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無問西東》時，請不要忘記他們是如何死去的

<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師生合影>

生之意義

世道艱難，但依然值得奮鬥。

——度公子

梅貽琦自小沉默寡言、性格溫厚。因為家庭貧困，本科後便再無力求學，被清華聘為物理系主任。不善言辭的梅貽琦給學生們講課，總覺得不對路。他覺得自己的個性，並不適合教書育人。

於是他找到恩師張伯苓：「我不想教書了，覺得無趣，不如去做點別的事吧。」張伯苓說：「你才教了半年，怎麼知道無趣？年輕人要學會忍耐。」

那一年，梅貽琦做出了選擇：繼續教書。

1930年初夏，國民政府試圖修改教材，讓清華學生接受軍事管理。清華師生大規模抵制，前後兩任校長都控制不了局面，只好離去。

對於新校長，清華師生提出五個要求：第一，無黨派色彩；第二，知識淵博；第三，威望高；第四，人格高尚；第五，實實在在發展清華。國民政府想來想去，只有一個人合適，那就是梅貽琦。

在任職演講上，梅貽琦繼蔡元培之思，發表了那段著名講話：「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所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此一言，為清華的發展奠定了兩座基石，一是發展學術，二是教育人才。

他的一生，就此與清華髮展緊密聯繫起來。

任清華教務主任時，梅貽琦延聘教授。他將陳寅恪的名字提交給校長曹雲祥，曹雲祥皺眉問：「陳寅恪連個文憑都沒有啊？」梅貽琦卻說：「雖然沒有文憑，卻是三百年來不出一個的大師。」隨後，陳寅恪以布衣之身成為國學院導師，引一時轟動。

華羅庚震動數學界時，才20歲。熊慶來找到梅貽琦問：「論文你看了嗎，這是個人才。」梅貽琦便說：「那就讓他來清華。」熊說：「可他只有初中文憑。」梅貽琦說：「你不用管，上面如有過問，我來對付。」隨後，華羅庚破格被清華錄取，又繞過講師、副教授，直升為教授。

在梅貽琦的奔走下，聞一多、朱自清、葉企孫、陳省身等人紛紛進入清華。清華由此成為一個尊重學術自由、思想獨立的學府。梅貽琦無為而治，教授開會，他端茶倒水，教授問他意見，他說「我從眾」。學校管理上，他給師生充足的發言權。陳寅恪說：「如果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貽琦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麼這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政府。」

當時，庚款基金非常雄厚，梅貽琦卻節衣縮食。上任不久，就辭退了司機、廚子。他說：「這些錢應該拿來買圖書、器材，給教授們提高待遇。」

後來到西南聯大，更是省吃儉用。有一次，弟弟梅貽寶登門，發現其子梅祖彥臉頰都貼在書上了，便問：「怎麼不戴眼鏡？」梅祖彥拉開抽屜，梅貽寶一看，眼鏡上竟纏滿棉線，鏡片塗滿膠水。梅貽寶當即落淚。當時，教育部發給聯大一筆補助金，梅家孩子按理可取，梅貽琦卻讓出名額，給了更困難的學生，帶自家人吃白飯拌辣椒。

解放後，為了避免庚款被動，梅貽琦去了美國，在極其簡陋的辦公室中管理庚款基金，為自己定薪300元。國民政府要求他將薪水上調至1500元，被他堅決拒絕。生計所迫，他夫人只能去工廠打工。

1962年，梅貽琦病逝於台灣。床下有一緊鎖皮箱，夫人韓詠華說：「這麼多年，他從北平帶到昆明，從大陸帶到美國，不知裝的什麼。」打開一看，大家都怔住了：箱子里保存的是清華庚款賬目，17年間的數目，一筆又一筆，清清爽爽，分毫不差。

梅貽琦死時，連住院費和喪葬費都是靠師生捐贈。17年時光，他盡心儘力，為讓清華成為世界一流學府而精耕細作。所以有人說：「先生粹然君子，並世諸君子比，華若未逮，而實則過之！」

1937年，北平淪陷。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課桌。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的師生奔往昆明，組成西南聯大。一位滯留北平名叫鄧以哲的教授叮囑年輕的兒子：「你要好好讀書，將來力圖報國！」

這個年輕人，就是鄧稼先。

西南聯大條件之苦難以想像。修建校舍時，梅貽琦請梁思成夫婦來設計，兩人精心設計了一個方案，梅貽琦當即否決：「聯大沒錢建這樣的房子。」前後五稿，房子越改越簡陋，最後只能搭建茅草屋。

昆明通貨膨脹，物價一日三跳，有如脫韁野馬。以當時物價來推算，聯大薪金最高的名教授，一個月連40斤豆腐都買不起。昆明人都說：「如今只剩下三樣便宜貨，郵票、電影和助教。」

<聯大操場>

教授們個個破履爛衫，食不果腹。朱自清每日只能吃糙米度日。昆明冬天異常寒冷，他只好去趕馬人手上買廉價披風，晚上當被褥，白天裹身禦寒。

華羅庚到聯大，只能住農家牛棚，在牛棚上搭了間搖搖欲墜的屋子。吃飯時，下面牛糞熏天，睡覺時，牛在柱子上蹭癢，搖得一家人無法入眠。空襲時，華羅庚差點被炸死。聞一多聽說了，就邀他同住。那時，聞一多靠賣書、賣衣、治印換錢。從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竟留下了1400多方印譜。

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那些和鄧稼先一樣聯大學子，都做出了同一個選擇：用心讀書。

他們住著滿是臭蟲的茅草屋，每天吃著摻雜糠皮的粗飯，卻始終求知若渴。圖書館雖只有兩百個座位，卻天天滿員。去晚了，排隊要大半天。經濟學教授陳岱孫指定教材為菲爾柴爾德的《經濟學概論》。這門課有一百多名學生，書只有五六本，宿舍經常派人檢查圖書是否準時下傳，以便第二天分配。實在借不到，便用最粗劣的紙熬夜傳抄，方便次日上課。

聯大沒有固定教室，亦無課桌，宿舍燈光黯淡，無法閱讀。看書、寫作都是在茶館。一條龍翔街，一條鳳翥街，密密麻麻全是茶館。學生只需花幾分錢點一杯茶，實在喝不起茶，就喝白開水，想坐到何時就坐到何時，茶館也不會趕人。有人中途吃飯，臨走前對老闆說：「茶別收了，我還得回來。」

為了生存，同學們利用課餘時間，四處兼差。當編輯者有之，做家教者有之，會計、翻譯、電影放映員有之。對於聯大師生在外兼差的情況，昆明曾有一個有趣的說法：「若是梅貽琦校長下令封校三天，不準師生出來，昆明大到政府機關，小到民營企業、中小學校，恐怕全都無法正常運轉。」

大家克服重重困難，只為讀書。

<聯大教室>

聯大學子隊伍里，誕生了一批又一批精英，為中國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科技、國防等各戰線培育出骨幹力量：「兩彈一星功勛獎章」23位獲得者，8位出自聯大；2000年以來獲國家最高科技獎，科學家當中4位是聯大學生；新中國成立後的兩院院士中，聯大師生有171人，學生近百人。

陳岱孫說：「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永不動搖的信念、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支撐了聯大師生對敬業、求知的追求。」

1979年，一次核試驗時，核彈直接摔在地上而並未出現蘑菇雲。作為總負責人，鄧稼先推開所有人，親自去尋找碎片，查明原因。因為這次事故，他受到了嚴重的輻射，導致日後患上了直腸癌。

1986年，鄧稼先病逝於北京。臨終前，他對身邊人叮囑道：「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中科院成立歷史研究委員會時，共有上古、中古、近代三個研究所，擬任陳寅恪為中古所所長。

當時陳寅恪在南方建立起一個自由、獨立的學術世界。但郭沫若提出：「研究歷史，應該用馬列。」陳寅恪聽了，自然無法接受。

他的學生汪篯主動請纓，去南方說服恩師。汪篯見到老師，大談局勢。不料，話說到一半，陳寅恪勃然大怒：「你不是我的學生，給我滾出去！」

陳寅恪怒的不是學生的「教育口吻」，怒的，是學生撇棄了學術獨立性，為此感到心痛。

拒絕北上的陳寅恪做出了選擇：學術獨立。

<在助手幫助下著書>

1937年，山河破碎，父親陳三立絕食而去。憲兵隊請陳寅恪做客，陳寅恪只好離京，去往聯大。守孝期間，國愁、家恨一起湧來，急火攻心，導致他右眼視網膜剝落。抵達聯大時，右眼已經看不見了。

離開北平前，他託人送出的典籍在途中被毀，手稿也散失，往日心血都化為灰燼。在幾乎沒有任何資料的情況下，陳寅恪愣是靠著記憶，寫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本巨著，為後世史學研究提供了經典範式。

在聯大，他長期在微弱的燈光下工作，導致左眼視力急劇下降。1940年，他借道香港赴英治病。結果香港淪陷，日方企圖利誘他去大學教書，一袋袋麵粉往他家裡送。日軍送一袋，他就搬出一袋，寧可餓死，也不摧眉折腰。得知他受困，狂儒劉文典奔走疾呼：「若先生出事，中華五十年內不再有此人！」經多方周旋，陳寅恪終於逃離香港。

因錯過治療，1944年，他什麼也看不見了。眼睛看不見了，治學卻不能丟，不但不能丟，學術的自由，思想的獨立，寸步不讓！

1948年，國民黨拉他去台灣，得知政府意欲控制學界，他拒絕登機。國民教育部部長向留住了陳寅恪的陳序經攤牌：「如果去香港，我們馬上給他十萬港元及新洋房。」陳序經一拍桌子，橫眉而立：「你給十萬我給十五萬！我蓋房子給他住！」

1958年，有人說陳寅恪是封建主義種族文化論者。陳寅恪當即請辭，不再教書，回到書桌旁，在助手幫助下撰寫《柳如是別傳》，為一個青樓女子立傳，為的就是告訴世人，何為風骨，何為氣節。

「柳如是一個倚門賣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際，比五尺男兒更看重家國大義，要為這個被士大夫輕蔑的奇女子立傳，以此表彰我民族『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我寫此書，是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陳寅恪晚年>

當時，他行動不便，雙眼失明，全靠自己開列書單，再口述由助手記錄。1966年，一張張大字報貼滿他的床頭，他也沒有為學術自由退讓半步。知道他看不見，有人發明了一種新的摧殘手段：每逢開批鬥會，將高音喇叭吊在屋前屋後，或將小喇叭吊到他床前，要他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失明、癱瘓，依然不墜其志。

1969年，陳寅恪家徒四壁，難以進食，瘦得不成人形，終因心力衰竭，溘然長逝。離世時，他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只是眼角不斷流淚。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終其一生，先生不攀附、不諂媚、不屈從，他以書生骨氣踐行一生的這句話，時至今日，依然振聾發聵。

北大燕南園55號門前有尊銅像，一個老人拄著拐杖，目光和藹地望向遠方。銅像下刻著老人生前常說的一句話：「我這輩子就做了一件事，教書。」

這個老人，就是上文提到的陳岱孫。

陳岱孫出生於簪纓之家，智商超群。1918年，他考入清華大學留美預科班。在上海考清華插班生時，曾去黃浦公園遊玩，興緻勃勃來到門前，卻發現大門上掛著牌子：華人不得入內。為此，陳岱孫倍感屈辱，從此發奮讀書，誓要振興中華。

回國後，他做出了自己的選擇：為國育人。

<先生年輕時，穿著十分講究>

1927年，他成為清華最年輕的院長，一心只想著為這個國家培育更多人才，將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講台上。他前後歷經清華、西南聯大、北大三校，講學70年，把育人一事做到了極致：

第一，時間概念精準。每次上課，他提前兩分鐘到達。鈴一響，他開始板書、講課。講完最後一個字時，下課鈴就會響，一個字也不多。

第二，講義準備充分。之所以能做到一個字也不多講，就因為講義做到了功夫深處。每一課講完，都是一個章節，比教科書還要準確。學生都說，聽陳先生講課，只要認真記筆記，聽完就是一本專著。先生一生著述極少，多半時間都花在了講義上，不斷完善，與時俱進，直到七八十歲，依然在改進。

第三，教書講究實用。他講《財經學》，論文命題就叫《假如我是財經部長》。一次學年考試，要求學生分析校外擺攤人、修鞋匠的經濟成分，一切從實際出發，鍛煉學生融會貫通、學以致用的能力。

第四，治學無比嚴謹。經濟學家平新喬於北大師從陳岱孫先生時，曾將論文初稿遞給陳先生審閱。兩個星期後，老人家批下來，平新喬接過一看，二十多頁批註，一共七千字。第二遍，又批改了六頁，第三遍才通過。平新喬感慨道：「看了陳老師的東西，才知道什麼是威嚴，什麼叫知識就是力量！」

所謂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此言放在先生身上，一點不假。他出身貴族，生活卻極為簡樸，素衣淡茶，一個手提箱用了半個世紀，住所里沒有空調，出門都趕公交車，傢具還是西南聯大時從昆明地攤上買來的。1995年，他個人工資只有860元。當初一位學生被「劃右」，精神失常，找他救濟。先生早不記得他了，但每月寄錢，一寄就是整整8年。

<先生晚年，一身素衣>

沒有合適的對象，陳岱孫先生一生都未婚娶。他把燦爛的光熱，全部都留給了三尺講台，80歲還在給本科生上課，90歲高齡還在帶博士。

遙想1937年，北平淪陷，校長梅貽琦讓他去長沙接清華。開完校務會後，他連家都沒回，一身長袍就奔上去長沙的路。在他心中，恐怕個人安危早就置之度外，想的只是如何為這個國家培育棟樑。

1997年，陳先生因病住院，在家門口從容登車時，親人勸他換一件衣服，先生笑微微道：「不必了，過兩天就回來。」27日，先生悄然辭世。

死前，先生喃喃念到：「這裡是清華…」

1937年8月14日，日本空軍直撲筧橋基地，想將我們一舉瓦解。當時我國飛機靠國際援助，數量少，速度慢、駕馭難。侵略者們信心滿滿，勢在必得。他們根本想不到自己將要面對的是什麼。

首戰日，日軍被擊落兩架飛機，隨即派出精銳。17日，空軍六期學員閻海文不幸被炮彈擊中，跳傘誤入日本海軍陣地。日本人將其團團圍住時，閻海文以隨身手槍反擊包圍他的日軍，並高喊「中國無被俘空軍！」然後用最後一顆子彈自殺。年僅21歲。

19日，三期學員沈崇誨，在攻擊日本船艦時座基受損，無法返回空軍基地。這時，日軍旗艦「出雲號」正指揮航隊與中國空軍激戰。沈崇誨見此情景，在一瞬間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選擇：自殺襲擊。

1911年，沈崇海出生於湖北，父親是著名的大法官，上海高等法院院長，母親來自書香門第，從小教他良善做人。入學之後，沈崇海表現出極高的天分，不但成績名列前茅，而且體格十分強壯。

17歲那一年，他考入清華，成為足球和棒球隊的運動代表。按理說，以他的家庭背景、學識修養，未來的人生一片光明。1932年，聽說杭州開設航校，他放棄了一份好工作，冒著大雪，投身空軍。

以身殉國時，沈崇海年僅27歲。赴死之時，他的心頭只有當年拍攝畢業合照時發出的那句呼喊：風雲際會壯士飛，誓死報國不生還！

抗日時期，先後有1200餘名聯大學子做出了同一個選擇：投筆從戎。其中以身殉國者，14人。

宮二說，「所謂的大時代，不過是一個選擇。」

所謂人生，也不過是時代里的一個個選擇罷了。就像陶傑在《殺鵪鶉的少女》里寫的：「當你老了，回顧一生，就會發覺：什麼時候出國讀書，什麼時候決定做第一份職業、何時選定了對象而戀愛、什麼時候結婚，其實都是命運的巨變。只是當時站在三岔路口，你作出選擇的那一日，在日記上，相當沉悶和平凡，當時還以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凡人皆有一死，不過就是在死去前，在一個個選擇中度過了一天又一天，最終走完一生。粹然如梅貽琦，傲骨如陳寅恪，壯烈如沈崇海，高潔如陳岱孫，其實也不過是在生命日常里，做出了一個個選擇。

電影《無問西東》中，梅貽琦找吳嶺瀾談話。他問吳：「你文科這麼好，為什麼非要學實（理工）科呢？」吳嶺瀾說：「因為清華成績最好的學生都學實科。我只知道，現在是該讀書的年紀，把自己放在書本里，不管學的是什麼，心就會踏實。」

梅貽琦聽了，緩緩說道：「人把自己置身於忙碌中，有一種麻木的踏實，但喪失了真實。」

吳問：「什麼是真實？」

梅說：「你看到什麼，聽到什麼，做什麼，和誰在一起，有一種從心靈深處滿溢出來的、不懊悔也不羞恥的平和與喜悅。」而它，比踏實更重要。

電影結尾，張震問：「如果你們提前了解了所要面對的人生，你們是否還有勇氣前來？看到的和聽見的，時常令你們沮喪，世俗是這樣強大，強大到你生不出改變它們的念頭來…」

誠然，世界是這麼遼闊，但很多時候，人們又會覺得它是如此逼仄，逼仄到沒有更多的路可以走。可轉念一想，也許太多時候，我們都被外界的觀念蒙蔽，被內心的塵埃束縛，沒有去用心洞察何為真實。只是在盲目地選擇做一件又一件讓我們感到踏實的事。

世界很美，世道很難。太多時刻，我們不得已而沉淪，聽不見本真呼喚的聲音。《無問西東》講了四個時代年輕人的故事，但它要告訴我們的，不止是青春，是生而為人就要面臨的困惑。它想說：人在江湖雖身不由己，但千萬不要丟掉那份珍貴的本真，那個為了一個選擇不羞恥也不懊悔的本真。

人生很短，愛你真愛，行你真心，無問西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