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對於題目這個問題，本文作者的回答是YES！請不要驚掉下巴，具體原因詳見文中內容。本文還探討了東西方人文主義的發展歷程，並嘗試對著名的「李約瑟問題」進行了回答。正文：托馬斯·莫爾以他的空想社會主義名著《烏托邦》而為中國人所知。然而，在他所處的時代，莫爾以知名的人文主義學者而著稱。理解什麼是人文主義，只需要回憶前手機業巨頭諾基亞的廣告詞：科技以人為本！
這就是一句典型的人文主義口號。成天嚷嚷「以人為本」的諾基亞，到頭來卻沒有真正理解人的需求是什麼，因此被後起之秀們打得丟盔棄甲。歷史上的人文主義者實際上也有類似的問題。通常所認為的人文主義（humanism），是一種文藝復興時期形成的哲學思潮與世界觀，價值取向傾向於對人個性的關懷，注重強調維護人性尊嚴，提倡寬容，反對暴力，主張自由平等和自我價值。而現代研究認為，一切可以使人成為更完美的說法，便是人文主義；討論使人成為更完美的思想，便是人文思想。人文主義是人類從宗教蒙昧中覺醒，認識自身理性時必然會產生的思潮，因此人文主義的產生通常伴隨著宗教改革。中國的人文主義思想起源於周朝初年的宗教改革。以周公姬旦（約公元前1000年）為首的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歷史，對傳統宗教進行了一次深刻、徹底的反思，發現並非「天命不僭」，而是「天命靡常」，「惟命不於常」，甚至「天不可信」，社會發展變化的最終根據，並不是神秘莫測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因此產生「摒棄天命，注重人事」的思想，這標誌著中國人文主義的形成。
中國最早人文主義者——周公姬旦歐洲的人文主義（humanitas）在古希臘時期就已誕生，但由於基督教的存在，其發展歷程卻比中國曲折得多，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有不同的內涵。公元前五世紀希臘城邦中，產生了所謂的「智者運動」，智者運動是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智者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約公元前490或480年～前420或410年），他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把人置於社會和世界的中心，這是人類自我意識的第一次覺醒。西塞羅（Cicero，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將人文主義思想進一步發展，主張從實際出發，以人為本，洞察宇宙，探索人生。
西方人文主義的源頭——普羅塔哥拉古希臘古羅馬之後，基督教成了西方思想界龍頭老大，神學統治西方近千年，個人意識慘遭壓制，人成了上帝的羔羊，人文主義思想幾近湮滅。以黑死病大爆發為轉折點，基督教統治遭到極大削弱，三大思想解放運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相繼爆發，其背後思想源頭都是人文主義思想。文藝復興時期正是人文主義復興的時期，通過抨擊封建教會的虛偽和腐敗,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人文主義者主張一切以人為本，反對神的權威，把人從中世紀的神學枷鎖下解放出來，宣揚個性解放，追求現實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對等級觀念；崇尚理性，反對蒙昧；宗教改革否定了教皇的絕對權威，使人獲得精神上的自由和靈魂得救的自主權，人文主義思想得到進一步弘揚；啟蒙運動思想家高舉理性的旗幟,批判宗教迷信、封建制度和一切不合理的現象，強調人的尊嚴，追求自由平等，主張人權神聖不可侵犯，人文主義思想達到新的高度。
啟蒙運動中的「自由三劍客」到了十八世紀，人文主義又發展為反對啟蒙思想一切以「抽象理性」為本的思潮，反對啟蒙思想的「抽象理性」的僵化、空疏，認為必須從整全性、豐富性和質實性來看人。可能有讀者看暈了。不過不要緊，我們可以將西方哲學思想簡單地總結為三個流派：天主教神學：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所以還是別思考了，一切以神為本！（神本）人文主義：神是虛構的，理性是基於人的，一切以人為本!（人本）啟蒙思想：人是軟弱的，神是虛幻的，一切以抽象理性為本！（物本）上述內容只是高度概括，人文主義和啟蒙思想各自又分為多個流派，彼此間既有對立又有統一，十分複雜。總之，西方思想界吵了兩千年，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四個：什麼是人（的意識）？什麼是神？什麼是抽象理性（客觀真理）？三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到了今天，「什麼是神」這個問題基本不在主流思想界的討論範圍之內，尼采就說過「上帝死了」，因此就變成了三個問題：什麼是意識？什麼是客觀世界？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意識與客觀世界如果要對人文主義的本質進一步分析，所謂「人本」是相對於「物本」和「神本」而言的，西方文化占強勢地位的是「物本」和「神本」，前者成就科學和形而上學（哲學）；後者成就宗教信仰。「人本」居於「物本」和「神本」之間，作一些補漏的工作。而在中國，始終是「人本」占統治地位。搞清楚了人本、物本和神本之間的關係，就可以嘗試回答一下長期以來困擾中國人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古代科學蓬勃興旺，而近代科學萌生於西方，沒有萌生於中國？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應該說，有多重因素造成了這一結果。不過在作者看來，如果要抓住其中最核心的一點，答案就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中國沒有基督教啊！這裡不是說基督教正向催生了近代科學，而是恰恰相反：基督教用宗教蒙昧理論禁錮人的思想，壓制了人對自然的探索。然而，探索自然是人類天性，壓制越大反抗越大，在長達千年的壓制下，蘊藏的反抗力量也是驚人的，因此在反抗中不僅推翻了宗教統治，還產生了近代科學。當然，近代科學產生的原因還有很多其他因素綜合作用，但思想上的壓力和動力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可能有讀者還是不理解，以下是進一步說明：在人類早期，各個文明都會產生對自然和自身的好奇和探究心理，因此都會產生以人為本，洞察宇宙，探索人生的想法，這是自然而然的。華夏文明、古希臘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有各自的探索。然而隨著探索的進展，未知的內容不會減少反而會越來越多，古希臘數學家及詭辯家芝諾就說過：「知識就好像一個圓，已知的在圓內，未知的在圓外，知道得越多，這個圓越大，圓越大，未知的就越多。」
喜歡提出各種佯謬的芝諾人類懼怕未知。對於越來越廣闊的未知世界，這時就會產生另外一個自然而然的想法：想像出超自然力量暗中控制未知的一切，以解釋未知，並將超自然力量賦予人格，這就產生了是神，並由此衍生出宗教。到了這裡，三大文明產生了分歧：印度文明演化過程中，人的理性被宗教徹底壓制，再也沒走出來。
印度眾神（設計台詞：俺們那噶噠一切都是神力支配）華夏文明早期通過對宗教進行深刻反思，理性佔了上風，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在此之後，始終沒有形成宗教對理性的絕對壓制，因此華夏文明在古代發展得十分成功；但是反過來，受到的壓力（挑戰）不足，發展的動力也就不足，當時的科學足以解釋人的疑惑，沒有動機進一步更深入的思考；而中國國家太大，人和人之間的問題太多太複雜，治理起來十分困難，這是比科學更為緊要的問題，智力資源都去研究如何實現政治治理，探索自然動力就更不足了，因此東方古代科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停滯了。
工作績效曲線（惰性使然，人無壓力不動）西方文明的地緣相對於印度文明和華夏文明，最大特點是其開放性，容易受到各種外來影響。因此，西方文明一方面受到宗教的絕對壓制，另一方面存在各種外來的重大事件（例如黑死病、穆斯林入侵、輸入來自東方的文化技術）產生巨大思想衝擊，又迫使西方人不得不去懷疑宗教。聖經中強調，一些事情的發生是上帝的旨意，是屬於上帝的奧秘，人類是無法了解的。例如，瘟疫發生了，基督徒會說這是上帝的怒氣，是奧秘。基督徒只會不停地懺悔並懲罰自己來換取上帝的寬恕，沒有基督徒膽敢去研究上帝的怒氣是如何發作的。但是，黑死病這一超級瘟疫破壞性實在太強，並且反覆發作，任何祈禱都無濟於事。在幾乎要導致亡國滅種的生存危機面前，他們不得不去探尋其背後運行的規律，在探尋過程中就會如幾百年前的中國人那樣，發現這並不是什麼上帝的怒氣，而是可以控制、可以預防的傳染病。（唐代的孫思邈在其代表作《千金要方·卷九·傷寒》「辟溫」一章中，就提出了行之有效的針對瘟疫的系統性治療和預防方案）
宗教在黑死病面前無能為力，迫使歐洲人懷疑人生但是，由於宗教理論發展了上千年，神學（經院哲學）極為完備，要想從理論上推翻宗教可不那麼容易，必須深入研究客觀世界才能揭穿宗教謊言，光是亞里士多德那一套解釋是不行的（我們現在知道，這位古希臘科學家幾乎所有主要方面的論述都是錯的）。在揭穿宗教謊言的各種努力中，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就越來越深入，而為了打破邏輯完備的經院哲學，論證也必須思維縝密，邏輯完備。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科學的發展，就是將曾經不理解的超常和超自然現象一步步變成可以理解的自然和正常現象。在古人看來，氣象現象就是神明手中的超自然計劃，而現在我們明白它們只是溫度和氣壓變化造成的；中世紀人們認為瘟疫是婦女與魔鬼嬉戲的惡果，而現在我們知道它是細菌和病毒引起的傳染性疾病。
古代經驗理論的代表——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設計台詞：我已經把自然界都理解透了，大家有問題問我！）
經院哲學的代表——托馬斯.阿奎那（公元1225年-1274年）（設計台詞：我可以用五種方法證明上帝的存在，啥問題也不要問了，信仰上帝最重要！）
近代科學的代表——伽利略（1564-1642年）（設計台詞：我認為樓上兩位都在瞎扯淡！）再加上商品經濟發展、航線的開闢，對於歐洲人產生了信息大爆炸的影響，極大地開闊了他們的思路，並帶來了各種實際技術問題。對於這些實際問題不斷鑽研，解決，並探討其背後的原理，不知不覺之間，近代科學就誕生了。在近代科學誕生的早期，神學理論也在跟隨科學發現「與時俱進」，促使科學研究必須不斷深入。例如1665年，克里斯蒂安·惠更斯（1629-1695年）提出土星環理論時，天主教神學家裡奧·阿拉丟斯宣稱，那是耶穌基督復活進入天堂的聖包皮。為了應對神學理論的挑戰，科學家們必須更加深入地研究，揭示土星環實際是由碎冰和塵埃構成，並且探尋土星環真正的形成過程，這樣，近代科學不斷演進，就變成了現代科學。即使今天，關於上帝創造生命與生命演化理論之間的較量還沒完全停止，必將激發人類進一步探索，最終解開生命的全部奧秘。
克里斯蒂安·惠更斯（設計台詞：聽說，有神棍聲稱我用我發明的天文望遠鏡看到的「土星耳朵」是聖包皮，我的心中頓時一萬隻草泥馬呼嘯而過）綜上所述，正是因為基督教的神學理論發展得十分完備縝密，使得人們為了打破基督教的桎梏，必須深入地思考並細緻地研究自然，才萌生了近代科學。因此，西方發展出科學，最應該感謝的對象是基督教。正如一個人成功，最應該感謝的是他的敵人，一個國家的進步，功勞最大的也是其敵對勢力，因為來自敵人的壓力，是前進的最佳動力。最後用形象化的語言總結：基督教在西方科學發展歷程中發揮的作用，就如同皮鞭和枷鎖，將人類思想關在牢籠中，並不停地對其鞭打，最終使其痛苦萬分地突破牢籠，脫離了早期經驗學說以及宗教蒙昧，沖向嶄新的科學天地。而東方思想界沒有牢籠的束縛，搶先跑了一段距離，獲得了行之有效的經驗理論，但是由於缺乏鞭打的刻骨疼痛，終於懶洋洋地停滯下來，錯過了跨入近代科學之門的機遇。托馬斯·莫爾是一位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者，人文主義提倡人的自由，反對宗教對人的禁錮。那麼，在他位極人臣後，會按照亨利八世的意願，幫他爭取婚姻自由嗎？欲知詳情，請見下章分解。
亨利八世與安妮博林（右圖為《都鐸王朝》劇照）（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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