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詩歌的歷程（71～75） 

主頁 >>詩詞鑒賞 >>風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詩歌的歷程1-1516-30 31-4041-5556-7071-75風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詩歌的歷程（71～75）作者：不謝曇花風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詩歌的歷程（七十一）（清代詩部分）鴉片戰爭後的詩壇黃遵憲，字公度，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詩人，有集名《人境廬詩草》。他生當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起著急劇變化的時代，中國由封建社會轉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黃遵憲２９歲中舉，歷任駐日本、英國參贊及舊金山、新加坡總領事。１７年的外交官生涯，極大地開闊了他的視野，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制度的嚮往，構成了他的詩歌創作的思想基礎，並把這種理想寄托在了清朝最高統治者的身上。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中國，清朝統治階級對外屈辱投降，對內加強鎮壓，使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反帝反封建成為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鬥爭任務。黃遵憲以飽含愛國激情的筆觸，痛斥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抒發自己的滿腔悲憤，也體現了當時人民的願望和要求。這些反帝愛國的詩篇跳動著時代的脈搏，具有較高的思想價值，是《人境廬詩草》的精華所在。他的《出軍歌》二十四首，分《出軍》、《軍中》、《還軍》各八首，每首的最後一字連接起來是「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張我國權」二十四個字，梁啟超曾給予高度評價「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黃遵憲的詩歌題材廣闊，氣魄雄大，語言力求通俗明朗，在藝術上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他早年時就主張「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斕斑。」他寫的那些詠懷時事、體現反帝愛國思想的詩篇，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並且力求做到「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他在新加坡、英國、日本、美國等地所寫的旅遊詩，將自己的遊蹤所及，一一錄於筆下，使異國風光，盡入眼底，令人耳目一新。他能繼承古典詩歌的優良傳統，吸收前代詩人的創作經驗，並使自己的詩歌創作自具面目。在五言古詩的創作方面，他取得較為突出的成就，並得到較高的評價。同時，在七古、七律方面的創作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果。此外，黃遵憲還從民歌中吸取著豐富的營養。不過黃遵憲畢竟是一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其根本立場在於維護封建統治，因此他的詩歌內容帶有較大的局限性。同時，他也並沒有堅持在詩歌創作中貫徹「我手寫吾口」的主張，有時也堆砌典故，造成藝術成就上的缺憾。「同光體」是近代的學古詩派之一。同，即同治；光，即光緒。光緒九年至十二年間，鄭孝胥、陳衍開始標榜此詩派之名，說是「指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不過清代的「不墨守盛唐」，並不始於「同光體」詩人，「同光體」的主要特點是學宋，也學唐，但趨向中唐的韓愈、孟郊、柳宗元，至於同屬中唐的大曆十才子、白居易等則不學。「同光體」分為閩派、贛派、浙派三大支；雖同為學宋，但是三支宗尚也有不同的地方。閩派陳衍主張詩有開元、元和、元祐「三元」之說，實際上閩派詩人並不學開元，重點在宋。陳衍自己學王安石、楊萬里，鄭孝胥學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陳與義、姜夔。贛派代表陳三立，學韓愈、黃庭堅，直接繼承宋代江西詩派。浙派代表沈曾植、袁昶，都是學謝靈運、韓愈、孟郊、黃庭堅的。沈氏提出詩有元嘉、元和、元祐「三關」之說，重點在元嘉一關，這是和陳衍「三元」之說不同的地方。元嘉，即南北朝劉宋時代的謝靈運、顏延之二家。這派上承清代中葉秀水派的錢載、錢儀吉諸家，主張學問與詩歌結合，沈曾植本人就是晚清著名的學者。浙派除沈曾植本人外，作者人數不多，影響也不大。不屬於這三支而一般也認為是「同光體」詩人的，有通州范當世，蘄(qi陽平音)水陳曾壽，山陰俞明震等人。「同光體」詩人的詩，早期還有些主張變法圖強，反對外國侵略的作品，大多數則是寫個人身世、山水詠物。清亡後，其詩作大都表現復辟思想。即使是後一輩並非遺老的「同光體」追隨者，也是意氣消沉的為多。「同光體」學古詩風，所以能在清末泛濫起來，主要是清代神韻、性靈、格調等詩派，至道光後已極敝，所以「同光體」容易轉移時人的耳目。而這一派詩人的自我標榜與廣泛宣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中間關鍵人物是陳衍；另外還有不少朋友和學生奔走其門，「同光體」因此得風靡一時。到民國二十六年秋(1937)，日本全面入侵中國，陳衍病死於南方，陳三立病死在北方，次年，鄭孝胥死於偽滿。（沈曾植已於1922年病逝）「同光體」詩派至此銷聲匿跡。在清末民初的文壇上，出現了這樣一位怪傑，此人身著袈裟而情緣不斷，以奇麗幽艷的情詩和哀婉獨艷的小說聞名海內；他就是被柳亞子評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的蘇曼殊。蘇曼殊原名玄暎，字子谷，曼殊是他的僧號。蘇曼殊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詩、文、小說俱佳，且工書畫、善尺牘、精於禪理，通曉英、法、日、梵等多種文字，是較早介紹雨果、拜倫等作品的翻譯家，著有《曼殊大師全集》。蘇曼殊的父親蘇傑生是中國人，其母若子是日本人。因他是私生子，故遭人歧視，曾兩度削髮為僧。蘇曼殊隨父回國後，目睹國家山河破碎，同時他結識了章太炎、陳獨秀、柳亞子諸人，接受了革命風氣的影響，曾為救國救民奔走呼籲，並從事文學創作和翻譯，還參加了由柳亞子等人發起並領導的南社。辛亥革命失敗後，他悲觀厭世，漸趨頹唐。於1918年病逝，時年三十五歲。據說蘇曼殊原來的漢文化程度並不高，對於詩連平仄押韻都不懂，寫字的筆畫也不對。但他勇於學習，向章太炎、陳獨秀等人學習寫詩作文，不管是古人的、現代的、外國的作品都拿來天天誦讀，日讀日作，日作日改，不斷長進，終於成為一代名詩僧。從蘇曼殊的詩作中，可以明顯地看到晚唐詩風的影響。至於那些豪放之作則源自英國詩人拜倫，瑰麗之處得力於定庵，浪漫的意境肇從屈原和李白。蘇曼殊的詩曾受到過人們熱烈的嘆賞，如郁達夫在《雜評曼殊的作品》中說道：「他的詩是出於定庵的《己亥雜詩》，而又加上一層清新的　近代韻味，所以用詞很纖巧，擇韻很清偕，使人讀下去就能感到一種快味。」又如柳亞子在《蘇曼殊之我觀》中所講：「他的詩好在思想的輕靈，文辭的自然，音節的和諧。總之，是好在他自然的流露。」蘇曼殊的詩之所以能有這麼大的藝術感染力，獲得如此高的評價，令世人熱愛，是有其一定的原因的。一些失意的知識分子從他的詩中照見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從而對他凄慘的身世寄予了無限同情，而且蘇曼殊的詩繼承了我國優秀文學遺產並注入了新的內容，所以才能贏得一代人的青睞。辛亥革命失敗後，一部分知識分子感到前途渺茫，看不到中國的出路，苦悶彷徨，或則以聲色自戕，或則弄古董、抄古碑，以消世慮。在當時的詩壇上，同光體的作品已不能招攬多少不者的注目，蘇曼殊的詩有如一陣春風，撫慰著失意文人的心，受歡迎也就不奇怪了。當然，蘇曼殊的詩也並非那麼完美，從作品的藝術性來說，高逸有餘，雄厚不足，總體上給人以纖弱的感覺，題材也過於狹窄，格調悲戚，表現了濃烈的出世思想和惆悵幻滅的情調。不過他的詩中也偶有豪邁之氣流露，《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風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詩歌的歷程（七十二）（清代詞部分）陽羨派與浙西派清初，以陳維崧為領袖的陽羨派在詞壇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陳維崧本人的詞追步蘇軾、辛棄疾，又號稱兼有周邦彥、秦觀之長，而自成一家。陳維崧的詞作數量極多，「填詞之富，古今無兩」；其小令、中調、長調共計四百六十調，一千六百二十九首，而且題材也相當廣泛；除了感遇懷古、閨房花草外，還有描寫民眾之疾苦與農家生活的，而另有很多題材，則是前人詞中很少涉及到的，如《賀新郎》「五人之墓」、《沁園春》「曬書」、《沁園春》「戲詠閨人踢毽子者」、《念奴嬌》「炙硯」等作品，內容頗為豐富。陳維崧詞以「才氣大，骨力遒」著稱，他的小令能舉重若輕，可稱的上「波瀾壯闊，氣象萬千」。再看他的長調，所作《滿江紅》達到九十多首，《水調歌頭》三十餘首，《沁園春》七十多首，《賀新郎》更是多達一百三十餘首。《白雨齋詞話》中論陳詞「其年《賀新郎》調填至一百三十首之多，每章於蒼莽中見骨力，精悍之色，不可逼視。」陳詞好迭韻，或迭古人韻，或迭時人韻，或自迭己韻。有時還同調迭韻，例《賀新郎》一調，連迭十五次，而小令《蝶戀花》次錢爾斐韻，更是迭至二十四首之多。像這樣連迭原韻，本不足為法，但也由此看出若非真箇「才氣大，骨力遒」，實難能辦到。世人評陳維崧的詞兼有豪放、婉約之長，所謂「鐵板銅琵，殘月曉風，兼長並擅」，不過其詞亦有缺點，即「發揚蹈歷，而無餘韻」。他才情洋溢，意氣縱橫，信筆所至，有意到筆隨之長；但是詩歌貴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時作者寫的太直、太露，反倒失之含蓄、失去韻味，不能起到耐人尋味的效果。司空圖在《詩品》中有含蓄一品，指出「淺深聚散，萬取一收」。陳洵在《海綃說詞》中也道「稼軒（辛棄疾）縱橫豪宕，而筆筆能留」。故陳詞雖然才大氣盛，因難見巧，但較之蘇、辛，則尚遜一籌。在清初詞人中，朱彝尊與陳維崧齊名，其創立的浙西詞派，在詞壇上亦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清代詞風的發展影響頗大。朱彝尊，字錫鬯(chang去聲)，號竹垞(cha陽平音)，晚號小長蘆釣師，又號金風亭長。他曾為了改變明詞纖弱浮泛的風氣，挽救詞道衰落，和同鄉好友汪森一起選歷代各家詞編為《詞綜》，作為學詞的範本。在創作思想上，他們標榜醇雅，推崇南宋的姜夔、張炎，與之唱和的有秀水李良年、李符，平湖沈皞日、沈岸登，仁和龔翔麟。後龔翔麟將眾家詞作合刻為《浙西六家詞》，浙西詞派也由此得名。朱彝尊的詞精工細琢，流麗清暢，近於張炎詞。他的詞大部分是寫瑣事、記宴遊、為詠物而詠物，也有一些弔古傷今之作，只是數量不多。他晚年編定詞集《江湖載酒集》、《靜志居琴趣》、《茶煙閣體物詞》、《蕃錦集》四種，共存詞五百餘首。浙西詞派後期的盟主是杭州的歷鶚；他把該派提倡的「雅」與《詩經》中「風雅頌」的 「雅」同樣看待，同時又提出了「清」的審美要求，發展了浙西詞派的理論。歷鶚的作品除少數懷古感時、倦遊思鄉的作品外，多數是抒寫個人閑愁逸致的作品。他的詞風近於姜夔，骨秀神閑、清遠超脫，聲調和諧，提供了比朱彝尊更為醇雅的範本。故近代徐珂在《近詞叢話》有「浙西派始於歷鶚」之說。風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詩歌的歷程（七十三）（清代詞部分）納蘭性德和他的《飲水詞》納蘭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號楞枷山人；滿族正黃旗人，先世蒙古人。納蘭性德年僅31歲就離開了人間，他一生的生活面比較狹窄，除了前妻盧氏早逝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之外，在其他方面並沒有受到什麼太大的挫折。清代是詞學復興的朝代，明末之後，詞家大增，填詞蔚為風氣，而納蘭性德能在詞壇上獨當一面，成為清代最著名的詞人之一，自有其過人之處，至於與納蘭同時代者以後人，對他的評價都很高。納蘭性德生前曾將自己的詞編集名《側帽詞》，後又編為《飲水詞》。曹寅曾有詩曰「家家爭唱《飲水詞》，納蘭心事幾曾知。」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稱「納蘭容若為國初第一詞人。」納蘭在清詞中的地位可見一斑。不過因為納蘭性德的生活面比較窄的緣故，《飲水詞》在內容上也主要是悼亡、恨別、男女情思、與友人贈答酬唱等幾個方面，詞作基本上不涉及到社會政治生活。其悼亡之作主要表達的是追念前妻盧氏之情，寫的真切感人。納蘭還曾出使邊陲，親嘗過遠離家鄉的離情別緒，因此恨別也成為《飲水詞》的一個重要內容，另外，納蘭一生中似乎還有過失戀的隱痛，在他的詞作中有著深切的反映，故凄婉低回的愛情訴述成為《飲水詞》的一大特色，也是《飲水詞》的基調。《飲水詞》中大都是真情之作，納蘭本人是主張「詩乃真聲，性情之事也」。而他的詞作也正是他這種主張的具體實踐。納蘭性德所表現的情感多比較含蓄，他的詞風主要繼承了從馮延巳、李煜到李清照等人的特徵，從其詞作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一個思想敏銳、同時又多愁善感的人。此外，《飲水詞》的含蓄深藏，還有一個原因，則是清代康、雍、乾三朝，正當文字獄盛行，納蘭生當順治、康熙時代，加之陪伴君側，對文字獄也是極有顧忌的。嚴繩孫序納蘭性德《通志堂集》時道「觀其意，惻惻有臨履之憂。」說的就是那種如履薄冰的感覺。《飲水詞》在語言特色上追求的是「天然去雕飾」，即不過分追求辭藻，他主張自由抒寫性情，反對雕琢矯飾。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評納蘭「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準確地道出了他藝術上的最大特點。清代詞壇朱彝尊開創的浙派盛極一時，他們奉姜夔、張炎之「清空」，模擬剿說，蔚成習氣。而納蘭《飲水詞》一洗此風，自成面目，成就突過了浙派諸人，成為當時詞壇上的佼佼者。當然，納蘭反對雕飾，並不是不重視錘鍊，而是主張不露斧鑿之痕，藝術上錘鍊到歸於自然的程度。就內容而言，《飲水詞》自然要遜於明末陳子龍及清初陳維崧等人的詞作，但對於認識一個特定的作家，由此推及作家所處的時代，則是不無意義的；從《飲水詞》中，我們或多或少地能看到一些時代的印記。風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詩歌的歷程（七十四）（清代詞部分）清中葉的常州詞派常州詞派產生於清代中期，是繼浙西詞派後又一頗具影響和勢力的詞學流派。乾隆後期到嘉慶這一時期，超綱廢弛，吏治腐敗，民生日蹙，社會動蕩不安，統治階級中一部分頭腦清醒的知識分子紛紛要求改革朝政，任用賢才。這一政治要求反映到文壇上，也引起了一些變化。不少詞人開始對當時主盟詞壇的浙西詞派重形式、輕意格的萎靡詞風，及朱彝尊「詞則宜於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的創作理論深為不滿，認為詞體從思想內容到表現手法上都應進行改革，以適應的時代的需要；於是常州詞派便應運而生。常州詞派的創始人是張惠言。張惠言，字皋文，號茗柯先生，江蘇常州武進人，是乾嘉時期著名的學者和作家，同時也是《易》學大師，還與惲敬同為陽湖派的（桐城派的一個分支）散文家。嘉慶二年，他客居安徽歙縣教書，同時也向學生授詞，為了教授的方便，他與其弟張琦一起編了一冊《詞選》作為課本，後來歙縣鄭善長又選錄張氏兄弟等九個常州籍詞人的作品編為一卷附錄，正式刊書。此書一出，竟然不脛而走，很快便風行於大江南北，取代了浙西詞派編的《詞綜》。就這樣，以《詞選》為標幟，以常州籍詞人為骨幹，形成了一個新的流派，統領詞壇達一百餘年。張惠言以儒家「詩教」轉而論詞，作為自己立論的基礎，這也即常州詞派的理論綱領。其詞論的主旨大致有三點：一是尊詞體；把詞與作為正統文學的詩賦列於同等地位。二是尊比興；他把「意內而言外」視為詞體的本質特徵，認為應該從運用比興寄託手法入手，來提高詞的立意和格調。三是區正變；他以溫庭筠為正聲，而力斥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四家。這些觀點都是為了反對浙西詞派而發的。繼張惠言之後，常州詞派的重要詞論家是周濟。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晚號止庵，也是常州人。周濟詞師從張惠言的外甥董士錫，甚為專勤，並在張氏主張的基礎上，提出了更具體、更系統的詞論觀點。他認為詞應該抒寫與時代盛衰息息相關的政治感慨；至於比興在詞中的實際運用，應該是「以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他比張惠言更明確地提出了尊北宋，抑姜（夔）張（炎）的主張，意欲以北宋周邦彥的渾化救浙派末流清空之弊。周濟的詞論，重視詞的文學特徵和藝術創作、鑒賞的規律，比張氏少了些經學色彩，在反對浙西詞派理論、指導當時創作方面，有著明確的針對性。常州詞派的產生，是特定歷史時期對詞人的要求，對詞本身的發展過程起了救弊補偏的作用。但是其理論存在著兩個的問題：一是喜用說經家法解詞，在詞壇上興起了一股穿鑿附會之風。二是在創作上企圖以復古求得詞風的改良，仍不脫擬古之病，又把比興寄託手法強調到絕對化地步，片面追求詞境的「渾化」，反而造成真情斫(zhuo陽平音）喪、靈感窒塞，寫出來的作品常詞旨隱晦。常州派詞人的創作態度十分嚴肅，他們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努力避免浙西詞派的弊病，重視抒寫「身世之感」、「君國之憂」，尤其擅長寫托物寄意的詠物詞。但就總體來說，常州派詞人的創作與理論之間存在著較大距離，內容與形式完美結合的佳作並不是很多。風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詩歌的歷程（七十五）（清代詞部分）近代的著名詞人歷史是一個割不斷的整體，詞學發展同樣有其內部的有機聯繫和繼承發展的過程。近代詞的理論和創作，是清前期和中葉詞學發展的繼續。清初詞壇時，佔主導地位的是以陳維崧為代表的陽羨派和以朱彝尊為代表的浙西詞派。陳維崧追步蘇軾、辛棄疾，主豪放；朱彝尊師法姜夔、張炎，主婉約。至清代中葉，以張惠言、周濟為首的常州詞派繼出，於是婉約又分為兩路：沿襲朱彝尊信奉姜夔、張炎，以清空和醇雅為主；隨張、周推崇周邦彥，以綿密和富麗精工作為方向。浙西派「家白石而戶玉田」，常州派以為「清真集大成」；這兩路詞風互為消長，近代詞人及其藝術風格，多受這兩派理論和創作的影響。近代的著名詞人中，承襲浙西派餘緒的主要有被稱為「倚聲家老杜」的蔣春霖。蔣春霖字鹿潭，江蘇江陰人。蔣春霖年少時曾登黃鶴樓賦詩，使老宿斂手，一時有「乳虎」之稱。蔣春霖早年致力於詩，中年一意為詞，晚年編集名《水雲樓詞》。在藝術風格上，蔣春霖取法南宋張炎，近人朱孝臧曾贊蔣道：「水雲詞，盡人能誦雋快之句，嘉、道間名家，可稱 擎。」近人譚獻《篋(qie去聲)中詞》中分詞為「才人之詞」、「學人之詞」、「詞人之詞」，而蔣春霖正是詞人之詞的代表。又說：「《水雲樓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納蘭性德）項蓮生（項鴻祚），二百年中，分鼎三足。」蔣春霖以外，近代著名詞人如譚獻、王鵬運、況周頤、鄭文焯、朱孝臧等人，大多沿襲張惠言、周濟，屬常州詞派一路。譚獻，初名廷獻，號復堂。譚獻風承常州派，在各式詞的樣式中，譚獻小令精絕長調稍遜，格高而語雋。在理論和創作上對常州派門庭還有所發展。王鵬運，字幼遐，號半塘老人，晚號騖翁；與況周頤、鄭文焯、朱孝臧並稱為清末四大詞人。和譚獻一樣，王鵬運亦上承常州詞派，在詞學上獨探本源，轉移風會，當時處於領袖地位，在詞壇上享有盛名。朱孝臧、文廷式等人學詞，都曾得到過他的指導。王鵬運學詞，經歷了一個學習和轉變的過程；他在《半塘定稿序》里說：「君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說契若針芥。」王鵬運詞內容多涉及清末時事，一九ＯＯ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他與朱孝臧、劉福姚一起，以填詞抒發自己對國事的感慨，成《庚子秋詞》兩卷，其中充滿了愛國主義精神。況周頤，原名周儀，因避清宣統皇帝溥儀名，改為周頤，字夔笙。況周頤論詞亦承常州詞派，除主張作詞應以意為主，提倡比興寄託外，更提出了「重、拙、大」等取捨標準，藝術表現上強調「真」字，以「真」對為詞骨，要求「景真」、「情真」，這些都是對常州詞派的繼承和發展。與王鵬運相比，兩人各樹旗幟，不分軒輊。從詞的創作風格上看，王鵬運詞氣勢宏闊，奇情壯采，籠罩群言。況周頤則真摯沉痛，興寄深微，韻味醇厚，如他著名的《蘇武慢。寒夜聞角》，便是其中的代表作。鄭文焯，字俊臣，號小坡，叔問，大鶴山人。朱孝臧，原名祖謀，字古微，號漚尹，又號疆村。鄭、朱二人雖沿常州詞派塗轍，但並不拘於一途，鄭文焯詞雅近清真，然又出入玉田、白石，句妍韻美，而又體潔旨遠，有清朗疏放之趣。朱孝臧則兼取浙西、常州兩派之長，晚年又學蘇軾，詞風轉為蒼勁沉著。總之，近代詞人或步浙西舊轍，或承常州餘風，或融兩派之長，或兼菜蘇、辛豪放，不僅繼續和發展了清代詞學，而且在整個詞史上也自有其地位。（完）超純齋:中國詩詞欣賞http://shic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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