間以後瓷器輸出的途徑更多：政府的對外饋贈、入貢國使節的回程貿易、鄭和的大規模遠航貿易和民間的海外貿易等等。

通過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僅繼續暢銷亞洲各國，而且也大量銷售到歐洲。同時外商還根據本國的生活習俗和民族習俗，在造型、紋飾等方面提出要求，訂購所需瓷器；我國許多窯場也適應西方市場的需要，生產專供外銷的瓷器。

明代瓷器不僅從海路輸出，而且還從陸路對外銷售。據萬曆年間刊刻的《野獲編》記載，阿拉伯各國來我國進行貿易的商人，回去時所帶的瓷器多達數十車。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窯的產品，也有民窯的產品。在品種上，不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紅綠黑三彩瓷。從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尤其是鄭和八次出使西洋，既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更刺激了瓷器生產的繁榮。　　到16世紀，明代的社會經濟中資本主義因素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的重要手工業，如紡織、冶鐵、採煤、印刷和瓷器製造業，都有一部分進入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時期。明代的瓷器生產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時期的大窯場如磁州、龍泉等地仍有燒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細陶瓷器生產遍及山西、河南、甘肅、江西、浙江、廣東、廣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華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蘇宜興的紫砂器更是這一時期的特殊成就。　　法華又稱琺華，是明代中期以後在晉南一帶盛行的具有特殊裝飾效果與獨特民族風格的日用器皿。法華器的胎與琉璃器完全一樣，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體相同，只是助熔劑有差異：硫璃以鉛作助熔劑，而法華所用的助熔劑是牙硝。《南窯筆記》說：「法藍、法翠……本朝有陶司馬駐昌南，傳此二色，雲出自山東琉璃窯也。其制用澀胎上色，復入窯燒成者。用石末、銅花、牙硝為法翠，加入青料為法藍。」這裡的法藍、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華的藍色和孔雀綠色。在古代華和花是一個字。為什麼在色彩上要加一個法字，它的最早記載見於何時，都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法華的裝飾方法，是「採用彩繪中的立粉技術，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別帶管的泥漿袋，勾勒成凸線的紋飾輪廓，然後分別以黃、綠、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紋色彩，入窯燒成」（高壽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

山西所制的法華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爐、動物之類。景德鎮在嘉靖前後也仿製法華器，但它和山西法華不同。

首先是景德鎮用瓷胎而山西法華用陶胎，因而燒成的溫度就不一樣。景德鎮的器物有飾以花鳥、人物的瓶、罐、缽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黃、綠二色，但法華則以紫或孔雀綠為主，綴以黃、白、孔雀藍的花紋，就更能突出藝術效果。　　德化窯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產，但成為全國制瓷業中一種具有代表性的品種，是在明代開始的。萬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說：「磁器出晉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於饒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後山中，潔白可愛。」關於德化的古代窯址，福建省博物館於1976年再次調查，據現有資料，明代的窯址計十八處：在潯中公社的有祖龍宮、屈斗宮、嶺兜、後窯、西門頭、大草鋪、後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內坂、新乾寨、窯壠山、桐嶺、舊窯、新窯、啤壩窯；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雙溪口、蘇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許坑林等。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獨特的風格，它不僅與唐宋時期其他地區的白瓷不同，而且與景德鎮同時期的白瓷也不一樣。它有如下的特點： （一）瓷胎細密，透光度極其良好，為唐宋其它地區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鋁含量較高的粘土燒制的，粘土內含助熔物質少，故器胎不夠緻密，透光度較差。而德化白瓷則用氧化硅含量較高的瓷土製成，瓷土內氧化鉀含量高達6％，燒成後玻璃相較多，因而它的瓷胎緻密，透光度好。

（二）就釉面來看，德化釉為純白色，而北方唐宋時期的白瓷釉則泛淡黃色，元明時期景德鎮的白瓷卻白里微微泛青，與德化白瓷有明顯的區別。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不僅與原料的化學組成，特別是氧化鐵、氧化鈦的含量有關，也與燒成氣氛的性質有關。

北方白瓷的特點是胎、釉中TiO2、Al2O3含量比較高，胎中的Fe2O3含量亦較高，燒成時採用氧化氣氛。故瓷器呈現白里泛黃的色調；景德鎮白瓷的特點是胎釉中Fe2O3、TiO2、 Al203含量均較適中，燒成時採用還原氣氛，故瓷器呈現白里泛青的色調；德化白瓷的特點是胎釉中的Fe2O3含量特別低，K2O含量特別高（周仁、李家治：《中國歷代名窯陶瓷工藝的初步科學總結》、《考古學報》1960年第1期），燒成時採用中性氣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鎮同期生產的白瓷釉色更純凈，從外觀上看，色澤光潤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隱現粉紅或乳白，因此有「豬油白」、「象牙白」之稱。流傳歐洲後，法國人又稱為「鵝絨白」、「中國白」等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種，宋應星《天工開物》說：「德化窯，惟以燒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適實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爐等明代製作確實較多，但日用器皿也還是有的，而且從屈斗宮窯址的調查來看，除了傳世多見的梅花杯外，更發現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這種輕巧玲瓏的小杯胎薄，特別是腹部，能映見指影。在燈光或日光下顯出肉紅色。這與文獻記載的『以白中閃紅者為貴』是一致的」（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德化屈斗宮窯址的調查發現》，《文物》1965年第2期）。此外，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閩山記》中提到的：「德化瓷蕭笛，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無一二合調者。合則聲凄朗，遠出竹上。」這種瓷製樂器，目前尚有實物傳世。

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頗負盛名的，一般說來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能於各種雕像中見性格，如達摩的莊嚴，觀音的溫柔，壽星、羅漢之類的詼諧。

（二）能充分運用對比的手法，裝飾性很強，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風飄舉之勢，一舉一動，對比強烈；面部刻劃細膩，衣紋則深而洗鍊，主次分明。　　德化瓷質地優異，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單純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質地美，摒棄彩飾，因而有獨特的風韻。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張素山」等印記，其中以「何朝宗」最為著名。上海博物館所藏帶有「明朝天啟肆年歲次甲子秋吉日賽謝」青花題字的白釉鋪道瓶，是明德化窯稀有的記年器。　　明代外銷瓷的生產主要在福建，廣東也有著相當大的規模。但是，就整個制瓷業來說，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國制瓷業中心江西景德鎮。

明代景德鎮所產的瓷器，數量大，品種多，質量高，銷路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說：「合併數郡，不敵江西饒郡產……若夫中華四裔。馳名獵取者，皆饒郡浮梁景德鎮之產也。」從品種和質量來說，景德鎮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成為全國瓷器生產的主流。

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國陶工數千年實踐的結果。早在新石器時代，人們就已認識到某些天然礦物如鐵礦石、赭石、瓷土等，可以作為赭紅、黑、白等彩色，在陶器表面繪成各種圖案花紋，這就是著名的彩陶。

漢代盛行的鉛釉，是以銅和鐵為著色元素製成的低溫釉。到唐代，又進一步利用某些含鈷、鐵、錳的礦物在鉛釉中的著色作用，從而製成了具有藍、黃、綠、白等多種色調的唐三彩。宋代，我國北方磁州窯，採用毛筆蘸彩料，在已燒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繪簡單的花紋，然後置於800℃左右的爐子中加以燒制，使彩料燒結在釉面上，這種彩稱「宋紅綠彩」。

上述這些工藝上的發明，大部分首創於北方，後來陸續傳入景德鎮。景德鎮的工匠們吸收了這些技術，並加以綜合、改進和提高，在明清兩代，他們對釉上彩的配方作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溫色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低溫色釉的化學組成屬於PbO—SiO2二元系統。而釉上彩的化學組成則屬於PbO—SiO2—K2O三元系統。這是人們為了適應工藝上的需要，又在上述二元系統的組成中以硝的形式引入了K2O的緣故。此外人們還將釉上彩和當時已經比較成熟的釉下彩結合起來，創造成功了別具一格的鬥彩。以成化鬥彩為代表的彩瓷，是我國制瓷史上的空前傑作；永樂、宣德時期的銅紅釉和其他單色釉的燒製成功，則表明了當時景德鎮制瓷工匠的高度技術水平。　　明代景德鎮成為瓷都，在元代已經打下了基礎。元代青花、釉里紅新品種的燒製成功，以鈷為著色劑的霽藍和銅紅高溫單色釉的出現，以及描金裝飾手法的運用，都為明代彩瓷和單色釉的輝煌成就創造了技術條件。但是，景德鎮在元代的全國制瓷業中，還不能居於盟主的地位，因為當時的龍泉。磁州和鈞窯等各大窯場仍具有相當大的規模。

入明以後，情況就有顯著的變化。景德鎮以外的各大窯場都日趨衰落。首先是鈞窯系的各種產品全部停止生產。龍泉青釉瓷器雖在明初仍繼續大量燒造，但它已無法和景德鎮的釉下彩、釉上彩、鬥彩以及多種多樣的高低溫色釉相匹敵，所以在明中期以後它們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磁州窯系的白地黑花器雖然仍為民間所喜愛，但是和景德鎮的青花瓷器相比較，在胎、釉和製作工藝上都望塵莫及，最後亦歸於沒落。

隨著各大窯場的衰落，各種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會向瓷業發達的景德鎮集中，形成了景德鎮「工匠八方來，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優越的自然條件，是使景德鎮能成為瓷業中心的一個重要因素。景德鎮位於昌江與其支流西河、東河的匯合處，四面環山。明代，浮梁縣境內的麻倉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蘊藏著豐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區，懷玉山脈綿亘起伏其間，山區多產松柴，可經昌江及其支流航運到景德鎮，為燒窯提供了豐富的燃料。當時的民窯很多設於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設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豐富的自然資源，成熟的技術條件，在國內外市場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鎮的制瓷業在元代的基礎上突飛猛進，它不僅要滿足國內外市場的需要，而且還擔負了宮廷御器和明政府對內、對外賜賞和交換的全部官窯器的製作，成為全國的瓷業中心。　　清代前期和中期，從整個社會來說，是處於封建制度沒落和資本主義因素髮展時期，清初，由於明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擊，土地實行了再分配。清政府為了有利於它的長期統治，採取了一些措施，諸如興修水利、臨時性地蠲免一些賦稅和對於部分手工業工人廢除「匠籍」的束縛等等。在廣大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的艱辛勞動下，清代前期的瓷業生產在明代的基礎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國歷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一個皇帝。他從小就努力學習漢文化，而且對西洋的科學、技術、醫學和藝術都有愛好。當時用西洋進口的琺琅彩料繪製的瓷胎畫琺琅器，對粉彩瓷器的創造有直接影響。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愛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預瓷器的生產，決定瓷器的造型和裝飾。乾隆對各類藝術的愛好，達到了狂熱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獨佔全國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們所製造的藝術珍品。這些因素對於瓷器生產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國瓷器的外銷，主要是通過正常的民間貿易來進行。清代前期，我國瓷器的外銷，主要是通過正常的民間貿易來進行。清朝歷代帝王雖然還對各國入覲的使節饋贈瓷器，但數量很少。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開放之後，便允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一帶沿海地區，用五百石以上船隻出洋貿易；隨之而來的，便是瓷器的大規模外銷。當時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國都通過各種渠道購買中國瓷器；而東南亞、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以及馬來亞等地，更是中國瓷器的外銷重要市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瓷器在歐洲市場的暢銷。　　由於歐洲對中國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長，經過清廷的允許， 18世紀初葉，英國、法國、荷蘭、丹麥和瑞典都先後於廣州設立了貿易機構。有些國家的船舶獲得了直接到廣州的通航許可，將中國瓷器直接運輸到歐洲。有的還與清廷官商簽訂瓷器貿易協定。所有這些，都大大促進了中國瓷器的外銷。與此同時，在歐洲一些城市出現了經銷中國瓷器的專門商號，僅在倫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在這期間，使用中國瓷器，在歐洲已蔚然成風。不僅在上層社會以此為榮，在普通民眾中也以此成為時髦。在王室貴族把擁有中國優質瓷器作為誇耀豪富的手段。甚至普魯士皇帝選皇后，也不惜代價地用六百名撒克遜龍騎兵組成的四隊近衛軍與鄰近的君主換取十二個巨大的中國瓷花瓶，為他的婚禮增輝。這就是所謂的「近衛花瓶」，現在還陳列在德累斯頓博物館。一些國家喜慶典禮，也紛紛使用中國瓷。為了適應歐洲人的種種要求，一方面，國內為外商提供各種彩飾、花紋的樣品，供他們選購；另一方面，外商也根據本國顧客的喜愛，規定造型和紋飾，以便訂購。

清代劉子芬的《竹園陶說》中寫道：「清代中葉，海舶雲集，商務繁盛，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垣，另僱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於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製成彩瓷，然後售之西商。」中國外銷瓷器的這種繁盛局面，對清代瓷器的發展，無疑是起了促進作用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會經濟的一個繁榮時期。中國瓷器的生產，也在這個時期達到了高峰，進入了制瓷業的黃金時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藝和品種，這時大多有所提高或創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鮮艷純凈，別具風格；康熙五彩因發明釉上藍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豐富，而且由於燒成溫度較高，比明代更透徹明亮；鬥彩的品種增多；單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燒制達到了歷史上最成熟階段；黃、藍、綠、礬紅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銅紅釉和釉里紅，在康熙和雍正時期都已恢復並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同時還創製了許多新的彩釉和品種，例如粉彩、琺琅彩、釉下三彩、墨彩、烏金釉、天藍釉、珊瑚紅、松綠釉以及採用黃金為著色劑的胭脂紅等。乾隆時期發展了很多特種制瓷工藝，當時仿古、仿其它工藝和仿外國瓷的製品都極為精緻。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琺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當時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細分不開的。當時白瓷胎中的高嶺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則進一步降低，原料的選擇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講究，燒成溫度已達到現代硬質瓷的要求。此外在窯具和窯爐的改革、燒成和氣氛的控制技術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礎上益加精進。從技術角度看來，我國傳統的制瓷工藝在清代達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級白瓷的質量，無論在外觀上或是在物理——機械性能方面都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清代瓷器的產地是比較廣泛的。但是和明代一樣，代表整個時代水平的，仍然是瓷都景德鎮。入清之後，青花瓷器還是景德鎮瓷器生產的主流，但民窯比官窯的燒造技術要高，釉上彩民窯亦比官窯豐富多采。其他的產地如福建德化窯、廣東石灣窯也很活躍。　　嘉慶朝的前階段，基本上仍保留著乾隆朝的遺風，但從整體上說，已遠遜於乾隆盛世了。當時的粉彩和青花器也還有一些精品，特別是珊瑚紅地粉彩、描金器較為突出。顏色釉中霽紅、霽藍、醬色釉、黃釉、瓜皮綠、豆青、雲霞釉和石綠等都有一定的數量。仿哥、官、鈞窯及茶葉末的品種也在繼續生產。其時，士大夫階層風行鼻煙，瓷製鼻煙壺除粉彩外，青花和白釉摟雕的數量也不少。在圖案上，更盛行名勝山水圖，人物中仕女的形像，較以前更帶有清代的裝飾特徵。　　道光朝的青花和顏色釉製作，都已趨衰落。粉彩瓷器的數量雖多，但品種、造型亦已大為減少，產品中以蓮花型的盤、碗為突出。有少量「慎德堂」款和「囗竹主人」款的粉彩、霽藍描金和抹紅描金器則較為精緻。此外，有陳國治所制的黃釉仿象牙器，是這一時期的優秀作品。　　咸豐朝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和國內太平天國革命的戰爭中度過的，官窯瓷器生產的數量和質量更趨低落，但民間日用粉彩瓷器卻還有一定數量。　　　同治、光緒兩朝，整個社會陷於動亂和衰敗。在這段時期，景德鎮制瓷業中，窯雖然沒有停止生產，但所制大多是一些宮廷婚喜、壽慶的應酬、賞賜之品。民窯所產，雖無特殊精緻之作，但數量卻是巨大的。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民窯中，制有一些比較好的仿古瓷，但這並不是當時制瓷業的主流。　　隨著日本瓷器的競爭和歐洲瓷器的發展，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我國國內製瓷業漸趨衰落。20世紀上半葉，制瓷業更加衰敗。進入5O年代以後，瓷都景德鎮才開始蘇醒，一些名窯中斷了一段時期後，也獲得了新生。中國的瓷業又開始再度出現了百花爭艷的局面。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將超越康、雍、乾的黃金時代，而煥發古老瓷國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