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寶祥：《理論動態》兩篇文章的風波

[摘要]兩篇文章的風波，純粹是無中生有，顛倒是非。

《理論動態》有兩篇文章，引起不小的風波，而且後果嚴重，影響深遠。

這兩篇文章是：

《謙虛謹慎與實幹精神》，寫作者：孫長江，《理論動態》第282期，1981年6月10日。

《跳出圈子想問題》，寫作者：王聚武，《理論動態》第296期，1981年8月20日。

關於此事，吳江在《十年的路》書中，有全面的記載。我不是主要當事者，但也是直接當事者之一。《理論動態》這兩篇文章的事，至今仍是歷史懸案。我撰寫這篇文章，是將我所知的情況如實記載下來，對吳江的敘述作一些補充，也有一些是對吳江敘述的補正，立此存照，以正視聽。

關於第一篇文章

有關《謙虛謹慎與實幹精神》這篇文章的情況，先將吳江的記載抄錄如下：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批評華國鋒並決定將他的辭職要求交六中全會去討論之後，大約在一九八一年二月間，當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黨校副校長馮文彬，突然向我提出建議，《理論動態》要寫一篇文章反駁一種議論。馮文彬不負責《理論動態》寫文章，也從來不過問《理論動態》的事，這次要求《理論動態》寫文章，並且是要反駁一種議論，是什麼議論呢？據他說原來是這麼回事：中央批評了華國鋒，華國鋒準備辭職下台，有人對此抱不平，因此流傳一種說法，說華為人厚道謙虛，做事也比較謹慎，未可厚非，而現在上來的新領導人（主要指胡耀邦）倒不夠謙虛謹慎，說話隨便，很有可能把事情搞糟。馮文彬說：這種說法可能由於不了解情況，也可能別有用心。書記處議論了這個問題。馮文彬特別說，陳雲同志的秘書王某也認為需要寫篇文章批駁這種議論。馮說，文章要求說明，究竟怎樣才算是真正的謹慎謙虛，現在我們的事業所需要的是一種創新精神和實幹精神，那種謹小慎微、墨守成規、害怕創新的消極情緒和作法，不是什麼真正的謹慎謙虛。

我對寫這樣一篇文章持保留態度。因為一則，華本人已主動提出辭呈，按情理不宜再寫此文；再則，文章不能指名道姓，一般化的批評反而容易阻塞言路，顯得沒有器量。因此我頗費躊躇。但馮文彬幾次直接催促『動態組』寫這篇文章。我於是請研究史學的孫長江執筆試一試。

為了選擇適當的角度，文章停停寫寫，一直拖了幾個月。勉強寫成後，經『動態組』集體討論，然後由我審查簽發，以《謙虛謹慎與實幹精神》為題，刊登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理論動態》282期上。

這篇文章我事先沒有向胡耀邦報告，因為據馮文彬告訴我，此事已在書記處會議上議論過。文章刊出，馮文彬又沒有同我商量，直接將文章送給《人民日報》，《人民日報》又轉給了新華社，準備報紙刊登後向全國播發。不幾天，馮文彬找到我，神情緊張地告訴我一個不祥的消息，說：有人將這篇文章送到上頭去了，說這篇文章是針對陳雲同志的，因此引起了一場誤會。陳云為此直接責問胡耀邦。胡摸不著頭腦，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馮文彬說完等我的回應。我什麼也沒有說，轉身離開了他。對這種事我能說什麼呢？

事後獲悉，這篇文章是被一位經手的大概具有特殊嗅覺神經的人上送胡喬木、鄧力群，然後又到達陳雲手裡。文章『針對陳雲』的罪名就此成立。（這裡特別提一下，上送文章的人不久果然很快升了官，真可謂『立竿見影』！）」（吳江：《十年的路》第117－119頁）

這是吳江講的情況。下面講我接觸到的情況。

我住在中央黨校大院北邊最後一排房子，房後不遠就是圍牆。馮文彬住在前面，隔開兩排房子，是甲級樓最前一排。我們每天早晨都鍛煉身體。我在路上跑步，馮由夫人陪同在路上散步。地方不大，來回都會碰面。大概是四月間（不是吳江說的二月間），有一天早晨碰上馮，他叫住我說，有一種說法，在第一線實幹的人是不謙虛謹慎，不幹什麼實際工作的人倒是謙虛謹慎，你們《理論動態》寫一篇文章（大意）。上班後，我立即向吳江彙報了馮文彬的話。這樣，我的任務也就完成了。大概過了兩個多星期，那天早上，我騎自行車上班，經過馮家的門口（這是每天必走的路徑），他在門口呼叫：沈寶祥！我下車到他那裡，他問，那篇文章寫了沒有？我說，我已經向吳江同志彙報了，寫作情況我不知道。馮說，這是陳雲同志的話，你們要趕快寫。我一聽是陳雲同志的話，就覺得這事重要，到辦公室後，立即給吳江打電話，彙報馮的話。這也引起了吳江的重視，大概很快就將這個任務交給孫長江了。吳江說，馮文彬幾次直接催促。他們是否還通過電話，或另有接觸，我不知道。我記得孫長江很傷腦筋，來找我們問，這篇文章該怎樣寫，我們進行過議論。吳江說，「拖了幾個月」，實際上，這篇文章的寫作還是抓得比較緊的，前後大約一個多月時間。

我的日記有記載：

（1981年）「6月2日下午，小組討論通過《謙虛謹慎與實幹精神》（孫長江寫）」。

按照胡耀邦的規定，《理論動態》刊登的每一篇文章，不論作者是誰，都要經過理論動態組集體討論修改通過後，才能送他審閱。討論這篇文稿的具體情況，我已經想不起來了。當時，我們對中央最高層的情況，特別是有什麼矛盾，確實不知道，也不敢亂想。平時胡耀邦同我們談話中，對鄧小平和陳雲都是很尊重的。從我個人來說，對他們二位都很崇敬。我們當時的認識是，這篇文章是宣傳陳雲的一個重要思想觀點，是支持耀邦同志。批評陳雲，絕對是不可設想的事！這是當時基本的情況。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思想和精神狀態下討論和處理這篇文章的。

順便說一下，馮文彬同《理論動態》的關係。

吳江說馮文彬從來不過問《理論動態》的事。實際情況是，馮經常參加胡耀邦召開的理論動態組會議，也發表一些意見。每年一次的《理論動態》創刊紀念活動，馮都參加了。這既表明是馮對《理論動態》的關心，也反映了馮與胡的特殊關係。以後，胡耀邦的職務越來越高，工作越來越忙，有時顧不上《理論動態》的工作，而馮又同時在中央辦公廳工作，他幾次召集我們理論動態組人員開會，講一些情況，也提出一些題目。

如果以坦蕩的胸懷看這篇文章，不可能讀出這篇文章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玄機，有什麼特別的針對性。

關於第二篇文章

另一篇文章是《跳出圈子想問題》。關於這一篇文章，吳江在書中說：

（1981年），「這次離京外出時間剛好一個月。回來除跑醫院外，第一件事就是找中央組織部長宋任窮，詢問『調查』我等究竟為了什麼。我向他說明《理論動態》文章的來龍去脈，立意何在。宋任窮一邊矢口辯解說『調查』屬於『正常的幹部考察』，與文章的事無關，一邊卻像早有準備似的隨手從抽屜中抽出另一期《理論動態》（296期），那上面有一篇題為《跳出圈子想問題》的文章，他以無聲的雄辯態度指給我看其中的一段文字，這段文字如下：

『例如，曾經行之有效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它的安排，在當時國際國內條件下，的確是比較適宜的，它的許多經驗，仍然值得我們借鑒。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現代化建設中，把它當作模式，言必稱一五，行必法一五，這樣就把當時的成功經驗，變成了妨礙探討新問題的圈子。』

我猛地恍然大悟：原來這段文字被用來證明《理論動態》第282期文章確有不可告人的針對性，確是不可寬恕的瀆神行為！

《跳出圈子想問題》一文，是我外出期間由『動態組』同志所寫，我不知情，事後查問，文章的題目是胡耀邦所出，內容也經耀邦審閱，並已在《人民日報》上刊登。我回來細閱此文，就那段文字本身來說，就文章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經驗的評價來說，這裡無絲毫可以指責的地方。何況這篇文章的立意一開頭就點明：『作為一個領導者，在作出決定時固然要謹慎從事，但研究問題必須打破思想上僵化的狀態，跳出過去的圈子即既成模式想問題。』這種立場有什麼可挑剔的呢？我對這篇文章憑空獲得如此嚴重的指責只能表示驚愕不已！」（同上第119－120頁）

關於這篇文章，我的日記有如下記載：

7月28日上午，討論王聚武《跳出圈子想問題》和易之《科學地對待小生產》兩篇稿子如何修改。

8月8日下午，討論通過《跳出圈子想問題》。

9月16日下午，吳江找去談《跳出圈子想問題》一稿中的問題。

《跳出圈子想問題》這篇文章，是王聚武撰寫的。據王對我講，這個題目是胡耀邦出的，是胡找他談話布置的。寫這一篇文章，是要推進思想解放，沒有什麼特別的針對性。文章的具體構架和內容，是王聚武思考提出，並經我們動態組幾個人一起議論定的，我是參與者之一。王聚武原是中央黨校語文教研室的教員，他寫文章，很講究用詞造句，語言錘鍊。他寫的《偉大轉折和重新學習》一文（《理論動態》第103期，1978年12月15日）的最後一節，「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運用南郭先生的典故，寫得生動深刻，語言也很美，被編進了高中語文課本。這篇文章中的「言必稱」、「行必法」這些用語，也是他精心錘鍊的語言。

我們理論動態組在討論這篇文稿時，就是從進一步推進思想解放的角度考慮問題，文稿中的「有些人」、「一些人」、「有的同志」這樣的用語，也是泛指，完全沒有針對誰的意思。

當時，《理論動態》的文章，一般都由吳江審閱定稿。像這樣的文稿，吳江大概也沒有太在意，更沒有想文稿中的某一句話會牽涉到誰，只是看了一下就報送耀邦了。當有人追查此文時，他什麼也說不出來。回來後，就找我去詢問有關情況，我9月16日的日記中寫的就是這件事。

這篇文章8月20日在《理論動態》刊登後，《人民日報》於9月4日作為本報評論員文章發表（第2版頭條），題目改為《跳出舊框框想問題》，但將「言必稱一五」的話刪掉了。《人民日報》所以用本報評論員的署名，而不是特約評論員的署名，主要是這篇文章沒有特別的分量。

無中生有的風波

《謙虛謹慎與實幹精神》與《跳出圈子想問題》兩篇文章，一篇刊登在《理論動態》第282期，一篇刊登在296期，相隔14期，《理論動態》五天一期，即相隔七十天，即1981年6月10日到8月20日。

二者沒有直接的聯繫。有人竟然認為，前一篇文章是針對陳雲的，過了一段時間，又在第二篇文章中再次批評陳雲。就像宋任窮所認為的那樣。我們動態組同志根本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思想。

這兩篇文章同胡耀邦同志有什麼關係？

《理論動態》這個刊物是胡耀邦親手創辦的。在一個時期中，他對《理論動態》管得比較具體，不但出題目，而且，每一期的文章都由他審閱定稿。隨著他領導職務的變動，工作任務日益繁忙，就逐漸顧不上《理論動態》了。

1981年6月，胡耀邦已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主席。他已經無暇顧及《理論動態》。以前，每隔一段時間，胡耀邦就要召集理論動態組同志開會，但自1979年11月21日召開了一次會議後，一年多來，再也沒有召開這樣的會議。直到1981年9月29日，他才召集我們去開會，這是告別的會議。寫批語，是胡耀邦同我們聯繫的一個主要方式，他最後一次對我們的文稿寫批語是在1981年5月16日，在《評「左」比右好》一文作為《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的清樣上，寫了批語並作了修改。6月4日，他在我們報送的材料《對理論動態的反映和意見》上，寫了一句：請注意讀者的意見，努力改進。此後，沒有再給理論動態組寫過批語。這一時期我們是在吳江領導下辦《理論動態》。

這兩篇文章，《謙虛謹慎與實幹精神》一篇，沒有經過胡耀邦。《跳出圈子想問題》一篇，題目是胡耀邦出的，但具體內容，是作者和理論動態組擬定的。關於「一五」的那句話，是作為思想方法而論的，胡耀邦審閱時，肯定也是從這個角度看的，決沒有什麼具體的針對性。說胡耀邦搞一幫子人寫文章反對某人，更是無稽之談。

可是，由於這兩篇文章，卻引出軒然大波。

1982年4月，胡耀邦辭去中央黨校副校長職務後，來了一位大家意想不到的人任校長。這位校長來了以後（5月4日下午在大禮堂同全校同志見面），氣勢洶洶，立即要將吳江、孫長江等人調離中央黨校，副校長馮文彬也被擠走。此事的經過情況，吳江在書中有敘述。那時，我是理論研究室黨支部的委員，親歷此事，印象很深。在此，我講一個插曲。有一次，馮文彬將我們理論動態組的幾個人召到他家中談事。談話中，他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懣，向我們訴說了有關他離職的情況。他說，原以為，新來的校長不可能具體管事，中央黨校的日常工作將會由他來承擔。有一天，突然接到黨中央的文件，任命蔣南翔為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吳江書中說，這是胡喬木的提議）。這時，他一下明白了，自己應當馬上離開中央黨校。馮說，他要儘快搬家。馮文彬是經過長征的老幹部啊！這兩篇文章的事，直接影響到已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確切地說，就是沖著胡耀邦來的。

吳江在書中說到，1982年10月16日，胡耀邦和宋任窮（中組部長）約他談話時，胡耀邦就《理論動態》第282期那篇文章說：

你們可以說清楚這件事，文章讓大家看！我看過這篇文章，絕不是針對陳雲同志的，沒有那回事，我不相信《理論動態》的同志會反對陳雲同志。小平同志後來也看了這篇文章，他並沒有表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和中間，這種事可不少，從字裡行間找問題，從文字上進行猜測，教訓可不少啊！我們不能再幹這種事，不能隨便立案。說吳晗寫《海瑞罷官》是為了反對毛主席，這個案我當時就認為不能成立。（同上第121頁）

最先試圖說清楚這件事的人，正是胡耀邦。時間在1981年6月29日，即十一屆六中全會期間。這次全會從6月27日到29日。6月29日那一天，在京西賓館的一間休息室里，新當選的六名中央常委，除華國鋒外，五人在場。鄧小平、陳雲坐在沙發上，新當選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陪著笑臉，俯身向陳雲解釋這篇文章的事，鄧小平睜大眼睛、神情專註地聽著，李先念站著，手中拿著那一期《理論動態》在看，趙紫陽站在李的身後。據說，胡耀邦對陳雲說，這篇文章寫得不成功，但我了解那些人，他們不會幹反對你的事。

胡耀邦在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時候，就遭遇黨內威權人士這樣的責問，這是對胡耀邦所任主席職務的一個重要註解。這件事本身就意味深長，也預示著什麼！

說清楚這件事並不難，因為這件事本身就很清楚。但要聽者相信，並不容易。事實證明，胡耀邦的解釋並沒有奏效，人家還是在盯著胡耀邦辦的《理論動態》。而且，圍繞這件事又橫生那麼多的所謂是非問題，是什麼原因？這更是值得思考一下的。

風波背後

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確實有人在一旁仔細「研究」《理論動態》。他們有一種特殊靈敏的嗅覺，採取正面文章反面讀的方法，專門從字裡行間尋找新動向，從文字上進行猜測。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總是覺得有人在反對自己，而且，神經特別過敏，今天懷疑這個人反對他們，明天又懷疑那個人反對他們，而不能容忍。他們也習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整人的一套東西，雖然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已通過了《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但他們也全然不顧，動用他們掌握的權力，利用他們的影響，粗暴地整人。特別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那時，胡耀邦已經被選為中共中央的主席，他們竟背著胡耀邦，無端整他在中央黨校任用的一些人。

兩篇文章的風波，純粹是無中生有，顛倒是非，打擊推進解放思想、積極投身改革的有功之人，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但這種事情的發生，也不是無緣無故的。對此，吳江在書中也作了分析。

吳江認為，真理標準問題爭論結束，十一屆六中全會否定了「文革」，關於社會主義自身改革的問題，就突出起來了。這裡涉及到：為了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要不要對現行經濟體制即從蘇聯移植過來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計劃與市場的關係究竟如何？調整和改革的關係如何處理？改革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標？如何實行對外開放，開放可達到什麼程度？等等。圍繞這些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日益明顯地對峙著。

一種觀點認為，計劃經濟仍然是社會主義的原則，只是過去在執行上有些缺點。現在應當實行「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在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存在，但是不能發展私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更不允許開辦外資企業，也不允許發展鄉鎮企業。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建國之初的五十年代，我們照搬蘇聯模式，是不可避免的，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現在，蘇聯模式已經不行了，我們必須走自己的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發展多種經濟，對外開放。

這兩種觀點的對立從一開始就存在，並日益發展。吳江認為，1981年後，在改革問題上兩種勢力的較量，非議改革的勢力繼續以整人為業，實際上自成中心，自行其是，不時圖謀製造風波。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成為他們「優先」注視並製造事端的一個目標。這就是發生《理論動態》兩篇文章風波的大背景。

從《理論動態》這兩篇文章的風波，我們還看到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在延續，看到了黨內政治生活是何等的不正常，看到了在不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中鑄就的各色人物的臉譜，也看到了某種陰暗心理在作祟。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