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聚焦：文學如何直面時代現實，並做出有力表達

原標題：2018年北京圖書訂貨會舉行，專家聚焦——文學如何直面時代現實，並做出有力表達

對一部長篇小說，或是我們時代總體的創作，自然會有各種不同的評判標準，但也未嘗不是如評論家李敬澤在日前於北京圖書訂貨會現場舉行的「張煒長篇小說《艾約堡秘史》新書發布會」上所言，有一個複雜的相對性的尺度。以他的理解，這個尺度體現在一個作家的創作能否直面我們的現實，以及對這個時代人們的精神狀況提出自己的疑難，並在總體上做出真誠而有力的表達。

以此對照，李敬澤表示，2017年很少有中國的長篇小說達到了這一標準。在他看來，我們的作家有很多的想法，可以做出很精緻的、很可愛的東西，但這個時代真正有意義的寫作，真正有力的寫作，還是要能處理和把握現實。「這也是最終衡量我們這個時代文學成就的一個重要標準。現在大家都喜歡用一個詞，叫『正面』，但真正要做到這一點，可以說是非常困難的。」

「搬動」龐大現實的氣力和勇氣

當然，有困難並不是說作家就不該去做這樣的努力。恰恰相反，即使明知「搬動」龐大的現實，很可能會失敗，卻依然能迎難而上，才能像李敬澤說的那樣，體現出一個作家的胸襟和氣魄。在他看來，張煒進行的就是這樣有大氣魄的寫作。

《艾約堡秘史》通過私營企業巨頭淳于寶冊吞併風光旖旎的海濱沙岸的典型現代事件，聚焦當今中國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既高度依賴又相互糾結的尖銳現實，直指工業化城市化和資本擴張過程中的公平與正義問題。淳于寶冊歷經磨難，由一個文學青年成長為聲名顯赫、舉足輕重的大實業家。由他親手締造的狸金集團成為一個無堅不摧的北方王國，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與一個小小漁村的對峙中卻陷入了一場勝負難分的痛苦鏖戰。

某種意義上，淳于寶冊這個人物，集中了這個時代很多精神的困境，也正是張煒要處理和解決的難題。李敬澤表示，我們會在一些作品裡，看到一個人物身上集中了各種各樣的矛盾，最後這個人會被這些矛盾，被這個時代所謂的現實感壓得動彈不得，到了就是一聲嘆息。「但我們看到，淳于寶冊依然是有內在和外在的行動力的，他不僅能面對內在的困境，同時在經過艱苦的過程後，依然有能力為自己做決定，這是特別可貴的。我不知道現實生活中會不會有這樣的人，這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一個作家就是寫了這樣一個人，而且整部小說讓人信服，這就叫藝術和小說高於生活。」

在李敬澤看來，張煒的這部小說，為我們時代的寫作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範例。「它對當下文學是有意義的，我是說對作家如何站立在這個時代的高處寫作是有啟發的。」李敬澤表示，張煒一直活躍在新時期文學裡，已然是一個經典性的作家，但在內心深處，他還是那個荒野上的少年，那個不怕失敗的少年。他依然能夠打著赤腳，像一個孩子一樣，直接撲到生活的泥濘里去，撲到世界的說不清的地方去，去面對那些複雜的、困難的、說不清的東西。「對寫作來說，最核心的是氣力，還有就是勇氣。作為文學的新作者，有勇氣不難。但對於一個有了名聲和歷史地位的作家來講，勇氣比什麼都重要。」

確如其言，張煒表示，這次寫作於他是一次冒險。他這麼說是因為眼下一說到企業家，大家腦中都會浮現出影視等媒介里塑造的形象，換言之，這個形象已經概念化了，所以要寫出真正的、不那麼概念化的企業家就很困難。再一個冒險是寫愛情。「影視劇里，有很多愛的呈現，針對企業家的愛情，也有一套現成的體系和模式。想把企業家的愛情寫得像那麼回事，就要把概念化的詞語全都粉碎了，拿出自己的表述。我就是帶著這樣的恐懼、謹慎去尋找自己的語言，走入真正意義上的個人和自己，這個意義太重要了。」

事實上，為了這次寫作，張煒可以說做了非常充足的準備。這不僅在於他閱讀了很多這方面的書，接觸了一些所謂財經界的人，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生活、愛情乃至於家庭和睦等細節，還在於他這部小說是時間慢慢沉澱出來的。張煒回憶說，1988年，他在外邊遊走的時候，碰巧遇到了一個老闆，他一眼就認出是他十幾歲時認識的一個文藝青年。那時，他們徹夜談文學，老闆說他寫了好多稿子，大概七八百萬字，都沒拿出來發表。「我就問他，準備拿寫的那些作品怎麼辦？以後還寫不寫？他說，我以後還要寫一點，我有錢，我可以把我過去寫的東西，用小牛皮燙金的書封包起來。我真是覺得這是一個有吸引力有魅力的人，他有那個文學雄心，確是超出了一般老闆的抱負。」

當時，張煒就想總有一天，他會寫寫這個人物。到如今，他終於把從1988年就開始思考的東西，冒險寫了出來。這正應了他自己的話：「我寫長篇沒有一個少於15年的醞釀。這樣的長篇出來以後，它是有重量的。僅僅一兩年、兩三年甚至四五年的思考，這個作品肯定是寫不好的。」

某種意義上，正是基於張煒的深入思考，評論家陳曉明從這部小說中感受到了非常直接的精神上的衝擊和挑戰。陳曉明坦言，小說寫出了他那一代人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這一代人是脫貧致富了，奔小康了，但在精神和心理上面臨一個非常大的落差。「在這部小說里，張煒不斷在追問，淳于寶冊在物質上什麼都有了之後，他的精神、他的內在、他的心裡還存留著什麼東西？」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話

正是這樣的追問，讓陳曉明強烈感受到張煒的寫作中，依然有精神的東西在煥發。「可以說，張煒扛起了一面具有英雄主義色彩的浪漫旗幟，這在當代文學中是非常欠缺的，也是極其可貴的。其實，中國文學中浪漫主義應該說發展得非常充分，但現實主義興起後，就被壓抑下去了。張煒以非常豐富、非常有個性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標示出中國文學裡非常可貴的一種經驗和高度。」

浪漫主義藝術探索的路上，或許並不缺乏同行者。至少紅柯是如評論家賀紹俊所說一個很難得的一直張揚著浪漫主義寫作的作家。作為「天山——絲綢之路系列」文學創作的一次總結，他的長篇新作《太陽深處的火焰》採用復調式的結構。一條線集中書寫的是當代知識分子坐困書城的精神困境。另一條線講述渭北大學徐濟雲教授和新疆姑娘吳麗梅年輕時的浪漫愛情故事。紅柯突破以往單純描寫人和動物、人和自然的關係，第一次在作品中寫到人和人的共處，細緻刻畫陝西關中民間皮影藝人的日常生活、工作狀態及內心世界。

以賀紹俊的觀察，紅柯寫作伊始就追求那種非常奔放的浪漫主義氣質，這與當代文學主流並不是那麼合拍。「雖然我們呼籲走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道路，但實際上在當代文學裡佔主流的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是被壓抑的。」在賀紹俊看來，或許正是紅柯一直堅持浪漫主義寫作，使得他比較「慢熱」，而他的浪漫主義一方面源於他的個性，更與他的生活經歷有很大的關係。「他是在山西出生的，上世紀80年代跑到新疆，後來長期在陝西生活。我們也知道，新疆就是醞釀浪漫主義的肥沃的土壤。這樣的生活經驗，使得紅柯在這部小說里，讓新疆和陝西進行了精彩的對話，也讓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做了很好的融合。」

紅柯能做到這樣的對話與融合，同樣得益於他漫長的積累。或許只是巧合，和張煒一樣，也是在1988年，紅柯在新疆讀到哈薩克生命樹創世神話，由此點燃了小說最初的「火焰」。那一年，他帶學生實習穿越沙漠戈壁，無數次碰到大漠紅柳，2000年，他參加中青社「走馬黃河」活動，考察黃河中上游各民族民間藝術，在這一過程中，剪紙與皮影又激起了他對生命樹神話和大漠紅柳的深層感受。「從1983年發表第一首詩到2015年完成這部小說，我的創作就是一個核心：火。西部各民族的皮影從古到今以油燈、汽燈、電燈取光。當我感悟到皮影背後太陽的光芒時，紅柳就成為大漠火焰，成為地火。當宇宙天地萬物的生命進行對話時，我就放棄了抒寫法顯、鳩摩羅什、玄奘這些高僧的打算，重點抒寫絲綢之路古道上被歷史遮蔽的卑微的生命。萬物皆幻影，幻影的背後有神靈。」

實際上，當紅柯轉向抒寫「卑微的生命」時，他的寫作就不由得增強了批判意識。賀紹俊表示，如果說在紅柯的文學世界裡，新疆是熱的，是浪漫主義的來源。那麼陝西就是冷的，面對陝西的現實，他是有批判的。在賀紹俊看來，這一點對紅柯來說是很重要的。「紅柯肯定有不滿，但他以前很多作品，其實是有逃避現實的傾向的，只要進入到文學寫作中，他寧可暫時迴避現實，放大浪漫的東西，但在這部小說里，他正視現實，表達了對現實的批判。他在批判現實的時候也在尋找答案，在思考我們的世界為什麼會出問題？」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評論家白燁更為關注小說里有關西域與關中的文化衝突。他認為，小說有著紅柯筆下常見的西部風景與浪漫情懷，但最為獨特的，是立足於文化自省的文化批判，以及對於生態文明與學術清明的深切呼喚。與此同時，白燁強調，在紅柯的作品裡，能讀出一種其他作家作品裡少有的，很深厚、很堅定的生命意識。「紅柯希望生命能夠自由成長，所以對生命充滿了很多歌頌、讚揚，生命是他創作中非常重要的點，也可能是解讀這部小說重要的觀察點，紅柯從來不是簡單地寫生活，而是寫生命，寫生命的狀態。」

現實感和人文性的融合

毫無疑問，作家周大新的長篇新作《天黑得很慢》，寫的正是一種生命狀態。這部全面關注「變老」話題的小說，也凸顯了周大新對生命的深度思考。

小說以「擬紀實」的方式，用萬壽公園的黃昏納涼活動安排結構全書。周一到周四，是養老機構、醫療保健機構、養老服務機構、健康專家的推介活動。周五到周日，是陪護員用親身經歷講述陪護老人的故事，通過這樣的近距離觀察，小說透視了養老、就醫、親子關係、黃昏戀等當下社會的種種問題。

由此，恰如評論家吳義勤所言，小說把現實感和人文性做了非常好的融合。「周大新對現實非常敏感，他能在非常短的時間裡，對一些現實問題進行文學化的處理。同時，在這樣的處理中，也浸透了他那種細膩的、悲憫的、人道的人文主義情懷。小說從題材上、從主題上就非常具有衝擊力。寫出了當下老年人生活的痛感，那種無以言說的孤獨，既沉痛，又溫暖。」

而在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小說在結構上的創新。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何向陽認為，周大新是有先鋒意識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先鋒意識主要體現在小說結構的探索上。他的很多小說，不管是《第十二幕》《21大廈》《戰爭傳說》《湖光山色》，還是近年的《安魂》《曲終人在》，都有獨出機杼的結構。周大新在這方面無疑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事實上，結構並不只是小說寫作的一種手法，而是體現了作家對世界的獨特理解，也代表了作家觀察和書寫時代的一種角度。無論張煒、紅柯，還是周大新都以自己的角度，寫下了對我們置身其中的時代的感受和理解。電影《尋夢環遊記》中有一句台詞，「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記得你」，對作家來說，真正的活著是時代「記得你」，因為你在寫作中留下了時代深刻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