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南巡憶長征 ...

張耀祠

1962年6月，我隨毛主席出巡南方

專列賓士在江南的大地上。在杭州至南昌的途中，毛主席把我叫進了公務車廂，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線裝書，見我去了，放下書，揮揮手：「坐坐!」毛主席叫我去談什麼，我心裡沒有底。但我早就知道毛主席對調走的戰士很懷念，是不是要談這件事情呢?於是我先向毛主席作檢討，我說：「主席，1959年上級要我們一中隊的人減少一點，我當時沒有請示主席，把主席熟悉的同志調走了。」我說：「像曾文這樣一些同志調到什麼地方了，我現在也不知道，若當時請示主席，就不至於發生這事!」

主席說：「是呀，應該給我說一聲嘛!有些同志天天見面，現在看不見了，很想念他們!」

主席呷了一口茶，然後點上一支煙，又說：「這是小事，調走幾個人，我這裡的『牆』也垮不了，過去王明，就把『牆』推倒過。」毛主席第一次給我講了他在江西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中央領導機關從上海遷移到中央蘇區瑞金的情況。他說：「28個半(即28個半布爾什維克。當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以王明為首形成的教條主義派別)統治了中國共產黨4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註：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當時共產國際的領導)，嚇唬中國共產黨，凡是不贊成的就要打，結果來了個二萬五千里長征，把中央蘇區搞垮了。」「那個時候，中央政治局開會，不讓我參加(註：毛澤東當時是政治局委員)，只讓我管點群眾工作，毫無發言權。」

「一直到了1934年11月，中央紅軍過了第四道封鎖線之後，紅軍發生了行動方向問題。紅軍是要到湘西與賀龍會師呢?還是打到貴州去?按照原定計劃，是要到湘西(經共產國際批准的)。在這拿不定主意的時候，他們在湖南通道召開了中央軍委會議，這一回他們才請我去參加會議。在會上，李德、博古仍主張按原定計劃向湘西方向進軍。我當時就發言說：建議中央紅軍放棄與賀龍會師的計劃，改變路線，不向湘西挺進，而揮師向西，而後向北進入貴州。貴州情況要好得多，因為黔軍力量較弱，類似在廣西走廊遭受兩面夾擊的可能性極小。所以，紅軍在貴州有可能獲得喘息的時間，以便整頓被打散的部隊，研究今後的行動計劃。而如果按原定路線前進，就會遇上蔣介石所埋伏好了的20萬軍隊，一路上大山也多，我軍就有被消滅的危險。」

毛主席點上煙，接著說：「我這麼一說，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接著，周恩來、王稼祥也表示了贊成。」

毛主席對這一段歷史實在是記得太清楚了。他說，「那時候，中國黨和紅軍處在危急關頭。1935年1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博古作正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

毛主席扳著指頭說：「我一個，朱德、王稼祥、張聞天、陳雲等一些同志都在會上發了言。在討論中，到會的很多同志對博古的報告很不滿意，他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講客觀原因多，講主觀原因少，也不承擔責任。許多同志發言嚴肅地批判了李德、博古『左』傾錯誤的軍事路線，認為不解決錯誤路線問題，可能會使全軍覆滅。當時朱德就說，李德在國民黨蔣介石軍隊第五次『圍剿』中，命令紅軍打陣地戰，其結果是丟掉了江西蘇區，犧牲了很多人。最後，我們還是撤離了江西中央蘇區。而西征開始的軍事策略也是錯誤的，害怕接敵，倉皇逃跑，以致損失慘重，這也是中央的責任。如果繼續這樣領導下去，我們就不能跟著走下去了。」

毛主席呷了一口茶，說：「朱德講到這裡，王稼祥接上了，他說，同意總司令的看法，我重複一句，錯誤的路線必須改變，『三人團』(註：博古、李德、周恩來)得重新考慮……他十分堅定地說，『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紅軍。』這時候，張聞天也站了出來，他說，『請問博古同志能再繼續領導下去嗎?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賴洋顧問，我們自己要有點主見。我完全贊成把軍事指揮權交給毛澤東同志。』陳雲也說，過湘江的教訓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團』的領導必須改變，博古同志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再繼續領導下去是有困難的，希望大家慎重考慮。」

毛主席繼續講：「我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最根本的是在制定戰略戰術上犯了『左』傾的錯誤，如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指揮者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路、平原，還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圖上一划，限定時間趕到打，這樣哪能打勝仗呢?這完全是瞎指揮嘛!」

毛主席談得慷慨激昂。談到李德，毛主席說：「共產國際派李德到中國來當中國紅軍軍事顧問，博古不懂軍事，李德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情況，就同博古結合在一起，博古把李德奉為最高顧問，指揮一切。第五次反『圍剿』的重大軍事行動都是李德決定的，推行了一條錯誤的軍事路線。蔣介石調動了幾十萬軍隊，築起了千萬道封鎖線，採取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而李德、博古則以『先發制人』、『六路分兵』、『禦敵於國門之外』、『不喪失一寸土地』、『不打爛罈罈罐罐』的錯誤方針，同優勢的敵人拼消耗，使自己陷入被動地位。」

在五次反「圍剿」的嚴峻的殘酷的戰爭中，中央領導人的決策者，應該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在敵人兵力多、我軍兵力少，敵軍強大、我軍弱小的情況下，採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保存紅軍有生力量，尋找機會殲滅敵人的一部分或敵人主力，粉碎敵人的「圍剿」。但是，博古、李德不聽同級幹部和下級指揮員的正確意見，一意孤行堅持錯誤的作戰方針，結果使紅軍主力越打越少，中央蘇區的地盤越打越小。「左」傾錯誤軍事路線，使中央紅軍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丟失了中央蘇區。

毛主席非常沉重地說：「中央紅軍撤離贛南閩西中央蘇區時，有8萬6千多人。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過湘江，紅八軍團被打垮了，紅三十四師幾乎全師覆滅，全軍兵力損失了五分之三。到達貴州遵義城，中央紅軍只保持了4個軍團的番號，一、三、五、九軍團，實際上只有16個團，1個幹部團，還剩3萬餘人，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的前途。」

毛主席說：「我們這個黨啊，真是多災多難!」遵義會議後，決定由張聞天擔任黨的總負責，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軍事領導小組，負責指揮中央紅軍行動。新的三人領導小組一成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毛主席這次跟我談話，我也提了一些問題，毛主席很高興，他談了40多分鐘。

列車繼續向南昌賓士，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毛主席這次談話，對我是一次深刻的黨的歷史的教育。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51期，摘自《張耀祠回憶錄：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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