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詩詞平民心

在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漫長歷史中，曾有過數百代封建帝王，他們之中大多數能吟詩作賦，可是有誰的作品能像南唐李後主的詞那樣，得到社會這樣廣泛的流傳，引起人們這樣普遍的共鳴呢？沒有，一個也沒有。

相傳為中華民族始祖的黃帝曾作歌：「日中不慧，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柯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為虺弗摧，行將為蛇。」很富有哲理性，但講的是帝王用兵之法，於一般民眾無多大關係。

又相傳虞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詩》：「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講的是帝王治民之事，於一般老百姓亦無多少關係。

他們的詩作因年代古遠，真偽難辨，雖「晉紳先生難言之」。

後來項羽被圍垓下，別姬作詩：「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接下來劉邦在故鄉宴請父老鄉親，酒酣時「慷慨傷懷，泣數行下」，且歌且舞，唱出「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大風歌》，都可謂悲哉壯哉，但於一般老百姓仍是身外事，在他們的心中很難激起同感。

魏王曹操橫槊賦詩：「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現了他個人求賢若渴、建功立業的迫切心情，但在大眾的心靈里，是難以喚起他們與之類似感情的回憶的。

其他無論是漢武抑或唐皇，都沒有可與李後主詞堪為匹敵者。其後如宋徽宗趙佶被擄途中，作《燕山亭·北行見杏花》：「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和夢也新來不做。」（唐圭璋《全宋詞》第二卷所載稍異，在「怎不思量」後為「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雖是和淚自言身世哀戚，不過畢竟與一般民眾感情相距太遠，至今鮮有人提及。

俱往矣，俱後亦矣！惟有南唐李後主一人，能以他具有巨大藝術魅力的詞作，在帝王與平民的心理鴻溝上構建成一道情感相通的彩虹，使有著不同經歷和身世的人們心中也能產生共鳴。千百年來，一直深為民眾所喜愛並廣為傳誦。

李後主名李煜，生於937年，字重光，961年即南唐國主位。苟且偷安十幾年後，過了兩年多的囚徒生活，終於在978年的七夕被宋太宗派人毒死。李煜詞現存於《全唐詩》中的共三十四首，分別載於《全唐詩》第一冊和第十二冊。其中雖有錯雜相混之作，但大部分可信者均是出類拔萃的名作，佳句觸目皆是。如《清平樂》：「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虞美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相見歡》：「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由李後主是個「好讀書，善作文，工書畫，知音律」的文學奇才，就可以想見他的詞作決不只是區區幾十首之微的。以李後主「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生活環境來探測，他飽鑒的不是人情世故、社會現實，而是熟諳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作為一個君主，他苟且偷安，不思亦無力勵精圖治，開疆拓土，可說是昏庸不堪；但作為一個詞人，他卻神思奮飛，日有所獲，不斷地開拓出新的藝術天地，真是才華橫溢。這樣一個位極帝王的詩人，與歷史上眾多的帝王相比，無疑是文學成就最高的一個；即便是與後來的一流詞人相比，也可說是各有千秋，難分軒輊的。

李煜後期的詞，以其勾魂攝魄的藝術魅力，早已獲得了人們的交口稱譽，這是公正的。但割斷李煜後期詞與他前期詞的聯繫，以為前期詞的思想、藝術均無可取之處，則是有失公允的。只要我們不是以衣帽取人，而是比較實事求是地評價作者及其全部作品的話，也就不難撥開重翳迷霧，看到李煜前期的「歡樂之詞」所取得的高度成就，是並不在溫（庭筠）、韋（庄）、馮（延巳）之下這一事實的。

二

詩歌，特別是以抒情為主的詩歌，是不必以塑造藝術形象為目的的，更不用說詞這一「詩中之詩」了。但既然屬於文學的範疇，就不能不把思想感情附著於形象，並藉助於形象，讓讀者從中體味出自己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試讀李煜的詞，就不難明白這一點。

李煜透過他的詞中多種多樣的、有實感的形象，傾注了自己或喜或悲的豐富情感，外化成極富抒情意味的詩句，使千百年來的讀者或程度不同地引起感情上的共鳴，或在詩句思想意義上有了更深廣的理解。這裡僅就後者，略析李煜幾首詞中的名句。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相見歡》

李煜本意是用「使人黯然銷魂，惟別而已」的離愁，來襯托使自己更為難堪的國亡身囚的愁苦。今人則不但將「剪不斷，理還亂」用來形容無法排解的愁悶，而且還用來形容盤根錯節、難以解決的矛盾。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已成了非當事人莫能領受的微妙感情的同位語了。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虞美人》

李煜用奔放之筆，寫出這兩句流傳千古的佳句，實際上只是他對自己的巨大哀痛的作的一種形象的藝術誇張，但後人卻從中領略到了更為廣闊得多的含義。「文革」期間，上海有位教授讀到此句時，聯想到自己的境遇，不由得失聲痛哭垂淚；又如《迦陵論詞叢稿》的作者葉嘉瑩就認為「問君能有幾多愁」是「對人生徹底的完結」，「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是對人生「徹底的答覆」，兩句表現出「人生所有的只剩下了一片滔滔滾滾永無窮盡的哀愁而已。」這種理解，無疑是遠遠超出作者寫這首詞時的思想認識的，但也不無不可。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浪淘沙》

有人認為李煜這兩句詞是指「春去了天上？還是仍在人間？」似乎亡國之君還不明白春歸何處，還抱有復國的幻想。這恐怕與李煜的思想不合。事實上當時李煜已感到「春」（即往日的富貴榮華、位極天子）已渺不可求，只能在夢中「一晌貪歡」了。他已陷入不可自拔的極度悲哀之中，惟有「因春去，天上人間之途不可復通」的理解，方切近詞人本意。至今經常出現在人們口頭或書面的成語「落花流水」即此句的縮略形式，它泛指一切猶如流水不可回頭、落花不可返枝的無可挽救的結局現象。

僅從幾句詩詞中就能得到這麼多的感受，其中固然有與作者感受相似的地方，但不可否認，也有很多卻是讀者從詩句展示的形象中得出來的，而非作者創作時即存在的。從作者藉以表現個別思想的形象中，便可以概括出具有人生普遍意義的思想來，這就證明在文學創作中，作者筆下的形象所包容的意義，是可以也應該大於作者當時的思想認識的。

其實，「形象大于思維」並非是一個聳人聽聞的文學理論命題，而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都確實存在著的一種文學現象。如法國偉大作家巴爾扎克，俄國文學巨匠托爾斯泰等，他們的作品的客觀社會效果、客觀思想意義，往往和他們用抽象議論所表達的或自己要在作品中表述的思想不完全一致，甚至恰恰相反。又如我國唐代大詩人杜甫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按照杜甫當時的思想和生活及所處的社會狀況來推測，大概是他目睹此種不合理生活圖景而得出的直觀感受，並飽和著自己仕途坎坷、窮愁潦倒的怨憤。今人理解這兩句詩，則遠遠超出了詩人原來的思想深度。法國莫泊桑的《羊脂球》和我國夏衍的《賽金花》發表後，讀者對作品中妓女愛國抗戰的形象都曾出現過兩種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這些都說明文學作品中的藝術形象，確實可以大於作者的創作思想，正如文論家們所說的：一千個人讀《哈姆雷特》，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三

作為個例，我們對李煜前期的一首並不算膾炙人口的《菩薩蠻》，試作一較詳細的解析，以從中感受李煜那特別敏銳的直覺能力和高超的藝術技巧。這首詞刻划了一個熱戀中的婦女典型形象，具有純真自然的感情色彩，確是可與任何相似題材的優秀詩作相頡頏的絕妙好詞。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 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詞中首句「花明月暗飛輕霧」，這是寫女主人公（也許就是小周后吧，當然也不必非要坐實）由近而遠的觀感：在一個春天的夜晚，窗前的花兒明晰可辨，月亮由於薄霧的遮掩而顯得有些黯淡，這時女主人公欣然作出「今夜好向郎邊去」的決定。這兩句詞在表現女主人公期待幽會的時間長久、心情的熱切方面，可說是曲盡極致，堪稱絕妙了。以首句而言，雖寥寥七字，卻每字都有一層意思：「花」，點明應是花開的季節，暗合「有女懷春」之意；「明」，表明這不是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之夜，亦表明花與人的距離之近，也許就在窗前；「月」，標明時間在夜晚，而不是晦暗的白天；「暗」，指月亮給人的朦朧感覺，亦以此引出下面的原因；「霧」，一般產生於午夜時分。古代當然沒有鬧鐘，女主人公也不可能請別人到時提醒自己，只能獨自靜靜地等待適宜的時候到來；「輕」，寫明具體時間是在夜霧初起之際；「飛」，劉永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作「籠」字，似以「飛」字更佳，因為「籠」是靜態的，而「飛」則既表現了薄霧的狀態（很快地飄動），又表現了女主人公急不可待的心情。全句真是字字相連，字字難易。下句「今宵好向郎邊去」，寓有去幽會的好天氣不常有，等待的時間太久長的意思。由此促使好果斷地下了趁此良宵，不顧一切去與戀人相會的大膽決心，同時又為結句「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埋下了伏筆，交待了前因。全詞風格樸實自然，用字清淡雅緻，頗有意境。在刻劃女主人公的剛柔性格方面，亦做到了各盡其美。如苦等適宜的天氣，不怕別人的責難，霧夜決然赴約，表現了性格剛的一面；而體貼對方的溫存，又表現了其性格柔的一面。這首短短四十四個字的小詞，卻出現了兩個大的場景：女主人公的住處與畫堂南畔，而女主人公的一連串列動，僅用「 襪步香階」，就巧妙地運用這種純客觀的藝術手法，揭示出其性格的複雜性和愛情的熱烈程度。

總的來看，這首詞的意思並不難解，很容易看出這是寫一女子欣然赴期的所謂「艷詞」。那麼應該怎樣看待這首詞呢？按照某種所謂「正統」的理論，毫無疑問是應痛加批判、嚴加禁絕的。不過，平心而論，這首詞為什麼就不能認為是一首優秀的愛情詩呢？《詩經·野有死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舒而脫脫兮！無感我 兮！無使 也吠！」不是寫男女偷期嗎？《詩經·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不也是寫女子主動往男子處幽會嗎？為什麼它們就可作為優秀愛情詩載入各種選本供大家閱讀欣賞呢？究其原因，無非是李煜雖是個大詞人，卻不該坐皇帝的龍椅，否則很可能早就另當別論了。

在一些人看來，既然皇帝是地主階級的頭子，生活上是荒淫無恥的惡棍，對婦女（不管是何種出身地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愛情，婦女對他也不會產生真正的愛戀之情。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曾因白居易詩《長恨歌》等而引發了一場關於「皇帝有無愛情」的大爭論。1956年周揚《在劇協第四次常務理事會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中就說過：「皇帝，我們總認為他沒有感情，實際上，他的感情可特別豐富。他成天沒事幹，就專搞感情的事。漢帝和王昭有感情也可以嘛！人的感情是有矛盾的，壞人有的時候也有感情。他還有好的一面。」這話雖有其片面性，但也不無正確之處。飲食男女，因為人之常情；愛美之心，亦有同嗜焉。但任何人都只可能對極少數人產生特別親密的感情，這一事實已為現代心理學所證明了，如「氣泡說」等。恩格斯曾指出：「人與人之間的、特別是兩性之間的感情關係，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皇帝也是一個人，雖然他不同於普通人。後宮佳麗三千，有幾個能得到皇帝的寵幸？白居易的《上陽白髮人》就深刻地反映了這種殘酷現實。杜荀鶴《春宮怨》：「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亦說明貌美並不是皇帝垂青的惟一條件。只有從李煜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這個基本事實出發，才能得到比較情理的解釋。在李煜身上，除了他的階級特點外，還有著許多人類共有的情感，儘管具體表現的形式不同，但基本特徵是相似的，因此他也能寫出具有普通人情感、涵蓋力特別廣泛的詞作來。這一點，王國維曾在《人間詞話》中對李煜詞予以很高評價，認為他「儼然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從這首《菩薩蠻》中，就可說李煜寫出了一種人類普遍的異性之愛，細膩逼真地刻划了一個性格果敢、感情真摯、正處於熱戀之中的女子形象。試想如果沒有雙方愛情的巨大動力，這個女子能有「花明月暗飛輕霧」的久待之心嗎？能有「今宵好向郎邊去」的欣喜之情嗎？能有「 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的大膽細心嗎？能有「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的體貼入微嗎？應該說，正是男女雙方都有「換我心，為你心」的感情交相涌流，才會產生這種真摯熱烈的愛情。也正是由於詞中藝術地再現了這種真實可信的愛情，開掘了通達世人心靈的渠道，才使它具有如此動人心弦的藝術力量。

當然，李煜後期悲愁之詞的成就，的確大大超過了他前期的歡樂之詞，但這種現象與藝術樣式亦很有關係。「在許多文學品種中內，有一種發展特別完美，就是悲劇。」（丹納《藝術哲學》）哀而動人的悲劇藝術是戲劇的「最高階段，是藝術的冠冕」（別林斯基《詩的分類和分型》）。我國古代早就有「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的說法（韓愈《荊譚唱和詩序》）。倘若我們把《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等比作李煜詞中的牡丹的話，那麼這首《菩薩蠻·花明月暗輕霧飛》就可說是一朵玫瑰，它雖不及牡丹的國色天香，卻也自有它迷人的風姿韻味。

中國詩歌主要是以語言優美的抒情揚名海外的，而中國詩人則主要是以細膩深刻的感受和表達能力著稱於世的。李煜正是中國詩人的一個傑出代表，他的詞作，「為唐五代曲終奏雅，為兩宋蘇辛一流風氣之先」。這樣一位有定評的大家之作，卻在現存的某種理論面前遭到冷遇、貶低，被認為是「只有較高的藝術技巧，無多少思想內容」的沒落、亡國的哀鳴。我覺得這種理論，無異於製作了一個無形的鐵框子，使人們囿於某種公式化、模式化的制式解讀，束縛了人們對李煜詞的全面欣賞。因為人們在吟詠李煜詞時，不可能僅僅是欣賞它渾然天成的藝術美，還應深淺不同地從中領悟某種人生的哲理。

徒具藝術形式美的文學作品，不過是沒有香味的紙花，充其量只能引起人們某種直覺的快感。而既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又具有高度的藝術技巧的作品，則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長青樹。這種永久的生命力來自於人們以作品的欣賞和作品對人們的啟迪。清詞妙曲出肺腑，情真意切感人心的李煜詞，就是這樣一棵長青樹。