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或無恥：經濟領域合作的困境

我們其實低估了無知導致的後果

經濟學究竟研究什麼？亞當·斯密的答案是研究國民財富的創造和經濟增長；李嘉圖和馬爾薩斯集中在研究收入分配；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資源配置理論。在回溯了這一切之後，張維迎給出了自己的答案：「研究理性人如何更好地合作，這應該是經濟學最合適的定義。」他剛剛出版了《博弈與社會》一書，作為他對研究「人類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的答覆。

在最近同我的一次會面中，張維迎教授稱他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來考慮這個問題。在他看來，「人類的所有進步都來自於合作」。他在書中也寫道：「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斷創造囚徒困境，又不斷地走出囚徒困境的歷史。」

如果這本超過400頁的書讀起來過於費勁，那麼不妨聽一下張維迎最直截了當的解釋。他說，阻礙人類合作的因素，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無知；一類是無恥。「我們短視、傲慢、狹隘、自以為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經常不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正是由於我們的無知，才導致了人類社會的許多衝突。許多事看似是利益衝突，實際上是理念衝突。事實上，大部分損人利己的無恥行為本質上也是無知的結果。」張維迎在書中寫道。

在他看來，我們其實低估了無知導致的後果。一個例子是，食品安全和產品質量，「很多媒體歸咎於無恥，但可能事實上是無知。」

在提到無恥時，張維迎實際上指的是，由於我們每個人天生都有自利的傾向，所以可能導致出現博弈論中最為人熟知的「囚徒困境」，即如果每個人都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和採取行動，最後可能導致的結果是群體利益的極大受損，個人反而沒辦法得到自己的最大化利益。

「無知和無恥經常會連在一起出現。比如搞計劃經濟，最初是出於無知，但如果現在還有人想搞計劃經濟，那就是無恥了。」張維迎說。人類歷史就是在不斷克服無知和無恥，創造出更好的合作文化和合作制度的過程中前進的。但是，「我們仍然處在不斷的錯誤之中」。經濟學中的博弈論是一種研究理性人如何互動和更好互動的方法，但張維迎自認他和很多研究博弈論的學者不同，「很多人把博弈論當作術，而我把它視作道。」

解決囚徒困境，達到更好的合作的方法之一是明確產權，因為產權制度是重複博弈的前提。而只有在重複博弈的過程中，一個理性的人才不會僅僅只考慮個人的短期利益，才能「看得更遠，才會注重聲譽，不會短期內坑蒙拐騙」。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小區樓下的商店幾乎不會就價格和產品質量問題來欺騙購買者，因為店主知道他會持續地碰到購買者，會持續地發生交易行為；在火車站和長途汽車站外，主要面對流動性消費者的商家就會更容易發生欺騙行為，因為商家知道幾乎所有他的顧客都是一次性的消費。

合作文化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簡直就是一部人類的歷史。它可能要經過無數次重複博弈。但是，張維迎說，一種壞的制度卻會破壞合作文化。他舉出了中國農村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農村的合作文化較好，人們對農民的印象一直是勤勞和誠實。「但土改後，勤勞首先被破壞了，接著誠實也被破壞了。」寫入中國經濟改革史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恢復了「勤勞」，但是直到今天，「誠實」仍然沒有恢復。（作者為作家、《時尚先生Esquire》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