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靖宦海軼事

余靖宦海軼事

余靖是北宋名臣，宦海沉浮，凡四十年，充滿傳奇色彩，有不少趣聞軼事，耐人尋味，給人啟迪。

他天資聰穎，刻苦讀書。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應試中進士，時年24周歲。這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折，從此步入仕途，開始在州縣做地方官。他信仰儒學，有為國為民立德、立功、立言的執著追求。深知「水可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為官兢兢業業，關心民眾疾苦。尤其注重自身品德修養，對歷史名人完璧歸趙的藺相如，敢於犯顏直諫的魏徵，以及本朝賢相寇準等十分欽佩，引為榜樣。根據多年為官體驗，提出「清、公、勤、明、和、慎」的著名「從政六箴」，作為座右銘，終生恪守。與他同時的包拯，曾任端州知府（今廣東肇慶市），據說在離任時下屬私自為他帶走了一方珍貴端硯，他發覺後，為示廉潔，在中途把它拋於江中，一時傳為美談。余靖任廣州知州多年，在離任時，兩袖清風，什麼也沒有帶，因此，在中途就沒有什麼可拋棄的了。以他這種高潔品格，日後進入羊城「八賢館」，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天聖八年（1030年），余靖參加「書判拔萃科」考試，名列榜首。這在當時是極大榮耀，也為他入朝為官創造了條件。初為京官，任秘書丞、集賢校理等職，主要是從事編審經史典藉等工作，這是要有學術素養的。這期間，京師發生了一件震動朝野的大事，在此，余靖初露鋒芒，顯示剛正直言的天性。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不滿宰相專權，官場黑暗，吏治腐敗，乃上「百官圖」，說明問題嚴重，以引起朝廷注意糾正，但是忠言逆耳，反遭誣陷被貶。對此，朝堂諸公，緘默不言。這時，只有餘靖無畏無懼，挺身而出，據理力爭，為范抗辯，但亦被貶。後尹洙、歐陽修也為此被貶。因他們主持正義，被稱為「四賢」，名聲大振。但貶官對余靖等人來說，只是一種磨鍊，他們寵辱不驚，沉浮坦蕩，更能大徹大悟，以詩文言志。在被貶歲月，范仲淹撰寫的「岳陽樓記」，其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千古流芳。歐陽修所作「醉翁亭記」，其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感人肺腑。余靖的名篇「落花」、「惠州開元寺記」廣為流傳，為人稱道。這實際是開了宋代貶官文化的先河。真可謂塞翁失馬，豈知非福。

余靖等景祐被貶，本來就是錯案，在朝有正義感的同僚多有上書為他們陳情的，後仁宗也有醒悟，范、余等人的境遇有了改善，職位有所升遷。慶曆三年（1043年），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先後任諫官。同年范仲淹被重用，回京主政，推行慶曆新政，四諫官及韓琦等是主要人物。應當說，發動參與新政的都是有雄心壯志的英傑。新政是以范仲淹上陳「十事」為綱領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改革內容。重點則是改革吏治，澄清朝政，建立一個有威望的政府。為此，就要起用賢良，斥罷庸劣，勢必波及在位官僚權貴，這是有風險的，要有膽略。余靖等四諫官，以上至宰相大臣，下至各部百官均可參劾的特殊地位，大刀闊斧，矛頭直指那些昏庸無能，營私舞弊的官員，即使涉及皇親國戚也不例外。余靖有關張堯佐的奏章就很典型。仁宗因愛屋及烏，要重用寵妃的伯父張堯佐，余靖認為不妥，上表極力反對，也受到蔡襄、包拯等大臣支持。後來，仁宗只好作罷。因而官場氣象有了改觀。余靖為推行新政披荊斬棘，出謀劃策，建樹殊多，是他發揮才幹，展現風采的輝煌時期。

余靖三使契丹（遼），安定邊疆，威名遠揚，是他宦海生涯中的一大亮點。北宋最大的外患，是來自契丹、西夏的威脅。為了抗擊他們的來犯，楊家將、韓琦、狄青等都先後作出過重大貢獻。但問題依然存在。余靖任京官後，就密切注視邊疆安全，關注遼、夏動向。在汲取以往經驗教訓基礎上，多次上表仁宗，提出對待遼、夏的主張。他認為，要防範遼、夏，除了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後盾以外，還要有堅定靈活的政治外交相配合，做到剛柔相濟，恩威兼用。既不能一味退讓妥協，也不能單純依靠軍事武力。在策略上要防止遼、夏聯合犯宋，要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使之互相牽制，在三方關係中力爭主動。余靖的精闢見解使仁宗耳目一新，得到讚賞採納。因而就有慶曆三年至慶曆五年，余靖三使契丹的壯舉。當時有個大背景，就是宋、夏交戰之後，西夏有意議和通商，要求冊封，這本來是宋、夏之間好事。但契丹表示強烈反對，並提出要與宋結盟，聯合攻夏。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余靖從全局考慮，認為對契丹的要求不能簡單拒絕，以避免宋、夏議和未果，又使宋、遼紛爭驟起。要求冊封西夏推後，先對契丹進行外交說服，取得三方和約。由於，余靖胸有成竹，目標明確，又雄辯滔滔，出使後，經過縱橫捭闔，折衝樽俎，終於說服契丹放棄成見。與此同時，余靖又化解了三方其他爭端，達成了宋、遼、夏之間的和好，這是得來不易的，但當余靖完成使命回國時，等待他的不是榮耀，而是第二次被貶，這是令人髮指的。原來余靖有語言天賦，在出使期間學會契丹語言，這本來是他的長處，有利於開展外交活動。但卻被政敵作為參劾的借口，說他習「胡語」有失「國格」，因此被貶。這無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余靖出使契丹的重大貢獻，他非凡的外交才智和魄力，是不容抹煞的。

余靖兩次廣南平亂，建立殊功，朝野讚譽，是他宦海生涯中的又一輝煌篇章。皇祐五年（1052年）儂智高野心膨脹，欲割據廣南，自立為王，兵發廣源州（今越南諒山），連陷橫山寨（今廣西橫山縣），邕州（今廣西南寧市），梧州、端州（今廣東肇慶市）等數州，兵臨廣州，廣州告急，朝廷震驚。仁宗急調余靖、孫沔經略廣南，以控制局勢。隨後狄青統領大軍，揮師南下。狄青乃一代名將，治軍嚴謹，指揮有方，又有餘靖等運籌帷幄，文武協同，將士用命，幾經戰鬥，很快就扭轉戰局，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蕩平儂氏之亂。此役楊家小將楊文廣也隨軍參戰，立有軍功。狄青班師回朝，余靖受命留守廣南，從事善後工作。他一方面清剿殘敵，另方面大力恢復秩序，安撫百姓，使民眾能安居樂業。這是他第一次廣南平亂。著有雄文「大宋平蠻碑」詳記此事。與第一次不同，余靖第二次廣南平亂，主要是依靠個人的威望和政治智慧，以兵不血刃的方式來完成的。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時余靖知青州（今山東淄博市），奉召回京，事因交趾（今越南北部）興兵侵犯廣南，情勢緊急。仁宗考慮余靖是平亂能手，是對付交趾的最佳人選，任命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全權處理此事。余靖受命即率部火速南進。到任後，他根據情況分析，認為對交趾問題採取武力解決，不僅會造成重大傷亡，還會遺留後患，不是上策。若能通過政治手段，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於是傳檄交趾，嚴斥其興兵作亂，是玩火自焚，促其懸崖勒馬，回頭是岸，或可寬恕。交趾久聞余靖大名，今領兵前來，自知不是對手，已成驚弓之鳥，接到檄文，即上表罷兵歸順。這也是余靖要看到的最好結果。他這次平亂成功，不費一刀一槍，實在太漂亮了。所以仁宗稱他「風采第一，廣南定亂，經略無雙」。

余靖長期為官，結識了許多名流摯友，是他精彩人生的一個重要側面。他與范仲淹、歐陽修、尹洙、王素等志同道合，相知相交，就不用多說了。且說他與狄青本無來往，通過廣南平亂，共理軍機，互相了解。余靖非常欣賞狄青的軍事才能，狄青十分敬佩余靖的學識文采，互相敬重，成了知交。狄青在病危時，特別叮囑後人，在他身後一定要請余靖為他寫墓志銘。此銘後收入《武溪集》。這裡特別要提到的是余靖與蔡襄的深厚情誼。蔡襄福建人，進士出身，官至三司使，是京師最高財政長官。是詩人，書法家，其書法與米芾，蘇東坡，黃庭堅齊名，他的「自書詩貼」現珍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他對余靖剛正不阿，置安危於度外的恢宏風範非常推崇。仁宗景祐三年，余靖因為范仲淹辯護被貶，他作詩說余靖「氣虹萬丈橫天衢」。仁宗慶曆三年，余靖、歐陽修、王素任諫官，他又賦詩說他們「必有謀猷禆帝右，更加風采動朝端」。後經余靖等推薦，蔡襄亦為諫官。余靖出使契丹，有功而被貶，他感到憤懣，多加慰勉。在余靖廣南平亂成功時，又致書祝賀。更為動人的是，英宗二年（1064年），余靖在金陵（今南京市）染病辭世，終年64歲。蔡襄聞訊，立即上表英宗，建議賜余靖謚襄，贈刑部尚書，均為英宗接納。從而為自己的摯友表達了最後的敬意。在風詭雲譎，變幻莫測的官場中，余靖與蔡襄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保持終生純正友誼，洋溢人性蘊藏的真善美，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