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史 | 彭遠文：在書店裡學會與世界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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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去廣州中山大學參加一個媒體短訓班，中午吃完飯，匆匆穿過校園，去西門的學而優書店。我是2003年年底離開廣州的，上一次回去還是2006年。原本以為沒什麼，走進去卻心裡一顫，看起來還是以前那個樣子——十多年的時光一瞬間衝過來，還是能鎮住人的。只是人已經換光了，所謂物是人非。看著那些店員，那些小弟弟小妹妹，有種幼稚的衝動，想要跟他們說：嘿，我是你們前輩呢。那個時候我二十五六歲，整天背著一個黃書包，在書店裡晃蕩。是真的晃蕩，我在書店做些宣傳的雜事，定期整理新書推薦、銷售排行榜，也給一本叫《閱讀》的內刊寫點小文章。因為「工作需要」，我可以在書店隨便看書，有時候還借一堆書帶回家去。碰到有顧客找書，一般我也能很快找到，甚至冒昧地推薦一些書。我大概算是店員裡面對書最熟悉的一個了，這點還是有點小得意。在學而優書店做店員，是我發誓再也不幹機械加工這一行之後找到的第一份正經工作。大概是2001年，我從東莞虎門的利高文具廠辭職，想要轉行。我已經開了七年銑床，做得還算不錯。沒想到離開這個謀生之技，我失業了整整一年。說起來也是讀書所累，我此前寫過一篇《在去圖書館的路上》，和一篇《我給南方周末寫了一封信》，講的便是在利高文具廠期間讀書看報的故事。做過這些事，我便在工廠呆不下去了，我再也不要過那樣的生活。我做了一些準備工作：花兩年時間自考了一個大專文憑，但其實一點用都沒有；攢了幾千塊錢，但很快就花光了。失業的那一年，我大概有一半時間住堂姐家，一半時間住在朋友阿登租的房子里，蹭吃蹭喝。實在活不下去的時候，也想過重操舊業，但奇怪的是連開銑床的工作都找不到了。期間短暫去一家很不正規的酒類雜誌做過一個月，完全摸不著頭腦。我還給《南方周末》投過應聘信，被阿登嘲笑，這封應聘校對的信里居然還有錯別字。直到去應聘學而優書店的店員。記得當時穿著襯衫西褲皮鞋去的，這種打扮我這輩子不會超過三個月，基本上都集中在失業的那一年裡。沒錯，這是我應聘用的行頭，天知道我當時去應聘過些什麼工作！不記得說過些什麼，總之就通知我去上班了。上班之後發現，衣服可以隨便穿，這就更讓人高興了。最讓人高興的事情在後面，書可以隨便看，沒人管，我經常縮在一個角落，一看看半天。新招了不少人，店面不缺人手，現在想來，是老闆在為新開店儲備店員。以前在工廠的時候，我大部分余錢都花在了買書上面，但畢竟有限，現在是幾萬本書，想看哪本看哪本。以前主要看胡適、王小波、劉軍寧、朱學勤、余傑等人的書，到書店之後口味變了，當時張五常、林行止、楊小凱的書賣得很好，也跟著看了一些，開始對經濟學有了些興趣（那一年我看過的收穫最多的一本書，應該柯武鋼、史漫飛寫的《制度經濟學》），這對我後來寫時評幫助頗大。還跟風看了些韋伯、福柯、羅爾斯等西方思想家的書，能看懂的很有限，但至少對學術書不再怯——不就是些我可以隨便翻的東西嗎？如果說在工廠的時候，胡適、王小波給我打開了一扇窗戶，那在書店的時候，便是一片浩瀚的大海，讓我這個連狗刨都不會的人可以在裡面瞎撲騰，成不了游泳健將，卻也自得其樂。跟風讀書、不求甚解並不算壞事，只要能跳出來就行了。我覺得我現在倒是跳出來了，卻不怎麼看書了，這種妄自尊大其實比媚俗更糟糕。也許也不是妄自尊大，而是書海無涯把我給嚇著了。……也許都不是，只是懶惰而已。入職幾個月後，2002年底，學而優新港店開業，有一千多平米，應該是廣州最大的民營書店。老闆陳定方老師是四川成都人，被稱為民營書業的「一姐」，性格爽朗，極富個人魅力，很容易被她短短几句話打動——她說話的時候眼睛總是看著你，後來我做記者才知道，這是與人交談的重要注意事項。我一直覺得四川女人比男人能幹，經常舉的例子便是陳老師和帶我去廣東的堂姐。後來辭職去北京，陳老師看我去意已決，便說就當放我兩個月假，想回來隨時回來。那天中午匆忙趕去書店，一則是為了懷舊，一則是看到陳老師在朋友圈說她手機上的nike跑步軟體沒法用，我說我去給她看看怎麼回事。原來她裝的是nike+，需要鞋裡有感測器，我建議她裝nike running。店裡信號不好，沒法下載，陳老師問我是否應該裝WIFI，我想了想，說書店還是不必了吧。大概聊了五分鐘，陳老師約了人談事情，我也要回去上課，就告辭了。不管怎麼說，我總算在學而優找到了個熟人不是。其實當時對我最為寵溺的，是書店的經理王姐。我這輩子除了親人之外，對我最好的兩個女性，一個是教我銑床的師傅，一個便是王姐。我在寫師傅的那篇文章里說：「這個世界上或許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但一定有無緣無故的愛」，因為我真的想不明白她們為什麼會對我那麼好。我是個很任性的人，學銑床的時候會偷偷跑去廁所看武俠小說，還會一邊開機床一邊背詩，像個神經病。做書店店員我也絕對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總是躲一邊看書，王姐不管我，我要借書回家看，也由得我。當時王姐最寵溺的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個中大的學生。我不記得他名字了，這是一個奇怪的傢伙，天天不上課，也跑來書店做店員。喜歡寫詩，文采瑰麗，看的書我基本看不下去，寫的東西我自愧不如。他們說王姐是愛才的人，所以才對我們青眼有加，但我覺得，或許是因為四十歲左右的女性，有了孩子，才會對我們這種胡作非為的年輕人格外寬容——可以接受我們身上的毛病，甚至……甚至覺得這些毛病……也是可愛的？我離開學而優之後，王姐也離開了，據說回上海了，我問過好幾個同事，都沒問到她的電話。有時候會想：我還能對這個社會葆有善意，憚於以惡意揣度人，很大程度得拜師傅王姐她們所賜。大概是因為我喜歡看書，新店開業沒多久，陳老師和王姐就讓我去負責書店宣傳。除了店面招貼和寫些小文章，也開始組織一些活動。當時我在天涯論壇招呼網友參加，記得第一期請的中大的袁偉時老師，第二期請楊支柱老師。楊老師從北京過來，因為某些原因，沒法在書店搞了，改在一家賓館，結果臨到頭來，賓館通知也不能給我們用了，最後大家只好去公園裡邊走邊聊。因為這些活動，我認識了一些關心社會的人，這又給我打開了另外一扇窗。

2003年的廣州，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SARS，一件是孫志剛事件。我寫過一篇小文發在天涯論壇，摘錄如下，可見當時的心境。

《說吧，說吧》開門的時候，三木正在說：「你們有沒有打死人？你們打死人了，指一下都不行啊？……」三木兄前幾天來想在書店做個行為藝術的講座，是我接待的。對於行為藝術，我不太感興趣。別人玩別人的，與我不相干。今天本來還有一個講座，我把東西準備好了，回辦公室。三木看見我進來了，說因為SARS，今天美院封校了，不辦了，不好意思。我笑著問什麼回事啊？旁邊一位同事於是把事情經過複述了一遍。那天三木兄去黃村派出所，站在街對面，用報道孫志剛之死的報紙把整個頭都包住，一個指頭遠遠地指著派出所。過了一些時候，終於被派出所的人發現，叫了進去。於是有了開頭三木所說的話。三木兄個子很大，很威猛的樣子。他接著說：「可以把我關起來，沒問題。不過，從明天開始，每天都會有一個人被關進來，至少十個。」警察問是誰？三木說，這個不告訴你。我笑了笑，點點頭。正忙，於是又走開了。後來在樓下又碰到他，聊了一會。他也知道我前幾天想幹什麼。於是告訴我要理性。我說很理性。他說，但是，不要麻木。我說，是，不麻木，這點很重要。我說我有心理準備，不就關15天嗎？三木笑了起來，他的一位朋友關了4個月，然後判15天。我也笑了起來，這點我倒沒有估計到。三木又講了個故事：他的朋友搞行為藝術，被關進去。六個警察都是老鄉，於是聊了起來。聊的投機，於是叫了盒飯，一邊吃飯，一邊聊。後來隊長進來了，問什麼事，然後叫那六個老鄉用不同的手法教訓他的兩位朋友。沒有猶豫，立馬開打。我又笑了起來，沒心沒肺的。快下班了，櫃檯打電話給我，說下面有人找我，說是要向我「反映」情況。我叫那個人說，也沒有聽清楚，於是叫他在等我，我這就下去。一下去，櫃檯的MM就笑我，我配合著笑笑。人不見了，MM描繪了衣著打扮，我好像下來的時候看到過。回頭去找，果然就是他。白襯衫，黑褲子，臉曬得黑黑的。他流露出些許失望，沒想到我這麼年輕，更沒想到我原來不是作家。前幾個月我做了個關於農民問題的書單，貼在書店長廊。書單上說，請大家多多指正，有興趣可與書店彭某某聯繫。沒想到他沒有讀明白，誤會我是作家了。他見到我，邊說邊往長廊走，站在那個書單面前，指著我的名字。我有些尷尬，不過也無所謂。我以為他有什麼問題，也許我可以替他出出主意。實際上自己也知道，能做什麼啊。他一直面對這牆壁，翻來覆去的說，當官的太腐敗了。我再問，也說不出什麼來。我說，我也是農民。我說，兩年前回家，家裡的孩子讀書還從家裡帶菜去，還不如我讀書的時候。他說他以為我是作家，想向我反映反映情況。他沒有說：沒想到我不是。其實就算我是作家又能夠做什麼呢？你說他怎麼會在牆上看到一個名字，看到一個可能關心農民的名字，就鼓起勇氣來「反映」情況呢？難道他已經無處可去了嗎？……

現在讀這些文字，覺得自己當年真是年輕啊。我一直覺得自己心態還算年輕，但回到廣州，才發現自己真的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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